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朝歌舞春风里，只说欢娱不说愁。”1877年，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在灯红酒绿的东京写下如是诗句，无数中国人通过这些旖旎的词句感受到日本艺伎文化的繁盛。

受中华文明浸染，日本衍生出发达的酒文化、歌舞文化，为宾客演出祝酒的艺伎群体渐渐形成，并成为日本社会中重要的文化标签。

日本的文学、歌曲等艺术形式里，艺伎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鲜为人知的是，日本艺伎有着漫长、独特的发展历程。最初从事这一行业的普遍是男性，随后才被女性所取代。19世纪，日本艺伎的影响达到全盛时期，甚至能左右日本的政局。

鼎盛一时的日本艺伎，为何又缓缓湮灭于历史长河？

诞生：闭关锁国下的娱乐消遣

1603年，武士德川家康在江户组建幕府，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个武者幕府统治正式建立。与以往的统治者类似，德川家康希望家族地位永固，因此颁布了一系列稳定社会、防止动乱的措施。

其中对日本影响深远的一项举措，便是历时200余年的闭关锁国。德川幕府切断日本与外国的一切联系，尤其是严防中国经济、文化的渗透，他们幻想以此巩固其武士统治权势。

闭关锁国政策下，德川幕府又对日本社会内部进行严格限制：全国各地的领主必须定期居住于首都江户，想回到自己的领地要经过严格的申请，回去后还要被密切监视。

领主们对这种近乎软禁的强硬规定表现出极大的愤慨，部分人举兵发动起义对抗幕府，结果纷纷以惨败告终，余下的领主只好老实遵守这一“参觐交代”的规定。

艺伎文化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破茧而出。居住于江户的领主们是各地的天之骄子，让这些权贵者集中聚集只会衍生出一种结果——毫无节制地攀比与奢靡。

他们凡事讲求排场，美人、车马、食材、珍宝几乎无不可比者。攀比造成社会财富、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也给江户的商人带来发家致富的契机。

一位领主感到城市生活烦闷便上街四处寻欢，市井新兴起的歌舞表演让他眼前一亮。他花重金聘请一支歌舞班子入府，为自己昼夜不停地演出，枯燥的生活总算有了些许乐趣。

这件事一经传开，江户的领主们纷纷效仿，包养歌舞表演者成为贵族间风靡一时的潮流。领主们在会面时，他们会让自己府内的歌舞伎一同前往，大家非比个高低、较出输赢不可。

领主府内都是些颇具文化素养的幕僚，为了讨好主人，他们和艺伎通力配合，整日钻研新舞曲，艺伎表演的形式、内容得到极大的丰富，江户街头瞬间被形形色色的艺伎填满。

这一时期江户的艺伎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男性艺伎牢牢占据绝大多数。常人看来，艺伎中应是女性从业者为主，但江户特殊的社会结构催生了这个似乎有些畸形的特点。

作为日本的政治中心，江户地区的居住者多是男性从政者和武士。

由于男尊女卑、社会流动的严格限制，江户的女性数量远远少于男性，比例高达1：3，几乎每三个年轻武士要为一个适龄配偶展开决斗。

无论是为了满足“男同”们的需要，还是招不到女性艺伎的无奈之举，江户的酒屋、茶楼都为男性艺伎敞开了大门。一时间，江户随处可见戴着假发、穿着暴露的男性演奏舞曲。

长相姣好的男性会被老板装扮成女性，以此迎合大多数顾客的审美需求。

余下的大多数，也有其独特的生存之道，他们或是扮丑逗笑，或是表演杂技，受欢迎程度丝毫不亚于女性艺伎。

不过好景不长，德川幕府认为这样的风气有损体面，为了阻止首都世风日下，他们接连颁布一系列严令限制男性从事艺伎行业。

作为补偿，外地女性进入江户的条件被大大放宽，女性艺伎渐渐成为主流。

国家强制力和社会传统使得江户盛行一时的男伎、男同风潮迅速平息，他们宛如昙花，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了浅浅一笔。

温柔娇俏的女艺伎，以江户为中心向外放射，足迹逐步遍布到日本的每一个角落。

艺伎为日本带来活跃的文化，同时又创造了极为可观的税收。

1617年，幕府为方便征税，决定在江户城的吉原地区划出一部分，专供艺伎开展商业活动——这是日本最早的艺伎风情街。

此前的艺伎，还是一个仅限于歌舞说唱活动、“卖艺不卖身”的正规娱乐行业。风情街的出现，为性产业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一些大商人买通幕府的监管者，他们把私娼安插在艺伎中，以谋求更高的利润。

一些娼妓被乔装打扮成艺伎，白天进行掩人耳目的歌舞表演，晚上则在骗过监管后从事另一种性质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艺伎和娼妓几乎融为一体，再难以准确区分其界限。

