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周年所庆专题|范云鹏：当时只道是寻常

05级硕士共七名同学（含一名留学生）。饶戈平老师、李红云老师和宋英老师各带一名学生，白桂梅老师和李鸣老师各带两名学生。龚刃韧老师当时正在国外，那一年没有带学生和授课。在这样的师生比例关照下，我们有许多机会和导师以及专业内的其他老师进行交流，成就了国际法专业共同体。

不过在课堂上，这意味着我们完全没有躲闪的余地，需要全身心的投入每一节课。对于国际法专业课的教学，老师们都倡导让学生发挥主导作用，而不是灌输式的讲授。国际组织法课上，我们结合Jan Klabbers的教材，每人认领一章进行专题汇报。饶老师通常先提炼出相关领域的前沿问题并且补充若干文献，其余的时间就由负责同学自行陈述，既要重点内容完备，又要提出尚待解决的问题，还要调动其他同学一起参与讨论。国际司法判例课上，李鸣老师带着我们逐字精读国际法院的判决，每名同学都要现场口述翻译，而且随机换人接续，不容懈怠。国际法基础理论和海洋法的课堂上，白老师和李红云老师同我们围坐在一起，在老师和同学之间以及同学和同学之间提问和回答，需要围绕课前阅读的专著、论文和报告有的放矢地展开，只能是摆明立场层层深入而杜绝一团和气泛泛而谈。国际环境法的课堂卷得更加厉害，宋老师不仅关注报告内容的专业性，还要看英文文献含量和现场表达效果，并且请其他同学打分，让我们感受同行评价的压力。

老师们在课堂上不唱主角，但平日里不经意间的言传身教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记得录取后我第一次去饶老师的办公室，在那个已经被书山占满的小隔间里，我小心地坐在插入其中的一把椅子上，得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记下必读书单。那是手机无法拍摄高清照片的年代，我只能提笔摘抄，记完第一部分概览性专著后，就觉得这些作者差不多把主要国际法研究阵营都覆盖到了。饶老师可能看出我有些慌神了，说读多了就有感觉了，要读经典、读英文、读一手文献，还要善于提炼和升华。在学术研讨会上，宋老师全英文的主持和发言让我们领略到国际法和外语如何自然融合，表达上简明扼要，分析起来抽丝剥茧，而且对节奏和时间的把控更是恰到好处。本来自以为英文（分数）还不错的我们，一下子领会了什么才算将英文作为工作语言。

为避免疑义，这里并不是说老师仅在结课后才会请吃一顿饭。那个年代学校的食堂已经不错，但老师们还是很心疼我们这些离家的学生们，时常有好吃的就招呼师兄师姐去分配一下，也时常以各种名义带我们改善伙食。不过每门专业课结束后，老师必定请同学们吃顿饭是国际法专业的习惯法，既有普遍实践，也有法律确信，还有悠久历史。更为主要的是，一学期的课程完结后，老师们更加轻松地打开了话匣子。

从饶老师那里，我们了解到一名北大附中的毕业生奔赴北大荒，从林场到炊事班，在黑土地里迷茫过未来在何方，最终通过高考和考研辗转回到北大求学。饶老师也动情地讲述着王铁崖先生如何从无到有组建国际法所，骑着自行车在风雪中各处奔走争取留人指标，在外汇紧张的年代不遗余力地收集外文资料，又多方拜托将学生推介到世界各地深造播撒火种。

李鸣老师聊起天来话题切换游刃有余。他对塞北边疆和江南水乡的景致与美食都如数家珍，对坚守书生意气和成就当下工作均颇有心得，对在耶鲁大学度过的求学时光难以忘怀。不过一谈起纽黑文学派，他又滔滔不绝地升华了课程的主题，希望我们在国际法案例的阅读中感受造法的过程，结合实在国际法、政策定向学说和批判国际法来重新思考国际法的含义和性质。

李红云老师讲话语气平和，但丝丝入扣引人入胜。她提及国际人道法是自己当时新涉足的领域，但却是国际法的经典部门，值得下力气去深入研究，让我们去看看电影《卢旺达饭店》增加感性认识。她对晚清和民国的历史稔熟于心，分享了中国早期外交官将国际法传入中国的许多故事，勾勒出那批风云人物在变革的时代下艰难探索的图景。她也多次提起北大老一辈国际法学者的不易，特别是赵理海先生在最为困苦的岁月里执著于学术研究的顽强精神。

白老师也特别健谈，讲述自己从英语专业进入国际法领域求学的经历，谈及将人权教育在国内发展壮大的尝试与坚守。话题都不轻松，但经常会穿插爽朗的笑声。她十分感恩改革开放初期为北大国际法的发展伸出援手的国外学者，特别是深情地回忆在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跟随麦克唐纳教授学习的时光。2006年9月麦克唐纳教授去逝，白老师还专门在北大组织了追思会。正在国外访问的饶老师委托我在追思会上宣读他的书面发言，白老师特别嘱咐我将饶老师的发言翻译成英文后再读一遍，以便麦克唐纳教授的亲属收到会议录像后更能感受到中国学者的慰问。

