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属性、组织特征与环境压力：政府危机学习路径的组态分析

学术 2024-11-10 12:24 辽宁

摘要

面对风险社会的到来，提升政府危机学习能力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本文聚焦讨论政府危机学习的驱动因素与组态路径，根据事件属性、组织因素、外部环境 3 个维度的 5 个变量对 16 起重特大突发事件的文本数据进行编码，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条件变量对政府危机学习效果的单变量影响和组合影响。研究发现，危机双环学习无法由单一条件决定，而是多种因素组合影响的结果，发生在人口密集区、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较高、有更好的内驱学习文化的组织更可能驱动双环学习，对于外部关注等因素需要与其他因素形成组态路径驱动双环学习的发生。基于案例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以期为提升政府危机学习能力提供理论支撑。

作者简介

李宇环，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

文佳媛，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于鹏，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文章结构

一、引言

二、文献述评与分析框架

1.文献回顾与评析

2.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及操作化

1.研究方法

2.案例选择及数据收集

3.变量设计与真值表建构

四、结果分析：政府危机学习的核心影响因素及其组合路径

1.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2.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3.稳健性检验

五、结论与讨论

一

引言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出现预示着“不确定时代”的到来，当“未知”成为常态，应对危机的有效之策就是“从危机中学习”。如何从危机中学习，抓住其中蕴藏的变革机遇，推动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日臻完善，成为学术共同体研究的重要议题。纵向梳理应急管理体系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从单项应对模式到综合协调模式的转变，这一过程正是从危机中不断学习的体现。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调研时强调：“面对公共安全事故，不能止于追责，还必须梳理背后的共性问题，做到一方出事故、多方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全国受警示。”国家“十四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应“善于在危机中育生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从危机中总结经验教训，完善改进各项制度和措施，是下一次应急准备的重要开始。

本文的危机学习即“从危机中学习”（learning from crisis），是指从已经发生的一个或多个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更好地构建应对未来风险及危机的防范体系，有效提升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尽管从政府到社会都认识到危机学习的重要性，但开启危机学习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一方面在于突发事件的环境混乱性和时间紧迫性导致信息不充分，在此情况下组织成员缺乏快速的反应能力，进而产生学习的僵化效应；另一方面，危机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会带来组织成员的过度焦虑，使其认知和行为能力受到影响，进而阻碍危机学习的进行。从过往许多灾害事故调查报告来看，许多问题反复出现，学习失灵一直存在，同一个城市接连出现特大暴雨灾害预警不力、同一个企业频频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同一教训在不同地方重复出现。美国学者在对十多名应急管理官员访谈后得出结论，相关部门在应对华盛顿特区炭疽和蓖麻毒袭击（2001 年）、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坠毁（2003 年）、卡特里娜飓风（2005 年）、SARS 、俄克拉荷马城爆炸（1995 年）、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 9·11 袭击（2001 年）等重大突发事件中，许多问题和错误在随后的事件中重复出现，如协调不力、沟通失败、缺乏规划、物资匮乏和失败的公共关系。类似情况的反复出现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现存问题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组织危机学习的机制是什么？如何才能让相关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在每次灾害或危机后能够“吃一堑长一智”，不再犯同样或类似错误？

已有研究证明，危机的确能够刺激组织做出适应、学习和改进的行为。借助危机学习能够使组织提升知识水平，在以后的危机中通过有选择地采取策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已有文献从文化、结构等方面分析了驱动危机学习的因素。但这些因素对危机学习的作用方向尚存在争议。实际上，政府危机学习的机制主要依赖于事故调查报告或评估报告，以及演习训练。每一次重特大事故后，政府会采取类似于事故调查、行政问责、开展大检查等措施引起各地、各部门的重视，但这些举措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危机学习仍存在诸多疑问，如对于行政问责机制究竟促进了危机学习还是导致了自我防御和仓促改革，事故后的运动式治理是否真正能起到预防的作用等，这些驱动危机学习的因素还有待具体分析。除此之外，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每次事故的发生通常伴随着舆情风险，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关注是否会推进危机学习，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论证，已有文献更多关注了组织因素对危机学习的影响，而对组织外部环境及事件属性的影响较少探讨，同时，这些因素是否对危机学习存在组合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没有更多讨论。

