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纪录电影《女人世界》正式上映。《女人世界》是杨圆圆执导的长片首作，讲述了一段“都板街舞团”跨越大洋的文化寻根之旅。它跨越代际，跨越中美文化，跨越了两地华人，让我们再次看见那些热烈的动人的生命：生命如歌，纵情舞。
杨圆圆
视觉艺术家、电影导演，她的作品常常由纪实素材与档案交织而成，她用影像、摄影、书籍、装置、表演等方式去探讨身份、移民和记忆相关的话题。
11月5日，纪录电影《女人世界》正式上映。《女人世界》是杨圆圆执导的长片首作，讲述了一段“都板街舞团”跨越大洋的文化寻根之旅。她将镜头聚焦于 70-90 岁的老年女性群体，让我们重新看见一群被遗忘在历史长河中的女性舞者。
2018年4月，杨圆圆以艺术家身份受邀去美国做一个半年的驻地项目，着手研究20世纪演艺圈中的华人女性，包括女性影人、舞者等等，在旧金山认识了一群华裔老人，她被她们身上展现出的生命力与能量冲撞，于是有了用影像记录她们的强烈冲动。
2018年9月 短片与长片的拍摄花絮 哈瓦那
拍摄《女人世界》过程中，杨圆圆去到很多地方，从美国的旧金山、拉斯维加斯，到古巴哈瓦那的唐人街，最终抵达遥远的故乡中国，如她说像一棵大树在生长过程中长出许多分叉。影片的核心人物是华裔舞者余金巧（Coby Yee），这位舞台传奇不仅打破了年龄的界限，在 92 岁高龄依然舞动于舞台之上，她的故事见证了生命力的顽强与华人文化的传承。“跳舞是我的人生，我热爱这件事。”Coby说道。
2018年9月 杨圆圆与Coby在哈瓦那
站在广阔的历史时间轴上，杨圆圆向我们呈现着她一直以来所关注的海外华人女性世界、移民文化等话题。她曾说她的创作和不同地点、人的迁徙有着很重要的联系。她感兴趣的依然是讲述个体的故事，通过个体的经历去折射出一个区域的历史。一部《女人世界》，让我们再次看见那些热烈的动人的生命：生命如歌，纵情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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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女人世界》是你拍摄的第一部长片，你在一些采访里面讲过，起初并没有拍长片的计划，首先与我们再分享一些拍摄故事吧，以及现在回头看又是什么感受？
杨圆圆：感受太多了，有一种好几个人生过去了的恍惚感。2018年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以艺术家身份去到美国做一个艺术驻地，因为我之前的作品也都和历史的关系比较密切，会涉及档案，结合影像、摄影、表演等形式，我当时是想了解20世纪演艺界的华人女性，但是没想到会遇到这样一群人，遇到她们以后就觉得一见钟情，只有通过纪录片才能够呈现这群女性舞者的生命力。
六年里发生了很多不可预期的事情，经历疫情、我的主角后来去世，包括我自己的生命也发生很多变化，我当了妈妈，中间经历了癌症，然后到癌症康复。
夏威夷国际电影节
十月份我们去夏威夷国际影展做了美国首映，影片的主角们——舞团中的奶奶们，所有人都来了，包括Coby的女儿、史蒂芬，还有其他美国的观众，几百个人在一起看电影，我们收到特别美好又意料之外的各种反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做电影最幸福的时刻。在中国和美国的两场首映，我们迎来了两个特别幸福的时刻。
CHIC：今年平遥国际电影展首映期间有什么让你难忘的经历吗？
杨圆圆：《女人世界》在平遥其实收到了很多动人的反馈，一个是我们原来预想会女性观众居多，但其实不论性别，男女观众都对电影的反馈很好，而且各个年龄层都有。我最感动的是有一个年轻女孩带着她妈妈来，她妈妈57岁，看完电影之后，她站起来说，本来觉得自己未来二三十年会有很多焦虑，觉得自己丧失了一些勇气，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她觉得自己获得了很多勇气，然后回头问在场所有的观众，说你们觉得她们（电影里这群女性舞者）美不美？现场的观众就都跟她说，“美，阿姨您也很美。”当时那个场景真的很动人，她女儿在旁边就一直哭，所以其实我们也特别希望能有一些年轻人愿意带着妈妈来看这部电影。
CHIC：影片里的女主角Coby在生命的最后一周都在跳舞，还有一个阿姨说，在当时华人文化的语境下，她们做的事情是有些反叛的。她们身上展现出来的那种热烈的生命力和能量，是你最想去表达的东西吗？
杨圆圆：为什么我觉得必须要拍一个纪录片？其实就是被她们这种生命力和能量冲撞。最早去找她们是因为我对她们的历史感兴趣，可能是更人文层面的东西，但是当我真的见到这样一群人，是被她们生命力本身所冲撞。只有通过纪录片去纪录，因为它可以像时间胶囊一样，尽可能完整的呈现一个人的生命状态，这是从一开始最打动我的点。
