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里，河流就是河流，不分什么左岸右岸的。”
上述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也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从影响方面来看，19 世纪西方的冲击在促使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上所起的作用，肯定比 16、17 世纪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到来所起的作用更为巨大。诚然，耶稣会士传入了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制图学和建筑学等西方科学，但他们的影响只局限于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少数士大夫。他们几乎没有给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带来任何影响，在这些方面仍然是传教士到来之前的那种模样......
但是，如果我们对前期的机构制度不甚了了的话，那么我们将无法全面评判 19 世纪和 20 世纪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对西方冲击的研究，必须首先对这种冲击的承受者有所了解。而且，鉴于西方和俄国在影响近代中国命运时，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我们就更不应忽视中国与它们的早期交往所具有的意义，也不应忽略它们所采取的推进方式—西方海权国家从南面向上推进，而陆上大国俄国则从北面向下挺进，它们形成了一种钳形势态，目标直指中国的心脏北京......
我认为这两个学派可以通过折中的方法得到调和。即使把鸦片战争界定为近代的起点，我们也仍需熟悉中国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因为这些形态制约了中国对19世纪外来挑战所做的反应。西方的入侵可以被视为一种催化剂，促使传统中国转化为近代中国。但是，如果对原先的机制缺乏一定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这种转化的效果。
因此，对 1600 年至 1800 年间内政与外交的发展进程作概括性的探讨，将为我们正确地理解近代中国提供必需的背景资料。
西方扩张的特征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舰船、火炮、贸易、传教、帝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而且由一种生机勃勃的近代文明所支撑。它为中国带来了鲜为人知的新奇境况，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袭来时，中国准备不足，应对无措。在1898 年变革之前，大多数士人与官员依据中国历史的经验，认为夷人的入侵均是县花一现，因此，19世纪西方的扩张也被归入此类，仅被当作转眼即逝的暂时的不幸。甚至中国屡败于西人的事实也被解释为偶然事件。
西方冲击的真实本质、程度及范围就这样被误解了，甚至那些进步的洋务运动措施的提倡者也是如此。例如李鸿章，他虽认识到当时“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对西方潜力的认识也如井底之蛙。他的现代化方案主要集中于改进军事与外交；至于清皇室，也只是采用防御姿态开展洋务运动。当外部压力衰减时，行动便迟缓下来，闸明内政外务政策的全面纲领也就无以产生。清廷的努力是随遇而安的，犹如用新布补旧衣、新瓶装旧酒一般。他们付出的零多碎碎的努力，没有实现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突破。显而易见，在陈旧的儒家基础之上，无法成功地嫁接近代资本主义与政治革新。
当考虑到 1898 年交革前官员与士人的总体心态时，我们便不难理解清廷对当时世事何以如此无知。那些官员区士人大多生活在过去，沉溺于中国 “文化主义” 的梦幻世界之中。他们从过去寻求出路而非面向未来获取启示。传统的旧制得到宣扬，而当代的事例却遭受唾弃，机器、轮船、枪炮、电报通讯与铁路交通均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奇技淫巧。他们满怀道德万能主义的傲慢，却少有民族主义的情怀；他们引述历史说教来为自己以华制夷的态度寻找合法性证据，但却对师法夷人之制恼羞成怒。对于他们而言，以西方的形象来改造天朝中国是无法理解的。
正是为反对这种狭隘的、倒退的观念，严复鼓动接受新的生活价值，建议学习西方思想来领略现实的不同景观。同样，梁启超在世纪之交也倡言 “革新”中华，他们的努力为后来知识界的萌动播下了种子。
03
从科学技术、政治体制
到社会思想的三场改革
第四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
《中国的奋斗：16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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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的客观性、广涵性、折中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里的折中性并非贬义，而是在复杂的历史问题面前不贸然下结论，客观地引述各方意见，让读者自己去求寻可靠答案……不忽视难以把握的历史潜流，不回避尖锐矛盾，坚持正面的从容剖析，让史实说话，是它的又一特点。
——第四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评审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