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豪、刘士永||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公共卫生管理体制的发展与演变

摘要：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公共卫生管理体制的演进,既体现在部门改组与制度更迭的过程,也折射出工部局维持自身行政权威与合法性的需求。从部门改组层面而言,工部局卫生机构可溯源至卫生稽查员和卫生官的设置,此后历经卫生处、卫生委员会与公共卫生处等部门,人事关系与管理体制多有改变。从维持行政权威来看,工部局通过公共卫生管理与多个在沪机构产生联结,以换取司法、军事和海关体系对工部局行政的支持。由此可见,上海公共租界公共卫生部门在不断改组的过程中,不单纯是制度之更替,还展现了工部局置身东亚多重网络体系中的复杂互动关系,这对理解近代上海的市政建设特征较具意义。

关键词：工部局;公共租界;公共卫生;市政建设;东亚

 近代公共卫生制度或组织之研究,被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标。上海作为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建制较完备的城市,是公共卫生概念与制度传入国内的重要窗口。鉴于上海公共卫生实践的历史重要性与资料留存的完备性,医疗史研究者多透过该城市的相关案例,对自身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关怀展开剖析。同时也折射出,若未明晰上海公共卫生行政与制度变革的过程,则无法对其他重要选题提供经验支撑,进而承托起宏大命题和论断的形成。既有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公共卫生管理体制的相关研究,多进行综合性的概览叙述。这其中有三条研究路径值得注意:第一,将“卫生”视作工部局在政治、经济和思想层面进行权力扩张的工具,上海公共租界的近代卫生体系在此扩张过程中得以形成。第二,将工部局市政管理的演进放置在“妨害”这一较宽泛的法律概念中,呈现英式法律概念与近代公共卫生观念相接榫的历史面相。第三,将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变动,置于从“瘴气致病论”到“细菌致病论”的医学知识更替过程中加以理解。上述研究思路多从观念史的视角出发,剖析工部局公共卫生管理体制的内在演进逻辑,但仍未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工部局以“卫生”为名的扩张是否呈现无往而不利的效果?换言之,工部局作为特殊的租界自治机构,是否能维持足够的行政权威?第二,工部局在维持自身行政权威与合法性的过程中,会受到东亚范围内司法、军事和海关体系的影响,多样化的网络体系与机构主体会如何干涉其市政管理?第三,综合工部局内外部因素会发现,基于单个法律概念的辨析或医疗卫生知识的线性更迭之研究,不足以完全理解工部局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变动的特征、目的与动力。有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公共卫生管理体制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在讨论公卫组织架构和具体行政事宜的同时,注意辨析外部机构对工部局施加的影响,从而揭示工部局公共卫生管理体制与该机构塑造行政权威及合法性的相互关系,以呈现近代上海市政建设的复杂特性。

 工部局最早冠以卫生之名的专门职能机构卫生处(Sanitary Department),设置了卫生稽查员和卫生官两种类型的职位。卫生稽查员对环境和食品的管控,折射出欧陆使用警察管理卫生行政的传统,可视为近代上海卫生行政之源头;卫生官的诞生与卫生稽查员所面临的司法困境相关,工部局医生在规范环境卫生和食品卫生的行政实践中提供专业医学咨询,凭借医学知识获得职能向外扩展的可能性,从而转变为卫生官。这两类卫生行政人员,构成了工部局卫生处展开工作的基础。

 在英、德等国,医疗警察监督环境清洁与控制疫情蔓延,上海工部局卫生稽查员的设置即受此影响。1854年工部局成立之初,致力于维持一支巡捕队伍,以保持公共租界的平静、秩序和清洁,这显示了警察行政与卫生管理间的密切关系。次年,卫生稽查员一职开始从巡捕中分化出来,主要职能为监督粪秽、垃圾的收集与处理。此后菜场和牛奶场等多种稽查员职务的设置,可视为卫生稽查员的变种,均为巡捕有关清洁与卫生职能专门化趋势的体现。

