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的主体性与客观性
钱茂伟：宁波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
对口述史主观性质疑的由来
人的思维方式总是本位主义的，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提出问题。很多初次接触口述史的读者往往会产生一个疑问，口述史内容可信吗？这种质疑的提出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科学教育让他们养成了怀疑与批评态度；二是不熟悉知识生产流程；三是多数人看到的是口述史文献文本，没有机会看到采访录音或视频；四是大家理解的历史是经过系统编纂的国家历史；五是现代历史往往是再生产层面的学术历史。
有人担心口述人会瞎编。瞎编，是要有水平、有能力的。只有某些喜欢乱说话的人才会编造，无论是影响力大或者地位较高的人，还是普通民众，他们大多数会实事求是地讲述事件的经过。即使有些人瞎编也有其瞎编的特殊理由所在。还有一种情况是采访人提出的问题超出了口述人的知识底线。普通人是小人物，往事不具有全局影响度，故而也不需要瞎编。瞎编一般是在书斋从容的编写活动中容易出现的现象，在采访时直接的一问一答中当事人来不及编故事。如果真有这样的现象，被采访者往往会闪烁其词，眼神可以昭示一切。被采访者讲述大脑记忆中有的信息更方便，讲述大脑记忆中没有的信息才是更加困难之事。对普通大众来说，口述史是最为接近百姓的交流方式。他们的所有记忆都是口耳相传的，并没有进入文本世界。如此，他们的大脑记忆多是原生态的，中间未经雕琢，一般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通过不断地叙述强化了相关记忆，所以故事可以原封传承下来，这与教材有相似的功能。过往经历的故事可以不断地传承给后人，所以即使采访当事人的后裔，也可获得可信的故事。
某些人批评口述史是有情感的偏见。历史是过往时段发生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此实践已经翻篇了，但当事人却无法忘记，因为其有情感记忆。每个人都有价值观的体现，都有爱憎的态度。口述史里面有主观性、有情感，很正常。现在西方提出一个情感史学新方向，一般用于前代史研究，因为缺乏相关的文献记录，实际上难度不小。但如果将情感史学移植到当代，那是大好事。情感是当代人做事的动力源所在。假如没有某种情感，也不会有热情来做当代人口述史了。情感也是当代公众史的真实内容之一，且是容易让人感动的地方。口述让老人有机会讲述往事，从而回忆过往，犹如回到过去，从而更能击中讲述者的内心。
有人批评口述史有动态性。事实上，口述是直接说话，有别于文献的间接说话，有明确的听众，有不同的问题，自然有不同的回答。有人对口述人的灵活性不理解，这是用文献的凝固思维理解口述史的特点了。大脑是一种生产机制，与不同的人说话可以生产出不同的话语。只在同一文本中，才被要求防止前后矛盾，保持前后统一。在生活中，不同情景说不同应对性的话，前后矛盾是常态。因为是在不同时空中面对不同人讲话，所以这种彼此矛盾并无大碍。人是思考主体，通过不断思考自然会有不同的想法。当事人也是朴素的研究主体，承认这一属性，就不用奇怪了。文献史学工作者习惯了单向阅读与单主体研究，不习惯双主体研究。
很多人批评口述史没有精确的时间概念。有精确的时间概念是文献史学的特点，时间是文本生产的必备要素，但生活中的大脑记忆是缺乏时间概念的，它是碎片化生产的，没有完整的逻辑整体。站在文献本位来思考口述史，属隔岸观花，即用自己的传统观念来理解新的事物。有些人甚至将传闻当作口述史。传闻可以是很久以前的传说，而口述史是当代人的直接经历。
初次接触口述史，对他人口述史作品产生质疑是很正常的现象，但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面，还要进一步去实践与体验。体验过口述史采访的全过程，再来谈口述史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才有共同的对话基础。
