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麦加
二〇一〇年我二十四岁。来到澳大利亚的第七年，硕士学习阶段的最后一个学期。
大部分学生在全课程的最后一学期会趋于保守。学校和老师比学生自己更希望他们能给校园生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所以商学院学生最后一学期的选课单上，会堂而皇之出现“基础英文写作课”“中文入门课”“法语基础语法”等为学生量身定做的送学分选项，供本地学生及各国留学生对号入座。我身边所有中国留学生毫不犹豫地选择跟一个德国人重新学习中文的时候，我选了整个商学院难度最高、通过率最低、最让人闻风丧胆的课程——投资学。
对二十四岁的我来说，通过中文考试和投资学考试的概率一样。我的重点从来都不是选哪门课，只是要不要HD[1]的问题。人活的就是一个概率。所有的问题，都是概率问题。
那年我二十四岁，超出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三岁，但按照二十一世纪青少年的平均成长速度和当年的劳动力需求比例，我依然还在青春期，是最美好的时光。可是我知道，这不是我的黄金时代，我甚至都无法拥有一个黄金时代。
我没有先辈们的坎坷和落魄，也必然无法拥有他们的理想和热忱。
我的爸妈很有钱，我完成高中课程就被送出国读书，并且我的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和体会异国生活上而无须打工。但他们也没有那么有钱，我很早就清楚我不具备用纸醉金迷消磨某些注定的虚无的资格。我很聪明，从小学入学第一天就是优等生，但我的聪明又不足以让我在大学的物理系还能如鱼得水。本科第三年一位拓扑学教授对我说，如果我能二十二岁之前在Nature[2]上发表一篇论文，或许可能大概还有一点点机会，读博时可以在理论物理界略有建树。那时我便打定主意，拿到学士学位立刻跟爱因斯坦说拜拜。鬼知道我费了多大劲才勉强在一群智商一百三十的怪物的夹缝中生存，维持住成绩单最后的体面。在我的概率里，物理学已经是个假命题，是个没有参考价值的真相，即使放弃它意味着放弃多年励精图治严谨治学的动力。无所谓，概率会给我最简单直白的释然。任何人都能在概率里找到自己的答案。
商学院正是我的答案。硕士学习期间我在这里非常卑鄙地进行降维打击，加倍收回在物理系丢掉的快乐和自如。我是这一届学生中最聪明的亚洲姑娘，创下了统计学满分的纪录，每个学期只用心学习一个星期也能成为学院的前5%，任何一个跟我分到一个组做项目的人，都意味着他这门课及格保底。
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正态分布图更对称、更完美、更有解释权的形状吗？它犹如一个安全稳固的屋顶，只要找准自己的坐标，任纷扰复杂的独立事件乱飞，你都可以惬意地在自己的样本池里悠闲畅游。十六年的通识教育培养出来的决策力，时时刻刻都在帮助我、告诫我、警示我，拒绝把它当成西西弗斯的山头，推起一块石头从一个假命题爬向另一个假命题。
我们是被和平年代剥夺了梦想的一代，所以我只有一个成分复杂溢价严重的白金时代。它泛着暧昧氤氲的冷光，如澳大利亚过于晴朗的荧光蓝天空，看太多就会色弱。敲打它会响起延绵起伏的呻吟，仿佛夜行深海时从远方传来的海妖的歌声，优美又冰凉。它异常坚固，似是防震缓冲装置太过完备的高档商务轿车，久居其中，极易晕眩，导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怀疑自己患上了轻度的神经衰弱。
无论如何，选择投资学，一切都在概率之中。直到我发现这门课的老师是W教授。
我们学校每一门任课老师都在他的任教领域里拥有极大的权力，对你的成绩可以一票否决或者一票通过。期末考试结束后，师生之间的互动常常紧密得令人生疑。传说法学院曾有个学生拿着睡袋在老师办公室门口躺了三天三夜，最终磨掉老师所有耐心，使自己不及格的分数提升三分而免于重修，从此法学院有了“一夜一分”这个让人浮想联翩的潜规则。我也有幸围观过工程学院的大一新生，熬完一场难度异常变态的数学考试后，集体跑去停车场围堵数学老师。大家把数学老师的车子掀翻之前，老师对天发誓这张试卷只是一个意外，并保证所有人都会有个满意的分数。