基于此，本文将从组织内、外两个视角探究政府危机学习的驱动因素，同时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分析危机学习驱动因素的组态关系。研究问题聚焦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危机学习受哪些因素的影响；第二，这些影响因素形成的组态路径如何作用于危机学习；第三，提升危机学习能力的有效路径是什么。围绕以上问题，本文以近十年重特大突发事件作为案例，通过定性分析探究其逻辑机理，为推动政府更好地开展危机学习活动提供理论依据。

二

文献述评与分析框架

1.文献回顾与评析

危机学习与组织学习研究一脉相承，主要关注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组织如何提升能力水平以适应环境。相比于常规事件，危机事件所处的环境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对危机的认识不应只停留在将其视为稳定发展的威胁，而是将其作为一次珍贵的学习机会，借此提高组织的适应能力，激活组织的生命力。因此，事后从危机中学习有利于帮助组织获取经验、教训，厘清组织在目标、结构、机制等多个层面的管理偏差或漏洞。目前，国内外关于危机学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危机学习的分类、学习方式、行动过程及影响因素等方面。

基于组织变革行为的危机学习分类已形成共识，即将危机学习分为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单环学习主要表现为表层意识学习、组织内部结构调整及制度的简单修正等。但有研究指出，再多的安全改进也无法弥补组织安全管理方式的不足，因此在单环学习的基础上发展了双环学习，即通过挑战组织核心范式来改变原有的战略目标，推出有针对性的创新策略与制度，为全面的组织变革奠定基础。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量变式学习和质变式学习的类型划分。

关于危机学习的方式，目前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事后分析、情境规划等技术性方式，也有学者指出“从过去经验学习”“从现状中学习”“从未来可能的情境中学习”“从组织内部学习”“从组织外部学习”等路径。无论哪种学习方式，从知识管理的视角看，大都涉及知识获取、转移、利用与开发的学习过程。

关于危机学习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主要从组织因素、领导行为因素、环境因素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从组织因素看，首先是组织文化的影响，在易发生危机的组织中，由于其已逐渐接受危机而形成思维惯性，危机学习的意识相对淡薄，组织结构和制度修订通常停留在表面，难以对更深层次的战略目标进行改变。其次是组织协作关系的影响，集中式的应急管理模式比分散式应急管理模式更有利于推动危机学习。组织间协作还可以作用于信息传递，危机事件通常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信息量，由于参与主体较多，如果存在组织内部或组织间的沟通渠道受阻、信息闭塞等情况，也会严重阻碍危机学习。另外，如何处理信息对危机学习也同样重要，若产生过多的无效沟通或信息负荷过大，均可能成为危机学习的障碍。从领导者因素看，主要体现在组织高层管理者的风险理念上，当高层领导者个人具有强风险意识时，会通过警示组织成员等方式有意识地推动组织变革。从环境因素看，主要来自于政治压力和公众关注。政治压力一方面让组织形成了防御的组织行为，容易带来政治批判和谴责，对危机学习形成抑制作用。如事故调查后的问责追责环节，实际上形成了组织政治压力的重要来源。但另一方面，政治压力也可能对组织改革形成一扇“机会之窗”。环境因素中的公众关注也能推动危机学习，但是由于管理者更希望在短时间内消除公众压力，因此会缩短事故调查时间以尽快回应和平复社会情绪，这种情况反而阻碍更深层次的学习。

