田凌云 | 胡学文《龙凤歌》的两性觉醒与命运突围

文|田凌云

一

女性的命运总是比男性有着更多的不确定性。梦游是《龙凤歌》女主人公马秋月命运的前因，也是后果。梦游无疑是一种“无意识”行为，而“无意识实际上也是一种文本”，“无意识就像语言一样是有结构的，是他体的话语。”1作者用这样的方式让马秋月出场，不仅为后来朱丹的身世之谜埋下伏笔，同时也暗指了马秋月的独特的心理结构。小说几次写到，马秋月面前总似有“一团粘稠的雾”，不可名状，就像说不清朱丹是否是因马秋月梦游在其无意识中与外面男人生出的野种一样，令人纠结而又无迹可寻。小说的开篇出现“白兔”，也与梦游的马秋月构成了一个美好的互动。小说的结尾，白兔的喻体再次出现，暗指马秋月干净、纯粹的心灵始终未被世俗苦难和命运波折所污染。女性的身体与精神由于命运的捉弄，似乎处于分离状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凤”寓意美好，所谓“龙凤呈祥”。马秋月头胎所生下的朱红和朱灯就是是龙凤胎，一切看上去都是天赐之福。但命运造化弄人，麻婆子出场，用一系列故事“泄露”天机，给马秋月的心灵蒙上了阴影，“龙凤”的美好寓意才开始扭曲、变味。麻婆子作为豆庄的一个“谜”，到死都没人知道她的年龄和身世，但却像先知一样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和弥赛亚式的精神内力，成为这部小说几乎唯一的内视角，俯瞰朱家两代人的命运，并在关键时刻做出判断和建议，仿佛全知全能的上帝。作者着重突出麻婆子的神秘与与众不同——“麻婆子比马秋月想象的白净，而且就外貌而言，也就四十岁，脖颈处也看不到皱纹。眼睛沉静而不失灵动，那不是浅溪，而是深潭。神情不像泥窝里滚爬过，更不像遭遇过地狱的油烹火烤，没有一丝从事过那个行当的卑屈、愧悔、悲伤，当然也无享尽春风的得意和怡然，自然更无心如死灰的呆滞与落寞。那是混杂了太多东西、年深日久已完全彻底融为一体没有任何杂质因而显得素净的神色，却又如森林般望不到底、充满活力。她盘腿坐着，黑棉裤，暗紫色对襟棉袄，盘扣齐整，既没抽烟也没嗑麻籽，所谓的嘴不得闲显然不实，在传说中放大了”2，以及“她从不避讳在窑子里呆过，像说一棵树一根草，别人有秘密，守还怕守不住呢，她倒好，撕开让人随便瞅”3麻婆子身上的某种过人之处和对命运的坦然接纳，也是她自身命运的必然结果。马秋月因听了麻婆子的故事而担忧龙凤胎的命运，她也只会听麻婆子的建议，让女儿朱红与儿子朱灯分开，借住到外婆家，而不是让儿子出去借住。在这里，女性潜意识里好像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听从自己，服从命运，牺牲自己。

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也可以翻译为“世界在语言中存在”，麻婆子正是用故事的形式编织出一座语言的迷宫，马秋月迷失在这座迷宫中，对号入座双生子的命运，接受了命运的神秘暗示。当然，这肯定不是麻婆子的本意，她的本意仅仅是讲故事。语言是谣言的载体，故事是谣言的变体。小说里的大部分人物，几乎都被谣言动摇过、摧残过、难堪过。从“大有女人”的各种闲话，怀疑朱光明二哥三哥的身世，再到朱光枝让朱丹和朱光明滴血认亲，以及小说下卷朱灯面对老闺女和罗毕干关于罗响之死的各种对真相的流言式猜测，都可以看出“谣言是对权威的一种返还，谣言提供的信息与官方信息是并行甚至是相左的，谣言是一种反权力”，同时“谣言可以被看作一种疾病，一种精神癌症”4。女性天生就是语言家，也最可能接受语言的暗示，成为语言的受害者。马秋月不止一次问过麻婆子故事是否会一语成谶，而麻婆子的回答则充满了佛学和玄学色彩，大有“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之意。让我们不免想到《心经》里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同时想到柏拉图的理念说——我们都是洞穴里看影子，以影子为现实的人。

