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一位水平很高，却评不上博导的教授

童庆炳老师自一九五五年进入北师大求学，整整六十年都与“京师学堂”为伍，他所经历和知晓的京师事情也就特别多。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爱讲故事的人，这样我作为其弟子，也就常常从中受益。例如，对他的老师郭预衡先生，他讲出来的故事就很有意思。其中，敬佩当然是主流，但也有一定程度的惺惺相惜，同时，对来自郭先生那里的人生教训，他在惋惜之余，或许也会生发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喟吧。

先说敬佩。

郭先生逝世后，童老师在追思会上有一个发言。说到郭先生的文品时，他是这样概括的：“他的学问功底扎实深厚，不但在系里是少有的，就是在全国，有这样功底的学者也屈指可数。郭先生一生治文学史，硕果累累，他的一百六十万字的上中下三卷本《中国散文史》，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崇高地位。”（《旧梦与远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9页）这肯定是真心话，但因为也是场面上的话，我总觉得不如他私底下说出的话更性情。有一次，他是在点评我们专业里的一位人物，随口举的例子却是启功先生和郭先生。童老师说：“你要是听讲课，就会觉得启先生没多少水平，但郭先生就很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光研究古代散文，也研究鲁迅。关于鲁迅的文章他能出一本书。”

童老师的这一观点我是举双手赞成的，尽管我只听过郭先生半小时左右的课。或者说，先不论郭先生治文学史的成就，仅仅是他通读过《鲁迅全集》这件事情，就让我在震惊之后敬佩不已。而读过《关于鲁迅治学方法的探讨》《鲁迅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观点和方法》等文章后，我也深感郭先生对鲁迅摸得准，吃得透，想得深，确实是他所谓的“前所未遇的指路人”（《郭预衡自选集·自序》，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也就是说，郭先生写的是《中国散文史》，但对鲁迅的研究却是其底色。如此一来，他的段位就高出其同行不知凡几。

再说惺惺相惜。按常理，晚辈对长辈，弟子对老师，好像没资格惺惺相惜。但在我看来，童老师对郭先生却确有爱护、同情之心，而起因则是他们曾经有过的共同遭遇。童老师说：“我记得一九六三年，中宣部到北师大搞整党试点，中文系党内‘揪’出了两个走‘白专道路’的人，这两人被当时系里的人称为‘一老一少’，‘老’的就是郭预衡先生，‘少’的就是我。其实当时郭先生才四十出头，并不‘老’。他一心一意治学，在《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和学报发表了一些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文学理论、鲁迅和《红楼梦》等的文章，又没有所谓的‘成名成家’之想，只是老老实实做学问，怎么会‘走白专道路’呢？当时是一个‘读书有罪’的时代，极‘左’的政治路线占了上风，所以郭先生和我都是极‘左’路线的受害人。”（《旧梦与远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7—248页）

郭先生的“白专”应该是其来有自，因为他早已是“又红又专”的典型，童老师被定为“白专”则有些冤枉，因为那时候，他不过是在北师大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的处女作。但在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不好好响应毛主席劳逸结合的号召，竟然反复去读《红楼梦》，而且还写出了论文，这就是罪过。而批判“一老一少”，就如同一根绳上拴了俩蚂蚱，跑不了你也蹦不了我。于是在“共患难”中，拉近了童老师与郭先生的距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前期，郭先生在评博导中黯然出局，成为一个著名事件。而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童老师在评博导中也遇阻受挫，那几年便成为他人生的至暗时刻。同是天涯沦落人，童老师对郭先生的惺惺相惜也就有了更充分的理由。

我已触及郭先生的评博导事件。关于这件事情，祝晓风曾有专文讲述，他详细讲述了八十年代郭先生两次没评上博导，在整个学校和教育界都引起了很大震动。北师大就让时任研究生院副院长的童庆炳去教育部，找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一问究竟。对方的回答是：“就我们来说，肯定是希望郭老先生‘博导’的资格能够解决，但这个是老先生之间的事情。”童庆炳多年后还说：“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对郭预衡先生很不公平、很不公道。”究竟是哪些老先生或者哪位老先生不同意郭预衡评博导？祝晓风说：“我问过不少人，都没有问出个明确说法。一种说法是，当时在一些比郭预衡更老一辈的学者那里，有一种看法，就是说这个人此前几十年，比较风派。童庆炳曾说：曲中缘由，不待细说了。——似乎他知道一些内情，可叹童先生前两年也魂归道山，没法再问了。”（《郭预衡》，《随笔》2017年第6期）

