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刺身是从中国传来的，日本人也许会不服，但可能性很大。”这是旅日华裔作家陈舜臣在其《日本人与中国人》中提到中国刺身消失时说过的一段话。
刺身，在古代日本本不叫刺身，而是称之为“ナマス”（音若：拿妈死），有了文字后，确切地说，是进口了汉字后，日语里才开始把“ナマス”用汉字表记为“脍”。而“脍”字，没得说，那是正宗“made in china”了。《说文》释其义为“脍，细切肉也。”《礼记·内则》则解释为“肉腥细者为脍”。《汉书·东方朔传》更是简洁干脆地称“生肉为脍”。而《论语·乡党》则用“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来形象地说出了“脍”的“细切”。至于张昭远在《旧唐书》中的“飞刀脍鲤”则更是形象生动地描述出了一出制作鲤鱼生鱼片的景象，看起来，单论一个“脍”字，日本刺身就已难脱出自中国之嫌了。
考古发掘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的青铜器“兮甲盘”，其铭文就有记载宣王手下大将尹吉甫于彭衙迎击猃狁凯旋而归时，设的庆功宴主菜就是烧甲鱼和生鲤鱼片。《诗经·小雅·六月》也记载了这件事，谓曰：“饮御诸友，炰鳖脍鲤”，这里的“脍鲤”就是指生鲤鱼片。《礼记》也有：“脍，春用葱，秋用芥”来记述当时生鱼片的吃法。而据《吴越春秋· 阖闾内传》记载，吴军攻破楚郢都后，吴王阖闾也曾设鱼脍席慰劳伍子胥。
据说也是同一时期能作“七步诗”的曹植也好生鱼片，他的《名都篇》里就有“脍鲤臇胎虾，炮鳖炙熊蹯。”
这里的 “脍鲤臇胎虾”就是说把生鱼片蘸着小虾酱吃，而“炮鳖炙熊蹯”自然就是烧王八烤熊掌了，算是当年商纣“炮烙”刑的动物版吧。可见，那时，咱前辈先贤们就有如此硬菜儿享用了。
唐代是我国古代食用生鱼片的高峰期，王维在《洛阳女儿行》诗中有道：“侍女金盘脍鲤鱼。” 王昌龄的《送程六》诗曰：“青鱼雪落脍橙虀。” 白居易的《轻肥》中也有“脍切天池鳞”之佳句。而据说，生鱼片就是在这一时期通过遣唐使传入日本的。
这里面苏轼的《将之湖州戏赠莘老》就列举了湖州的美味，比如其中的一句“吴儿脍缕薄欲飞”，就是指湖州的生鱼片。 陆游《秋郊有怀四首》曾提到“缕飞绿鲫脍，花簇赬鲤鲊”，此外，他在《醉中怀江湖旧游偶作短歌》还写道“野鱼可脍菰可烹。”看来，宋朝的鱼生已经吃出了相当的境界。
金元时期，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据元朝宫廷史记载，当时的宫内亦流行吃鱼脍。明代刘伯温在《多能鄙事》中曾详述过生鱼片的做法：“鱼不拘大小，以鲜活为上，去头尾，肚皮，薄切摊白纸上晾片时，细切为丝，以萝卜细剁姜丝拌鱼入碟，杂以生菜、芥辣、醋浇”后食之。这时的生鱼片，已经开始强调配料，也就是日本刺身称为刺身“妻子”的那些铺垫在鱼片下面的如萝卜丝、菜叶等蔬菜类。由此可见，当时的生鱼片料理已与现代日本刺身很接近了。不过可惜的是，直到清代，虽然仍有吃生鱼片的地域存在，但观整个明清历史，生鱼片在我国渐趋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
据陈舜臣先生讲，他宴请国人朋友，请他们生吃牛肉片时，一开始朋友都是大摇其头，不肯动筷，每当此时，陈先生就把《礼记·内则》里记载的“把牛肉切薄，浸好酒，第二天生食之。”搬出来说服国人朋友。而不吃生鱼片亦是同法炮制，每每有朋友对生鱼片蹙眉敬远，陈先生录就以宋代梅尧臣的“我家少妇磨宝刀，破鳞奋鳍如欲飞，萧萧云叶落盘面，粟粟霜卜为缕衣”来说事儿，可谓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苦心堪折。
不过，细品该诗中所述生鱼片做法，那简直就是日本刺身的原型了，看来，日本人想不承认生鱼片源自中国都难，那证据可是纵贯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只不过在中国由于历代王朝都趋向于农耕文化，而不重视海洋发展，致使海鱼鱼脍未能流传下来，而内陆淡水鱼非但缺乏海鱼的鲜美味道，体内又易滋生寄生虫，据说曾引发过大面积寄生虫病，因此，生鱼片在中国渐趋式微，以致后来几近于无。而邻国日本，虽然直到应永三年（1399年），才在《铃鹿家纪》中出现了“刺身”的记载，但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日本人以其细致、精工终于打造出了足以代表日本称雄世界的美味精致刺身料理，不仅在西方广受欢迎，近年来更是热卖国内，看起来，这又是日本演的一出青出于蓝的好戏。（作者系日本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