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有个唐武宗，在位时为了遏制佛教过度膨胀，推行“灭佛”政策，下诏把全国佛寺拆了。
这可把天下僧尼急坏了。在江南，有座寺庙的和尚担心佛像被毁，于是想到一个法子，他们将大殿中的佛像抬下来，加上冠巾，送到附近的道观，请道士们保管。道士们二话不说，仗义相助，将佛像暂留寺中，对外宣称这是一尊“老子像”。
不久后，道观的香客察觉其中端倪，在这尊伪装成老子的佛像旁题诗：“赤土坡头古寺基，老君元是一牟尼。时难只得同香火，莫信他人说是非。”这是说，大家都知道这尊像是怎么回事，但仍对其照拜不误，不管是什么像，灵验就行。
此时，佛教与道教已在江南并存数百年，二教有调和共融的迹象。这个唐代的小故事，便是一个例证。
直至今天，江南寺庙、道观林立，在这片氤氲着文脉风华的土地上，目之所及，皆是人间的佛国、众生的福地。
佛教传入中国，始于东汉时期汉明帝的一场梦。
永平年间（58—75），汉明帝刘庄梦见金人飞空而至，醒来后派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远赴天竺（今印度）访求佛法。东汉使团在西域遇见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邀请二僧回京。汉明帝对佛教徒的到来表示欢迎，在洛阳建起中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
佛教东传百余年后，东汉末年，丹阳（今安徽宣城）人笮融，被徐州牧陶谦任命为督管下邳（今江苏睢宁）、彭城（今江苏徐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三郡运漕的官员。笮融掌握着三郡的经济命脉，可不差钱，他利用职务之便，在徐州至扬州一带斥巨资修建佛寺、佛塔，用金、铜铸造佛像。礼佛之时，佛像外涂黄金，身披锦彩袈裟，三千名佛教徒在寺中诵读经文，路旁设席长数十里，前来观看和就食者多达万人。
笮融为人骄横奢侈，后来战败，逃至深山而死，他耗费钱财修建的寺、塔转瞬成空。但是，佛教已然在东南一隅绽放花蕊。
三国时期，吴主孙权统治下的建业（今江苏南京）成为江南的佛教中心。
当时，作为月氏后裔的僧人支谦为避战乱，南下吴地，得到孙权慕名召见。月氏是位于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古国，与中原有着紧密的联系，也是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桥梁。季羡林先生说，在汉代，佛教文化是通过“有些今天名义上己经不存在的民族，如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国传入的，这从最初译经者的姓名以及梵文译音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支谦出生于洛阳，通晓六种语言，到吴地后，他翻译了《维摩诘经》《首楞严经》等佛经，他力倡翻译和注释佛教典籍时，应该文丽简略、畅达经意。据说，孙权十分信任支谦，让他辅佐太子孙登，但孙登不幸早逝，没能继承权位。学生去世后，支谦告别吴主，在位于今苏州西部的穹窿山隐居，后来圆寂于此。
另一位高僧康僧会，祖上是西域康居国的商人，但他不像支谦那样从中原南下，而是经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交趾（今越南河内）后，再辗转来到吴地。康僧会“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在吴传播佛法，也得到了孙权的礼遇。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成型可追溯到时局动荡的东汉后期，其中，“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是道教的早期教派。
汉灵帝在位时（168-189），太平道的创立者张角假托神灵传道，靠着一本《太平经》广收门徒，并将尊奉的至高神称作“中黄太乙”。桓灵之世，朝廷昏暗，民不聊生，越来越多的贫苦百姓集结到太平道的旗帜之下，最终演变为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遍及各州的信徒群起响应，皆佩戴黄巾，组成三十六方的军事集团。