这种制度之下，学校直接产生了两种区别于其他学校的特色人种——过度官僚权要型老师和过度随意疯狂型老师。W教授毫无疑问是后者。我在本科阶段就听说隔壁商学院有个老头玩比特币，一个星期内先后经历了财富自由和倾家荡产的冰火两重天。那时比特币还没有在全世界范围内风靡起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后来W教授辞职去一个矿场挖币，一挖就是两年多。正式开学前一周我才得知，因为老婆跟他闹离婚，教授才不得不在今年回学校重新任职。
开学第一天，二月的第一个周一早晨，W教授卡着上课的时间点走进教室。他比刻板印象中的学术怪人要瘦一些，高一些，头发多一些。白皙的脸庞微微泛红，双手插兜，三步一踉跄。我有理由推测他的早饭是吐司配威士忌。教授撑着桌子清醒一番，翻翻第一排同学那本写满两百个案例的投资学用书，抓耳挠腮好一会儿，把所有的气息都集中在鼻子里，喷射出一句话：“我的课你们不一定每次都要出席。”
“我允许你们有一次逃课的机会，为了自由，或者为了爱，毕竟这是用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东西。”他把书还给同学，掏出一把扑克洗两下，继续说，“我知道你们中的大部分人对金融、期权、汇率和杠杆根本不感兴趣，你们看重的只有成绩。所以我的课只拿成绩说事。想要通过这门课很简单，从我这里赢就行了。这个学期会有三次随堂测试和一个期末考试，至少两次测试是德扑实践，成绩就是你们的赌注，赢多少输多少，全看自己。”接下来，W教授用剩下大半堂课给我们讲解德扑的规则。一时间，所有学生似乎都没有反应过来，这五学分最终需要靠一个比大小的游戏来得到。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运气游戏？噢，我凭着自己的学识和努力读到硕士，结果这门课需要靠运气拿到学分，你们都是这样想的吗？”W教授看到我们面面相觑，嗤笑道，“如果你觉得德扑是个靠赌运的游戏，那你一定会输得底儿掉。德扑是一个讲究底池率、赢率和预期管控的投资学，你必须有超强的情绪管理能力、敏锐的洞察力和全力以赴的勇气才能成为牌桌上的赢家。赌徒不一定都是理性的投资者，但所有的投资者肯定都是赌徒。”
第一堂课结束前，我率先提出异议：“如果一定要用一个策略类游戏决定我这门课最终的成绩，为什么不能选麻将？”奈何亚洲人势单力薄，在我求助的目光中赞同我的人仅有一名台湾留学生Z。课后一位和我关系很不错的本地同学拍拍我的背让我放轻松，他也从来没玩过德扑，但他没有支持我，因为扑克牌上的阿拉伯数字他至少还能认识，汉字真的就太难为他了。
投资学的第一课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副作用，就是我余生没有参与过任何一种股票、基金、数字金融货币理财的投资。倘若你过早地发现整个金融市场背后的庄家都是W教授这类人，“市场天然具有趋向公平的自我调节能力”这种鬼话是怎么都不会相信的。
彼时我坐在教室里，困在轻微的窒息感中，久久没有离去。Z斜挎着一个帆布书包走到我面前。
“你下面还有课吗？要不要去喝一杯，离学校不远。”Z说道。
Z开她的车带我来到一家露天小酒馆，她点一杯啤酒，我点一杯橙汁。即使在最叛逆的青春期，远离家长管教，我也从不吸烟，很少喝酒，连咖啡的摄入量都会控制，谨慎对待任何会影响我判断力和血清素分泌的化学成分，从里到外都是所有中国妈妈大年初一去庙里上香拜佛许愿儿女长成的“别人家的孩子”。
Z喝一口啤酒，点燃一支烟，说：“这门课很难，还是我的必修课，所以我到最后一学期才选，不过早上一进教室看到有你，我就放心了。”