小说的下卷由朱丹的意外身亡又回到朱丹的意外身亡，作为马秋月的三子，朱丹的死意味着龙凤胎再次归位，像太极图一样回到平衡状态。这里面虽然有一些命运的曲折，比如朱红的丈夫刘长腿屡次出轨、朱灯的哑巴在好坏之间来回反复、朱丹的人格在勇猛和懦弱之间流返，但终究是有某种宿命论式的东西笼罩着朱家的三个孩子，使得朱家最终只剩下朱红和朱灯这对龙凤胎，唯独留不下朱丹。朱红和朱灯的命运也从未平稳安详过。刘长腿作为朱红用“战斗”得来的丈夫，却屡屡用出轨来回应朱红对他的信赖和深情；朱灯三岁前难开金口，后却因一块月饼开始说话，长大后又因为哑女失声，再次成为哑巴。这些都看出了麻婆子“故事的威力”，先知的定位和身份的不可测，龙凤胎终究难逃多舛的命运，注定要各食苦果。

朱光明和马秋月开始的两代人的命运都拜枣红马所赐，马秋月的父亲的马天认定了枣红马代表某种天意和神旨——“你姓马，偏偏又是马提亲，哪会这么巧？”5——可“我”只觉得这是匹普通的马，或许这也是那团粘稠的雾反复产生的原因。直到后面枣红马走失，仿佛命运的罗盘突然失效，使得一切变得不可控，这也反向印证了枣红马所带来的婚姻之缘纯属意外或者说是一种认知上的愚昧。枣红马并无神力也并不是马秋月和朱光明的媒人，它只是一匹普通又可怜的马，正如可怜的人一样，有着不由自己做主的命运。

二

命运，特别是女性命运，乃是《龙凤歌》的主题。马秋月嫁给朱光明，朱光明承诺给马秋月买一台她想要的缝纫机。但因朱光明本就欠着债以及后来“大姐、二姐”借钱等诸多原因一直没有落实。可以说马秋月是被“骗婚”嫁给了朱光明。女儿朱红奋力“斗争”所嫁的刘长腿，拿着“吃不饱饭的工资，还要养活他的爹”，在这个家中“真正负重的也是朱红”，和母亲马秋月的境况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她们因为不同的原因嫁给了“贫穷”。而贫穷和男性是影响女性命运的两大因素。小说刻画的女性形象客观上几乎都受到男性伤害。哑女男人失踪并出轨，朱红男人刘长腿多次出轨，马秋月的男人朱光明出轨，小桃在刘长腿未离婚前怀孕并被强行打胎等一系列故事的铺垫，似乎都是为了罗毕干这个绝对女性主义人物的出场，也暗示了妇女的集体意志始终与男性的集体意志是有差异的且内在力量低于男性，妇女从心灵和体格都处于弱势和受限制的位置，而这种受限恰恰成了激发女性的一种原始的力量，所以才有了妇女意识也可称作女性主义意识的唤醒与确立。