基于以上文献梳理发现，有关危机学习影响因素的研究存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两个方面。单因素研究仅关注单变量对危机学习的影响，或是组织文化，或是主体间协作，抑或决策者心理等，尽管这些研究不能给出危机学习影响因素的全景式勾勒，但可以详细阐释单一变量对危机学习的影响效应和机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较为可靠的论证。在这些研究基础上，一些研究提出了组织文化与组织协作、组织协作与心理行为等综合因素对危机学习的影响效应，进一步提供了多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危机学习的论证。总体而言，国内外文献提出了危机学习的影响因素，但实证研究的文献较少，系统分析危机学习驱动因素以及影响机理的研究还需要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拓展。本文希望通过对危机学习的综合性分析，多角度挖掘推动政府危机学习的驱动因素并分析其组织影响机理，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政府危机学习驱动因素及其组态关系进行研究。

2.分析框架

根据组织学习理论，双环学习模式更有可能带来组织的深层变革，因此，双环学习对组织改进的意义更大，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由于单环学习主要是针对结构、计划等的表层改进学习，着重短时间内解决“燃眉之急”，因此普遍存在“治标不治本的问题”。而双环学习除了有单环学习针对漏洞采取的补救性学习内容外，更注重从总体上进行应急规划，根据治理目标和资源，聚焦关键议题，有规划地设置治理议程。经验证明，双环学习相比单环学习能带来更好的学习效果。因此，本文讨论的政府危机学习依据单环和双环学习进行分类。

在前述文献梳理基础上，本文选取已有研究中涉及的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同时加入受到较少关注的危机事件属性因素，分析其对政府危机学习的组态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没有将心理行为因素纳入，并非该因素不重要，主要原因是这类变量的测量一般通过实验法或量表式问卷法收集数据，更适合做单案例深描研究。对于 QCA 研究，本文从中观和宏观维度选择 5 个相对更重要也更有解释力的变量，以减少不相关变量对路径组合分析的干扰。综上所述，本文以事件响应等级、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间协作、外部关注 5 个条件作为变量，构建起“事件属性－组织因素－环境因素” 三个维度共同构成的政府危机学习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1）响应等级

事件属性维度选取响应等级条件变量，主要用来观测不同响应级别的事件是否对危机学习存在影响。基于常规认知，死亡人数越多、经济损失越大的事件会受到越多的公众关注，其社会影响越大。危机事件的死亡人数、发生率和经济损失程度是风险感知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在面临巨大经济损失及惨重的人员伤亡时，组织为弥补事件中暴露的问题，避免同类事故再次发生，会有更强的动力展开危机学习，在危机事件中吸取教训并提炼应对经验。危机事件发生在人口密集区和发生在人口较为稀疏的区域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由于人口密集度高，形成“聚集”效果，因此与发生在人口非密集区的危机事件相比，人口密集区发生的危机事件影响范围更广，负面效应更强。以 2014 年 2 月 12 日“新疆和田 7.3 级特大地震”为例，该次地震与 2008 年汶川地震震级相近，造成 45 万余人受灾，但由于和田县位于新疆最南端，居住人口较少，受到的关注度远低于 2008 年汶川地震，此次危机事件很快消失在关注视线之外。

（2）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变量主要观测组织结构及其功能在危机学习中的作用，包括组织的正式结构、权责关系、任务分工等如何影响危机学习。具有集中结构的组织有强化其过去行为的趋势，而一个有机的、更分散的组织可能适合开放式学习。在危机管理中，Comfort 等认为灵活的组织结构可以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获取、传播、存储和解释信息。然而，它在危机情境下的影响还同时取决于其他因素。也有研究认为集中式的组织结构设计更有利于组织学习。在中国语境下讨论组织结构，既包括直接参与危机学习的主体，也包括直接参与主体所依存的权威网络体系。因为通过组织内部整改进行学习的力量有限，只有加强不同组织间的交流和经验分享，才能将危机学习的效果辐射开来，形成共享。实践表明，当学习主体的行政层级越高，学习的权威性和执行性就越高，能够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3）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由共同的信念、意识形态和影响组织行动的规范组成。组织中的变革或学习往往涉及对这些广泛规范和信仰体系的重组。更具体地说，组织文化影响组织间关系和成员的动机。如果组织内部有一个开放的氛围、相互信任和良好的人际关系，那么，由于内部沟通机制的畅通，学习过程会更加高效。成员为组织工作的内在动机和自豪感会促使他们发现错误，并更积极地思考纠正错误的策略。组织文化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组织是否让个人感到舒适和安全，可以谈论自己的错误或指出组织的糟糕表现。如果组织成员在平时演练中感受到是一种惩罚性的测试，而不是学习机会，则意味着组织没有为成员提供一种安全的文化。

