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对自己的著作是有过计划的。1933年底，他就在为即将出版的《吴宓诗集》写的序中说，早在十年前自己就已决定今生只作三部书：一本诗集，一本长篇章回体小说《新旧因缘》（或改名），一本《人生要义》（或名《道德哲学》）。如今诗集出版，今后“即拟专心致力于其馀二者”。然后又说“所成如何，殊未敢必”，算是留有余地。
从这计划看，吴宓对写一部诗一部小说是看得很重的，这与一般教授颇为不同。在大学文科，一般人对文艺性写作是看不上眼的，吴宓却不。早在1926年刚 30出头时，吴宓就讲：“窃尝谓人之一生，总当作成诗集一册、小说一部。一以存其主观之感情，一以记其客观之阅历。诗所存者，外境对吾人之印象。小说所记者，个人在社会之位置。”而对诗集似乎看得更重，谓“刊印诗集，古人视为极重大之事。即不待至身后，亦当俟诸暮年”。除诗集、小说外，吴宓对学术著作亦有其不同一般之看法，他看重的是人生哲学或道德哲学，至于一般人看重的纯专业性的东西反倒在其次。这是思想观念上的不同，暂且搁下不议，问题是他自己订的计划完成没有？显然没有。诗倒是一直坚持在写，1935那本《诗集》出版后仍继续写，昆明时期就写了150多首。小说实际上未写，只不过有个粗线条的构思（自传体性质，叙述婚变及与毛彦文的情史）；哲学著作《文学与人生》虽已有写作提纲，还有授课讲义作基础，可惜仍未认真投入。这一点，中文系教授浦江清看得明白，当吴宓考虑接手《曙报》副刊时曾有所规劝，说不必将时间花在报纸上，而应集中精力于著述。浦江清是吴宓早年在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任教时的学生，毕业后又推荐他去清华中文系做教师，两人师生关系不同一般。有天浦江清去找老师谈《石头记》，然后下小馆午饭，之后：“微雨，翠湖小亭坐谈。浦君力劝宓，老年应善自为计，专心著作小说《新旧因缘》，传之永久，求知音于后世。即欲影响今时，亦应兼撰成《文学与人生》一书，就《大纲》分章详为阐发，勒成个人专书。较之《曙报》之效力必宏。且编辑一报，费力多，接洽繁，又以版式等不如意，易恼怒，对宓有大损。少年可以此成名，今则何补？”浦江清的贴心规劝，是从编报纸费时费力得不偿失的角度讲的，并未触及吴宓之所以不能集中精力于著述的主要原因，但毕竟提醒了老师别忘了著述之大事，所以吴宓听后也“深觉浦君所规极是，且合于宓之本心”。但吴宓还是接了编报的事，虽然做的时间不长。
是什么原因使吴宓未能按计划去做呢？我看一是受婚恋不成功的困扰，二是人事环境不顺。
先说吴宓受婚恋不成功的困扰。
吴宓所爱的女性为数不少，但大多情感游移，若即若离，似有似无，总落不到实处。真正让他魂牵梦萦的只有一个毛彦文。毛比吴宓小一岁，浙江江山人，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英语系毕业。1929年赴美留学，获密歇根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归国后做过上海复旦、暨南大学教授。她原是表哥朱君毅（吴宓的清华同学）的未婚妻，朱后来移情别恋提出解除婚约。已婚的吴宓为之调解，谁知慢慢演变为对毛彦文的追求，并为此不惜与发妻离婚（1929年）。毛开初尚有意，两人曾在柏林商量过结婚的事，后却又变了，毛于1935年嫁给了年岁大得多的熊希龄，不幸未满三年即为遗孀。这又引起了吴宓的幻想。吴宓就是带着这个幻想来昆明的。
吴宓对毛嫁熊自是深感痛苦，但心情也很复杂。从日记看，一方面对毛心怀怨恨，认为毛嫁老头子是图人家的地位财产。不能说这毫无根据。熊原籍江西，生于湖南凤凰（沈从文的同乡，也带点关系），进士出身，在袁世凯手下做过半年多的国务总理，之后即从政界渐渐淡出，1932年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次年在北平设第一后方医院，救护长城抗战受伤官兵。与毛彦文结婚时的熊希龄应该属于离开官场的社会贤达、名流，其社会地位自非只是一个教授的吴宓所能比。但吴宓怨恨归怨恨，另一方面，当听到社会舆论对毛多有指责时，又不高兴了，觉得舆论伤害了他的梦中情人。
吴宓之所以重新燃起幻想，除他一以贯之的痴情外，也是事有凑巧。抗战爆发，南京沦陷，熊毛夫妇由沪避居香港，谁知到港不久，还来不及搬进已租好的唐继尧（护国起义风云人物，云南都督）家的跑马地私宅，熊希龄就在旅馆里病故，时1937年圣诞节，租定的唐宅仅作停灵治丧之用。其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已迁湘，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稍后又决定迁滇。迁滇路线分水陆两条，自由选择。吴宓决定走水路，好途经香港与毛彦文见面。1938年1月某日吴记：“宓今决由港、越航海入滇，乃为过港唔彦故耳。”他闭门专心给毛彦文写了一封长信，“历叙宓真切爱彦之经过，引咎自责。对于失彦之痛恨，三年来如何拒绝一切女子，今兹惟望与彦结婚。至其手续与形式、或迟或速，由彦决定，宓必谨遵曲从。至熊公之遗产，可以一文不取，藉免世俗之讥评云云。”此信吴宓“费一夜之力写成”，自觉“情文至美”，相当满意，第二天即挂号寄往香港。
毛彦文未复信，并且在吴抵港前即已返回上海。吴宓扑了个空，失望之余心里不免又责怪毛彦文：“此时之彦，已不需要爱情，只图积聚钱财而保有之耳。”继之惆怅难以排遣，以至赴金岳霖宴时竟对一开电梯之女子胡思乱想：“宓独爱金龙（酒家）司升降机之某女士。身材苗条，容色美丽，发尤黑光。其人性似甚婉淑，……宓到粤港所遇见之女子，惟此君最系宓心。惜未与交谈，亦未访问其踪迹也！”
吴宓随校来到昆明后，想的自然还是毛彦文。毛行踪不定，吴宓动用各种关系打探她的地址，不断去信联络、试探、表白，仅1939年七八两月就集束式地连发情书十封，分别寄往上海、香港、重庆等地，可人家不予理睬。1940年3月初，闻毛父去世，忙借机又寄去一航空信，“唁慰丧父，并深表爱情。词意婉挚，最其速来信向宓发泄怨苦，以得安舒”。这回总算有了回音，但毛“不着一字。仅剪取宓函中数语，粘贴信笺上，为复。略谓伊‘决为熊公守节终身。祈宓勿再接近’云云”。真是“犹写万言通款曲，不遗一字得风流”（《感事》）。失意如此尚作调侃，挺幽默的。
（未完待续）
来源：《云南政协报》（2011年01月28日第05版）
作者：余斌
编辑：何健美
校对：杨泽琰
二审：欧阳文军
终审：丁观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