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as
泪痕春雨答网友问(十二)
绕指柔
泪痕您好 您可以讲讲王安石变法吗 谢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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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王安石变法,大家通常都是以好人坏人、正义邪恶的逻辑去解读;所以,无论从哪角度看,也难免会一头雾水。
有人认为,支持变法的都是好人;他们之所以支持变法,就是因为他们一心想着国家百姓的根本利益。
有人则认为,支持变法的都是大坏蛋;他们之所以支持变法,无非是因为皇帝想捞钱,他们就挖空心思的给皇帝找理由、并且想尽办法的搜刮民财罢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看一下青苗法。
古诗有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总而言之,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贫苦的农民就迫于生计,为解燃眉之急,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各种形式的高利贷.......
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就是为了解决老百姓的这种困境。总而言之,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如果老百姓缺钱了,再也不用找高利贷借了;直接找政府借,就可以了。
政府的利率非常低,半年利息也就20%。
这个利息,以现在人的眼光看,它实在太高了。但是真心说,比当时民间的高利贷,还是低很多。
单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因为,老百姓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可以得到政府的求助,再也不用受高利贷的盘剥了;而政府也可以因此得到一大笔钱。
我们再看一下市易法。
说得简单的点,大约是这样的,国家在物价低廉的时间,或在物价低廉的地点,大批购入物品;在物价昂贵的时间、或物价昂贵的地点,大批卖出自己的物品。
这样做的好处是,就是可以起到平抑物价的效果。
比如,某个时间、某个地点,某种物品因为生产的太多,供大于需了,物价变得低廉,从而让相关生产者变得毫无收益可言。如果政府大规模的采购相关物品,就可以保障他们的收入。
当然了,某个时间或某个地点,某种物品因为太过稀少、供弱于求了,物价变得昂贵了;政府就可以把自己此前囤积的物品,大规模的拿过去销售,就可以让老百姓买到相对廉价的物品。
单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一条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因为,它可以避免“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的经济现象;关键是,还可以让国家因此得到一大笔钱。
王安石变法的其它内容,也是类似于此的。
以空对空地说,变法的内容,都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
募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与青苗法、市易法类似,以家对空的说,都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
更主要的是,类似的变法,在具体实施后,能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它实在不好说。但是能给政府带来大笔的、稳定的收入,却是肯定的、一定的、100%的、根本不用怀疑的。
按王安石的说法就是,我不用加税,也不用加赋,就能让国库的收入,变得越来越多;你说神奇不神奇?
对于这种变法,皇帝自然是喜欢的;事实上,谁处于皇帝的位置上,也会喜欢这种变法的。
问题是,刀割在谁的身上,谁就会喊疼;谁的利益受到伤害,谁就会玩命阻止。所以,皇帝虽然喜欢这种变法,也会在漫天风雨的反对声中,最后只能忍痛停止它。
关键是,有一句老话早就说旧了,羊毛它就出在羊身上,它不会长在狗身上。
用司马光的说法就是,以我们大宋帝国的生产力,每年产生的财富就那么多;不在国库,它就在民间。你所谓的,不用加税、不用加赋,国库收入变会变多,不过是传说中的巧取豪夺罢了!你以为,就你王安石会玩,如果昧了良心,我司马光也会玩;而且玩的,比你还要花!
许多简单的问题,之所以会变得云遮雾罩,就是因为任何问题,只要摆在桌面上讨论时;大家都是开口闭口的国家百姓;绝没有一个人会高唱着,我们是害虫、我们害虫的歌曲前进。
支持变法的人,都会说,我之所以支持变法,绝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相反,我已做好了丢官、坐牢,甚至杀头的准备。再总而言之,为了国家百姓的利益,我明知道这样做,会让权贵们都欲杀我而后快,我也绝不会退缩。
反对变法的,都会说,我之所以反对变法,绝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也知道,只要我愿意去盘剥老百姓,就可以到宰相的赏识与重用;还可以得到皇帝的赏识与重用。但是,为了国家百姓的利益,我宁愿意去得罪皇帝和宰相,宁愿意丢官坐牢,也绝不会退缩的。
你说,他们是在扯淡吗?
单看某些事实,肯定都不是在扯淡。
最简单而言,皇帝一心变法、宰相一心变法,你却反对变法,你觉得,你会有好果子吃吗?从这层意义上,如果一心想升官发财的人,肯定都会支持变法。
至于支持变法的人,所承受的压力与风险,就更不用说了。从这层意义上,如果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肯定不会支持变法的。
问题是,你看他们反对者的说词,那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让支持变法的人去说,反对变法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总而言之,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全然不顾国家兴亡,百姓死活的家伙!
让反对变法的人去说,支持变法的人都是大坏蛋;总而言之,都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就帮着皇帝挖空心思搜刮民财。
王安石变法,好不好呢?