但是呢在做这个电影的过程中，包括后期剪辑，其实我有过好几个版本，最开始的版本更像我以前的作品，有一点散文电影，有独白，但是后来在剪辑过程中，我觉得这些东西一旦出现，就会与这部影片里我最想要呈现的这群女性舞者的生命力的状态本身在“打架”。当那种作者性强的东西介入进来，真实感就会被剥弱，所以这个片子到后来是一个不断做减法的过程，我们希望它能够更直接、更饱满。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把历史、身份，以及她们的过往这些都包裹进来。从美国到古巴，再到中国，我们既跟着“都板街舞团”走完一场场巡演，同时又了解到一些她们过往的人生旅程，就像是一段交织在一起的双重时空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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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圆圆：她们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我们先不说性别困境，她们首先经历的是一个种族困境。在美国当时的主流社会，华人是不可见的，华人也没有办法离开唐人街工作，能做的工作就是修铁路、开餐厅、开洗衣店。那么像她们这种生于美国的第一代，热爱跳舞、听西方音乐、集合了中西特点的这样的年轻华人在当时根本没有一个舞台。
片子里面也讲到了，如果去跳踢踏舞，根本没有人来看你，你必须得更香艳性感一点，而这个其实是超出了Coby当时原本的初衷，她本来梦想是当一个踢踏舞者，那怎么办？如果说你们想看我的肩膀，我们的主角们的选择是给自己多穿两层衣服，她们自己设计演出服装。这件事在我看来是非常先锋的。我觉得在那个年代一切都很二元，只有东与西，根本没有多元文化，但其实在她们的服装设计里面，Coby把多元文化直接用在了自己的设计里，非常前卫。在那个年代，她不知道“女性主义”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多元文化是什么意思，但她就已经这样做了。
再说女性的表达，我觉得她们的经历天生的自然会牵扯到关于这个的讨论。作为一个女性舞者，你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面对的男凝既有来自白人男性，同时还有非常保守的大环境，华人社会在那个时候也是非常保守的，你想唱歌跳舞，他们就觉得这是不正经的事情。你能做的要么是在餐厅当服务员，要么家里开洗衣店，就在家里帮帮忙吧，要不然你就嫁个好人，哦，还可以当老师，当老师是华人社会对女孩子最好的期待了。除此之外，那个时候没有出现更多选择，因为华人没有走向主流社会，但是不管是在那个年代还是这个年代，我们女孩子就是想唱歌、跳舞，怎么了呢？有什么不行的呢？
她们带着自己的坚持，不管在面对什么样的困境下，又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来做自己，我觉得非常先锋。
CHIC：为什么在哈瓦那的拍摄让你觉得有许多意料之外的充满“神性”的时刻？包括电影里面第一个镜头，你说是到了哈瓦那之后才有了真正开始拍电影的感觉。
杨圆圆：在我遇到“都板街舞团”的时候，像我刚才说的，我在做关于20世纪演艺世界中华人女性的调研，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research trip。
我跟每个人进行了一个常规的前采，先了解她们的背景，然后她们其实对我也一样好奇，就问道：你一个中国女孩为什么跑来美国？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个？我向她们讲述了一些我的动力。
2019年9月 拍摄《女人世界》期间在上海
另一个层面，我很困惑为什么大银幕上很长时间只有一个黄柳霜在这样的一个时期被人知道？我相信肯定有更多被遮蔽的历史、被忘记的历史，我想来寻找这些。因为我去了很多唐人街做调研，她们就觉得你跑过这些地方都挺有意思的，尤其听到古巴时，舞团的Cynthia就说：下一次如果你再去古巴，愿不愿意带上我们？
在哈瓦那的时候，我了解到哈瓦那曾经的唐人街非常繁盛，但是现在那片街区成了一个非常老龄化的社会，也没什么华人，整体都很衰败，有两个古老的戏院留存了下来。在古巴革命之前，在半个世纪以前，美籍华人也会来巡演。我当时就想，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去激活这个舞台，那该有多好。Cynthia说愿意跟我去古巴，我第一反应想的是我要做一场演出。那个时候我就是有特别强烈的愿望想做这件事儿，我又是一个比较冲动的人，当时没有去想我可能会面临的各种困难，但幸好我有一点先见之明，至少我知道拍电影不能自己拍，我肯定得有一个团队。
在哈瓦那喝醉后的晚上
后来当我们一行人来到古巴，当我们真的一起站在哈瓦那昔日的越剧戏台，整个场景的戏剧张力真的太强了。那一刻你会感受很多历史的冲撞、历史的重叠、身份的重叠、时代的交融……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交融在了那个舞台上。那天晚上回到酒店，完把灯一关，在电脑屏幕上看当天的素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刻。
CHIC：纪录片里我印象很深的一幕是，史蒂芬说：“相信许多人的人生目标里都有，希望自己的人生能真正被看见被欣赏，这部电影是关于我们之间的联结，也是关于我们和你们的联结。”他说不管怎样，这部电影的生命会继续延续。对你来说这也是这部片子很重要的意义吧，你觉得这份联结带给你自己的生命怎样的影响？