张角自号“天公将军”，为起义军喊出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后来，黄巾起义被镇压，太平道也走向瓦解，逐渐销声匿迹。
“五斗米道”的影响更为深远。
五斗米道的创始人，是西汉开国功臣张良的后裔张陵，后世称为“张道陵”。张陵少年读《道德经》、研究图纬之书，又入太学，博通五经，还当过东汉的地方官。兼学儒道的张陵认为，儒家救不了世人，于是从《道德经》得到启示，宣扬人君需按“道”治国、循“道”爱民，而在养生方面，则要从“命”（人体）和“性”（精神、品德）两方面进行锻炼。
于是，张陵开创了“正一盟威”之道，后形成一个教团组织，在巴蜀、汉中等地广为传播。信奉的人需交纳五斗米，时人称为“五斗米道”，后来发展为道教的正一道，道教徒称张道陵为“天师”，故又称天师道。
张陵逝世后，其子张衡继续传教，后世称为嗣师；张衡去世后，其子张鲁以汉中太守的身份继续传道，后世称为系师。张鲁以政教合一的方式割据汉中近三十载，后来投降曹操，五斗米道的组织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在三国、两晋时期继续传播，随后流向江南。
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说，东晋南朝的许多世胄高门信奉道教，“青徐数州、吴会诸郡，实为天师道之传教区”，“多数之世家，其安身立命之秘，遗家训子之传，实为惑世诬民之鬼道，良可慨矣”。这是说，很多世家大族在儒家“名教”的下面，都藏着“鬼道”的底色。
比如，出身琅邪王氏的书法家王羲之信奉道教，退休后跟着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此外，吴地的世家大族，如顾氏、陆氏、张氏等，也不乏道教的拥趸。这也可看作是，士大夫与道教徒的早期交流。
当衣食无忧的世家大族追求道教的养生之术时，寒门士族也依靠道教发动下层民众，企图夺取政权。东晋末年，江东五斗米道的教主孙泰见晋朝国祚将倾，有意起兵，被东晋宗室司马道子所杀。孙泰的侄子孙恩逃到海上，聚众亡命，以五斗米道号召民众，形成一支起义军，于隆安三年（399）起兵，三吴震荡，兵乱四起。
孙恩起义军攻打会稽时，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担任会稽内史，负责抵御起义军。王凝之也是个五斗米道信徒，手下皆请战，他自己却无动于衷，在家里焚香祷告，自称请来“鬼兵”相助，结果城破被起义军所杀。
孙恩后来被东晋将领刘裕击败，投海自尽，信众称其为“水仙”。之后，孙恩的妹夫卢循坚持抗争到义熙七年（411），起义军才被平定。
孙恩卢循起义的一个重要背景，正是道教在江南的迅速发展。
东晋至南朝时，江南涌现出了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等道教学者，他们对道教进行改革，使之进一步走向成熟，并发展出了灵宝派、上清派等新兴宗派。
东晋的葛洪，是较早从理论层面对道教做出革新的学者，著有《抱朴子》。他把儒家的纲常名教和道教的出世追求结合在一起，宣称想要长生成仙，光靠内修外养是不够的，还要积善立功，以忠孝和仁信为本。葛洪还是一个炼丹师，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丹药并不科学，但葛洪并非整天埋头炼丹制药，他对中医也有研究，著有《肘后备急方》，收集了很多治病的方子，明朝的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时也参考过这本书。
后来，人们在杭州西湖湖畔宝石山西的葛岭上修筑了抱朴道院，纪念这位道教宗师。
从汉末三国到南北朝，四百年间，以建业为中心，江南先后建立过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政权，史称“六朝”。当道教在江南开宗立派时，佛教也在六朝渐渐兴盛，很多江南古刹始建于这一时期。
镇江金山寺，这座始建于东晋的寺庙，因中国著名神话故事《白蛇传》而家喻户晓。然而，历史上的金山寺不曾经历过“白娘子水漫金山”的浩劫，那位不懂爱的法海倒是有迹可循。据《金山寺志》记载，法海俗姓裴，是唐朝宰相裴休之子。法海初来金山寺时，寺宇倾毁，杂草丛生，他与僧徒、民众一同修寺建屋，重继香火，终于延续了金山寺的辉煌。