多年求学欧洲的宋老师邀请我们到她家里做客，亲自下厨用正宗的西餐来招待我们。我们在那里感受着严冬时节家的温馨，也用发现世界真奇妙的眼光研究着老师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纪念品。沙拉和通心粉上桌后，我们听着宋老师绘声绘色地谈起女儿的成长，那位专业干练的国际法学者化身为了牵挂孩子点点滴滴的母亲。只是现在想起来，我们（至少是我）好像既没有打下手，也没有去洗碗，其实老师对我们也像是对孩子一样在宠着。不过，我牢记了老师在留学期间锻炼厨艺的经验，此后在纽约留学时大力提升了自己做饭的能力。

作为硕士生，我们在专业水平上离老师们的造诣还有很远，对当时差不多与自己父辈年纪相仿的老师们更是心存敬畏，但也有不少机会能够同老师们交流学术问题。

国际法专业另一个难得的传统，就是师生们会定期一起出去走走，领略春暖花开抑或秋高气爽。我们刚入校就整个专业一同前往北戴河看看大海。不过到了海边，大家还是先开会，由每位老师介绍自己最近的教学科研工作和社会活动。这些专业领军人物，几个月前于我们还只是招生简章上遥不可及的名字，如今很认真地详细谈及自己的近况，多少令我们有些恍惚。之后我们慢慢明白，老师们是在分享如何安排好时间、挑选出问题、规划对路径最终做到不断地进步。也是在那次交流中，我们听到了学术自律和老实做人，被提醒学习国际法不要忘记中国问题和中国视角。

我们的专业课人数都很少，因此上课的地点慢慢就转移到位于逸夫楼一楼国际法所办公室内的会议室。这个不大的空间也许是当时国际法历史浓度最高的地方。它曾经是国际法所的资料室，虽够不上图书馆的面积，但在还没有数据库资源的年代足以算得上是国际法研究的宝库。改造为会议室后，王铁崖先生等老一辈学者都曾在这间屋子开会和接待客人。在法学院还没有自己的办公楼之前，国际法专业师生能够在此小聚也是一件很令人羡慕的事情。我们在这里旁听开题和答辩，作为秘书参与研究生的复试，和老师们一起筹划学术会议。老师们也指点我们多去逸夫楼内老法学图书馆，在狭窄的楼梯上多盘旋几圈后进入英文书库，那里平时造访的人少，是自习和阅读最新期刊的好去处。

陈明楼投入使用后，我们的师生集体碰面就转战到几乎每层楼第02号房间的公共会议室。宋老师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Francis Snyder教授为我们讲授欧盟法和世界贸易组织法的前沿问题，还亲自安排装订了精美而厚重的文献汇编。外交部相关部门的领导也受邀每周来和国际法专业师生交流，介绍中国国际法的最新实践，让我们接触到了鲜活的国际法案例。在陈明楼里饶老师的新办公室，我向老师汇报硕士论文的选题，接受点拨如何收集资料和与国外学者交流，并且逐页讨论饶老师用铅笔批改后的论文初稿。饶老师办公室的面积大了不少，但书籍体量与剩余空间的比例基本维持不变。不过，老师至少可以摆放专业的茶具，我们一同边喝茶边修改论文。我当时还是少不更事，都是老师在进进出出泡茶倒茶，我借着论文需要修改的地方太多喝了不少好茶。我一直没有学会品茶，识别不出老师拿出的珍藏，但那段喝茶的时光始终难忘。

陈明楼旁边有一个小院落，是历史学家顾颉刚筹备禹贡学会的地方。法学院刚接手这此处时，还没有“国双庭院”的称呼，我们就朴素地称其四合院。在四合院的会议室，我们接待了不少国内外的访问学者。记得我在校参加的最后一次国际法学术活动，就是饶老师请正好回国的刘振民大使为在京的国际法学者介绍联合国法律事务的最新动态。

国际法所的许多毕业生都在教学、科研、外事部门和国际组织的岗位上从事着与国际法相关的工作，成绩颇丰。我们那一级的硕士同学，目前没有在国际法直接相关的领域工作。我从北大毕业后，虽然也曾继续过一段国际法的求学，但现在已经离开这个学科很久。不过，我们这些不再专属于“国际”法的同学们很多在政府部门、企业和律所从事着涉外法律事务。

在实务工作的摸爬滚打中，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北大国际法教授的是在复杂环境中解决问题和协调利益的方法，让我们在变化和现象中看到背后理论问题的影子。ESG和当年商业与人权课堂上的CSR一脉相承。当年刚签署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有不少原则内核如今已经体现在了《外国国家豁免法》之中。跨境交易中反垄断和证券问题的监管属于不同国家间非传统的对话与协调模式。数据出境的商业安排与政府监管是全球治理模式中不同主体参与规则博弈的最新案例。制裁与反制裁是管辖权扩展与冲突的生动体现。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的普遍化呼唤着国际投资法应对地缘政治变化的新挑战。当年在学习时，我们经常为国际法是不是仅调整国家间的关系或者国际法是不是法这样的问题而头疼。这些问题固然会继续，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在日常工作中为“涉外法治”做出些许贡献，或许也不算辜负北大国际法和老师们对我们的培养和传承。衷心地祝愿北大国际法的明天更加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