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方文学读书沙龙】|| 陈益：书评两则

陈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文学、文化类著作71种。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各类评奖中获奖，收入语文教材和多种作品选集，并在日本、台湾、香港出版译介。

余

光

中

的

谐

谑

台湾作家中，我尤其喜欢余光中的散文，睿智，犀利，广博，深情，洋溢着诗的韵律。尽管偶尔会有些绕舌。清明时节读他的《听听那冷雨》，读他笔下的杏花春雨、牧童遥指、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以及一部像从片头到片尾一直下着雨的黑白片子似的中国历史，读他如雨网一般稠密地飘洒的乡愁。这乡愁又浓又重又深，在他的散文中回肠荡气、荡气回肠。

显然因为于1949年那个让无数骨肉分离的年份，他从故土南京来到台湾，此后便是求学、求职，写诗、作文。此后又赴美国讲学，在香港任教。他有机会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飞来飞去，惟独无法回到故土，回到思念得心痛的杏花春雨江南中去。于是，笔端流注出叫人读来心头发紧的文字。

淋淋漓漓、淅淅沥沥、迷迷茫茫的雨中，袒露了诗人的心境，一种总是在漂泊流离，总是无法让根蔓深深入地的心境。一种由于失去而让思念层层叠叠地积聚，积聚得喘不过气来的心境。听听那冷雨，足以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的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了布谷鸟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乡愁正是这样袅袅腾腾地滋长，向着雨中的寥廓升起……读来不由让人鼻腔发酸。

是的，并不是每一个敏感的人都能从雨中读出历史，读出命运，读出人生况味来的。雨，在很多时候并不是雨。它是江南丝竹，是水墨画，是流传很久的民谣，也可能是卷秩浩繁的史书。漓漓春雨、潇潇秋雨、霏霏梅雨……雨竟然是那样的千姿百态，就像这大千世界，充满着生命的灵动，可嗅可触，可听可读。也许花费毕生的精力，也未必能将它真正读懂，不经意间却又让人豁然开朗。

我本以为，余光中的散文，就这样写尽离愁别绪，写尽怨愤悲怆了。孰料，诗人也有谐谑的一面。台北九歌出版社版散文集《青铜一梦》中收录了一篇《戏孔》，在动辄上万字的长散文中，这无疑很短小，偏偏还分成三节。其中之一《孔夫子印名片》，有趣地玩了一番时空穿越。

话说孔子收到美国“世界汉学国际研讨会”的请柬，邀请他在开幕典礼后作专题演讲。孔子十分高兴，决定先去印一盒名片。文具店老板恭敬地问他道：“英文的一面，不知该怎么称呼？”
  “不是有现成的Confucius吗？”孔子反问。Confucius 是孔夫子一词拉丁化的说法，是老外的尊称。老板说：“您老不好意思自称孔夫子吧？”孔子想到自己平常鼓吹谦虚之道，不禁沉吟起来。

老板告诉他，杜甫昨天也来过了。杜先生的名片本来要印TuFu，老板一听说，太像“豆腐”。假如倒过来，叫FuTu，那更不行，简直像“糊涂”。于是对诗圣说：“您老不是字子美吗？杜子美，就叫JimmyTu吧！”

孔子听罢，笑着叫一声“妙！”

老板又说，其实韩愈也来过了。然而他的名字假如翻译成英文HanYu，太像是HangYou。倒过来变成Youhang，意思不是“吊死你”就是“你去上吊吧”，实在很不雅。后来，老板灵机一动，想起韩愈人称“韩昌黎”，印了CharlieHan，才算是解决了问题。
  对此，孔子很是赞赏，随即又皱起眉头说：那么我的名片到底怎么印才好呢？老板思考了一下，不由大声笑道：“有了！您老不是字仲尼吗？就印JohnnyKong好了！”
  文末，诗人兼翻译家的余光中没有忘了补写一句：不久那家文具店便国际闻名。大家这才发现，那老板原来是诸葛亮装扮的。

殊不知，JohnnyKong或可读成约翰尼·孔。

这样的文字，显然是有过海外留学经历的作家的特产。如果我们认为他仅仅为了调侃消遣，为了博取读者一笑，那就大错特错了。余光中只是用冷面滑稽的手法，借助于汉语名字的英文翻译，折射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交流障碍。生活在孤岛台湾的文化人，更是身处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夹缝中。离愁别绪，始终是余光中作文的基调，《孔夫子印名片》也不例外。看似谐谑的外表，依然难以遮掩凄迷的心境。