自古以来，金山寺耸立于长江边，寺门别具一格地朝西而开，在寺门眺望，可见“大江东去、群山西来”的壮丽景色。寺庙依山而建，形成“寺裹山”的奇景，远看只见寺塔，不见青山。时至今日，金山寺还保留了法海洞、古仙人洞、古白龙洞等名胜古迹，并藏有“镇山四宝”：周朝铜鼎、诸葛亮战鼓、苏东坡玉带和文征明《金山图》。那些美丽的神话传说，也为金山寺披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江苏镇江金山寺。图源：摄图网
谈到江南的另一座古寺——杭州灵隐寺，有人会想到狂放不羁、扶危济困的济公（道济和尚），他曾在灵隐寺剃度出家，或是传说中从印度灵鹫峰飞至杭州的飞来峰，还有自民国时期失散77年，直到2004年才重归灵隐寺的镇寺之宝“生天堂古缸”。而说起灵隐寺的历史，同样可以追溯到东晋。
东晋咸和元年（326），北方战乱未休，逃至南方的士民刚刚站稳脚跟。此时，印度僧人慧理来到西湖岸边、飞来峰下，认为这是一处地灵水秀的“仙灵所隐”之地，于是面山建寺。这就是灵隐寺的肇始。
此后，灵隐寺初具规模，享有盛名，鼎盛时有9楼、18阁、72殿堂，僧房1300间，僧众3000余人，发展到宋代，时人品论江南各佛寺，以灵隐寺为首，明清时两度重建，清康熙帝题名“云林禅寺”，至今仍欣欣向荣。
江西九江市庐山西麓的东林寺，始建于东晋太元九年（384），为时任江州刺史桓伊，帮助高僧慧远筹建而成。
慧远的老师道安，是当时享誉南北的佛教学者，早年在北方师从于佛图澄，后来南下襄阳注释佛经。前秦苻坚攻破襄阳时，得知道安在此，大喜道：“朕以十万之师攻取襄阳，唯得一人半。”于是将道安请到长安，推崇礼遇。
道安再度北上，而他的高足慧永、慧远避难来到江南。慧永先到庐山，在庐山北麓香炉峰下结茅而驻，发展为西林寺。后慧远来到庐山与师兄相会，在江州刺史桓伊的相助下，也建起了一座寺庙，因在西林寺以东，故取名“东林寺”，寺前临溪，山不甚高，有松林清泉环绕台阶，自东晋建成，几度兴衰，现山门三字为康有为亲笔所书。
东林寺建成后，慧远住持30余年，授徒沙门上千人，开创净土宗，成为江南的佛教领袖。因此，东林寺是净土宗的祖庭。
东晋末年，掌管朝政的桓玄有称帝的野心，听说了慧远的名声，写了封信寄到东林寺，想要拉拢他，声称沙门受到王权德泽，理应礼敬王者。慧远却回信道，沙门属于尘外之人，不应致敬王者。野心勃勃的桓玄敬重慧远，日后称帝也没有为难这位名僧。
值得一提的是，慧远所处的时代，是东晋门阀政治的末期，士族的势力尚能与皇权分庭抗礼，所以慧远才能坚持“沙门不敬王者”。若是皇权独尊，宗教也不得不向权力低头。
沙门不敬王者，王者却敬沙门。南北朝时期，南朝帝王大都推崇佛教。
从寒门逆袭的宋武帝刘裕，常常礼遇高僧，以此为自己提高声望。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常与高僧讨论佛理，赞同佛教的社会教化功能，说：“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
南齐宗室、竟陵王萧子良，尤喜佛法，在鸡笼山的王邸中“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鸡笼山成为江南的佛教胜地，著名的鸡鸣寺就建在其东麓山阜上，慧远的弟子雷次宗也曾在此开馆授徒。
南朝最有名的一位崇佛皇帝，是梁武帝萧衍。梁武帝在位时，四次舍身同泰寺，脱下帝袍，换上僧衣出家，要群臣捐钱才能赎回。他甚至以九五之尊，接受法名和菩萨戒，成了一个“皇帝菩萨”。有学者认为，梁武帝之所以尊奉佛教，是想以一人独居“两界”（世间、出世间）的最高统帅之位，显示出绝对权威和特殊地位。
印度禅僧菩提达摩自海上入华后，听闻梁武帝笃信佛教，于是前往建康（今江苏南京），见到了梁武帝。在佛教禅宗的史料中，梁武帝和达摩有过多次对话，却因观点不同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相传，梁武帝问达摩，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
达摩答，这些并无功德。
梁武帝听了，自是不悦。达摩接着说，您做的这些都是小善，何况这些事不过如同人的身影，虽有非实。
梁武帝又问道：“那什么才是真功德？”
达摩答：“真功德无形无相，世俗求功德之心无法得到。”
