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巍 | 城与人： 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空间地理学

一座城市的文明史，以及自然风貌，是我们认识一座城市的标签。在现代诗学中，讨论城市其实也就是讨论人自己。经验与现实告诉我们，城市与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同构的一面。正如奥德丽·小林在《地理知识的建构——种族化、空间化》一文中所说的：“人类身体的建构是地理知识的某种历史形式，反映了地理学以视觉为中心的过去。尽管地理学家很少直接或清楚地这样做，但也常常跟随主流社会的规范和知识倾向，将人类身体置于独特景观中，将空间限制性加诸于那些身体活动之上，将那些身体特征（如性别、‘人种’或身体能力）与独特的地方联系起来。换句话说，文化地理学的相当一部分历史就是有关身体如何——以及应该如何——被人观看。”城市不仅为当今人类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生活空间，它还以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塑造着人，并促使人在这样的空间里反观自身。每个人对于自己居住的城市的认识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渴望逃离，有的渴望回归，还有的则在城市思念乡村。这一点，当代少数民族诗人们也不例外。

一   城与人的距离美学

交通工具的发达使得人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千里江陵一日还”不再是一种夸张的书写，城市之间的藩篱被拆得一干二净。然而，不管怎么拆除，诗人们对于自己久居的城市总是充满着一种莫名的情感，并在这种情感中感受生命存在的轨迹。满族诗人娜夜从小就跟随父母移居甘肃，从自身的移居生活中去发现城市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娜夜看来，父母这一代为了理想而背井离乡去往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无异于命运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我们当然不清楚，如果老人们当年留在辽宁，命运会是怎样。

当摆脱了时代的束缚与绑架之后，个体的空间移动使得娜夜开始更加关注自身。娜夜在《移居长安》中认为，十三抔黄土埋葬了曾经建都长安的十三个朝代，值得书写的不是秦皇汉武抑或唐宗宋祖，而是类似于杨贵妃这样的女性。因为在那些历史女性身上，她更能从中发现自己的影子与命运，同时呼应着移居长安之后的孤独与空虚。

空间的移动并不困难，但是，由此而带来的个体性感受却让人很难适应新的城市生活。因此，诗人对于城市的书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一个城市的感受，在深层意义上，我们应该把这种行为理解为关于自身命运的思考。在《移居重庆》一诗中，娜夜不仅再一次确认了自己越来越远地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城市——兰州，以及在兰州所熟悉的生活环境，同时把这种体验升华为对人类共通生存状态的深刻洞察，“它和我们人类/都没有明天的经验”（《移居重庆》）。生活习惯与生活环境的改变彻底置换了诗人的生活场景，空间距离使得诗人感到离自己熟悉的地方越来越远，这种距离不只是空间上的，更是心灵上的。以至于她在《想兰州》中这样写道：“想兰州/边走边想/一起写诗的朋友。”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兰州是一个移民城市，娜夜并没有接受太多族群文化的影响。她是在民族文化融合的氛围中成长的，对兰州的想念并非建立在族群文化之上，而仅仅是与兰州城以及围绕在兰州城周围的朋友有关。老朋友阳飏、人邻、古马、叶舟、阿信等与自己远隔千里，而自己孤身一人来到重庆，诗人必须在新的城市里更新自己的朋友圈。与移居西安时一样，远离朋友使她倍感孤独。

对于多愁善感的诗人来说，或许只有远离，他们才会更为深刻地理解自己久居的城市，以及这座城市的文化。这不是距离产生美，而是在孤独的境遇中，他们更愿意以熟悉的人事来慰藉自己的心灵。现代作家沈从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写得最好的作品全是关于湘西的，而这些小说又都是远离湘西之后的美好想象。这可能不是偶然表现出来的，而是文学创作的一种自然流露，是表达自我与慰藉自我的需要。因此，娜夜才会说：“离开甘肃之后，我才开始真正意义上写大西北：《大于诗的事物》《向西》《移居长安》《时间的叙事》《移居重庆》《想兰州》《1973年》等作品里都传达出这样一种诗歌情感：‘谁在大雾中面朝故乡/谁就披着闪电越走越慢/老泪纵横’。”大西北兰州城的人与事在新的城市面前被赋予了新的生活环境所不具备的价值，那些既往的人与事既不能在新的城市面前重新建构起来，也不可能因为新环境而被一笔抹杀，它们是娜夜最幸福的回忆。因此，它值得诗人将它永久化。

与拥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人群在工作调动时产生的思乡之情相比，民工在城市里不仅面临着感情无依，更面临着居所不定。彝族诗人阿优在诗集《打工的彝人》中写道：“一群失落的民工/像被放牧的绵羊/从一个城市被赶到另一个城市/渐渐远离南高原的村落/在工厂的黑夜里低泣/命运已交给漂泊/工厂的夜悄悄收藏民工的喜怒哀乐/却藏不住那一片片乡愁。”（《民工》）漂泊感让诗人将城市定位成一个可以谋生的活动空间，也由此拉开了城乡既对立又依赖的悖论书写。

