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之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腐败往往是“四风”从量变转为质变的结果。不少被查处的干部，并非一开始就大搞贪腐、直线下滑，而是先从一包烟、一饼茶、一瓶酒、一顿饭等看似“小事小节”的作风问题上打开了缺口，逐渐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应急管理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蒋双耀上任之初，曾在检查工作时当场拒绝企业老板的红包礼金，并斥之为“歪风陋习”。然而，他未能坚守初心，而是在不法商人老板们的声声恭维中放松警惕，在豪车豪宅的奢靡生活中迷失自我。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他在忏悔录中写道，“从拿几百元红包有顾虑到收上万元习以为常，我胆子越来越大，在不归路上越走越远。”调研发现，类似由风及腐、由风变腐的现象在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中屡见不鲜，一些党员干部从“小事小节”上的放任自流，演变成为“大是大非”上的胡作非为。
违规吃喝、“人情往来”背后往往隐藏着请托办事、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一些纪检监察干部一针见血指出，“无利不吃喝”，违规吃喝醉翁之意不在“吃”而在“局”，这个“局”就是拉帮结派、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平台；违规收送礼品礼金，打的是人情交往的幌子，图的却是长期的高额回报。还有同志谈道，这种不正之风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腐败的初级形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的青海省6名党员领导干部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推杯换盏、联络感情是表象，组局谋利是要害，长期的拉拉扯扯，背后就存在拉动选票、请托办事等政治问题。山东国惠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尹鹏长期接受私营企业主提供的高档食材、名贵酒水、豪华家装以及高级商务专车等“保姆式”服务，其也“投桃报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由此可见，一些吃喝玩乐活动表面看是享乐奢靡之风，内里却是为搞腐败搭台唱戏。
调研中，多地纪检监察干部谈道，这些年来，发生在群众眼皮底下的公款享乐奢靡问题明显减少，但一些不正之风顽固复杂，由明转暗、改头换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表现。有的在正常公务接待时“守纪律讲规矩”，而后缩小范围，同核心“圈子”、利益同盟喝二场酒，搞拉帮结派；有的在场所上搞转移，从“明面”走向“暗线”，违规吃喝地点从饭店、酒楼等公共场所，转移到机关食堂、私人会所等内部私密场所；有的在形式上搞变通，明面往来少了，暗通款曲多了，直接收受少了，“他人代劳”多了；有的在手段上耍花样，违规吃喝搞预付买单，在一些高消费场所预付资金，届时报卡号、手机号直接消费。这就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加强对腐败手段翻新升级特征和“四风”问题隐形变异新动向的分析研究，不断升级打法、创新举措，让风腐问题无所遁形。
必须看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背后同样呈现出风腐交织、风腐一体的特征。有的党员干部在个人主义思想影响下急功近利，图虚名、务虚功，大搞形式主义、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委原书记、一级巡视员王希静，未经可行性研究论证，要求多家国企举债投资，强行推进某建设项目，造成大量建筑空置浪费。有的官僚主义思想盛行，看似是逃避监督，实则是方便自己“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用钱一支笔、项目一手抓”。天津市河西区某区属国有企业原董事长吴某屡屡任性用权、决策“一言堂”，造成国有资产失管失控。还有一些不担当、不作为问题，看起来是失职失责、履职不力，背后往往存在利益输送。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某街道城管总队原党支部书记胡某某，在街道防违控违工作中要求对某违建不要查处，失职失责的表象背后，实则为利用职权包庇违建、收受好处。
调研中，多地同志谈道，在查处的腐败案件中，“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的风腐交织问题较为突出，需要进一步引起重视。“一把手”在一个地区、部门或单位影响力举足轻重，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周围党员干部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判断。如果其自身腐化堕落，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从而诱发风腐问题，严重影响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政治生态。内蒙古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苏誉，表面任人唯贤，暗地任人唯钱，这套“潜规则”严重破坏了当地政治生态。
把握风腐一体、风腐交织的阶段性特征是前提，不断健全风腐同查同治工作机制则是破解风腐问题的关键。不少同志谈道，既要坚持“由风查腐”循线深挖，斩断风腐交织的链条；又要坚持“以腐看风”双向突破，通过点上的腐败问题，查找面上的不正之风。风腐同查同治，既是破解作风顽疾的重要手段，也是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的必要措施，必须久久为功、绝不松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