（4）组织间协作

组织间协作会影响个人经验，而个人经验是组织学习的基础。因此，组织协作可以影响组织内学习，是组织学习的关键推动者。通过协作进行学习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复制他人的成功实践进行学习，这种学习的成本通常较低，但是这种方式的学习效果可能会受到学习频次和信息准确性的影响；二是通过与其他机构合作开展学习，一般地，如果学习主体与其他机构建立了良好的联系，学习有效性会相应提高。

（5）外部关注

外部关注包括政治和公众关注。危机管理学者一致认为，政治关注会引发组织学习。一方面，危机发生后，为吸取经验教训和改变现行制度打开了政策窗口。政治、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将促进信息传播，影响学习结果。另一方面，危机也会激励组织反思过去的表现。相关研究还讨论了政治分歧对危机学习的影响，有研究提出分歧的存在可能会使事件相关方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试图将问题归咎于他人。如果观点过于一致和缺乏多样性，会严重破坏危机经验基础上的学习和行动努力。如果观点分歧严重，不同行为者会试图根据自己的利益或信仰来构建危机意义，所有信息是主观和相互冲突的，决策者会被混乱的解释所淹没，进而造成危机学习的障碍。

三

研究设计及操作化

1.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对驱动政府危机学习的多变量组态路径进行分析。fsQCA 是基于 QCA 的一种定性分析方法，在传统的定量分析中，通常追求的是大样本和更多的数据，而在传统的定性研究中，倾向于集中在单一样本进行分析研究，fsQCA 介于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不同于定量研究倡导的“线性因果关系”，QCA 方法假定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是非线性的，认为原因条件对结果的效应是相互依赖的，且同一个社会现象的发生可能是多重原因组合所导致的。作为一种复杂的组织变革过程，深层次危机学习的形成通常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运用该方法可以精确提取驱动危机学习的关键因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触发结果变量的复杂成因组合及其互动关系。

本文选用 QCA 方法中的 fsQCA 法，规避了 QCA 使用 0-1 区间内的值来校准隶属关系的限制。考虑到政府危机学习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很难用 0 或 1 来明确划分，因此，本文采取 fsQCA 对政府危机学习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着重关注组态性分析结果，讨论研究何种因素组合下，能最优化危机学习效果，为政府危机学习机制的设立及完善提供依据。

2.案例选择及数据收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按照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本文将从对社会造成广泛、恶劣影响的重特大突发事件中选取研究案例。根据信息可获取原则和经验可复制性原则，筛选近 10 年具有代表性的 16 起重特大事件，包括安全生产事故和自然灾害类事件（如表 1 所示）。由于这两类事件的应急管理过程具有一定的同质性，相比公共卫生事件的专业性和社会安全事件的复杂性，危机学习过程更富有规律。

本文采取多渠道数据采集方式，收集应急管理部官方发布的 16 起事故的调查报告，地方政府媒体平台、人民网等官方网站报道材料，以及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数据作为数据来源。通过对搜索得到的 560 余条媒体信息进行内容分析，逐条阅读、筛选并剔除重复文本，整理形成初步文稿，经过多渠道交叉验证和信息补充，最终形成有效文本记录 256 条，共 14 万字。在此基础上，由两名研究人员根据统一编码原则，对文本内容进行背靠背编码，形成 920 条编码信息。最后由一名研究人员进行重复性检验，寻找编码的出入之处，并对此进行专门讨论，达成一致后完成对文本的全部编码。