怎么说呢,从理论上,肯定是好的。问题是,从理论上,从前的旧法,它也很好啊。
从这层意义上,如果大家都喜欢从理论上分析一个问题,通常就是在扯淡罢了。因为从理论上分析一个问题,通常都有这样一个假设,那就是只要政策制订了、制度构建了,大家就履行相关政策,或是执行相关制度。
问题是,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当然了,制度也是死的,人是活。所以,不论多好的政策、多好的制度,只要没有足够推行它的客观环境,他在执行的时候,都会走样的。
从普遍意义上,哪个制度、哪个政策,从理论上也没有多大的毛病;所有的毛病,通常都是在具体执行时出现的。这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经是好经,全让歪嘴和尚念歪了;政策是好政策,就是下面的官员,不好好执行罢了。
王安石变法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永远无法逃离亩产万斤的魔咒。
最简单而言,青苗法颁布后。有一个县令,一年能给老百姓借贷五千贯。另一个县令,一年只能老百姓借贷五百贯。还有一个县令,一年只能给老百姓借贷十贯。
你是王安石,会怎么看待这三个县令呢?
第一个县令,你肯定想重用他,还想着给他升职。因为,所有的县令都这样玩,青苗法就彻底成功了。
第三个县令,你肯定马上就想撤了他的职。因为,他就是在公然对抗新法啊。那么多老百姓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向高利贷借钱,你却不借贷给他们,任由他们被高利贷盘剥;你良心何在啊?关键是,大家都你种玩法,青苗法还怎么推行呢?
这样的结果会是什么?那就是各级官员,肯定会想尽办法给民间放贷。有需求,你自然得过来找政府借贷;没有需求,也得找政府来借贷。因为,这关系着官员的政绩啊!
类似的结果,必然是钻进亩产万斤的魔咒。因为,各级官员为了政绩,为了升官,都会玩命的加大放贷的力度。你能一年放贷五千贯,我就能一年放贷一万贯;你能一年放贷一万贯,我就能一年放贷两万贯。
用司马光的话说,允许民间放贷,放贷者都能逼得老百姓家破人亡;官老爷放贷,关键是,还面对上级的政绩压力,不但诱惑别人、甚至逼迫别人借贷;你说会出现什么结果?更主要的是,为了避免滥账率,还强迫老百姓们互相担保;你说会出现什么结果?政府这样增加收入,还不如直接加税加赋呢!
当然了,市易法也是类似于此的。立法的本意,不论看起来多么人畜无害,甚至还会造成多方共赢的结果。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各级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肯定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某种垄断、欺行霸市.....
你让反对新法的人去说,就政府这种敛钱方法,真心说,还不如派人直接加税加赋。因为,加赋加税,至少不会影响国家经济运行啊。
其它保甲法、募役法、免行法、保甲法,也是大同小异的。因为,说一千道一万,官府就是想通过类似的操作,让国库收入增加罢了。虽然从理论上,国家增加收入的同时,老百姓也会获得很多利益;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老百姓会不会获得利益,没有人知道,只有国家肯定会增加收入,这是没有疑问的。
在这种背景下,你说支持新法的官员,都是什么人?关键是,经过一番劣币驱逐良币,最后留在政府的各级官员,肯定都是毫无人性,以盘剥百姓为能事的官员。因为在这种背景下,只有高呼亩产万斤的官员,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才能有机会得到升迁;敢说亩产最多一千斤的官员,都会降职、甚至丢官、坐牢的。
当然了,支持新法的人,不会这样说自己。相反,他们都认为,反对新法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坏蛋。他们这样积极地反对新法,无非是因为新法触犯了他们的利益。
比如,青苗法,触碰了他们以前的高利贷利益;再比如,市易法,触碰了他们以前囤积居奇、操纵市场的巨大利益;而募役法,让从前可以逃避徭役,或是可以合法免除徭役的人,也需要花一笔钱了,他们自然不高兴了......
到底谁是谁非,我们很难简单地定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两派为此争得鸡飞狗跳;关键是,反对新法的人,最后占据了上风。
总的来说,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普通老百姓的声音,人们永远听不到。人们只能听到两派官员的争论,而这两派官员都说自己最代表国家百姓的利益,都说对方只想着自己利益,根本不管国家百姓死活。
事情的真相呢?
就如我在《漫评三国历史》中所说;士大夫说宦官是邪恶的,其实呢,他们与宦官相比,也就是草驴与叫驴之别罢了。
也如我在《漫评明帝国灭亡》中所说,文官集团说太监是邪恶的,其实呢,他们与太监相比,同样只是草驴与叫驴之别。
无论支持变法的官员,还是反对变法的官员,如果他们真的想着国家百姓的利益;大宋帝国再差,也是有个样的。问题是,他们想的,其实都是自己的利益;只是处于不同的利益驱动中,他们的行为模式不同罢了。
总的来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救世主。
百姓的利益,之所以会得到最起码的尊重,是因为老百姓就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所以从普遍意义上,没有一个统治集团,会故意破坏它;只是因为处于囚徒的困境之中,统治集团的成员,都会又哭又喊的,不断破坏它。这就好像,面对自己生产队的驴,智商正常的人都知道,如果把它们累的不能继续生产了,大家的既得利益,都会无法保障;问题是,你不让这个驴多干私活,无非是让别人有更多的机会,让这个驴多干私活......
百姓的利益之所以越来越有保障,主要是因为随着交通媒介的发展,他们在维护共同利益时,能更容易地实现联合与协作罢了。失去这种背景,不论统治集团分有多少派别,也不论他们说的有多好听,也只是草驴叫驴之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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