验之于童老师给我讲述的郭先生评博导的故事，祝晓风的以上所言大体上是准确的。但此文还是引来了张恩和老师的辨析，他撰文指出：

……说实话，郭先生没有被评上博导确有些冤。以郭先生的水平和实力，就在前两批通过也应该。就北师大校系两级而言，为郭先生评博导确实努力着急。据我的一位在校办工作的中文系毕业的学生说，为力保郭先生顺利通过博导，学校特意在教育部评审组开会的附近租房，以便随时传递信息，提供材料。可惜的是，评审组里有老先生不同意，就是通不过。当时校内系内有些人是知道的，一位老先生就曾用某种口气对我说：“他（指郭）有很多政治上的事要做，哪有空当博导？”

客观地说，老先生对郭先生是有情绪，恩恩怨怨还耿耿于怀，这未必当，但我能理解。祝文中对于这件事，说：“童庆炳多年后还说，‘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对郭预衡先生很不公平、很不公道’。”童庆炳这样说有他自己的站位，祝晓风似有同感则无必要，亦似不该。说实话，我对于童说是不以为然的。想想几位老先生被划成右派多年的遭遇，物质生活的艰难不说，精神上多少痛苦屈辱更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更不用说有些人失去工作甚至生命），相比而言，郭预衡先生没有评上博导算得了什么！即便不应该，也说不上“很不公平，很不公道”。……我们今天大可不必从道德的角度说事。高评郭先生，低评老先生，则也是不公正，不公道。（《郭预衡先生的幸耶？不幸耶？》，《随笔》2018年第2期）

张老师与童老师同龄，二人又曾经是北师大中文系的同事，他这样点评童说，似乎并无多少问题。而因为这一辨析，他也把这一事件带到公平与正义的高处，一般人估计很难反驳。但问题是，在对待郭先生评博导的事情上，童老师的想法要更复杂些，远不是“很不公平，很不公道”那么简单。不妨先来看看他的正式说法：“郭预衡先生一生本来是可以去争取自己应有的一些权利，但他把这些看得很淡，从不去争长论短，而总是把机会让给别人。他的心毫无自私自利，是如此宽广与博大。即使他受了委屈，遭到不公平的待遇，也是沉默以对，冷眼而观，不去讨公道，不去要说法，我觉得他是一个坐硬板凳的书生，但也是一个真正的硬汉。我们要提倡和学习郭预衡先生的这种为人和做派。”（《旧梦与远山》，第248－249页）如此看来，在追思会这样的场合，童老师只是含蓄地提到了对郭先生的不公，却干脆省略了评博导这件事情。但在私下场合，童老师却另有说法。这就不得不提到我所经历过一件很挠头的事了。

二〇一一年年初，我的硕导李衍柱老师准备出版《〈大秦帝国〉论稿：走向新世纪文艺复兴的绿色信号》，便希望童老师为其著作写序。但童老师读后认为，此书的观点还停留在“评法批儒”阶段，便不愿出手相助。于是他给我打电话，先是细说原委，然后举例道：“你知道郭预衡先生为什么没评上博导吗？”我当然不可能知道，于是他给我讲了一遍郭先生评博导的故事，最后概括道：“因为郭先生以前比较‘左’，所以钟敬文这些老先生不投他的票。郭先生呢，他对这件事也是心知肚明，所以他后来这样总结自己：年轻时是不懂事；中年时做错了事——因为反右时他是党内专家，北师大好几人被划成右派，恐怕他也脱不了干系；晚年又做了傻事——‘文革’后期‘评法批儒’，他做了一场精彩的报告，大赞秦始皇。”

