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及古旧书籍之保存长久，实在是很难的一件事。综观昔时，隋代的牛弘、唐代的封演、宋代的洪迈等人对书之厄运，都有发人深省的论述。这些厄运多属兵燹、水火、虫害，而更厉害的当涉及政治的原因。现在想写的，是另外一种人为的原因所造成的书厄。

先说现在的吧，不管是在何处，大凡书店里有旧书、旧报、旧刊，那都是收藏者眼睛里的宝物。而对书来说，只要是线装古籍，那更是逛潘家园等地的人们最宠爱的。毕竟是旧一点的东西，有点年头的物件，在经过“文化大革命”时破“四旧”的涤荡，现在再找也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如今似琉璃厂的一些大书店，如要售卖一批图书，那清晨就会有人排队等候，而到开门的刹那，人群就像听到发令枪响，头批的数人争先抢后，一拥而入，不是百米赛跑而胜似百米赛跑，先抢上几捆再说。由此可见旧书受欢迎之至。

然而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至50年代初，旧书行业却是另外一番情景。津生也晚，不能躬逢其境，只能从前辈们的书中得知一些想不到的事情。

所谓书贾贩卖，唯利是图，利之所在，趋之若鹜，何足与言中华传统文献之重要！在40年代的上海，即使是来青阁、修文堂、修绠堂等重要的书肆，在售卖古书的同时，将店中难销之书、残缺之本，论担称斤售出。所以，即如蝇头小利，也必为贾人所谋。这些书中有滞销古书、西文书、教科书、圣经、过期杂志等等。郑振铎写过一篇《“废纸”劫》的文章，其中举了一个例子，说的是书店老板不管称斤之书究竟为何，只要有钱赚，就会将书送去做还魂纸。

郑振铎先生（1898—1958）

某日，郑先生在中国书店见有旧存古书70余捆，5000余册之多，店主正欲招纸商来称斤去。郑见其目，多普通古书，且都为有用者，若江标辑《唐人五十家小集》[光绪二十一年（1895）江氏灵鹣阁据南宋陈道人本影刻]，吴省兰等辑《艺海珠尘》（嘉庆道光间刻本）以及《两浙輶轩录》《杨升庵全集》《十国春秋》《水道提纲》等书，约七八百种。店主说，如欲留，则应立即决定，便可不至使之成废纸。郑力劝其留售。不允，并说这也不能销，那也没人要，不如论秤出，得利多而且快。郑只得又去几家熟悉的旧书店游说，希望他们能买下。但这几位店主也都以不值得、不易售而婉言谢却。在无可奈何之下，为了使这些书免成还魂纸，郑只好在囊中困窘之际，毅然以6000金救下了这七八百种书。

郑先生感慨之余，又写道：“凡家有破书数架、故纸一篓者，负贩辈必百计出之。不必论何种书也，不必视书之完阙也，不必选剔书之破蛀与否也。无须泾泾议价，更无须专家之摩挲审定，但以大称一，论担秤之足矣。于是千秋万世之名著，乃与朝生暮死之早报等类齐观矣；于是一切断烂朝报，乃偕精心结构之巨作同作废纸入熔炉矣。文献之浩劫，盖莫甚于今日也！目击心伤，回天无力。惨痛之甚，几有不忍过市之感。”郑是作家、教授、学者，也是藏书家，当时失落的心情，真是一般人所无法理解的。郑先生1943年4月27日在送王伯祥《十国春秋》封面上写道：“浩劫之后，继以焚毀，古籍之存世者鲜矣！近数月来，纸商复以重值搜罗旧书为制纸原料，各书肆对于巨帙之廉值书皆捆载出售，实图籍之又一大厄也。予目击心伤，挽救无力。昨来青阁得中国书店存书八十余扎，亦欲售予纸商，予大愤，倾囊悉得之。”也可印证上面的事。

顾师廷龙先生是在1939年7月离开北平赴沪筹办合众图书馆事宜，次年即从沪肆购书，与估人很是熟洽。在顾先生的日记中，尤其是1944年所记，多次叙及书肆将不易销之书转手卖与造纸厂之事。举几个例子来看，《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此书44卷，一大函，1933年至1935年铅印本。在某书店有若干套，每部定价五百数十元，无人问津。后有一同行至，不还一价全携之去，谓论斤售与做送魂纸者，可得六百数十元，一转手，可赚150元。顾先生闻知，叹曰：“如此以往，书将尽矣。”

没过几天，顾去东方旧书店，见到店主将不易销之书俱秤斤给售纸厂为原料，其中《三通书局丛书》数十箱、每日新闻社之《华中现势》均在。此店又有同文书院出售之书，多中国社会经济调查所及金陵农学院等所出调查之日文译本，其他工商业之调查录甚多，顾以每斤60元为合众图书馆买得约40斤的书。这个同文书院是个敌伪机构，当时还有大批杂志称斤出售，数量多，且不经废纸商而径入纸厂。所以顾先生以为“杂志入‘同文’一劫，出‘同文’又一劫。本馆力不能收，听其销毁，殊为闷损”。