朱光明出轨，马秋月的反应是以“梦游”的方式接受。而刘长腿出轨，朱红却是自然地想到惩罚，以一百天无房事为限，来试探刘长腿的定力与悔过之心，这里面已经有了意识形态的转变。“文学作为一种美学产品，它是一个多重接合的结构，最终只能由其同时代的一般意识形态决定”，而“意识形态本身也是一种生产”6。作者用意识形态的转变与递进生产出了女性主义文化的蜂蜜，让朱红不自觉带上了女权主义意识，用“离婚”来争取自己作为女性的平等权力。而在小说下卷，新一代女性罗毕干怀上老丁的孩子，面对朱灯对其人生走向的连环质问，思路更是大胆惊奇，不仅不在意别人“有家”，而且还不打算索要任何赔偿，正如小说里所言——“罗毕干没有任何波澜，我又没想拆散他的家庭，更没想嫁给他”7这在朱灯的男权话语中心的头脑里是绝对不能理解的。不仅如此，罗毕干还要把孩子生出来，同时发出关于两性平等问题的终极拷问——“谁说我要跟着他？凭什么女人就要跟着男人？为什么不是男人跟着女人？”8，女性意识的突破与冲击，让朱灯瞬间无言以对。

《龙凤歌》的故事发生在1980前后，中国妇女的集体意识正在悄悄发生着质变，胡学文采用了历时性的讲述方式，把女性从社会弱势群体和家庭弱势群体中一步步剥离了出来，让读者们看到一个蝴蝶脱茧式的女性脱变和飞升。

作为男性，作者胡学文在小说中一直隐秘地替女性说话，既是对女性命运的同情，客观上也是对男权话语中心的批判。我们读《简爱》《傲慢与偏见》等众多女性作者的女性主义小说不难发现，“最高贵，最完美的女性人物是由男作家刻画出来的，但女性心中微妙的思想和情感是任何男人都无法刻写的，而女性作家在无意识中却时有表达”9。胡学文在小说里反复提及朱灯对写作和阅读的喜爱与执着，而朱灯所读的作品中不少带有女性主义色彩。“读过伍尔芙《墙上的斑点》后，每天睁开眼，朱灯都要瞅一会儿，以这样的方式致敬，也渴盼着奇迹降临。”10《墙上的斑点》是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早期的一篇非常典型的意识流作品，描写主人公由于看到墙上的一只蜗牛而引发的一连串漫无边际的遐想，表现了生命的神秘与不可控制，同时也充满了对男性话语霸权的挑战。伍尔芙借这篇小说是想否定生命的种种陈规陋习，也期待着把一切陈腐的枷锁都送进垃圾箱。伍尔芙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先锋，她的《自己的房间》被誉为女性主义的“开山之作”，讲述了在男性话语中心的社会氛围下，女性集体生存的困境，历史的残骸对女性的偏见，每个女性要面对的共同命运以及女性经济稀缺对其创作的影响等问题；提出女性要清醒于自身境遇的劣势，积极努力地争取经济独立和社会尊严。而她的论文《妇女的职业》更是进一步论述了妇女与写作之间艰难的时间平衡问题和观念阻力问题，认为女性“想成功就得说谎。她还必须与许多幽灵战斗，还必须克服许多偏见。同时耗费许多时光去杀死幽灵、撞击岩石”11。这都与美国著名女性主义科幻作家乔安娜·拉斯的观点不谋而合——“阻止女性写作并不需要明确的立法，缺乏教育机会、贫穷、各种家庭义务造成的时间碎片化都是明显的阻力。更为微妙的是——社会期望，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是在家庭”12。

胡学文提及《墙上的斑点》这部小说，体现了男性作家换位思考式的对女性情感的体贴与把握。朱灯热爱写作，且屡屡被杂志社退稿并引发同事们的讥讽和嘲笑。且朱灯的思维极容易受到女性的“侵袭”和“扰乱”，带有懦弱如女性的性格底色——当“老闺女”不停以关于罗响的流言蜚语袭击朱灯的大脑认知，朱灯想到了“阿伽门农忤逆宙斯“的故事，明知是“错误的”，但让老闺女“成功地把她的怀疑植入朱灯的脑子”——这些都说明了朱灯的意识里也有着女性主义的冲动，骨子里也有跟女性一样自我证明的渴求。