庞大的税收让幕府统治者一度默许这种乱象的存在，然而急速败坏的社会风气、频频发生的社会事件又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措施进行整顿。

历时几十年的整改、规范，促成了日本艺伎鼎盛时期的到来。

繁荣：19世纪操纵日本政局

德川幕府的整改措施，首先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对私娼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1689年，幕府陆续进行相对温和的改革手段，比如禁止艺伎前往武士、商人家中过夜，以及禁止其在商船上表演。

时机日益成熟，幕府的手腕逐渐强硬起来，对私娼艺伎的打击力度达到顶峰。从事这类行当的工作者一旦被逮捕，面临的将是终身贬为官方下级奴隶的悲惨境遇，组织私娼的老板也将被没收家产、流放远疆。

不过在丰厚的利润面前，私娼行为屡禁不止。幕府的打击无论多严厉，从业者总能找到应对监察、蒙混过关的办法。“节流”行不通，幕府的统治者开始进行反思，他们希望通过“开源”缓解危机。

吉原地区位于首都江户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它是幕府官方开展艺伎活动的特色区。凭借政策的庇护，吉原的艺伎商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幕府决定，就在这里试点经营官方的娼妓活动。

这一规定使江户的商人欣喜若狂，尽管规定是“卖艺与卖身分离”，但是这至少意味着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经营这一灰色产业。事实证明，使艺伎保持卖艺不卖身的纯粹性是正确的做法。

商人们竭力迎合幕府委派的监察人员，他们为表示顺从，想尽了各种办法区分其经营场馆中的艺伎与娼妓。艺伎文化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精进发展。

一种约定俗成的区分法则逐渐形成：艺伎的和服带子在背后打结，衣领通通采用白色，发髻上插两支发髻和一把梳子。艺伎与娼妓仅从着装便能迅速、准确地区分开来。

在艺伎群体内部，不同的服饰亦有不同的身份地位象征。

例如全红色的装饰代表最低等级，花色、白色的装饰则是较高地位、较长工龄的象征。懂行的顾客在挑选艺伎服务时，只须观察其服装便可看出门道。

更令幕府感到欣慰的是，艺伎们还自发组织了监管机构，她们将负责人命名为“见番”，由其登记一定地区内的艺伎姓名、背景，并负责日常营业活动的监管。

艺伎的专业化、纯洁化也顺应了日本打开国门、全盘西化的历史进程。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驾驶黑船造访日本，日本人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果深感震撼，由此结束了200多年的闭关锁国。

西方文明、理念潮水般涌入日本社会，欧美甚为推崇的男女平等、绅士思潮尤为热烈。相应的，污秽不堪的娼妓产业遭到上流社会的普遍唾弃，相对纯洁的艺伎业则大受推崇。

接受西方思想的日本上流人士笃定认为，付钱享受艺伎的歌舞、祝酒服务是一种颇为绅士、文明的商业活动。他们自诩给予了女性平等的职业机会，同时又保存了女性应有的人格尊严。

艺伎们最初是不问政事的，她们惊奇地发现，那些有钱有势的顾客几乎是一夜之间变得礼貌、谦逊，他们不再强迫自己陪睡、做妾，自己也从备受鄙夷的社会底层一跃成为新时代女性甚至国粹的标签。

或许是西方文明过度涌入导致了日本本土文化缺失的危机产生，幕府为稳定社会、调和矛盾，便顺势而为、大力推崇艺伎等本土化的文化标签。幸运的艺伎们从备受欺凌刹那间蜕变为合法、体面的工作者。

地位的迅速上升，为艺伎干涉政治提供了契机。幕府统治渐趋没落，日本各地领主纷纷掀起倒幕运动，社会动荡不安。五湖四海的英雄齐聚京都，他们打出“勤王”的旗帜组织政变。

显然，在京都人脉最广、最易巴结的群体就是那些艺伎。领主与艺伎之间达成了特殊的权钱交易关系，有的还发展出浪漫的爱情故事。无论是哪种情况，艺伎总归是切实参与到日本高层的政事中去了。

如明治政府外务大臣、大藏大臣井上馨，他的情人是岛村酒屋的艺伎中西君尾；大名鼎鼎的首相伊藤博文，他的原配夫人是京都著名艺伎伊藤梅子。

君尾服侍的客人遍布日本朝野内外，井上馨凭借她的关系网广泛结交维新人士，还多次因她及时送出情报而虎口脱险。

为了刺杀幕府重要政客岛田左近，中西君尾还按照井上馨的部署嫁给岛田、伺机将之刺死。

日本市井中广泛流传着“勤王艺伎”的传说，艺伎和那些有头有脸的改革家如影相随，成为群众心中的英雄。这一时期，艺伎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达到顶峰。