Z读MBA[3]，和我在商学院的第一学期有过一门课的交集，还被分到一个组做同一个项目。然而因为那个组有两个一言难尽的本地学生，为减少面对他们的次数，我索性包揽了所有的工作，一个人完成四十多页的报告。Z被我带着“躺赢”，有些过意不去，作业交上去后请我喝了杯咖啡。之后在学校里见面，多是礼节性地点头而过。
“这次我对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放心。我从来没有玩过德扑。”
“没事，德扑不难，我有好几届WSOP的录影，可以传给你。”Z轻巧地弹开烟灰，“World Series of Poker，世界扑克大赛，全是德扑高手的高端局，你这么聪明，肯定看看就会了。”
“你会德扑？”
“会一点。”
“你刚才不是支持我的建议吗？我还以为你也不会。”
“你慌了嘛，你这种人一辈子应该没慌过几次吧。”Z拿起手机低下头，翻开通信录点开我名字的选项，“你还是用原来的电子信箱吗？我回家就传送给你。”
Z是那种让人过目难忘的人，通常这种人关于他人的记忆力都不会太好，所以我很意外Z还保留我的邮箱，更加意外她还记得保留过我的邮箱。一年半前她和我修同一门课时留着很短的短发，非常坦白地露出折叠度极高的面部。现在她的头发凌乱地遮住下颌线，随意一扎，像个冷漠且贫穷的摇滚歌手。她很高，又极瘦，总是独来独往，每次看到她都是身着松垮的T恤套一件衬衫，斜挎一个帆布包穿过学校的操场，衣服里仿佛藏着一整个夏天的风。
南半球的二月，正午时分酷热难耐。Z抽完烟，我喝完橙汁，没做过多停留，Z送我回学校。她的车是一辆破旧的银色二手本田，手动挡，除了音箱到处都响，关紧车窗也一直漏风。跟她的车子比起来，我开的BMW 3系简直就是一根又甜又蠢的棒棒糖。
收到Z给我传来的视频，我便开始认真观摩学习。做了很多笔记和分析，我发现Z说得对，德扑不难，我这么聪明，真的看看就会了。W教授说得也没错，德扑涉及的是高频量交易策略类优选问题，如果建一个盈利模型，它比很多物理公式的数学表达都客观直接。只要清楚全面地了解自己所在位置的优劣和对手的心理，德扑就是个概率题。
这是我的强项啊。
第一次随堂测试很快到来。两个星期后的投资课，W教授跟我们每个人一对一单挑，筹码是虚拟币，最终的赌注是总成绩的十分之一，只要赢得的筹码比他多，我们就能得到10分。
前几个上去的学生有些紧张，加上经验不足，总在关键时刻被教授一通加注唬到选择弃牌。整个班级陷入低落。约莫五分钟，我站起来，走向讲台，进行人生第一场德扑。
我拿到两张4，开池下注50。教授随后加注到300。这一手暴露了他的手牌一定在我之上。我保守跟注。
翻牌是KQ4，两个方片，我在4.8%的概率中击中三条，一个可以拿到很多价值的牌面。这或许是德扑给新手的见面礼吧。教授持续下注。目前我在有利位置，所以并不急着去打价值，选择跟注隐藏牌力获取更多信息显然更有意义，即使转牌发出很糟糕的敏感张也仍然有很多处理空间。
转牌梅花2。锦上添花。教授放缓脚步选择过牌，他的这个举动大概率是因为他没有顶对，如果他有AK或者KJ，应该都会继续下注。我猜他目前手中是抽花抽顺的听牌组合，AQ的概率最高，所以不可以让他看一张免费的河牌。我下注池底的二分之一注，这是个综合我的保守风格与教授的激进风格后计算出来的最漂亮的尺寸。我必须隐藏自己暗三条的野心，增加教授加注的可能性。不过教授没有上钩，仅仅选择跟注。
河牌发出一张方片9，这张牌让前门抽花抽顺听牌组合同时到位，但对我而言极其幸运，因为它削弱了AQ的支付能力。教授再次过牌，我已经可以确定他就是拿着AQ。我下注半池多一点的价值注。如果此时是我拿着AQ的话肯定选择弃牌，但教授在三秒之后选择跟注。
这不奇怪，他是个疯子。
最终我毫不意外地用三条赢下这门课的第一个10分，还准确报出W教授的底牌。教授不露声色，在花名册上我名字的后面打上一个钩。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这大概是我将近二十年的求学生涯中用最轻松的方式最快得到的10分。