然而，悖论之处更在于，沈从文离开湘西之后，才出现了他立足于都市的“文学湘西”；娜夜离开兰州之后，才出现了她的“文学西部”，这种现象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中的诗学价值，我们可以称之为“距离美学”，其不仅是指作家们远离自己熟悉的生活地域进入另一个空间，也指作家们在陌生的城市面前，以自己熟悉的人与事来寻求精神慰藉与身份认同的文学心理，从而完成城与人的精神同构。

二   性别与城市的距离

在城市中吟哦自己的故乡，女性诗人通常比男性诗人更重视这种地域情结，对自己熟悉的城市更为怀念。对德昂族诗人艾傈木诺来说，空间地理的就是民族的。那些被诗化的德昂族村落，必须进入历史，成为主流历史地理学之外的必要补充。梁庭望在《中国诗歌通史·少数民族卷》中写道：“德昂族女诗人艾傈木诺（1970— ），用十年走遍了德昂族村寨，用民族的情感和生活的坎坷铸成了她的诗集《以我命名》，抒发了对民族、对故乡刻骨铭心的情怀，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体验，以及人生道路上的悲欢离合，感人至深。”尽管与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年轻人一样，诗人对民族的风俗习惯已经产生隔膜，“不会跳阿爸爱跳的锅庄/不会像阿妈在黑布衣裳上/描红绣朵。也不会用彩色丝线/为情郎织烟筒帕”（《以我命名》），但她还是意识到了这些德昂族习俗对于族群情感的意义。艾傈木诺将她的名字与她的族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非仅仅基于德昂族的历史文化，更在于她对德昂村落独特地理空间的归属感。在《以我命名》中，艾傈木诺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以及民族身份认同，“艾傈木诺，是我，傈僳人和德昂人/牵手结出的一颗草籽，矮小/暗黑，狭窄，目光短浅并且骄傲”，她把自己清楚明了地标注在德昂族的文化地理版图之上，在《南桑》《楚东瓜》《松山》《二古城》《白鹭头》《茶叶菁》《帮外》《香菜塘》《弯手寨》《冷水沟》《回环》《茶陆是他的名字》《从格兰到巴迪的小路》等作品中，每一个德昂村落都是一首诗，都值得人们去细细品味。这些村落不仅标示了德昂族的聚居位置，更承载着诗人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寄托。

彝族诗人鲁娟的《地名》《途经兹兹濮乌祖地》《去松潘的路上》《瓦岗的月亮》《故乡》等诗作同样展现了故乡地域空间，这些彝族地名和艾傈木诺诗中的德昂族地名一样，化作了诗人漂泊灵魂的最终归宿与情感抒发的温床。

在土家族诗人冉冉的诗作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民族身份的书写。事实上，重庆的少数民族诗人，无论是同为酉阳土家族的李亚伟、冉仲景，还是彭水苗族的何小竹、张远伦等人，对自己的族群身份都甚少关注。然而，当面对陌生的生活环境时，冉冉深切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2006年，塞尔维亚之行期间，因脱离母语语境，冉冉饱受了身与心的不适。在《异域·第一天》中，作为少数民族女性诗人，尽管冉冉与出生于酉阳的所有少数民族一样，都把汉语作为自己的母语，但是在失去汉语语境后，她再次把自己从陌生人变成了陌生人的陌生人。处于陌生人之中，“我所失去的/母语故土爱人和荣誉/都不是真实的/就像我模拟的死亡/从未真正来临”（《异域·崭新的母语》）。在既无法言说，也无法倾听的环境里，诗人被彻底隔绝在了一个封闭的空间里。

对城与人关系的思考，是我们确立自我主体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它不仅是确定我们来自何方，理解我们究竟是谁的基础，也是获得地理学知识的基础（空间地理学、行为地理学、女性主义地理学，抑或文化地理学）。但是，主体性并非必然被描绘在一个固定的城市空间中，相反，它如同“自我”与“他者”一样，没有相异的城市空间，没有身处陌生城市时所感受到的疏离感，就不会有同构一个具有主体性城市空间的主体性冲动，没有北平这样的城市，就不会有沈从文的“文学湘西”；没有移居西安与重庆，就不会有娜夜的“文学西部”；没有塞尔维亚的异域远足，冉冉也不可能感受到自己的失语状态。我们必须明白的一点是，城与人的精神同构是以身体的实体性存在、日常生活经验与独特的行动场所作为基础的。