有人认为，达摩主张的是普渡众生，梁武帝虽表现虔诚，在梁朝大兴佛教，但更多是追求自我修行，他们心中的“佛”是不同的。因此，达摩只好辞别梁武帝，渡江北上。此后，达摩作为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在洛阳、嵩山等地传授禅理；而一生力行戒律的佛教徒萧衍，却因为接纳了北朝叛将侯景，最终被侯景背叛，死于非命，江山尽毁。
魏晋南北朝时，江南佛教衍生出了诸多宗派，除了前文说到的净土宗、禅宗外，还有三论宗、天台宗等相继出现，并广为传播。唐代诗人杜牧有一句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是南朝佛教兴盛，放眼望去，千里江南，山水胜处，无数琳宫梵宇掩映于迷蒙的烟雨之中。
这些寺庙中，有始建于南齐永明七年（489）的南京栖霞寺。这座寺庙建于栖霞山上，南梁僧朗于此弘扬三论教义，三论宗遂以栖霞寺为祖庭。晚清时，栖霞寺一度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后于1919年重建。
另一座建于南朝的名寺是灵谷寺。该寺在南京中山陵东1公里处，始建于南粱天监十四年（515），乃梁武帝之女永定公主为宝志和尚所建。寺内有中国现存最大的无梁殿，寺中玄奘院供奉有玄奘法师的部分顶骨。目前，灵谷寺中的诸多历史建筑与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纪念塔一起并称为“灵谷景区”。当年响彻南朝梵音的古寺，如今安静地守护着烈士的英灵。
苏州的寒山寺亦始建于南梁天监年间。寒山寺自古为人向往，不仅仅在于名僧、佛像等有形之物，更在于寒山寺独特的文学意境。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一诗，使这座苏州城外的古寺，成为天下闻名的胜地：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佛教徒兴建寺庙，道教徒则修筑宫观，俗称道观。
道观的选址大有讲究。道教专门用“洞天福地”来指神仙、真人所居的名山胜境，具体而言，分为“十大洞天”，是“上天遣群仙统治之所”；“三十六小洞天”，是“上仙统治之处”；“七十二福地”，“上帝命真人治之”。
道观往往就建在这些被誉为“洞天福地”的名山大川之上，与自然环境融合于一体，仿佛人间仙境。在道教流传已久的江南地区，可以看出道教对“洞天福地”的追求。
江苏玄妙观，位于苏州观前街，为江南地区面积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道教宫观，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观中有南宋画家临摹唐代吴道子的老子像碑，这是国内仅存的两块老子像碑之一。碑上有唐玄宗的题词，唐朝皇帝姓李，十分尊崇道家创始人老子李耳，对唐代道教的发展亦有推动作用。
玄妙观中的“三清殿”建于宋代，至今仍保持着原有的结构，由40根两人才能合抱的大石柱支撑。三清殿是道教宫观中的重要建筑，供奉“三清”，中为玉清元始天尊，两侧分别为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
江苏九霄万福宫，坐落在“七十二福地”之首的茅山。茅山相传是“三茅真人”的修行地，不只是上清派（茅山派）的祖庭所在地，也有正一道、全真道的道场。九霄万福宫始建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今还藏有宋哲宗赐给茅山道士的“镇山四宝”：玉印、玉圭、哈砚和镇心玉符。在民间故事中，茅山道士也是驱邪降魔的一把好手。
▲江苏九霄万福宫。图源：摄图网
江西有一处道教圣地龙虎山。
位于江西省贵溪县上清镇东的龙虎山上清宫，是历代天师供祀神仙之所，相传正一道创始人张陵曾在此修道，因此，魏晋以来，正一道的活动中心向东转移至龙虎山。为表示对张天师的尊崇，上清宫的建筑和皇宫相比，仅矮一尺，原是中国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道观之一。
龙虎山上，还有一座天师府，全名叫“嗣汉天师府”。当初，张陵的四世孙张盛携先人印剑、经箓迁回龙虎山，从此，天师家族在龙虎山代代相传。宋元两朝皆赐封张天师后人，使其总领江南诸路道教事，与北方的全真道形成并立之势。