 但巡捕与分化而来的卫生稽查员,在履行职能时会遭到租界市民的频繁抗议。1865年,英国以上海最高法院替代香港最高法院,上海公共租界由此承继香港岛的英国对华“治外法权统治”的核心地位。这彰显了英国在东亚法律秩序的调整与规范,涉及英籍被告的案件多被诉至该法院。上海公共租界侨民由此拥有了反诉工部局强硬执法的便捷渠道。1867年1月,一名美国公民因在南京路燃放鞭炮与工部局巡捕发生冲突,并将该巡捕诉至上海最高法院,指控其殴打市民。工部局因此修订《巡捕须知》,要求巡捕在执法时采取更慎重的态度。这折射出工部局、租界市民和上海最高法院之间的三方角力关系。卫生稽查员在执法过程中,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卫生稽查员(或菜场稽查员)在涉及住房地基问题和不合格食品管控时,常会面临被租界市民起诉至上海最高法院的风险,且多以败诉告终。为解决此法律困境,工部局不断对《土地章程》(Land Regulations)进行修订,以便增强卫生稽查员行政执法的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1869年版《土地章程》首次提出设置卫生官,赋予该职位查视与评估污秽是否有害健康的权力。可见,工部局希望卫生官能以医学知识为卫生稽查员的工作提供专业咨询,以规范工部局的卫生行政管理。鉴于此,最可靠和方便的人选便是原本负责工部局雇员、巡捕和囚犯诊疗事务的医生。出身于爱丁堡大学的亨德森(Edward Henderson)在1868年出任工部局医生,并向警备委员会(Watch Committee)报告租界厕所状况,指出粪秽堆积导致流行性热病的产生,这可视为工部局医生一职初具公共卫生机制的表征。工部局医生开始具有卫生官的职能,亨德森身兼诊疗服务和评估租界卫生事宜的双重任务。

 随着工部局卫生官的诞生,将卫生官与卫生稽查员在名义上统合到一个专门机构的设想也随之出现。1870年,工部局设置由警备委员会统辖的卫生处,下设医务股(Medical Branch)、粪秽股(Nuisance Branch)和菜场股(Market Branch)三个部门。医务股由卫生官亨德森负责,处理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相关议题;粪秽股由卫生稽查员执掌,工作内容可大致归于环境卫生一类;菜场股则由新设置的菜场稽查员负责,对租界内食品安全事宜进行管控。但从文书流转过程来看,他们之间的报告需经工部局总办(Secretary)转交,且三者分别独立向董事会提交报告,不存在卫生官对其他两个职位的上下级统属关系。但亨德森依托医学知识所带来的职能扩张,在日常实践中展现了其对三个部门的实际影响力,从而成为19世纪下半叶工部局卫生机构的标志性人物。

 环境卫生方面,针对公共租界盛行的伤寒热,亨德森指出疾病传播与有机物分解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认为该类疾病具备可预防性,应贯彻卫生监护人的专制权力,确保卫生法规得以施行。这可见瘴气论的影响痕迹,该理论着重强调疾病产生与气候、环境因素之间的因果联系。因此,亨德森注重对环境的改造。而改造环境,则仰赖于卫生稽查员和市政工程师等的合作,亨德森在其中提供咨询意见。例如,他频繁参与工部局工程师处的会议。因工部局工程师处在租界建设早期致力于排水、道路和房屋建设,卫生官考虑到气候和环境对健康之影响,常就租界内污水坑、粪坑以及明沟等填埋问题,与工程师工作产生交集,以助于改善租界卫生条件。

 食品卫生方面,亨德森同样对菜场稽查员或肉类稽查员的执法行为提供指导。在稽查员对食品的查访和检验过程中,若需销毁可疑或患病的牲口、鲜肉、鱼类和家禽,需事先征求亨德森的意见。另一方面,亨德森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查看受感染牲畜的日常情况。他尝试观察动物类疾病的流行情况与特征,并撰写成文公开发表,以推进公众对食品卫生的认知。这展现出亨德森身兼日常行政工作与医学研究的复合能力,也是其长期把控工部局卫生官一职的基础。

 综上可见,工部局卫生官的诞生与卫生稽查员面临的司法困境存在关联,标志着工部局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开始走向专业化。卫生官亨德森除对环境卫生和食品卫生的行政管控提供医学咨询外,还在推进租界医疗卫生网络方面开展工作,拓宽公共卫生行政的内涵。