《龙凤歌》里提到的另外一部小说是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作者让小说人物朱灯用这部小说将“老叔和主角阿里萨” 进行了对比——“阿里萨等了心爱的女人费尔明娜五十一年，老叔等双花也已三十一年，很可能打破阿里萨的记录。相比阿里萨，老叔有些亏。阿里萨在五十余年中，共有六百二十条恋爱记录，还不包括无数的短暂艳遇，老叔至今守身如玉。”13同样是对待爱情，“老叔”和“阿里萨”选择的方式既一样又不一样，但“老叔”比“阿里萨”更极端的做法在于，他愿意为了心爱的女人守身如玉，即便是在三十一年的漫长等待中，也没有打破这个原则。这在我看来也是一种潜在的女性主义意识，在“老叔”的认知里，女性值得得到最好的爱与最好的伴侣，毕竟“色欲是罪恶的欲望导致的，人们不顾体面走向堕落，表明肉体的堕落战胜了道德意志的力量，而性交这一过程也沾染上了原罪的色彩”14，老叔的做法无疑是认同了这一观点，而这不仅是道德意志的坚守，也是另种意义上女性主义的胜利。

胡学文在小说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女性主义意识，而这一意识在罗毕干的出场抵达了顶峰。当小说中别的女性只能以梦游、打胎、离婚来接受男人给予她们的命运时，罗毕干却用思想和行动颠覆了女性从自我意识和社会定位中只能是受害者的惯性认识。当朱灯的思维还停留在传统的男权主义且认为女性命运只有与男人捆绑才能“守得云开见月明”时，罗毕干一系列看似漫不经心的观点输出无疑让朱灯惊掉了下巴。罗毕干怀了有家室的老丁的孩子，打算把孩子生下来陪伴自己的母亲，同时面对老丁给予的金钱补偿主动打欠条，目的是撇清老丁和孩子的关系。这在朱灯的男权主义意识中是完全不能理解的，甚至连同时代的很多女性义也无法理解。罗毕干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来安置自己和与有家室的男人生下的孩子，其实是赤裸裸的女权主义对于传统男权主义的宣战。她不再压抑本性，而是选择直接说出自己的观点和诉求，客观上为所有女性发声。

在此之前，朱红的身上已经有了些许女性主义色彩，但不像罗毕干这么鲜明，尚存被男性主义侵蚀的中间意识，女性思维还不清透，所以她提出了“一百天无房事为限”来作为女性主义对男性主义的挑战，一直到刘长腿第七十九天再次出轨且后面连续出轨，她才彻底心灰意冷做出了离婚的决定。而罗毕干几乎在小说的最后靠近结局处给朱灯“上了一课”，“这一课”没有任何犹豫，斩钉截铁地说出了女性也与男性有着平等的决定生活方式和人生幸福的权利和自由。胡学文把“老叔”和“罗毕干”这两个女性主义者安排在小说最后出场是别有用心的。不仅推翻了女性只能在两性关系中受害的局面，而且否定了一种主义的兴起必然来自于另外一种主义的压迫这一两难选择。

女性主义不仅体现在两性关系上，还体现在生育权、代表权、话语权、写作权等一系列领域。女性主义除了用态度和话语宣示主权，还有哪些具体可行的方式可用于证明女性生存的平等和尊严，这都是作者留给我们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女性写作上，佩内洛浦指出，“男性作家表达强烈情感的自传性经历通常不会被贬为“自白”，而像西尔维亚普拉斯这么伟大的女性诗人却被后世贬称之为“自白派诗人”，且不仅男性认同这种说法，大部分女性也认同。所以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不仅仅是男性给予的，同时也是女性自己给予自己的。就像《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丽勃朗特宁愿把名字改为男名埃利斯贝尔去出版自己的小说，也不愿承认自己的女性写作身份，印证了偏见的力量和抑止的不自觉、不自知。