杭州洞霄宫，位于余杭名山大涤山，道教将其列入三十六洞天之第三十四，名大涤玄盖洞天。宋代，皇室崇尚道教，作为江南名观的洞霄宫盛极一时，尤其是在建炎南渡后，南宋皇帝常到大涤山筑行宫避夏，一些退休或远离朝堂的名臣被授予“提举洞霄宫”的闲职，如名相李纲、将领张浚等曾名列其中，时人称洞霄宫是“半个朝廷”。
位于江苏南京冶城山上的朝天宫，则是江南现存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组宫殿式古建筑群。目前，朝天宫已成为南京市博物馆所在地，馆藏文物有10万余件，是研究江南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这座宫观堪称儒、道结合的代表作，其名称为明太祖朱元璋所取，意思是文武官员及官僚子弟学习朝见天子礼仪的场所。晚清时，朝天宫毁于战火，曾国藩、李鸿章在原址对其进行重建，又将江宁府学迁于此地，朝天宫从原来的道教建筑变成了儒家的文庙，殿内供奉孔子的牌位。
事实上，在文化包容的江南地区，这种宗教建筑相互转换的现象并不少见。
比如说，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九华山，曾经是一座道教名山，位列七十二福地，建有开元观、仙坛宫等道观。到了唐天宝年间（742—756），信奉佛教的新罗国王子金乔觉渡海来华，上九华山东崖岩，寻一处僻静之地苦行修炼。当地人见金乔觉飘洋过海来到九华山修行，整日静坐石室，唯有观音土加少许米烹而食之，深为感动，于是捐钱买下一块地，为他修建庙宇。金乔觉驻锡九华数十载，一生行善积德，僧众认定他是地藏菩萨化身。
此后，九华山佛寺林立，成为地藏菩萨道场，清代达到鼎盛，有寺庙300余座。如今，九华山“护国肉身宝塔”北门廊下，还有横匾用金字小篆写着地藏菩萨誓言，“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为民国总统黎元洪所书。
江南另一处佛教名山普陀山，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狭长形小岛。
普陀山也有道教背景，据说，秦安其生、汉梅子真、晋葛稚川等方士、道人都曾来此修炼。后来，普陀山的道教色彩却渐渐变淡，取而代之的是佛教文化。
唐咸通四年（863），有名日本僧人从中原请得一尊观音像，想要回国，途径普陀山，遇风受阻，观音像随船漂到了岸边。人们认为，这是观音菩萨不肯去日本的征兆，于是在船到之处建庙供奉，建了一座“不肯去观音院”。此后，普陀山变成了供奉观音的道场。至清末，全山已形成三大寺、88禅院、128茅蓬，每逢香会期，全山人山人海，俨然一派“海天佛国”景象。
隋唐时期，佛教各宗在南北各地开枝散叶，其中，禅宗在江南深深扎根，到宋代，江南禅院形成了“五山十刹”的格局。
当初，达摩告别梁武帝，北上修行传道。以达摩为祖师的禅宗，经过几代传承，到五祖弘忍时已经隆盛起来，闻名天下。投于弘忍门下的弟子日益增多，这其中就有神秀、慧能。
有史料记载，弘忍为了考验弟子，让弟子们各作一偈。
神秀主张渐悟，作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慧能主张顿悟，作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二者不同主张，史称“南顿北渐”、“南能北秀”。此后，禅宗各流派在东西南北各据一方，北宗禅系以神秀为代表，以洛阳和荆州为中心；南宗一派以慧能及其弟子为代表；西面有智诜在资州弘扬的净众保唐禅派；东面以金陵（今江苏南京）为中心，活跃着牛头宗一系。
在此，说一下唐宋时期江南流传的南宗禅和牛头禅。
六祖慧能之后，南宗禅由其亲传弟子分出3支法系：南岳怀让、青原行思和菏泽神会。唐贞元（785-805）、元和（806-820）年间，南岳系的重要人物马祖道一及其弟子百丈怀海倡导的洪州宗禅学迅速崛起，成为南宗禅之大宗。
马祖道一在南昌佑民寺传法的时间最长。这座禅寺至今仍在南昌市的闹市区。马祖道一说：“即心即佛，非心非佛。”意思是，求佛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自己的身心上，培养自己的平常心。
百丈怀海作为马祖道一的弟子，在今江西奉新县的百丈山上创建了百丈寺，继承马祖农禅合一的思想，在白云绕山的禅寺中一边参禅，一边耕作。百丈怀海也是一位宗教改革家，他为禅宗丛林制定了《禅门规定》，确立了禅宗的基本戒律《百丈清规》。