 工部局卫生处建立后,长期保持着较为稳定的体制架构。亨德森除对粪秽股和菜场股的卫生行政工作提供医学知识咨询外,还依托医务股不断开展公共医疗卫生事务,为租界市民构筑起卫生安全的屏障。为使卫生股发挥实效,他在诸多事宜上需要与海关系统展开合作。除卫生安全外,工部局的军事安全离不开英国海军的炮舰驻扎,为此,工部局建立性病医院(Lock Hospital),强制收诊在沪妓女,为海军健康提供另一种意义上的医疗屏障。这展现出工部局公共卫生管理并非孤立进行,要同时考虑与其他驻沪机构的合作。

 为使工部局卫生行政获得专业医学咨询,亨德森作为工部局医生身兼卫生官。工部局卫生官这一职位的具体职能设计,与《海关医报》主编哲美森(Alexander Jamieson)关系密切。1869年,哲美森撰写了一份详尽的上海公共租界公共卫生调查报告,并借此向工部局董事会申请担任卫生官一职,而且他已实际涉入粪秽股的工作事务,但工部局卫生官一职最终由亨德森兼任。这或许源于亨德森早已担任工部局医生,与工部局内部人事关系更为熟悉。哲美森虽没有出任工部局卫生官,但工部局公共卫生事业却基本在他所设计的框架下展开。哲美森将卫生官的职责归纳为:观察并报告公共租界和城郊状况、监控下水道和河道、报告供水情况、监督疫苗接种、收集和整理健康统计数据、观察出售的食品、负责妓院检查、分析商店出售的酒类、记录气象观测数据等9项,主要围绕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医疗检查和数据统计等范畴展开。除环境卫生和食品卫生上文已有讨论之外,亨德森和哲美森还共同经营了种痘医疗所(The Vaccination Dispensary),以应对租界内天花的流行。针对健康数据和气象数据,他们虽都认识到搜集这两套数据的重要性,但因所依托的机构不同,实际工作成效颇有差异。亨德森所依托的工部局平台,从1870年引入医生签订死亡证明制度后,逐步在公共租界建立起严格的死亡登记和人口统计制度,这为有效收集生命统计数据奠定了基础。亨德森同样意识到气象观测的重要性,倡议工部局从英国采购气象仪器和建立气象学会。但整合环境数据和医学数据的设想,最终得到贯彻的是获中国海关支持的哲美森。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要求海关医官在撰写报告时,明确“疾病与季节、地方状况和气候状况的关联”。据此命令,《海关医报》撰写者密切关注各口岸对气象数据和疾病、死亡数据的统计及相关性分析。在此基础上,亨德森和哲美森分别提交的工部局卫生处年报和《海关医报》存在互相援引之关系,共同推动了上海医官对租界环境、健康状况及医疗卫生理论的检验与思考。

 基于上述合作所带来的便利,亨德森逐步推动公共租界医疗卫生网络的发展与完善。工部局直接或间接接管了租界内重要的医疗机构,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成立较早的两所综合性医院:仁济医院(Chinese Hospital)和公济医院(General Hospital)。前者主要收治华人,后者主要收治外侨。工部局以提供年度补贴的形式,将这两所医院纳入公共租界的医疗卫生网络当中。亨德森提交的年度报告中有关传染病情之分析,大多基于这两家医院之收诊情况。故而,仁济医院和公济医院成为卫生官透视租界华人和侨民之疾病状况、验证医疗卫生理论和反映医疗卫生观念的重要窗口。为应对传染病流行对租界的威胁,亨德森又推动建立专门的传染病隔离医院(Isolation Hospital)与性病医院。