从电话里可以听出，童老师对李老师的这本书是很有看法的，但他又不想让李老师面子上下不来，便绕道于我，让我去当这个说客。而他特意把郭先生的故事搬出来，应该是李老师的书让他联想到了“评法批儒”；一想到“评法批儒”，他大概就必然会想起郭先生，甚至还可能会想到毛泽东对郭沫若说的“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但郭先生说过“不懂事，做错了事”之类的话吗？我连忙找出《郭预衡自选集》翻阅，立刻在自序中看到了这样的文字：“就做人而言，有生以来，虽然经历了几个年龄阶段，但此时回想，却有些茫然。只觉得少年时期，有十几年太幼稚：青年时期，有十几年太骄傲；中年以后，直到如今，又有几十年太糊涂。为人如此而谈做人，恰如缺德而讲德育，腐败而讲清廉，脸皮虽厚，也难乎为言。”

意思差不多，很可能这就是童老师依据的出处。而童老师的“再创作”以及加进去的解读，却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除非对郭先生知根知底。但问题是，郭先生的故事我怎么好意思讲给李老师呢？果然，当我委婉地谈及童老师的态度时，李老师用浓浓的胶东话对我说：“我就不让童老师写这个序了，这样也可以让他放下负担。不过，他对《大秦帝国》的看法我是不同意的。”随后我向童老师汇报情况，他又给我讲了一遍郭先生评博导的故事，这一遍已不是故事梗概，而是有了许多细节。比如他说，徐中玉先生没评上博导，也是因为钟先生一句话：徐中玉的水平不够嘛。末了回到正题，童老师说：“既然拦不住，那就别管李老师了。看来人这一辈子都是要做几件傻事的。”

那么，关于所做过的“傻事”，郭先生又是怎么看的呢？翻阅其著作，我们看到的只有这些文字：

回到北京师大，正值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期间，我好像从世外桃源又回到了世间。一天到晚，又是开会、讨论、批判。最初一个时期，我是跟不上形势的。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新党员”，我曾是准备接受批评的。却没有料到，在很多前辈先生被错划为右派之时，我竟被错认为“又红又专”。如此一来，我在某些先生眼里，也就不免讨厌。直到最近十几年间，在人家心里，对于我这“又红又专”，也未必释然。

因为“又红又专”，也就“一帆风顺”。尽管“文化革命”初期，我和某些先生曾有共同的命运，也曾当过“牛鬼蛇神”；但到“文化革命”后期，我又谬被推举，处于是非之地。如此一来，做人固不容易，做学问也难随心所欲。（《郭预衡自选集·自序》，第8页）

所谓“又红又专”，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1957年10月9日）讲话时的一个说法。简单地说，“红”就是讲政治，要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专”则是指掌握专业知识和专门技术。郭先生是党员，这是“红”的起码条件，也该是“红”的资本；他的业务又是顶呱呱的，“专”自然更是不成问题。而所谓“谬被推举”，则应该是张恩和老师所谓的经过层层推荐、审查、选拔，郭先生当选为中共九大的代表（据说他是全国唯一的“革命知识分子代表”）。于是，因为“又红又专”，他的所作所为便不能见容于钟先生等人，这成为他评博导时的一个“污点”。而郭先生如此表达，心中虽有不平之气，却主要不是来鸣冤叫屈的，而是为了强调“认识自己愚蠢，对我来说，是最难得的学问” （《郭预衡自选集·自序》，第9页）。这是沉痛之言，其中的况味估计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到的。

不过，我在王宁老师的文章里也看到了郭先生洒脱的一面。王老师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申报正高，条件够了，却连评三年都没有过去。有一回路遇郭先生，便有了如下对话：

郭先生说：“又没评上？没觉得不痛快吧？”我说：“没有。不会不痛快。谁叫我来北师大晚呢？反正评一个少一个，总有轮到我的一天吧。”郭先生说：“你得这样想才彻底：就是总轮不到你也无所谓，该干什么干什么，许你干就行！”我说：“您这话还不彻底，还可以这么想：不许干这个也没关系，咱们干别的！”他说：“对！即使干别的也不许，等许干了咱们再干也可以啊。”我们俩都乐了。想得开是一种境界，不放弃是一种更高的境界。（《郭预衡先生的幸运与不幸》，《随笔》2020年第4期）