衰亡：沦为法西斯的牺牲品

经过明治维新，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1895年，日本于甲午战争中大败清朝，他们凭借《马关条约》从中国掠夺了2亿两白银的巨额财富。

日本一时间国富民强，少壮派主政者开始了侵略亚洲、称霸世界的殖民历程。

少壮派主政期间，日本从西方习得的男女平等理念被完全扯碎，女性地位急剧下跌，再次沦为男性的掌上玩物。为表示对丈夫的忠贞，女性必须经过剃眉、染牙的封建仪式。

所谓剃眉，是将新娘的眉毛剃光，染牙是用黑炭把牙齿全部涂黑。除此之外，日本人还发明了用胶水粘头发、缠足等“以示忠贞”的仪式，丑化女性的审美成为社会主流。

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对此深感触目惊心，他在日记里评价道：“可以说在所有女性中，人为的弄丑方面，日本人是出类拔萃的。”

所有日本人都沉浸在对外扩张、殖民侵略的迷梦里，日本的娱乐产业迅速萧条，曾经繁盛一时的艺伎业首当其冲。艺伎们顺应潮流，纷纷剃眉、染牙，结果反倒失去了最后一批忠诚的顾客。

为了活下去，艺伎又试图丢掉传统文化、学习西方歌舞，这种急病乱投医的自救措施显然是徒劳无功。

进入20世纪以来，绝大部分艺伎打碎尊严、沦为娼妓，只有少部分官方扶持的艺伎还保持着她们引以为傲的纯洁。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日本作为战胜国非但没有获取更大的利益，反倒被美、英等国联合制裁，海军、殖民地势力受到严格规制。

这激起了日本举国上下极度的愤慨，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激进的政治风潮。

极端的法西斯主义在全民狂热的日本深深植根，政治的激进必然带来文化的萧条。盼望重回正轨的艺伎没有等来提高社会地位的法令，她们等到的，是对人格尊严的彻底盘剥。

1931年，日本政府成立“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次年又成立了“爱国妇人会”。这些组织强迫艺伎、娼妓等一切社会底层妇女加入，并诱骗女学生、少妇参与其中。

被法西斯洗脑的日本女性抱着“效忠天皇”的政治热情积极投身，她们的工作名为慰问爱国军人，实则是无偿的慰安妇。毫无社会地位可言的艺伎在其中地位最低、境遇最惨。

德国社会学家鲁特详细记述了日本慰安妇的悲惨生活：她们被狂热的士兵视为军需品，战时负责提供免费性服务，其余时间还要从事繁重的战备后勤劳动。

她们生存环境恶劣，往往因疾病死于战场。

对毫无尊严可言的娼妓来说，这样的工作她们似乎早已习以为常，政府发放的补贴甚至令她们感激涕零。

可是那些怀揣尊严、道德的艺伎，她们被欺骗、强迫，在人格的破碎中失去了生而为人的光泽。

二战的战败使日本艺伎们的处境雪上加霜。日本政府为讨好美国，大力组织民间妇女慰安驻日美军。有夫之妇自然拒绝从事这种肮脏的勾当，这一重担便落在了艺伎的肩上。

日本政府用一贯的宣传手法蛊惑民众，称为美国大兵服务的女性为“新日本女性”，她们从事的职业是“参加慰安驻军的伟大事业。”本已千疮百孔的艺伎产业，又经受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1948年，日本颁布《风俗营业管理法》，恢复了艺伎一定的社会地位，但其经营区域严格限制在红灯区内，服务对象也仅限于政商界的精英阶层。这些条令对备受摧残的艺伎而言简直杯水车薪。

几十年的畸形管控使得日本从事艺伎行业的人越来越少，一些极具艺术价值的歌舞、服装文化就此消亡，只有那些实在找不到谋生之路的女性还在从事这个死气沉沉的职业。

艺伎的消亡也反映着二战后日本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传统文化的泯灭。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醉心其政治盟主美国的文化，他们疏远、轻视、鄙夷本土文化，艺伎被打上了历史糟粕的标签。

调查表明，现今在京都从事艺伎行业的工作者仅有200左右，她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为了谋生不得不游走于夜总会、迪厅之间。19世纪曾光辉灿烂的商业文明，俨然已成为一个濒危的夕阳产业。

日本的艺伎文化是时代的产物，西方文明的融入一度促使其繁盛，却也导致其一夜衰亡。失去民族本位的东西是一种悲哀，日本随欧美文明的变迁而浮浮沉沉，文化碰撞的浪潮使他们深感迷失。

“我任凭泪泉涌流。我的头脑恍如变成了一池清水，一滴滴溢了出来，后来什么都没有留下。”也许有一天，包括艺伎在内的日本传统文化，都将只存在于《伊豆的舞女》等旧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