 卫生官“负责妓院检查”是亨德森和哲美森共同意识到的重要工作事项,但促使工部局维持性病医院运转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英国海军。1869年,工部局试图建立一所小型医院收治患病妇女。此后,亨德森多次试图联合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共同开展性病防治工作,甚至在福州路预备进行性病医院设施建设,但因多方反对而作罢。时任英国海军“中国舰队”(Royal Navy’s China Station)司令赖德(Alfred Ryder)意识到上海公共租界多国籍侨民和领事的存在,会给性病医院的建设带来阻力。但他希望以强制检查和隔离妓女为核心举措的性病医院体系在东亚通商口岸建立起来,以维持海军健康与战斗力,因此,赖德积极参与上海工部局董事会活动,介绍英国海军医生在日本通商口岸推进性病管控的经验。他通过刺激工部局董事会施展行政权力,终于让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1876年开始联合进行性病管控工作。可见,英国海军将上海性病医院的建立视为其在东亚通商口岸构筑海军健康屏障的一环。英海军以军舰保护为筹码,维持通商口岸性病管控措施的稳定实施。1886年2月,时任舰队司令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在听说上海有可能废除《传染病法》(Contagious Disease Act)后,随即电报上海工部局,声称“此法案极为重要,如果废除,他将不得不取消英国舰队对上海的访问”。工部局董事回复称:“1876年引进此间的规章制度仍在执行,妓院老板和妓女均将遵守,董事会无意废除上海的《传染病法》。”这堪称另外一个版本的“炮舰外交”,为维护海军健康,英海军将领对通商口岸的外侨施压。工部局为换取英海军对上海公共租界的保护,以维持性病医院的运转作为交换条件。至此,亨德森一人身兼工部局医生、卫生官和性病医院医生三职。这从他多次向工部局董事商讨薪金中可体现出来。1891年,亨德森向工部局要求涨薪,董事会会议就亨德森所从事的工作略事交谈,在讨论过程中有人谈到他除了以工部局外科医生名义领取750两以外,还作为卫生官每年可领取500两,从性病医院可领取600两。从这种薪资结构中可看出亨德森身上所交叠的复杂职能属性,随着卫生官医疗卫生工作的开展,他在租界公卫管理体制中逐渐占据核心位置。

 总之,自1870年卫生处成立以来,工部局公共卫生管理体制长期保持着较为稳定的架构。亨德森依托工部局卫生处,在租界内也提升了个人名望。直至1897年,工部局董事会内部依旧有人认为,鉴于之前订立的协议,亨德森经营的私人诊所对工部局所需的医疗服务具备优先权。但因亨德森长期把持卫生官一职,且在鼠疫与霍乱防疫工作上的失误、格兰特(J.Taylor Grant)贪污事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他在工部局内部的影响力开始消退,这预示了工部局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即将改组。

 1898年公共卫生处的成立,标志着工部局现代卫生机构的诞生,在人事关系和组织架构方面存在较大调整。人事关系方面,亨德森工作的失误与继任卫生官格兰特贪污事件损害了工部局的威望和声誉,由此,工部局董事会调整了医生兼卫生官的模式,这两个职位不再归属于一人。组织架构方面,在专职卫生官斯坦利(Arthur Stanley)的推动下,新组建的公共卫生处确立以实验室为核心的运作模式,成为工部局标榜现代性和“模范租界”的象征。

 因亨德森身兼工部局医生、卫生官和性病医院医生三职,卫生官的工作负荷愈趋加重,为行政效率考虑,1893年,卫生官、市政工程师、捕房督察和卫生稽查员联合组成卫生委员会(Sanitary Board),后又增加一名警备委员会成员和一名常任秘书。卫生委员会的职责是审议“与租界卫生有关的所有事项”。从中可以看出,卫生工作仍重在改造环境以消灭流行之疾病。不过,这次公卫部门改组主要是为方便卫生事项汇报与执行,是部门间的整合,这也契合了卫生委员会成立的主要目的,“董事会好随时了解租界的卫生情况”。

 亨德森在防疫工作上的失误,进一步加剧了工部局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1895年5月,英、俄领事相继传来讯息,称东北和汕头地区正分别面临霍乱和鼠疫的侵袭。亨德森低估了这波疫情的严重程度,表示上海早已出现过霍乱病例,不足为惧;而鼠疫也只在广东省内传播。他建议工部局采取往年政策应对即可。然而该年8月,局势急转直下,仁济医院院长向工部局表示难以收诊数量众多的霍乱病人。这次失误动摇了亨德森在工部局内部的影响力。工部局董事会提议从英国国内聘请一位合格的卫生稽查员,并由此人兼任卫生官。或可推测,在19世纪末期上海严峻的防疫态势下,亨德森作为一名兼职卫生官已难堪大任。为挽救自身在工部局的影响,亨德森随后向工部局总董提议:“倘若工部局拟将卫生官和捕房医生职务合而为一,他和他的同事愿以年薪8000两为条件提供一名完全合格的并具有卫生医官资格的医务人员承担工部局的医疗工作,用他的全部时间为工部局服务。工部局应对他执行职务给以全面的协助,在他的节假日、生病或休假时接替他的工作。合同期5年。在此期间内,如果他的工作不能令工部局满意,他们可以接管他的工作,并在6个月内用一名新的合格人员代替他。”亨德森在此提议中所提出的高额薪金在董事会掀起轩然大波,最终在亨德森诊所同事米勒斯(Walter J.Milles)的物色下,工部局选定爱丁堡的格兰特医生于1896年3月31日接掌卫生官一职。