这番交谈仿佛《茶馆》里的对白，透着老北京人的幽默、淡定和从容，但背后却也藏着一丝无奈的酸楚，于是我想到了另一处对白。二〇〇二年五月，童老师的大学同学廖振源从菲律宾来京，先是看到何乃英在北师大校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的大学老师》，文中写道：“由于种种原因，郭先生竟然没评上博士生导师，这恐怕可以说是历史的误会吧。记得韩兆琦同志在申请博士生导师的资格会上说过：‘我本来不想申请，因为郭先生都不是博导，我哪有资格申请呢？可是后来跟外校的博导比，觉得自己并不比他们差，所以才决定申请。’”又说：“蔡清富同志曾经两次跟我说这样一句话：‘郭先生是大学问家。’我深有同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后来他去探望郭先生时才有了如下对话：

“前些天，我读了何乃英的文章，获知先生竟然没有评上博导，为什么？”

郭先生微笑着说：“学问不够嘛，所以没有评上。”

我说：“先生造诣之深，众所公认嘛！”

郭先生又笑着说：“以前人家都说我是‘又红又专’。其实，说到底，还是学问不够。如果我有鲁迅先生那样的学问，不就评上了吗？”

我仍然感到困惑，又追问道：“先生的许多学生都评上了博导，先生却没评上，不公平吧！”

郭先生平静地说：“那是八十年代的事了。那时候可能有些人对我有些看法，这是很自然的。我从不放在心上。评上评不上，我都不在乎。当时有些人对我说，‘很不公平啊！’其实大可不必这样说。这件事有什么了不起呢？我并不追求那些东西，重要的是多做些正经事。没有评上，反而有更多的时间读书，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从来不把它当成一回事，总想多看点书，多写点文章，现在年岁大了，余生有限，趁着身体还行，该整理的要整理，该写的要写，这才是最重要的。”（《迎百年校庆游子归心》，载《昨日  今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9届同学诗文集》，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2—33页）

这是迄今为止我见到的郭先生正面回应评博导事件唯一变成文字的东西。在这段对白中，郭先生依然幽默，敢于自嘲，而那个时候，郭先生所谓的“正经事”（比如《中国散文史》）早已做成，他确实可以不在乎了。也就是说，假如只谈做学问，没评上博导对于郭先生确实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古往今来，但凡文人墨客，声名自传于后世，哪一个不是靠真刀真枪真本事？假如你像“万荣笑话”中王二旦的名片那样，上面印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山西省委万荣县、地方国营水泥厂、支部书记兼厂长”，虚头巴脑，招摇过市，名高实秕糠，图穷匕首见。哪怕你成了长江学者、多瑙河专家，岂不也还是水货一枚？

然而，在童老师的讲述中，郭先生的故事还没有画上句号。二〇一四年五月的一天，上海过来一位杂志主编，宴请在京的一些学者，我与童老师都在受邀之列。席间，童老师又讲开了郭预衡的事情。他说：“郭先生临死前讲过，他这一生做错了两件事，一是年轻时反右很积极，二是‘评法批儒’时做报告，盛赞秦始皇。结果后来上博导时钟敬文先生不同意，大家也就跟着不同意了。”待夸过郭先生的学问也评点了一番他的书法后，童老师最后总结道：“郭先生的教训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人这一辈子，关键的时候是不能做错事的。做错了之后哪怕你肠子都悔青了，也没办法补救了。”这里所谓“郭先生临死前讲过”，是专门讲给童老师的（比如郭先生生病时童老师前去探望），还是也讲给了别人听？我就不得而知了。假如童老师健在，写到这里时我一定会把电话打给他，核实一番郭先生讲这番话的时间、地点和语境。但很可惜，我现在也只能发出祝晓风似的感叹了。

不过，我总算替童老师回答了祝晓风的问题。其实，在北师大文学院老教师那里，他们对这件事情应该是比较清楚的。而究竟该站在郭先生一边还是钟先生一边，他们心里也都有杆秤；但为尊者讳，他们从未说过钟先生的名字。

当然，我能把它说出来，主要还是得益于童老师的讲述。童老师是规矩中人，同时也是性情中人。所以，凡在正式场合，童老师总会高瞻远瞩，深思熟虑，讲出一些让上中下、左中右都满意的话来。但在私下场合，他却常常放言无忌，率性而为，更见其本色。郭先生说过：“鲁迅治史，特别强调的是野史和杂史。他说过：官修的史书，‘涂饰太厚，废话太多’‘如看野史和杂记’，便‘容易了然’。从借古鉴今的目的出发，野史和杂史要比官修的正史更有用处。”（《郭预衡自选集》，第508页）我现在想说的是，假如把童老师的规矩中言看作官修的正史，那么，他的性情中言则相当于野史与杂记，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原貌。