胡

适

的

丧

礼

改

革

民国七年（1918）一月，刚从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归来的胡适，写了一篇《归国杂感》，记述七年没见面的中国给自己的印象。其中谈及看戏：

“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天，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戏。我走进去坐了两点钟，出来的时候，对我的朋友说道：‘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这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岂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戏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我十三岁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已成了老脚色了。如今又隔了十三年了，却还是他们在台上撑场面。这十三年造出来的新角色都到那里去了呢？……看那出《四进士》。台上布景，明明有了门了，那宋士杰却还要做手势去关那没有的门；上公堂时，还要跨那没有的门槛！你看这二十年前的旧古董，在二十世纪的大舞台上做戏；装上了二十世纪的新布景，却偏要在那二十年前的旧手脚！这不是一副绝妙的中国现势图吗？’”

留洋回来的天之骄子，年方二十六岁，风华正茂。在杜威门下喝了七年洋墨水，修的是哲学，却喜爱文学戏剧，遂以一副愤青的口吻，批搨国内舞台上“旧古董”的演出，从脚色到招式，从布景到座位。觉得自己所看到的，是一副绝妙的中国现势图。

在谈及家乡徽州小学堂的教育时，胡适也没忘记戏曲音乐：“若果然要教音乐，为什么不去村乡里找一个会吹笛子唱昆腔的人来教。为什么一定要用那实在不中听的二十块钱的风琴呢？那些穷人的子弟学了音乐回家，能买得起一架风琴来练习他所学的音乐知识吗？”

这年11月23日，母亲突然去世。为了倡导新文化，胡适在安徽绩溪给母亲办理丧事时作了尝试性的改革。主要是删繁为简，不说不孝某某罪孽深重等话语，删去虚伪仪式和迷信行为，不接受亲友赠予的冥器，只接受香烛和挽联一类的物品，和尚、道士都未请，也没有在丧礼的各个环节让亲属陪哭，简化出殡过程，不请风水先生选择墓地等。由于打破了数千年来封建社会的丧礼制度，却又不失人情味，在民众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不少人纷纷效仿。

事后，胡适写下《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一文。他说，人类社会的进化，大概分两条路子：一边是由简单的变为复杂的，如文字的增添之类；一边是由繁复的变为简易的，如礼仪的变简之类。由简而繁固然是进化的一种，由繁而简也是进化的一条大路。胡适认为：“现在我们讲改良丧礼，当从两方面下手。一方面应该把古丧礼遗下的种种虚伪仪式删除干净，一方面应该把后世加入的种种野蛮迷信的仪式删除干净。这两方面破坏工夫做到了，方才可以有一种近于人情，适合于现代生活状况的丧礼。”

文章中，还坦陈了自己去上海欢迎杜威教授，为参加国民大会，由于汗湿而临时购买衣服，随即决定实行短丧，改变“守三年服制”传统的过程。“我为什么怕人家说我的闲话？”成为他撼动封建礼制的一股原始动力。

胡适的丧礼改革，在新文化运动中呈现一道亮色。虽然并不彻底，但颇有效果，尤其是这种从自身开始，勇于尝试的精神难能可贵。十年后的1928年，蔡元培也出于改变各地丧俗过于繁琐的理念，主持制定了《丧礼草案》，以减少葬礼中的繁琐细节。

事实上，胡适归国后所写下的《我对于丧礼的改革》、《归国杂感》、《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等不少文章，是一脉相承的。在当时颇有些积极意义，同时却无可避免地遗下改良主义的消极性。其实，即使在“五四”期间，易卜生传入的思想也随着中国社会环境与接受者的思想基础，发生了某种质变。

胡适曾以莫名的自卑说：“大凡一国的文化最忌的是老性，老性是暮气。一犯了这种死症，几乎无药可医；百死之中，止有一条生路，赶快用打针法，打一些新鲜的少年血性进去，或者还可望却老还童的功效。”所谓的少年血性，指的是“西药”，他希望以此医治暮气攻心的毛病。惜乎，偏重于个人觉醒的胡适，对于社会现实的认识和批判，多注重于表象的事物，很多实质性的问题往往回避。比如当中国共产党提出反帝反封建时，胡适说“这很象乡下人的海外奇谈”，他不赞成通过革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经济制度弊病。究其原委，不仅仅由于他太年轻，也不仅仅由于他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既拥有西方绅士风度，也拥有传统士大夫的情怀。正是如此，他后来就跑到台湾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