3.变量设计与真值表建构

（1）变量设置与编码说明

A.结果变量

本文以“危机学习方式是否为双环学习”（WJXX）为结果变量。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从实际情况看，每次危机后，政府相关部门都会从危机中汲取教训，进行一定改进，所以本文假设每次危机事件后，政府都会开展危机学习，只是学习的程度不同；二是依据组织学习理论，只有双环学习才能带来组织的变革，实现可持续的组织发展。因此，本文关注的结果变量为危机学习的“双环学习”方式。该结果变量为二分变量，即如果案例推动了系统性的改革，出现了组织规划、组织目标变化、机构重组、立法等记录，则为双环学习，记为 1；如果案例仅在漏洞点上做了弥补式的改进，则为单环学习。记为 0。

B.条件变量

就条件变量而言，QCA 研究设计追求案例数量与条件数量间的良好平衡，对于中等大小（10~40）的样本，解释条件的数量最好是 4~7 个。综合考虑样本规模、理论框架完整性、数据可及性及可操作化等因素，本文选择事件属性、组织因素及环境因素三个维度的 5 个条件变量。在此基础上，将各项变量拆解为可测量的因子，并根据文本编码对指标进行赋值加权，所有条件变量都采用模糊集赋值法（见表 2）。

响应等级（XYDJ）。一般而言，事件响应等级越高，政府开展危机学习的压力越大，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将突发事件的响应等级分为四级，越高等级的响应级别，通常死亡人数越多和经济损失也越大。参考响应等级的定级依据，本文主要通过死亡人数、经济损失及影响范围对该条件变量进行测度。

组织结构（ZZJG）。重点关注组织的正式结构、权责关系、任务分工对危机学习的影响。通常组织结构越集中、权责等级体系越规范、任务分工越明确，组织危机学习的障碍性因素越多，开展双环学习的可能性越小。本文主要根据危机学习参与主体的集中程度对该变量进行测度。一般而言，参与危机学习的主体层级越高，组织的集中程度也越高。

组织文化（ZZWH）。“依赖成功”的组织文化和“容错”的组织文化对危机学习分别具有阻碍和促进作用。建立容错机制的组织通常具有自驱力开展危机学习，而且会结合组织的整体状况进行系统性的深层次学习。在本文中，根据组织的危机学习动因是上级命令驱动还是自主开展为依据进行测度。在文本编码时，越是上级命令驱动的取值越低，越是组织自我驱动和内部推动的取值越高。

协作关系（XZGX）。协作关系主要关注危机学习在多大程度上与相关部门协作推进。在资料收集中发现，大多数组织的危机学习在组织内部展开，一般会通过研讨会的形式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也有部分组织通过与其他地区或不同类型的组织进行联合学习，从而集中力量解决问题。据此，本文根据参与危机学习的主体数量及其关系进行文本编码。

外部关注（WBGZ）。主要通过行政问责压力和舆论关注进行测度。根据已公开的事故调查报告，每起重特大事故的调查，有较大一部分精力放在行政问责上。每起重特大事故调查报告中都会公布相关的行政问责名单，因此，政治关注以事故调查报告的行政问责比重作为测量依据。舆论关注通过媒体关注度和公众关注度进行测量。本文以新浪微博为数据来源，对危机事件发生后公众发博数进行统计，作为公众关注度的测量依据。

C.数据校准及描述性分析

fsQCA 研究中数据校准通常有直接校准法和间接校准法，其中最常用的方式为直接校准法，本研究采用直接校准法对数据进行校准。按照主流方式将完全隶属点、交叉隶属点和完全非隶属点设置为 0.75 分位数、0.5 中位数、0.25 分位数。变量校准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