某日，顾游文都书店，见残方志10余种，皆捆待收废纸者购去。先生觉可惜，遂以每斤90元收之。顾又去另一家书店，见连史纸书皆以废纸售去，每斤80元，大叹“可惜”。又一日，修文堂主人孙实君告顾先生日来秤纸情形，晚访东方旧书店，亦谈秤纸事。据云：“抱经堂朱遂翔与其徒合伙购《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秤斤鬻去八十余担，《鄞县通志》三百余担。”《鄞县通志》计51编，1933年所修，300余担又不知是多少部了。顾先生是以书为生命的学者，他一生所做的就是保护图书，所以他听了秤斤之说，“闻之惟有浩叹。吾不知主管之人何亦丧心病狂，轻易弃毁，一至于是耶？”

顾先生耳闻目睹，又去调查了一番，更了解到不同纸张的书籍有不同的价格及收购情事，如白道林单面有字百元外，双面百元；报纸六七十元，江南连史八九十元，手工连史六七十元。书贾收来，售废纸小同行。小同行售大同行，大同行售纸厂，亦有由纸厂掮客出而收者。收去之纸，以纸质与色分类别解送，不可夹杂。大同行约二三家，资本须五六百万元，小同行亦须十余万元。

民国年间琉璃厂书肆

1944年，抗战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但上海、北京的经济仍然很差。因废纸价高，各书肆对于残本而无法配齐者，皆论斤出售。琉璃厂某书肆，一次即达3万斤，真可谓“大手笔”。可惜的是，全部当成了还魂纸。

解放初期，百废待举，古书也有短暂厄运。读邓之诚先生《五石斋文史札记》（1949年5月3日）：“多文（阁）魏估言：城中有蒙文《道藏》，全部棉纸本，卖与亚兴造纸厂，共拉五排子车，每斤价五十元，共十余万元。业已造浆，不可挽回矣，浩劫哉！然未闻清代曾以满、蒙文译《道藏》，莫是《释藏》否？”而顾颉刚先生的《顾颉刚书话》中也有一段苏州秤斤售书的记载，说的是他出席苏州人民代表会议后还里，与文学山房肆主江静澜谈，知1949年后人家藏书散出，秤斤售与纸商，仅500元一斤。而旧报纸价较旧书为贵，盖因适宜于造纸。北京书估至苏州购书，出价渐高，每斤升至1700元，大量捆载以去，售与北方纸商，则每斤3000元矣。以其几加一倍，除运费外尚可赚钱，故书商竞为之，此中不知牺牲若干好书。南京文物管理委员会知之，令南京图书馆尽量买秤斤书。顾先生后去南京，知已秤若干万斤。因此，顾先生认为此亦是“抢救”也。

《卢前笔记杂钞》内有一篇《秤书记》，很有意思，说的是在旧纸铺里从废纸中秤得古籍的事（这和前面将书售之造纸厂不同）。云：“我得了一个好消息：在水西门旧纸铺里居然可以容你选择，普通是一千八百元一斤，你选择的照二千元一斤计算。我知道这其中一定有好书的，因此约了马君同往。刚巧有客帮来办货，秤了四五百斤，捆载而去。我朝它望了一望，都是很整齐的，线都没有断的，也许是什么丛书之类的书。铺主照应他们去后，才注意到我们，马君说：‘我们是要选的，无论如何都买你的，照二千计算就是。’他点点头，我们也就动手，打开了一捆，我发现一部完全不缺的《金山志》，还有《续志》；在第二捆又得到一部《焦山志》，还有《京口山水志》四册。我心里正在诧异：‘那里这多关于镇江的书！’忽然在别的一捆中看到一本明刊的《镇江府志》，可惜只有一本。‘好多的志书啊！’我心里又在喊了。什么《凤阳府志》《淮安府志》，都是些残本，铺主向我说：‘这纸多么雪白，比洋纸都好，你看便宜不便宜？’打到第七捆，我又选了《广陵通典》等等。马君选了王定安《湘军记》和一些稿本、钞本。天色渐黑了，铺主为我的选书一秤是八斤，马君的是六斤半。当时付了钱，马君提着两小捆送我回来，并替我一数，共计三十四本。听说这铺主两三天上一次货，我们又打算上菜市似的再去秤它一次。”

卢先生得到的山水志和地方志都不错，《金山志》及《续志》《焦山志》《京口山水志》都有不同版本，也不知是哪一种。明刊的《镇江府志》，应为36卷本（万历刻天启增修本），全帙仅天津图书馆一部。卢先生写的早已成为历史，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今天，那淘书者真要疯狂了，或也可能发生“打破头”的事了。

至于书贾们所起的作用，以及后来的什么将不用的书报杂志卖到废品回收站秤斤，或者是发生在“十年动乱”时的劫难，那就又是一回事了。

以上都是从我的读书笔记中抄出的，我没有去查找1944年和1950年时的币值，只是将例子先行写出，供研究者加以利用而已。

2008年9月26日

（选自《沈津书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关于胡适先生藏本《石头记》

责任编辑：褚欣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