杨圆圆：是的。首先我们拍的是老人，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Coby已经92岁了，而且你知道，纪录片不是说我们写剧本让人家来说，史蒂芬的这句话是发自他内心的一个感受。拍纪录片的过程特别像是狩猎，可能只有5%的时间会发生这样的时刻，那个时刻超越了当下，它一定会在电影中被留下。它讨论到不仅是记忆与电影的关系、死亡与纪录电影的关系，生命的逝去，生命的留下，同时还有创作者与被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都在那个时刻升华了。
每个片子有它自己不一样的调性。《女人世界》很直接，是我们与她们之间的联结，这个电影本身就像是一个搭建桥梁的故事。它跨越代际，跨越中美文化，跨越了两地华人，我觉得这份联结本身是很重要的。但是可能别的电影并不一定这样，首先导演并不一定在叙事中会影响到拍摄对象，他可能站在更客观的视角，站在各种不同的视角，但是我们这个片子不一样，我们这个片子是有很多爱的。（笑）
我觉得“都板街舞团”就像我所致敬的伍锦霞导演《女人世界》的当代再版，因为Coby她们也是险些被遗忘在历史当中的人，所以这个片子让她们被看见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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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你接下来的创作方向还是以视觉艺术、影像创作和拍电影为主吗？
杨圆圆：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一个在讲故事的人。以前的作品也在讲故事，我现在做了纪录电影，它们都是不同的讲故事的方式。每遇到一个题材，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最适合的讲述方式，有的故事适合被放在一个方形瓶子里，有的故事可能适合被放在一个圆形瓶子里。拍电影长片或者短片，或者实验一点的短片，我都不排斥，我依然都想做。
当然，拍电影这个事特别复杂，需要的资金最多，整个流程更复杂。尤其作为一个导演，其实很多时候面临的是一些创作之外的事情，比如你要管团队，要牵扯到电影发行，需要去解决好多事……所以真的很累，尤其像我们做艺术电影，因为商业电影可能都有一个成熟的团队。如果出现了一个特别适合的故事，它只能用电影讲，我还是会选择拍电影的方式，但如果有的故事本来就不太适合用电影讲，需要用一种相对更观念、更实验一点的方式来讲，我也可以选择别的方式。
CHIC：从电影导演身份来说，你如何看待电影的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联系？
杨圆圆：对电影来说，这二者永远都是相互交织的关系。即便是一个纪录片导演，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你能说这片子是完全真实吗？肯定融合了很多虚构的手法在里面，只要出现了剪辑，你就已经在做虚构的事情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剧情片就不真实吗？我觉得也不是。电影首先肯定是跟现实有关的，你只要是用镜头面对这个人和空间，它就是与真实有关的。比如像是枝裕和这样的导演，他在拍片现场中很多时候经常用纪录片的拍法在拍演员，演员要知道自己要去演绎的东西，但其实很多时候被留下的是那些在脚本之外的东西。
我很欣赏是枝裕和这样的导演，很多东西是剧本之外的神来之笔。当一个演员试图去演一个角色，但其实真正的好演员是在这个角色当中融合一些他自己的感受，就会产生一些奇妙的化学反应，那些所谓的神来之笔是来自于这二者结合的一些中间时刻。
由方美仙（Cynthia Yee）和三名昔日舞者创立，舞团共有十余名成员。她们拥有一群忠实的老年粉丝，其中许多人曾经常光顾唐人街的夜总会，如紫禁城、Sky Room和Shanghai Low。她们在娱乐和为老年人团体筹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舞团曾在KPIX 5新闻、KTSF 26粤语和国语新闻中亮相，也曾在《旧金山纪事报》、中文报纸和《积极思考》杂志上被报道。
都板街舞团
2021年，舞团创作并表演了”鸡毛掃说唱”（Gai Mou Sou Rap），以反对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他们的音乐视频在网上走红，引起了国际关注，并在许多电影节上亮相。此后，舞团还出现在史蒂夫·哈维的节目”Steve on Watch”中。与AARP的合作带来了另一个病毒式传播的视频”That Lunar Cheer”，以及在马里奥·洛佩兹的Access Daily Show上的全国电视亮相。新的PBS黄金时段艺术+文化纪录片系列《The Express Way with Dulé Hill》在第一集”加利福尼亚”中也有都板街舞团的出镜。
新媒体编辑助理：明敏
采访、撰文：景鑫
图片：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