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不过中国诗，最可爱不过中国人

清   明

〔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清明节令，飘雨密密麻麻，赶路的行人心慌意乱。要不找个酒肆先喝它二两？酒家在哪里呢？牧童远远地一指，说那边就是酒乡杏花村啊。

这首诗写节令，写天气，写众人、族群、群体生活方式、生活状态，写风习，写得非常中国。

不写个人，不写超凡，不独出心裁，不含蓄深潜，无巧思妙喻，没有独创修辞、变通语法、另类语言、惊人奇想，也不愁肠百结、曲深堂奥。这首极上口的人民化、大众化的二十八字绝句，可以说是“笔落无风雨，诗成忘鬼神”。

诗人忘了个人主义、个人风格、个性化、个体生命至上直到典型性格、奇文异数、发明创造、意象惊天。

或者说，此诗的特点是写民人百姓、一般大伙儿。

有趣的是，如果你渐渐接受了一种文学诗学的规范性说法，你多半能立即找出一个反证。写群体？写一般人？哪里兴这样谈诗？一般地说，人们更强调的是诗歌的个性，但从《诗经》到杜牧的《清明》，有许多作品的创作注意力在于让诗歌为共性作证。

鲁迅说过，“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这与诗歌题材的某种格局分类的确定性有关，与诗歌语言的规范性与难以杜撰性有关，也与相当崇尚表现生活与文化、风习的共性有关。写告别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写中秋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水调歌头》），写过年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王安石《元日》）……都有范式范例。

诗学说法中悖论极多。例如，如果你强调推敲与苦吟，那么，“李白一斗诗百篇”（杜甫《饮中八仙歌》）与“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东鲁古狂生《醉醒石》）的说法，宣扬的恰恰是相反的观念。显然，杜牧的《清明》也绝对不是苦吟较劲的成果。

杜牧此诗是以最普通的话说最通常的情况，下点小雨，刮点微风，喝点小酒，写首凡俗短诗。

行人走在路上，当然，不是走在刀山火海、狂风暴雨、险滩峻岭之中。出来个“欲断魂”？有点意思。春日阴雨，可能有点晦暗，有点冷落，有点泥泞，有点不便。关键还是一个漫长的冬天过去了，到了清明节，人们期待晴朗，期待温暖，期待亮堂堂，一句话，期待的是清楚、清晰、清爽、清纯，期待的是明亮、明洁、明朗、明快。这个节之所以叫“清明”，绝非无端空话。大哉清明之日、清明之盼、清明之文、清明之词！但这次雨纷纷中没等到、没感到“清”与“明”，能不“断魂”乎？

但笔者又想，清明之雨，令人断魂，也不妨作别样理解。好久没有下过纷纷春雨了，好久没有感受过恼人的春色了（“春色恼人眠不得”，出自王安石《春夜》），毕竟又是一个春天了，有感动，有感恩，有苦恼，有惶惑。断断魂，也是中青年直至老年的一种自恋、磨叽与享受吧。

清明祭祖，自周代以来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样一个慎终追远的节日，自会有断魂之思、断魂之情。

也有人麻木冥顽，一辈子无魂可断、无魂可执、无善可陈、无灵慧可喜、无情可抒……一辈子不昏不黯，也不清不明，惜哉！

雨天使田地里的农业劳动暂停，使行路串门不便，使心情无所依托，还可能因光照不好而影响学子读书……找个酒肆干两杯吧。细雨淋淋，烧酒半斤，这也是一种断魂的理由和表现，一种断魂的庸常状态。

断魂是一种失落，又是一种自由自在，断魂还是通向诗吟的准备。如果你正忙于政务、商务、家务或医务，也许还顾不上“断魂”的精神奢侈。

您是外地旅客吗？哪儿有酒家，还需要问牧童？放牧小童并没有雨中断魂或恋魂，他轻松地指给了断魂的旅客，而且是遥指，还很远呢，酒家离这里挺远，在杏花村。

杏花，好，“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出自陆游的诗作《临安春雨初霁》。加上“村”字更好，农民聚居，质朴粗放，或带野性，自称“村居”，这与乡绅大户、大地主、大财主的卖弄高雅和重农，都像是好品质。

专家说，小杜诗里写的并非现在的山西汾酒与竹叶青两大名酒的产地杏花村，而是安徽的一个古老小村落。也没有关系，我对于将诗歌当作历史地理文献考证兴趣有限，我耽于的是诗行诗句，“为人性善耽佳句，爱哪（儿）哪（儿）哪（儿）随便诌”（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原句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我没有去过安徽的池州杏花村，期待着有机会造访；却多次去过山西汾阳的杏花村。我坚信文学的魅力、文学的缘分并不限于地理历史的确定。到了一个名叫杏花村的产酒而且是产名酒的地方，你能不回忆杜牧的《清明》吗？