 在格兰特接替卫生官一职后,工部局董事同时对原卫生委员会进行改组,卫生官的性质开始发生转变。1896年7月,工部局总董在董事会会议中提出:“如各位董事所知,卫生委员会创设于1893年,现已于6月24日解散。现订立以下几条为新的委员会规划:1.工部局提名3名董事组成新的卫生委员会。2.卫生官应出席该委员会的各次会议。3.除卫生委员会外,卫生官应是卫生处的处长。卫生稽查员、菜场和牛奶场稽查员的报告均应直接呈交给他。这些官员的一切报告都应经他的手呈办。4.卫生检查员、工部局工程师或其他官员受到邀请时参加卫生委员会的会议。”值得注意的是,与1893年卫生委员会中各职务大体处于平级的状态不同,此时的卫生官实际上成为工部局卫生部门的最高长官(即卫生处处长),从而获取了与以往的卫生官全然不同的职业地位。但仅一年之后,格兰特即因私自保留太古洋行支付的卫生费而受到指控。工部局在对此案展开调查时,发现格兰特借助其工部局卫生官的身份进行对抗。“作为工部局的卫生官,他只向工部局负责;万一此事需诉诸法律的话,这就可能会影响到工部局的地位。”格兰特卫生官的身份与他的贪污行为,给工部局的声誉与地位带来负面影响,这迫使工部局董事“任命一个小组委员会来对卫生官和工部局的关系的整个问题(包括亨德森、麦克劳德和米勒斯等医生所签订的协议)进行调查”。与此同时,工部局援引《英国医疗杂志》的报告,开始思考将工部局医生和卫生官的职责明确区分的重要性。

 格兰特因贪污事件下台,预示着亨德森最后挽留其在工部局影响力的举措宣告失败。工部局也借此开始重新设计卫生官的职能与公共卫生部门的整体管理体制。工部局董事表示应直接同新的卫生官签订聘约,并且卫生官应该是工部局的一名雇员,接受工部局指示,领取薪俸,明确表示不允许卫生官私人开业行医。这显示工部局认为卫生官应该作为专职存在。由上可见,自1895年以来,工部局卫生部门的调整方向大致有二:第一,工部局将任命卫生官的权力收回;第二,卫生官在工部局内部各公共卫生相关职务中的地位上升。1898年6月,以第一任专职卫生官斯坦利就任为标志,工部局公共卫生处正式成立。

 斯坦利受过正统的医学训练。他先后受教于英国皇家科学院(今帝国理工学院)、利兹医学院和伦敦圣玛丽医院,于1895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在斯坦利的讣告中,他被称为“科学家”和“改革者”,并宣称其建立了“远东最高效和组织卓越的公共卫生部门之一”。斯坦利的改革以控制细菌和建立工部局实验室体系为核心。为实现控制细菌的目标,斯坦利致力于推动工部局实验室体系的完善。1898年,工部局正式引入巴斯德研究院,并且决定“任命另一名医务人员作为工部局医生,负责巴斯德研究院的工作,并在斯坦利医生缺席时代替他的工作”。借由实验室的设置,工部局明确将医生和卫生官这两个职位进行了区隔。