我走回座位，Z专注地盯着我，我挑挑眉难免喜形于色。接下来的同学很受鼓舞也看穿了教授的简单伎俩，赢率显著提高，Z更是用一个all-in[4]后亮出的同花顺大获全胜。课后我请Z喝咖啡，感谢她分享给我的非常实用的比赛录像。我仍然给自己点一杯橙汁，和她一起在商学院后面的河边散步。
这条清澈湛蓝的河横穿澳大利亚的西北部，平静寡言，常能吸引附近最美的黑天鹅前来休憩，在沮丧的物理系时光里给过我不少慰藉。
我感慨地说：“就这？就这！”Z保持淡淡的微笑。她如雕像般棱角分明的侧面嵌在修长的脖颈上，好似又一只短暂停留在这里的黑天鹅。
“你学得很快，比我想象中还要聪明。”Z说，“你之后会读博吗，还是直接工作？”
我支吾一阵，回答：“也许去读博吧，都有可能。”
读博，或者工作，对我来说都一样。我不觉得这两个选项会给人生带来不一样的结果，充其量就是起薪的不同。不管是现在工作还是读博之后工作，我大概率都会去一家公司从事战略规划或精算统计，三五年内在爸爸的扶持下成为副主管，在妈妈的主导中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人结婚生子。我在商学院学到的最有用的知识，不过是可以帮助我避免掉进余生可能遇到的大部分金融陷阱。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一个人只要不出现财务危机，很难陷入绝对的困境。我会谨慎地保全自己，像保险广告中的主角一样，在三十秒钟内从婴儿到少年到博士毕业然后穿着婚纱成为妈妈，再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穿上学士服，然后跟他一起拍一张毕业照，接着跟我的老公白头偕老最终坐上轮椅来到火葬场。自始至终脸上都挂着和遗像一样满足的微笑，过着恰到好处的一生，就像眼前的这条河，看上去精致丰沛，尝起来咸涩不堪。
即将正午，我和Z在河边一棵大树的阴影里坐下。
“你会回去读物理的博士吗？”我侧目看一眼Z。
Z连忙解释：“我听说你本科是学物理的，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来商学院读研究生啦，就是度个假吗？”
“没有度假那么夸张啦，我不是两个星期前还为要挂掉这门课慌了嘛。”
“其实刚才你那局德扑，如果是我在翻牌的时候就拿到暗三条，我会选择当时就all-in，不给对手诈唬我的机会。”
“我是为了拿更多的价值，如果我很快all-in，对方可能就直接弃牌了。”
“那是别人，你知道我们的教授肯定会跟的。”
我哑然。Z接着说：“除非有全胜的把握，你是一个很难all-in的人，对吗？”
“不是很难，是没必要。”
“为什么？”
“光锥之内，皆是命运。”
“什么？”Z皱起眉头。
“一个我很喜欢的科幻作家说过的一句话，我也很认同。”我用饮料的吸管在沙地画出一个圆柱体，在圆柱体的柱面画一道螺旋线，“在爱因斯坦的静态宇宙模型中，这个圆柱体就是整个宇宙，这条线是光穿过时空的路径。在每个单位的类似闭区间内的正弦图像里，都是被光书写好的一切。”
我没有接着讲“如果换个角度看，这道光锥跟正态分布图也很像”，因为Z已经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了。我不得不转换话题：“我从初中就开始喜欢这位科幻作家，你可以去看看，写得非常好。哦，我不知道他的书有没有繁体版，他还挺小众的。”
“没关系，我可以去找找。这个作家叫什么？”
“刘慈欣。”我说。
如果不打德扑，W教授会分享各种金融圈逸事：比如J.K. 罗琳和华纳签的关于“哈利•波特”的版权合作，精确到字体、眼镜框，以及赫敏发色的细节；比如詹妮弗•洛佩兹给自己的屁股买的保险哪个部位有哪些保额；比如关于Facebook创始人是否抄袭了他人创意……总之，除了课本上的案例什么都讲。偶尔教授还会给能答出他非常偏门冷僻的怪问题的同学一些奖励。我因为了解一点达雅克语，帮他翻译二十年前他在马来西亚一家酒吧收到的一张小纸条获得了两枚比特币，到现在还保留在我抽屉里的一个U盘中。