我在汾阳的杏花村打油曰：有酒方能意识流，人间天上任遨游。杏花竹叶清明梦，大块文章乐未休。

关于杜牧《清明》一诗，还有一个趣话令人思索。

我的同乡清代才子纪晓岚曾经将杜牧此诗改为：“清明时节雨，行人欲断魂（纪曰，‘行人’当然是在‘路上’，‘路上’二字多余）。酒家何处有（‘何处’业已表明是问话，‘借问’也是废话），遥指杏花村（与首句一样，删了两字更加含蓄隽永）。”

如果纪大人是报刊副刊编辑，他的改稿应属上上乘，字字有理，尤其是“路上”与“借问”四字弃之更好，杜牧在世恐怕也难以自我辩护。

但千余年来，杜诗原作长兴不衰，纪编则无人理睬。

除后来读者的先入为主以外，更重要的是，这说明了王蒙的一个想法，即语言文字是符号，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相对独立的存在。尤其是中国的汉语汉字，表音、表形、表义，表结构、表逻辑、表语法，同音、同义、近音、近形、近义、反义，对称、延伸、连续、跳跃、平顺或异军突起……有无数感觉，对于听觉、视觉有暗示、联想、遮盖、洞穿的种种作用。尤其是听觉方面，中国古体诗词的音乐性极其重要，有同声、同韵、反切、平仄、节奏、顿挫、反复、和谐、转化的种种讲究。有的精炼，有的酣畅，有的回旋，有的舒缓，有的大大咧咧，有的精雕细刻。正如我们说舞蹈有舞蹈的语汇，建筑有建筑的语汇，器乐有器乐的语汇，工艺有工艺的语汇一样，语言除了表义以外，还有自己的语汇与链接，有自己的起伏与呼应。

即使仅仅在文义上，“路上行人”之说，令人马上想到雨中的街景与行人，与单写一个“行人”，引发的形象思维是不一样的，语气和节奏更不一样。白居易的“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长相思》），也绝对不能用纪大编辑的办法改成精炼的“思恨悠悠，归方休”，虽然后者比原作精简了近半。李白的“昨日之日”“今日之日”的说法更是如此。我爱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思维的艺术，同时还是吟咏与歌唱的艺术。对不对呢？

夜雨寄北

〔唐〕李商隐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你问我回家的日期吗？日期还不一定啊。只是今晚，客居外地，正赶上大巴山夜雨，使秋天的池水水位上涨呢。

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到老家，和你共同剪理摆放在西窗台上的蜡烛。到那时，我会再回忆与叙述今天晚上的巴山夜雨，还有夜雨中我的孤独客居滋味。

这首诗的写法非常特殊，是中国的经典“回旋曲”。

第一是时间的回旋。“君问”，是现在时；“归期”，是尚未落实的未来日期。“巴山夜雨”，是现在时；回到故乡，共剪蜡烛，是未来时，是巴山其地、夜雨其时的假想、想象、虚拟的未来时可能性。“却话”当下时空的夜雨，是未来时候回忆现时；而现时，在未来时中将变成、已变成过去时的情景。

什么叫未来？未来会变成或可能变成现在，而等未来变成了现在，现在也就变成了往事，变成了过去时。

未来、现在、过去，互相变化着，这就是时间，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存在，这就是经历，这就是感受、设想、推演与回忆，这就是诗心、诗意、诗情，苦涩中期待着的是美的甘甜。

这就是时间的多重性。

此诗写于公元851年，距今1170多年矣。

而我国一代作家读者大轰大嗡的是《百年孤独》的开头：“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当时，马孔多是个二十户人家的村庄……”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

“《百年孤独》作者的伟大就在于他创造了一种近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叙述方式——站在未来的角度回忆过去。这种从将来回忆过去的倒叙手法，影响了几代中国作家，以至于有人会说，每个作家在写小说开头的时候，都会先想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都会想到第一次阅读《百年孤独》的那个时候。”

难道他们都没有读过、读懂、想通李义山这首家喻户晓的短小的诗作？《百年孤独》这本书出版于1967年，与《夜雨寄北》创作的年代相隔1116年，我为那些无知的小朋友感到羞愧。对于中国的文学精英们来说，李义山的《夜雨寄北》不止是“百年孤独”了，竟是一千多年的“千年孤独”。

我想掉眼泪。

其实不仅是李商隐的诗，时间的多重性在其他中华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例如《红楼梦》。