口述史的可信与否有两层意思：一是讲述行为之真；二是讲述内容之真。口述史是当事人的经历，采访者通过谈话的形式引导当事人讲述，此采访过程自然可信无疑。至于所述内容是否真实，要看讲述者讲什么内容，要有限度地怀疑，而不是无限度地怀疑。口述史的核心是“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口述材料，要分信任等级。从时空来说，前代的口传，等级最差；当代的口述，相对可信。就当代口述的信息来源来说，亲历最高，亲见其次，亲闻最差。总之，就微观层面史实而言，当事人更有话语权。从法律层面来说，更有证据性。如果能超越此类低层次的认知，口述史的主观性就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话题。
当代个人史的“我史”性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史学重视学术史学，核心关注的是群体史研究。国民史、人民史实际上就是群体史研究，集体的、群体的历史是由无数个人历史综合而成的，这种研究导向容易让研究者忽视个人史的编纂。个体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单元，无数个体组成各类群体、集体。公众本位与组织本位一样，均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态。
地球上人类的活动是以个体形态出现的，人类的大脑记忆也是以个体形态出现的。交流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个体对他者的直接交流。所谓主观，就是人观，即主体认知。对于个人来说，大多会站在自己立场按自己的视角看问题。口述史是否可信，关键是如何看待个人记忆。大脑记忆是人类过往存在之本。人类的活动只有一度性，无法自动保存，幸运的是大脑记忆可以承担这样的自动保存功能。不过，大脑记忆的保存不是机械式保存，而是一种认知性保存。个人的认知是活态的，所以大脑记忆是动态的，大脑所记忆的尽管是往事，但反映的却是当下的态度，是当事人对过往的自我认知。而且，个人认知是非常个性化的，有鲜明的情感与价值观，可以称之为“一家之言”。就当代公众史编纂来说，它提供了当事人的自我表达与解释。
一人之见就是一观，一观是人之常态。口述史是当事人讲述的过往历史，是个人本位的历史，可以是自我史，可以是交往史，也可以是所处时代史。只是不同的人处于不同位置上，掌握的信息宽度是不同的。人人有大小不同的观察视野，有的是集体主义，有的是个人主义。领导视野与百姓视野就有很大的差异，领导掌握全局信息，其他个人只能掌握局部信息。从空间层面来说，上层掌握的信息相对较为全面，基层掌握的可能只是局部信息。另外，每个人的认知水平是有高低差异性的。口述史是不同层次之人的实际认知水平的具体体现，其讲述的内容对于讲述者个人来说都是正确的。所有认知结果都是记忆，只是认知有直接与间接、业余与专业、低级与高级、微观与宏观之分。从更大的宏观历史、集体历史建构来说，一观之史仅是提供了一个案例。
旁观者掌握的信息往往是有限的、片段的，甚至错误的，当事人讲自己的往事，一般可以认为是最清楚的表达。对于大多数当代人来说，往往没有档案文献记载其过往事迹，也往往有未见诸报端或报端报道的内容没有提及的事迹。对于讲述者来说，过往记忆在大脑中，唯有口述史采访让当事人有机会开口说话，从而获得信史。口述史采访到的是当事人的历史认知，可以称为朴素的历史认知，更精确地说是微观的、个案性的历史认知。在大的宏观视角上，他人观察可能更高明，但在历史细节上，当事人讲述的内容肯定更靠谱一些。口述史采访是严谨的科学活动，不是道听途说故事的随意采集。实际经历的过程、面临的问题、解决的技巧、事后的感悟，这些智慧层面的往事，只有当事人说得最清楚。口述史采访给了当事人开口说话的机会，给了他们历史话语权。在文献记录上，当事人总是容易被人“代言”。中国古代的实录尽管所记载内容是帝王将相等所做之事，但往往有记述者或编撰者的主观成分在内，可以说是第三者在代言。有了口述视频，当事人得以亲自说话，讲述往事本身就是客观现象。在实践中笔者注意到，有些口述人还是比较慎重的，不会乱讲是其一，其二是尽量少牵涉他人，只讲事实，也省得给自己添麻烦。这说明，同时代人讲述会受同时代相关人的限制。整体的真实要建立在微观的真实基础上。历史是人类的活动，而人类具体的活动一般是瞬间性的存在，存在时间太短，须待事后人类的理解认知及其表达传承下来。人类的活动需要及时记录下来或及时拍摄下来才可永久分享，即将大脑记忆转化为文本记忆才能永久保存。本体与认知是最核心的两极。人人相信存在，是因为有大脑记忆。大脑记忆已属认知层面，人的认知总会有偏颇。大脑记忆通过语言表达成为话语，通过文字记载成为文本，但仍保留着人的主体性与偏颇性。