而我决定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其意也不在于评论谁对谁错。实际上，“郭先生应该当博导”和“郭先生不应该当博导”，这其实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哲学问题，它已经跟学问没什么关系了。在这个二律背反中，正题意味着郭先生之错是时代之错，个人不应该为其裹挟其中而买单，更何况这个人并非执迷不悟者，而是对其当年的“又红又专”有着清醒的认识。而反题却暗示着，既然你曾经红得发紫，那么你就要为这种出位之思或出圈之举付出代价。所谓一报还一报，替天来行道。而在我所关注的阿多诺看来，呈现二律背反的困境不是为了解决矛盾，而是为了让我们在两种截然对立的可能性面前注目停留，然后在其缝隙之间完成反思：“当我向你们讲矛盾的不可解决性被显示出来，这句话就意味着，这里不仅完成了认识，而且还实现了彻底的具体化，即‘在错误的生活里不存在正确的生活’。”（《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184页）这句名言有多种英译，其中的两种是：“Wrong life can not be lived rightly”；“There is no right life in the wrong one”，前一句可以译为“错误的生活无法过得正确”。在我看来，阿多诺的这一命题虽内含丰富，但简化到最后，它无非是讲了这么一个道理：当一个时代整体上出现错误，当一个社会骨子里走向野蛮，单个人想要拥有一种正确生活已难乎其难。因此，还有一种英译干脆弄成了这样：“There is no good life in a bad society。”

走笔至此，我想起不时跟我念叨郭先生的张巨才老师（童老师的老学生，工农兵学员），便把张恩和的文章转给他，问道：“文中‘据我的一位在校办工作的中文系毕业的学生说’，指的可是你？”他哈哈大笑，说：“也就是你能看出来！”读过张文后他又跟我要祝文，看后评论道：“祝文写得不歪，对郭先生能写的写了，不能写的只字未提。读后悲喜参半！郭先生的幸与不幸，是历史的幸与不幸！”随后他又说：“钟先生赠郭先生的联语，倒是第一次见到。”我说：“这个联语最初出现在访谈郭先生的一篇文章中，郭先生去世后，他的一位弟子又在其悼文中注解一番，祝文应该是照搬过来的，我把郭先生弟子熊宪光的说法奉上。”

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于文学史特别是散文史致力尤深。已故民俗学泰斗，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钟敬文先生生前曾撰联赠郭先生：“联语挥毫，辛勤常代我；散文有史，创建首推君。”上联是说钟先生晚年自撰联语送人或题词，常请郭先生挥毫代为书写。二位先生的合作珠联璧合，脍炙人口，在学界传为佳话。下联则是钟先生对郭先生力作《中国散文史》的学术成就，由衷地做出的肯定和赞扬。（《丰碑永在  典范长存——痛悼恩师郭预衡先生》，《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8期）

然后我又点评道：“单看这段文字，你会觉得钟先生与郭先生是‘感情深，一口闷’的知心朋友，其实并非如此。”“或许这里也有一种补偿心理？你说‘不能写的只字未提’，这是什么意思？”于是张老师给我讲了一桩往事，让我想到了《记念刘和珍君》，也让我对郭先生所谓的“平生为学，服膺鲁迅”（《郭预衡自选集·自序》，第9页）有了更好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件事情，郭先生身上的鲁迅精神也表露无遗，让人不得不浮想联翩。而聊到最后，我终于也把困惑我多年的一个问题抛给张老师，请他作答。

我问：“在童老师讲述的版本中，不同意郭先生当博导的应该还有别的老先生，但童老师只提到了钟先生。不会是黄药眠先生吧？”

张老师说：“不是黄先生，因为他不在那个评议组。”

“那还有谁呢？”

“俞敏啊！那时候俞先生虽然只是三级教授，但他像李长之一样，威望高啊。”

“果然被我猜对了，钟先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