（2）真值表构建

为方便对变量进行比较分析，需要对数据进行校准。fsQCA 通过数据校准的方法，设定目标集合，将条件变量取值转化为介于 [0,1] 的隶属分数，从而将所有独立的案例放在同一平台展开研究分析。数据校准是 fsQCA 分析的重要步骤之一，为分析数据之间的一致性和必要性关系奠定基础。综合案例的实际情况，本文采用 0.8 的一致性阈值设置，并将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 1，最终得到真值表（如表 4 所示）。

四

结果分析：政府危机学习

的核心影响因素及其组合路径

1.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能够为观察单一变量与危机学习效果的因果关系提供依据。在fsQCA 中，必要条件分析由一致性（consistency）和覆盖率（coverage）作为关键检验指标，其计算形式体现为：

其中，Xi 指在组合中的隶属分数，Yi 指在结果中的隶属分数，当一致性 consistency（Xi ≤ Yi）的值接近于 1，表示仅少数的组合隶属分数略超过结果隶属分数。当覆盖率 coverage（Xi ≤ Yi）的值接近于 1，表示非组合隶属分数，同时也表示属于结果隶属分数的机会较小。当解释变量的一致性 ≥ 0.9 时，认为是产生双环危机学习的必要条件，当一致性 ≥ 0.8 且≤ 0.9 时，认为是产生双环危机学习的充分条件。

从单变量必要性分析结果（见表 5）来看，单个解释变量的一致性均未达到 0.9 的阈值，表明响应等级、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协作关系、外部关注对政府危机学习效果的驱动力并未形成必要条件。简而言之，是否能产生双环学习不是由单一条件所决定，也意味着危机学习需要多种因素的协同作用共同驱动。综合来看，研究分析危机学习的驱动因素仅从单变量分析是不够的，需要对多变量间的联动效应进行组态分析，从而获取驱动政府危机学习的有效路径。

2.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同样借助“一致性”指标加以衡量。fsQCA 中提供了三种不同的路径组合方案，分别为复杂解（complex solution）、中间解（intermediate solution）和简单解（ parsimonious solution）。一般认为，条件变量被确定为充分性的一致性水平应大于等于 0.75，本研究将组态分析的一致性阈值选取为 0.8，案例频数阈值选取为 1，在构建真值表的基础上进行标准模式分析，得出三种复杂程度不等的分析结果，分别为复杂解、中间解和简单解。本文主要采用中间解为主要判断标准，以简单解为辅助，这既有助于解释案例，又可提供理论设想空间，该做法在 QCA 分析中的运用也较为普遍。从组态路径的输出结果看，本研究所有组态路径的一致性均大于 0.8，复杂解和中间解的路径相同，简单解一共有四条路径（如表 6 所示）。

本文以提出 QCA 方法的美国学者查尔斯 C. 拉金等提出的组态结果呈现方式，表述政府危机学习的数据分析结果。“● ”表示该条件变量为达到结果变量的核心条件，其中同时出现在中间解和简单解的变量属于核心条件；“●”表示为该条件变量为边缘条件，表示其出现在中间解而未出现在简单解中；“⊗”表示该条件变量未出现在中间解或简单解中。

依据四组条件组态，本文将政府双环学习的驱动因素归结为四种路径。

组态路径一：“内部驱动型”路径。组态一（高响应等级∗ 自驱型组织文化∗ 较高协作关系∗ 较高外部关注）呈现为内部驱动型的学习路径，在危机事件损失严重、组织具有自驱型文化，同时涉及的协作部门较多、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时，政府会开启双环学习，更注重进行系统的变革以应对危机事件。“内部驱动型”路径能解释 64％的案例。