所谓真实与客观，多是文本世界的话题。真实是文本书写意义上的真实。很多人理解的信史是全部写下来，其实这样的目标不可能实现。如能保证写下来的部分是真实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记忆的不断筛选是人类的特性。历史记忆的生产要经历一个由生活世界到文本世界的转型过程，是一个不断筛选、不断缩放的过程。个人的决策是主观的，活动一旦执行就是客观的。信息进入大脑认知层面，就会面临着筛选。异常的信息会记住，常态的信息会遗忘。对于个人来说，其认为重要的信息记住了，认为不重要的信息会遗忘。事后回忆往事的时候会有缩放，是十分正常的现象。生活世界的真实本身只有一度性，剩下的就是大脑中的往事记忆。随着时间推移，人的大脑记忆又会模糊或遗忘。所以，不可能求全部信息之可信，只能求说出来或写下来那部分内容可信就是真实了。
客观是建立在多个“一观”基础上的。多个“一观”，就有可能取得“众观”，并进而可能达成“客观”。从历史研究来说，规律和客观是研究者的一种共识。当代人的记录与后代学者的研究层面不同，前者是历史文本初生产，后者是历史文本再生产。个人史提供的是一家之言，一家之言自然是不全面的。对后来研究者来说，其提供了多版本的案例。在众多的一家之言基础上，研究者再加综合考察，就能形成相对客观的历史研究。同一件事，多找几个相关人进行采访，获得不同版本或不同侧面的信息，有助于故事的整体建构。单个的口述史似乎不可信，但相关的口述数量多了，也就可信了。所以口述史存在个人偏见并不可怕，怕的是当代人没有留下自我感受与经验，没有留下文献，后世研究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历史认知也是宝塔式的，没有无数当事人的认知作基础，难以达到更高认知层面。在不同的个体历史认知基础上前进，职业史家才能获得更为全面的客观认知。
求得微观之真实似乎容易，但求得稍大的集体真实难度会较大。国家有文献记录，民间却很少有文献记录。如此，求国家历史之真稍易，求民间历史之真则难。今日写史的要求提升了，希望有更多人的记录参与进来，从而建构起更为全面的历史。社会的主体是自然人与法人组织两类。以自然人与法人组织为单位书写历史，这是责任最为清楚的单位。不同法人主体的成长，正是当代社会的全新现象。这些法人主体均有必要书写，每个法人单位成为研究对象，更有利于每个单位总结其自身成长的经验。当代各法人单位的成长史就是公众历史研究的任务。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人们更喜欢群体性或集体性作品。大脑记忆分散存在，须将不同人的记忆汇合起来思考才能形成整体性认知。群体史文本编纂的优势可以将不同人的“三亲”信息汇总，建构起一个集体之史，从而可以丰富群体内人的认知。翻阅村史的人会说，很多事他们也不知道。也就是说，村史平台可以建构一个集体知识体系，丰富个体的认知。
口述历史是可以直接服务人民的史学。口述史让人对历史的理解，由概念进入身边人实践生活的理解层面。口述史是人人的口述史，这就是公众口述史的含义所在。多数人相信大脑记忆，靠大脑来记忆，这不是不可能，但有较大的局限性。公众史学是面向公众的史学。从国民史学、人民史学到公众史学，进入“人人史学”层面，这是一个更为宽广的层面，自然也是最高境界，远远超越了欧美公众史学的格局。当代身边人及小组织的历程可成为历史，人人的口述也可成为历史，这是最大的观念与实践冲击。这样的期许是可以逐步实现的。
[说明：该文章刊发于《南都学坛》2024年第3期，摘编自《历史与社会（文摘）》202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