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是一项重大的全球公共卫生挑战，婚姻状况已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风险因素。然而，先前对这种关联的调查主要集中在西方样本上，具有很大的异质性。
2024年11月4日，澳门理工大学李克峰、哈佛大学王翠翠共同通讯在Nature Human Behaviour（IF=21.4）杂志在线发表了题为“Association and causal mediation between marital status and depression in seven countries”的研究论文，该研究揭示了不同文化背景国家的婚姻状况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在所有国家，未婚个体比已婚个体有更高的抑郁症状风险。然而，这种风险的大小受到国家、性别和教育水平的影响，西方国家比东方国家，男性相对于女性，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风险更大。此外，在丧偶、离婚/分居和单身的中国、韩国和墨西哥参与者中，饮酒导致抑郁症状风险增加（均P < 0.001）。同样，在中国和墨西哥，吸烟被确定为单身个体之间的因果中介，并且在自举重新抽样验证和敏感性分析中结果保持不变。跨国分析表明，未婚个体患抑郁症的风险可能更大，任何减轻这种风险的努力都应该考虑文化背景、性别、教育程度和药物使用的作用。
抑郁症已成为一个紧迫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据估计，全球成年人的患病率为5%。预计到2025年，在大流行后时代，这一数字将增加到10%以上。除了深刻的精神痛苦之外，抑郁症还与患冠心病等躯体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与残疾负担和自杀有着密切的联系。鉴于其多面性和复杂性，抑郁症具有多种相互关联的风险因素。阐明作为抑郁症典型表现的抑郁症状的潜在可改变的危险因素构成了主要的研究重点。
人类已经发展出复杂的社会结构，经常依靠与他人的合作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和驾驭世界。婚姻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纽带，将两个人联系在一起。最近的研究表明，婚姻状况与各种健康状况，如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总死亡率有关。虽然婚姻状况也被发现与心理健康有关，但目前大多数调查婚姻状况与抑郁之间关系的研究都使用了来自单身国家的数据，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样本，这些研究普遍表明，婚姻对抑郁有保护作用。然而，这些模式可能不会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因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在许多方面与西方国家不同。文化、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的差异可以独特地塑造各国的婚姻行为。
研究技术路线（图源自Nature Human Behaviour ）
关于调节因素，先前的研究报告了不一致的结论，即性别在婚姻状况和抑郁风险之间的调节作用。在不同人群中，特别是在国家、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方面，可能导致婚姻状况与抑郁症状之间关联强度差异的其他潜在调节变量仍未得到充分探索。虽然饮酒、吸烟、收入和身体质量指数（BMI）等行为因素已被报道与抑郁有关，但它们在婚姻状况和抑郁症状发作之间的潜在因果中介作用尚未得到调查。
这项大规模的、两阶段的研究结合了不同国家的横断面和前瞻性队列分析，发现未婚，无论何种亚类别，都与出现抑郁症状的高风险相关。这种脆弱感在西方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单身男性中尤为明显。此外，在中国、韩国和墨西哥的丧偶、离婚/分居和单身个体中，饮酒在婚姻状况与后来发展为抑郁症状风险之间的关联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在中国和墨西哥的未婚参与者中，吸烟也导致了风险的增加。总的来说，这些发现强调了在未来的研究中考虑文化、社会经济和行为背景的重要性，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解决与婚姻状况有关的心理健康差异。
原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2-024-020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