有人问百丈：“何为心解脱？”百丈答道：“不求佛，不求知解，垢净情尽；亦不守此，无求为足；亦不住尽处，亦不为地狱缚，不爱天堂乐，一切法不拘，始名为解脱无碍。”
这一时期，在江南广为流传的还有牛头禅。
牛头宗因其开创者法融居于金陵牛头山（今名牛首山）得名。牛头宗禅系的名寺众多，其中，位于金陵的延祚寺和天宝寺已经无处可寻，牛首山上留有一座建于唐大历九年（774）的佛塔。另外，位于镇江黄鹤山下的鹤林寺也曾是牛头宗的重镇，宋代的书法家米芾仰慕此寺，来到这座禅寺后，自愿永护名胜，去世后葬于此地。
宋代，士大夫与佛教的关系更加紧密。
苏轼在杭州为官时，在径山寺（万寿禅寺）创立了“十方住持”的选举制度，这是一种官府为寺院选住持的方法，有助于佛教领域人才的选拔和流动，对后世影响深远。禅宗亦尊重苏轼，一些禅寺设有东坡祠。
苏东坡经常和江南的禅宗僧人打交道，他说：“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
据说，有一次，苏轼写了一首诗赠给好友佛印禅师：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诗中的“八风”，指的是利，衰，毁，誉，称，讥，苦，乐。
结果，佛印禅师收到信后，只回了两个字：“放屁。”苏轼一看就急了，立马坐船过来和佛印理论，结果在佛印的僧室外面看到一张纸条：“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
佛印的意思是，既然“八风吹不动”，“利，衰，毁，誉，称，讥，苦，乐”都不值一提，那您为何还会因为一句“放屁”渡江而来呢？
北宋被女真人建立的金国灭后，宋室南迁，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当时，临安城分布着诸多禅寺，西湖岸边即是坐拥南屏晚钟、雷峰夕照的净慈寺，稍远处为灵隐寺，往西有径山寺，朝廷上下得到佛学的熏陶。
于是，南宋朝廷从江南禅寺中选拔出“五山十刹”，作为等级最高的禅院。“五山”依次是杭州径山寺、杭州灵隐寺、杭州净慈寺、宁波天童寺、宁波阿育王寺。“十刹”有钱塘中天竺寺，湖州道场寺，温州江心寺，金华双林寺，宁波雪窦寺，台州国清寺，福州雪峰寺，建康灵谷寺，苏州万寿寺、虎丘寺，主要集中在今浙江、苏南一带。
“五山十刹”的确定，使历史悠久的江南寺院得到朝廷官方礼遇，士大夫和寺庙的往来更加密切。
可以说，经历千百年来的传承，佛教、道教在江南兴盛并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江南的地理气候。凡有山林之处，必有寺庙、道观，江南遍地佳山秀水，气候四季分明，自然得到僧、道的青睐，故自古寺庙、道观林立。
二是南方经济的崛起。历次中原战乱，导致多次衣冠南渡，大量人口涌入江南，既为经济重心南移提供了劳动力和商品，也带来了富有活力的学术气息，儒家士大夫与佛、道二教的交流更加自由。
宋元以降，专制加强，儒家独尊地位更为突出，士大夫“不惟儒服，而兼取释道”却成了时尚，三教合一的趋势愈发明显。明代刻印的《一团和气图》（《三教混一图》）中，取儒、道、佛三教合一之说，把孔子、释迦牟尼、老子三圣的画像融为一体。
出生于晚清时期的著名史学家、江苏苏州人顾颉刚，回忆起小时候家中悬挂的神轴：
玉皇大帝坐在第一级，旁边立着男的日神，女的月神。很慈祥的观音菩萨是第二级，旁边站着很活泼的善财和龙女。黑脸的孔圣人是第三级，旁边很清俊的颜渊捧着书立着。
第四级中的人可多了：有穿树叶衣服的盘古，有温雅的文昌帝君，有红脸的关老爷，有捧刀的周仓，有风流旖旎的八仙，又有很可厌的柳树精在八仙中混着。第五级为摇鹅毛扇的诸葛亮，捧元宝的五路财神。第六级为执令旗的姜太公，弄刀使枪的尉迟敬德和秦叔宝，伴着黑虎的赵玄坛。第七级为歪了头的申公豹，踏着风火轮的哪吒太子，捧着蟾蜍盘笑嘻嘻的和合（二仙），嗔目怒发的四金刚。第八级是神职最小的了：有老惫的土地公公，有呆坐在井栏上的井泉童子，有替人管家务的灶君。
江南地区三教合一、思想交融的现象，在学者的童年回忆中留下了如此生动有趣的一笔。而今，分布在江南各处的寺、观，依旧在讲述着贯穿古今的风物故事，江南文脉，延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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