《红楼梦》开头有一僧一道与石头，后来有宝玉黛玉，再后来到贾府崩盘。对于前三者即僧、道、石来说，一切都是过去时，同时是前二者即一僧一道营造的未来时。对于宝玉来说，一切尚未开始，是未来时。对于被女娲淘汰的石头来说，人间诸事，从未来到现在到过去，不过是转眼过去的一瞬。女娲不需要印欧语系的动词时态的区分，对于这位中华女神来说，汉藏语系的词根语更高明方便。

《红楼梦》的时间十分惊人，内分女娲纪元、石头纪元、贾府纪元、大观园纪元、宝黛纪元、太虚幻境纪元、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纪元，众多纪元相异、相重合、相释放、相消解、相叠加、相连续。怎么那么多拿文学说事的朋友硬是没找到感觉，只知膜拜“百年”，却看不到李商隐的千年与曹雪芹的三百年呢？

再回到这首诗，其次是角色视角的回旋。

“君问”，有人理解为所谓“君”是指主人公的妻子，有的则考证写此诗时诗人的妻子王氏已死，那么不是抒情主人公的妻子，“君”应该是指主方的其他亲友。我更愿意解释为是虚拟的一方一念一想。诗的头二字“君问”如果解读成“如果你问我”，才灵动活泼可爱。

头一句诗，是君与我、客与主双方；第二句，是说主人公单方思想情绪投入对象；第三句再设想共剪蜡烛，是主方设想的另一组主客双方；第四句，则是主客双方共话巴山夜雨，是双方与单方主方的现有的、将有的对于曾有的经历与心情旧事的回想。

更受人注目的是诗语的回旋往复。

绝句最忌讳字词的重复，而此诗竟然出现了两处重复，一处是“期”，“归期”与“未有期”，怎么能这样拗口造句呢？其实有些同行对《百年孤独》那样五体投地，想必也有受到该书开头的绕口令句式的冲击的因素。哈哈，诗人要的正是“归期”与“未有期”的张力与悲哀，悬念与期待，落空与落实。下面更出现了“巴山夜雨”四字的重复，二十八个字当中，“巴山夜雨”占八个字，“期”占了两字，重复部分多于全文的35％。

对于真正的西洋音乐里的回旋曲乐式来说，“巴山夜雨”是回旋曲的“主部”A，“共剪西窗烛”与“却话”，是回旋曲的“插部”B与C。“归期”，是另一个主部A’，“共剪”与“却话”，是“巴山夜雨”的插部，同时具有了二主部A’（归）的隐性表示即“A’”功能。这是诗的回旋，比乐曲的回旋还要回旋。

诗可以来回咀嚼和体味。一个实而又实的雨夜，正在下着的湿漉漉的大雨，竟表现出一分为二的经验与可能性，这是实与虚的二分，是现实与人设的可能回忆的二分，是人生现实性与可忆性、耐忆性、喜忆性的二分，还有回忆中的亲切感、难忘感、失落感、叹息感、将遗忘感的二分，以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五味杂陈。这种回旋就不仅是张力，而且是诗学想象力、想象跳跃力，以及大不相同的诗人与诗艺的互通感了。

我要再强调一下，诗歌、文学使人生增加了耐忆性，耐忆性是对人生的短促性的一种弥补与平衡，还有个性、民族性、共性、人类性。李商隐此诗留下的难道不也有与普希金相通的共鸣与变奏吗？“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诗人普希金这样的诗句与李商隐的时间人设，是何等相似啊。

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如果用普希金体来写呢，不妨是： 

假如巴山大雨，

浇透客居的你，

请不要悲凉，

请不要心急。

大雨早晚都会歇息，

你，早晚也定会，

回到家乡去，

与你的亲朋好友，

与天堂里的爱妻团聚。

共剪西面窗台上的蜡烛，

说起流浪巴山，

说起无情豪雨。

那怀念是不是也很亲切？

那回想是不是也很有趣？

幻想中的未来共剪西窗烛的说法，典雅温柔。今天读起来，恰如出席一个欧洲友人的饭局，即使灯光如昼，也要点起爱迪生年代以前的蜡烛，赏烛光之闪烁，发思古之幽情。

我的幼年，由于常遭停电，家家都准备了蜡烛。烛光闪烁是由于燃着小小火焰的蜡捻燃烧中形体不稳定，有时需要用剪刀予以修整。这当然与欧洲饭局另异其感受。至于李义山回到家乡，住在自家，与家人共剪西窗烛，则是一种纯朴的温馨美妙的享受想象。这是形象思维的美妙，还激活了千余年后笔者关于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电力供应不能满足需求的记忆，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访问欧洲那么多国家的记忆。人生的回旋曲，您想不完，也写不尽，百年感动，千年怀念。

我爱说一句话：文学是对生命、对人生、对往事的一种挽留，可能是唯一清晰的挽留。歌曲、图画、建筑、文物也是挽留，但是缺少文字的更清晰的说明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