第二次随堂测试在期中到来。教授把全班同学分成六组，进行五人局德扑对决，筹码依然是虚拟货品，赌注是总分的五分之一，也就是20分，只要手中的筹码成为全桌最多的那个人，一次就可以得到20分。但因为我一直在赢，直到课堂结束，我都是我们这桌筹码最多的人。教授让我决定，是否现在拿着100分直接结束这门课的学习。我没有半点迟疑，选择把分数分配给其他四个同学。
“为什么不干脆拿学分走人？对你这种偏于保守的人来说，减少变数才是最上乘的选项吧。”Z开车时问我。
我坐在副驾座，看着窗外的夕阳说：“没必要。我肯定不会在这堂课挂掉了，而这20分对其他人来说却很重要，所以没必要。”
有些话我没有告诉Z。我不希望太早离开这门课，因为我还想和Z一起度过这学期的另一半。这两个月我们走得越来越近，她时常开车载我去学校周边的饭店或者小酒馆坐坐。我很喜欢坐Z的车。在她的破车里躺着，真实的颠簸和从印度洋吹来的咸湿的自然风，能很好地缓解我的间歇性头晕。她一直没能找到刘慈欣的书的繁体版，但我们在其他事物中找到了共同的品味和爱好。
Z把她一直带在身边的雷光夏的三张CD借给我听。货真价实的台湾原版。她很惊讶我会喜欢雷光夏。“没想到你们这一代人也会喜欢她。”她如是说。我这才知道她比我大四岁，拥有七八年的工作经验，准备读完MBA留在澳大利亚或者去新加坡工作。我问她你有没有想过去当一个摇滚歌手，她莫名其妙地反问我：“为什么我要去当摇滚歌手？”后来我发现我们在同一个服务区的BBS注册过账号，她最喜欢去娱乐八卦版块，我最喜欢的则是诗歌版块。我曾一度痴迷一个笔名叫“假牙”的马来西亚华语诗人，他有段时间经常在那个BBS上发表诗歌。我总会被有边无界的灵魂和气质吸引，假牙是最典型的代表。他的诗歌多半怪诞，充满奇崛残忍的童真，喜欢打碎秩序再把它粘成奇形怪状。我打印出假牙的诗歌跟Z分享。假牙的诗适合观看，不适合朗读，因为他太擅长解构一切，所有参与他诗歌的事物都能构成诗的一部分，包括正在读诗的人。
“梵谷[5]把耳朵割下送给贝多芬，于是听到了向日葵盛开的声音。”（《分享》）
“学校放假。”（《世界末日那天》）
Z立刻领略到假牙的魅力，躺在河边的草地上津津有味地反复默念。
学校会在每学期进行到一半时，跟着四月的复活节统一放一个星期的假。Z利用假期回一趟台湾。假期结束，投资课上再见面，Z送给我一本假牙的诗集。不是整理打印出来的，是正儿八经的出版物。二〇〇五年出版，书底标识二十八马币，相当于四十元人民币。
“你喜欢的作家真的都很小众欸，我特地坐客运巴士跑到台北的诚品书店才买到。”Z的家在台南。我查询从台南到台北的距离，和南京到上海差不多。那晚我听着雷光夏的歌，模拟推算一整夜，这个世上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值得我特地从南京跑到上海去购买。
没有一丝困意。
……
（全文请阅《长江文艺·好小说》2024年第10期）
注释：
选自《青年文学》2024年第6期
原刊责编：耿鸿飞
本刊责编：鄢 莉
作者简介
▲刘麦加|
制作：陈瑶 孙瑜
审校：鄢莉
核发：喻向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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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走到终点 |西 元
选自《人民文学》2024年第8期
体面 |余 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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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小说叙事中的“背景” |洪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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