《龙凤歌》表面上是写家族史，其实更是一部女性心灵进化史。1980年代，重男轻女之风仍盛行，不管是选择将朱红送到外婆家，还是选择让朱红退学来成就朱灯的大好前程，都能看出女性主义的意识一直被压抑在男性主义的湖面之下。这也印证了“历史上差异巨大的作品可以‘表达’同样的‘世界观’，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不仅如此，认为同一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必属同一意识形态，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15。胡学文用文本做到了这一点。《龙风歌》意识形态的改变才是真正文本之后的潜文本，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文本，意识形态的塑造也是文本生产的核心意义，当意识形态出现空白和断裂，小说也就像纯粹修辞的火车行驶在空无的大地上。

三

近年来“新女性主义”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女性主义新的样式标杆。女性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历程里，经历了女性群体对其单方面的扭曲、变质、夸大，甚至越过男女平等的水平线成为压迫男性权利的一个武器和手段，让男性群体叫苦不迭。因此在女性主义和新女性主义背后，值得反思的是权利是否必须建立在性别差异的地基之上，才是权利最好的归属方式。

胡学文的小说其实也隐秘地探讨了这一问题。比如在小说的中段刘长腿在天性的诱惑下屡次出轨，他为了妻子朱红能更快地谅解这一行为的合理性，为其讲述了“拿破仑、肯尼迪、大仲马、罗斯福、毕加索、比尔盖茨……”等一系列伟大男性及其情妇之间的风云往事，来为自己做无罪开脱。甚至在后面的篇幅中，刘长腿还举出了“隋炀帝、楚庄公、牛顿、拿破仑”等人好色的例子来加深朱红对于男性在此事上有特权这么一个“基本事实”。在刘长腿的潜意识里，男性好色、出轨、泡妞、同时喜欢或不断喜欢很多人是天经地义的男儿本色，并不影响成为伟大的科学家、政治家或战场英雄，这是“男性”的性别给予的天然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是女性作为女性所天然没有的。也就是说，当男性用性别优势去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他不该是有罪和不被谅解的。因为女性没有这样的性别优势，所以天然就丧失了这种权力的使用空间。

女性主义在很长时间都走向了这种错误的权利意识：只有通过两性对立、对抗才能实现每个个体的权力，实现每个个体的人生价值，但这种走势一旦成为普遍的集体意识并上升为无处不在的理论深渊侵蚀每个具体的头脑时，它才显现出巨大且不可忽视的问题。社会上所长出的精神肿瘤慢慢已不再是关于权力的争夺，而是一切事物被缩化进入权力的外壳实则却揽括一切个人主义执念的这么一个虚幻又魔鬼般的实在。更令人惋惜的是，很多人把这当做真理，而忘却了女性主义的初衷是为了追求男女在选择自由上的平等。新女性主义的提出无疑是一记“反思的警钟”，当女性主义已经像一块“发霉的面包”被人们不断分食且损害群众的身心健康时，我们必须重新用新鲜的材料来使“面包”往有益于人身心健康的方面发展。

《龙凤歌》还有一个有趣的情节，“女人钻进了猪的身体，使得猪说话了”16，而女人钻进猪的身体的原因仅仅是“丢了布票”这么一件小事。这里带着一些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对于日常犯错的恐慌——这是性别所带来的天然的权利的丧失之下女性的悲哀。猪的命运就是任人宰割，是最卑贱也最没有尊严的动物，作者选择“猪”成为女性逃避现实的精神归属，也暗示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卑贱和无尊严状态，这是性别给予女性的后天意识，也是社会整体给予女性的偏见与限制。