“内部驱动型”学习路径体现为组织在重大事件发生后能够自主开展系统性的深层次危机学习。内驱动力来自于组织内部具有开放的氛围、相互信任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由此建立了顺畅的内部沟通机制，学习过程更加高效。以河南郑州“7· 20”特大暴雨事件为例分析，该起事件由最开始的ＩＶ级响应在半天内提升至Ｉ级响应，灾害共造成河南省 150 个县（市、区）1478.6 万人受灾，因灾死亡失踪 398 人，其中郑州市 380 人、占全省 95.5％；直接经济损失 1200.6 亿元。洪灾继而引发了“郑州地铁 5 号线亡人事件”“郑州京广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灾后国务院批复了《河南郑州等地特大暴雨洪涝灾害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从居民住房、基础设施、城市内涝治理、公共服务、产业恢复振兴、生态环境、应急管理７个方面提出了灾后恢复重建任务，明确了重要时间节点和阶段性目标。不仅郑州从中反思改进，各地也组织开展排查检查，从城市整体规划以及极端天气下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视角进行统筹谋划，推动了危机的双环学习。

组态路径二：“多维协同型”路径。组态二（高响应等级∗ 高协作关系∗ 较高自驱组织文化∗ 较高外部关注）呈现为多维协同型的学习路径。灾后危机学习的开展需要多部门的协同联动，在同样响应等级的事件中，部门间协作越紧密，危机学习的效果越好，“多维协同型”路径涵盖了 66％的案例。

随着危机事件的复杂性、级联性等特征日益加剧，应急管理越来越需要多层级和多部门的协同应对。组织间的有效协作既不是完全集中式的命令控制体系，也不是完全分散的结构体系，而是呈现“核心－边缘”的多中心结构，通过协作关系网络，应急管理部门可以进行信息联通和资源共享，以快速救援响应及进行灾后恢复。广东深圳光明新区渣土受纳场“12· 20”特别重大滑坡事故，造成 73 人死亡，17 人受伤，33 栋建筑物被损毁、掩埋，90 家企业生产受影响，涉及员工 4630 人。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为 8.81 亿元。事故发生后，成立了由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公安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总工会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等多部门组成的调查组，邀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并聘请规划设计、环境监测、岩土力学、固体废弃物和法律等方面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调查组同时建议责成广东省政府向国务院做出深刻检查，责成深圳市委、市政府向广东省委、省政府做出深刻检查。事故发生半年多后，广东省政府向国务院上报事故检查报告，向国务院做出深刻检查。事故发生后的高位推动响应，以及多部门的紧密协作，有力地推动了组织深层次的危机学习。

组态路径三：“内外双驱型”路径。组态三（高自驱性组织文化∗ 高外部关注∗ 较高协作关系∗ 较高响应等级）呈现为内外双驱型的路径，即组织自身的自主性学习文化和来自政治及舆论的外部压力共同驱动危机学习。“内外双驱型”路径能解释 58％的案例。

8· 12 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的案例可以作为该路径的解释。由于该起事故属于爆炸事故，对周边的大气、水、土地均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政府必须采取具有说服力的举措以回应外界质疑，该起事件追责问责人员达到 171 人，不仅国务院明确下发紧急通知，要求所有相关组织展开安全隐患的全面排查，事故发生地的天津市政府也制订了《天津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希望通过三年时间对市内全部危化品行业的风险和风险来源进行排查和管控，同时将危化品企业从人口密集区搬迁出来。其他各地区，如北京市、广州市等吸取天津港事件的教训，纷纷开展危化品监管、排查工作，是内外双向驱动下的危机学习实例。

组态路径四：“外压助推型”路径。组态四（高外部关注∗ 高协作关系∗ 较高自驱性组织文化∗ 较高响应等级）呈现为“外压助推型”路径，即高政治压力及社会舆论关注下驱动组织的危机学习。“外压助推型”路径覆盖 59％的案例。

江苏响水爆炸事故发生后，来自政治方面和舆论方面的压力较大，习近平总书记和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出重要指示，应急管理部、生态环境部分别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环境监测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抽调重症医学、烧伤、创伤外科、神经外科和心理干预专家等组成国家级医疗专家组赶赴当地进行医学救援。江苏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现场指挥处置。事故发生 8 个月后，江苏省委、省政府召开响水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警示教育大会，逐条对照、认真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处理决定，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全面系统反思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应急救援体系和能力存在的不足。“3 · 21”事故的教训变成江苏推进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转折点。