 实验室也由此取得卫生行政的中枢地位。斯坦利认为:“由于公共卫生当局的最高义务是致力于发现影响公共卫生的疾病的进展、传播和治疗的自然规律,因此实验室是卫生部门的工作中心,如同公共卫生机构的大脑。”具体而言,实验室主要在疾病辨别、疫苗制备、建立传染病通报体系三方面发挥效用。实验室体系建立后,工部局公共卫生处的组织架构和人事安排全部围绕实验室重新组建。组织架构方面,工部局实验室体系逐渐扩展为病理实验室、巴斯德研究院和化学实验室。斯坦利在诸多卫生行政事宜中,着重强调食物化验,防止疾病通过受感染的食物传播。基于这种认知,街道清洁、排水和管道系统、肉类检查和查封劣质与掺假食品以及房屋消毒等工作,不再占据卫生行政的中心地位。公共卫生处新设立食品、牛奶和市场特别部、传染病部和宣传部,旨在对食品和牛奶进行监督和控制,调查和控制病例、接触者、康复者和携带者以及传播有关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的知识。到20世纪20年代,工部局公共卫生处下属各部门逐渐稳定,分别为行政部门、病理实验室、巴斯德研究院、化学实验室、医院、救护服务、消毒站和公共停尸房、食品、牛奶和市场部门、卫生部和宣传部等。公共卫生处下设的这些部门,构成斯坦利所宣称的开展纯科学基础的公共卫生的依托。人事安排方面,斯坦利虽沿用卫生稽查员、助理卫生稽查员、菜场稽查员等职位,然而他对卫生稽查员的要求与以往大不相同,原本卫生部门处理垃圾和粪便的工作被移交给工务处(Public Works Department),这使得卫生稽查员能更加专注于与公共卫生直接相关的事务。在处理公共卫生事务时,卫生稽查员不应该只满足于做一个“嗅味者”和“臭味检查员”,他应该知道疾病感染的方式。这显示卫生稽查员需要具备专业的细菌科学知识,而非只是凭着感官执行任务。卫生工作从对气味的关注过渡到了解细菌致病的特征,以适应崭新的公共卫生处的日常工作。

 综上,亨德森工作的失误与格兰特贪污事件,导致工部局声誉受损。后新任专职卫生官斯坦利将工部局卫生部门重组为公共卫生处,公卫管理体制围绕实验室体系展开,并扩及租界医疗机构、食品安全和卫生宣传等部门。由此,工部局将公共卫生处作为宣传科学公共卫生与现代性的重要案例,成为标榜“模范租界”的注脚。从维持行政权威的角度来看,工部局董事为从贪污事件的阴影中走出来,进而重新设计卫生官这一职位,成为工部局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和引进实验室的重要动力。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公共卫生管理体制的演进,既体现在工部局内部部门改组与制度更迭的过程,也折射出工部局塑造行政权威与合法性的需求。将工部局这一机构置身于东亚多重网络体系中加以考量时,即可发现工部局通过公共卫生管理与多个在沪机构产生联结,以换取司法、军事和海关体系对工部局行政的支持,这些外部因素与工部局内部人事关系共同塑造了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变革的特征与动力。因英国重新调整其在东亚通商口岸的司法秩序,租界市民由此获取反诉工部局卫生行政的便捷渠道。对此,工部局强调运用卫生官的医学知识来规范卫生行政工作的合理性,卫生官和卫生处由此产生,这标志着工部局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开始走向专业化。亨德森依托卫生处在医疗健康、环境卫生和食品卫生三方面展开工作,为租界市民构筑起卫生安全的屏障。为使卫生安全屏障发挥实效及获得军事保护,亨德森在诸多事宜上需要与海关系统和英国海军配合。

 公共卫生处的组建则受到工部局内部人事关系变动的影响。工部局董事为消弥格兰特贪污事件的不利影响,重新设计卫生官这一职位,成为其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和引进实验室的契机,将1898年视为上海“现代”公共卫生机构的开端,运转良好的实验室体系甚至成为宣传公共租界“模范”存在的象征,这成为工部局走出贪污事件阴影、保持优越感的由来。进入20世纪,工部局将公共卫生改革的荣誉归之于斯坦利。

 总而言之,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公共卫生管理体制的发展与演变,不单纯是制度之更替,还展现了工部局置身东亚多重网络体系中的复杂互动关系,折射出东亚通商口岸市政管理中多元错综的利益牵扯。通过聚焦公共租界公共卫生行政制度变化背后的内、外部因素,可以勾连起近代上海医疗史研究的城市史、区域史和全球史面相。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4年第10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