考尔德曾追究过这么一个问题：“以妇女为中心的写作在把自身与女权主义政治结为联盟的过程中，是用什么方式使自己显现出差异的。”17他的这种先入之思、先见之明也是对女性的一个很好的提醒，防止女性主义走向扭曲和变质。但每种主义都发展都有它的延伸空间，不然就是已经终结的、不再前进的历史。女性主义的发展从最初性别的强调已经走向了“无性别主义”的认知观。这也是现下的新女性主义的发展趋势，只有将人彻底从性别色彩中剥离出来，无差异化才能成为一种中心理论扩散到各个区域的具体实践中，使得权力的自由行使成为可能。《龙凤歌》还写到，“武家兄弟豪横是真的，他们的女人红杏出墙也是真的”，甚至“不但在外野合，而且登堂入室”18。这里虽然只有草草几笔，但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突破常规的家庭定位和伦理道德在行使自己“或有错误”的权力。女性主义意识是潜藏在作为“人”的天性之下的这么一种基本意识，当女人们为了生育和养育孩子变得苦不堪言没有自我，男性却在享受着女人的服务和生活的娱乐时，女性对自己权利的争夺就会成为一种必然。故而，女性的每一次觉醒都需要一个契机、切口甚至一个逼近的力量对象。

在胡学文的小说中，不仅女性在争夺自己的权利，男性也是一样。如上文所说，对个人权利的实现是作为“人”的生存需求和价值需求。所以我们在小说中可以看到，每个人物都是常规生活中、造物主手中的猎物，但同时又都用各自的方式突破着自己的命运，抵抗着作为“渺小人类”的宿命与轮回。马秋月的连续梦游，其实就是一种对于命运不公的反抗。朱红主动退学将教育机会让给朱灯，但却宣言式地喊出命运的不公，小说写到，“一向要强的她竟然是哭腔，我有选择吗？朱灯愕然，没料她如此强烈”19。哑女毫无疑问是哑巴，但也会用行动的方式来表达对宿命的绝望的反叛，比如她威胁罗响“如果不撤掉贺斗，她就死给他看”20，而说完这话不到一会儿，她就喝掉了半瓶农药。小说中男性人物也守着命运的播弄，比如朱丹为朋友打了人又逃跑，刘长腿因爱上小桃主动与朱红提出离婚，朱灯在面对流言蜚语时据理力争，但也知道自己在省上没有法院的人脉。人对权利的争夺、和命运的搏斗，与性别归属无关，纯粹是作为“人”的一种天然的需要。

现下新女性主义的走势就是无性别主义。女性主义在发展中的种种弊端仍然伤害着性别两岸任何一方对于权力的想象。因为女性主义的本质仍然质疑的是两性的定义并推动着社会的系统性，然而，世界应该超越任何阻碍的定义，以达到自由流动的状态。在自由流动的世界，我们才可以真正释放创造力与无限可能，这也将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女性主义的提出必然是阶段性的，定义也是限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偏见，但这个提出的动作却是必要的，我们必须经过一系列的偏见化定义，最终才可以抵达那个“无区别的彼岸”。只有将区别的部分追根溯源，才能知道意识形态本身对于一切具体发展的重要性和推进作用。小说结尾，开篇所出现的马秋月梦游所追的白兔化作真正的白兔被马秋月搂抱在怀。白兔是毫无攻击力的美好温顺纯洁的动物，也象征了生命本该如此美好。朱光明最后绽放的笑容，也似菩提盛开，一洗生命的阴霾和苦难。所有的差异与偏见都在岁月长河中被洗晒成为无区别的纯粹。这也是作者对于女性主义或男性主义发展的一个暗示，作者用这样的结局告诉我们人的幸福与否在于心态和对事物发生的解读，天生的性别差异只是一个极其有限的区域，而不对人的命运构成决定化的影响。《龙凤歌》用近35万字的篇幅“证明”：所谓的“无差异、无区别”一直就先天存在着，只是需要我们通过觉醒的意识获取，突破差异的牢笼，识别差异的荒诞性带给人的幻镜与误导。这也是这部小说的终极价值，只有通过个人的觉醒才可以抵抗宿命和轮回，满足天性的干渴从而获得权力的尊严。

原刊于《当代文坛》2024年第6期

田凌云，1997年生于陕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在读，陕西省百优作家，参加《诗刊》社第39届青春诗会。曾获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钟山》之星文学奖、草堂诗歌奖等。曾在本刊发表《与闪电搏击》等多组诗歌。

编校：汪楚红、貟淑红

制作：席思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