3.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调整 PRI 一致性阈值”和“调整案例数量”的方式，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若调整后的数据结果与原始数据结果保持一致，则研究结果可验证为稳健。在采用调整 PRI 一致性阈值时，本文原始 PRI 一致性阙值为 0.8，已属于较为严格的准入门槛，在展开稳健性检验时，将 PRI 一致性阙值提高为 0.85。调整后，前因组态路径与原始一致性阈值为 0.8 时完全一致。在采用调整案例数量时，随机删除了 2 个案例，得出的简单解和中间解结果与原数据结果一致。基于该结果，可判定对政府危机学习驱动因素的组态路径较为稳健。

五

结论与讨论

结合以上单变量分析和组态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危机学习的驱动因素不是由单一因素驱动的，通常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危机管理过程中要推动危机学习，需要多管齐下。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提供以下启示。

一是抓住触发事件的窗口期适时启动危机学习。通过分析结果可以看到，事件属性是驱动危机学习的重要触发因素。当组织面临较为严重的危机事件时，由于死亡人数、经济损失、影响范围的共同作用，促使组织采取更为积极的手段来应对高压环境，使危机学习的效果得到提升。从实践来看，一些重要法律法规的出台都是在重大突发性事件之后制定颁布的，如“非典”之后，直接催生了《突发事件应对法》，同时还推动了《传染病防治法》的第一次修订，弥补了中国应急管理领域“一事一法”的缺陷。新冠疫情发生后，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凸显出来，2021 年 4 月起正式施行《生物安全法》。因此，重特大事故发生带来重大损失和威胁的同时，也为大家敲响了警钟，相关各方在此刻更容易形成共识，同时也是启动危机学习的一个重要契机。

二是在公共部门中构建学习型文化。组织文化同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组织成员的动机。如果组织内部有开放的氛围、相互信任和良好的人际关系，那么由于内部沟通机制的畅通，学习过程会更加高效，组织成员更愿意积极主动地采取学习行动并执行，从而可以实现更好的危机学习效果。在一个具有理性文化或任务导向的组织中，通常会阻碍危机学习，因为大家普遍存在的心理是，“如果我接受了学习就代表主动承认了之前的过错”。因此，构建包容、容错的机制，并在管理过程中激励倡导这一组织文化，久而久之成员就能感受到舒适和安全，进而可以坦诚地谈论自己的错误或指出组织的糟糕表现，从而构造起持续学习的组织文化氛围。

三是事故调查报告的重心要关注原因分析而不是问责和处罚。通过分析结果发现，行政问责并不必然带来深层次的危机学习。危机事件是组织学习的良好契机，政府应抓住每一次危机发生时的学习机会，主动检视组织内部人员、制度、战略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为分清责任、提出整改措施提供客观依据，从而做到亡羊补牢，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追问真相比迅速问责更重要，从事件中学习比惩戒个人更重要。与国外事故调查报告相比，在事故调查中应更加重视对事故原因的分析与说明，除故意破坏等事件外，人们都没有主观意愿希望危机发生，个体行为过失的背后存在哪些管理的问题，哪些系统的问题，哪些必然的原因，这些才是事故调查留给责任主体以及相关部门深刻反思和认真整改的重要依据。

危机学习是一项持续的行为过程，尤其是面对越来越不确定的复杂环境，每一次危机都是我们接近未知的一次认知与探索，上一次危机的结束为下一次危机的应对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财富，危机学习看起来是事后学习，实际更准确地说它应该是对下一次危机的准备，身处风险社会，具备危机学习的能力和文化是每个组织面对的一个持久课题。

本期来源：《管理评论》2024年第6期

编辑：曾锋

价值、管理与行动：理解危机学习的三重面向

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政策工具偏好及其异质性——基于2012-2022年191份事故调查报告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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