相较而言，少数民族男性诗人显然更容易适应陌生的环境。吉狄马加虽然时刻不忘自己的彝族身份，但我们却看不到他身处陌生城市时的那种惶惑感。在《自画像》《回答》《彝人谈火》《反差》《母亲们的手》《我愿》《黑色狂想曲》《岩石》《群山的影子》《荞麦》《身份》等诗中，随处可见他对自己身份的确认，但吉狄马加并没有把城市与自己的生活对立起来，而是在回归民族文化的书写中不断地寻求自己的文化之根。他歌唱大地，是因为这个大地留存着自己民族的历史，“当我们谈到土地/无论是哪一个种族/都会在自己的灵魂中/找到父亲和母亲的影子”（《感恩大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吉狄马加的诗是一种超越了个人情感的民族记忆，就如他在《想念青春——献给西南民族大学》中所说的，“我相信，一个民族深沉的悲伤/注定要让我的诗歌成为民族的记忆”。这样就使得他的诗歌虽然没有指向特定的空间，但却又明确地道出了自己所属民族的历史、地理与人文环境。在当代少数民族诗人中，吉狄马加以他特有的书写方式，将自己与凉山彝族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此外，还有白族诗人晓雪，蒙古族诗人阿尔泰、舒洁，撒拉族诗人阿尔丁夫·翼人，回族诗人木斧，藏族诗人列美平措、完玛央金，朝鲜族诗人南永前等，他们的诗作均不约而同地回望自己的族群，将个人情感与整个族群的文化相勾连。然而对比之下，男性诗人在面对陌生城市时，所体验到的游离感并未像许多少数民族女性诗人那样突出。少数民族诗人间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差异，显然与性别密切相关。

三   漫游者、观光客与城市

在现代城市生活中，每一个患有思乡病的人面对着的都是一个陌生的、不能融入也不被融入的城市，每一个患有思乡病的人身上都存在着文化认同的焦虑感。他们以城市“漫游者”的身份游荡他乡，就像本雅明所谓的“游荡者”一样，“行人让自己被人群推撞，但游荡者却要求一个回身的余地，并且不情愿放弃那种闲暇绅士的生活。让大多数人忙于他们的日常事务吧；闲暇者尽可以陶醉于游荡者的晃荡中，只是这样的话，他便被抛出了他原有的社会坐落。他在这种完完全全的闲暇中与在那种狂热的城市喧嚣中一样成为游荡者”。这一点在何小竹（苗族）的诗歌里得到了完整体现。立足于日常生活叙事的何小竹就像一个游荡于都市中的“流浪汉”，在《小酒馆》《高速公路上的蝴蝶和老赵》《在芳华横街橡皮吧门口》《福尔沱道班》《看见大海》《飞机》《成都上空的飞机》《飞机从天上飞过》《飞机上看见空中小姐》等诗作中，何小竹以“看”的方式把“漫游者”“观光客”的身份表现得淋漓尽致。城市生活在他的诗中变成被看的客体，但同时我们又会发现，诗人并非“看”的主体，甚至连诗人自己也不过是城市中的一个客体而已。诗人消解掉的，不仅是自己的民族身份，还有自己的主体身份。看似融入城市生活中，实则内心深处正游离于城市。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人中，如回族诗人沙戈和土家族诗人冉冉，其笔下的游荡者又与本雅明所定义的“游荡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是“以异化了的人的目光凝视着巴黎城。这是游荡者的凝视。他的生活方式依然给城市人们与日俱增的贫穷洒上一抹抚慰的色彩。游荡者站在大城市的边缘，犹如站在资产阶级队伍的边缘一样。但是两者都没有压倒他。他在两者中间都感到不自在。他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避难所”。虽然沙戈和冉冉的诗歌是以一种异化了的目光来凝视城市，但她们并没有在人群中寻到精神上的避难所，相反，她们从拥挤的人群中看到了身份的游移，看到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这种“漫游者”“观光客”的形象在沙戈的诗中得到了集中表现。在《胡同名》中，沙戈罗列了北京的大小胡同，仿佛一个行色匆匆的观光者不经意间在日记本上记下那些偶遇的地名。而《胡同的故事》则像导游式的简单讲解。《古刹》《国子监》《下午坐在地坛》《尘埃里》《午门》《不真实的城市》《在铁轨边》《鲁迅纪念馆的孩子们》《街边》《南城根前街22号》……在诗集《尘埃里》中的“地点”一辑里，诗人的漫游者、观光客形象俯拾即是。

现代漫游者与齐格蒙特·鲍曼在《从朝圣者到观光客——身份简史》中所论述的“朝圣者”“漫游者”“流浪者”“旅行者”以及“游戏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现代生活中，无论“流浪者”“旅行者”还是“游戏者”，都不可能是带着愉悦而无须承担任何附带痛苦的人。

表面上看，城市生活使人感觉有条不紊，干净利落，但这并非生活的全部，这是一座不真实的城市。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说：“在大都市这个世界里，血和肉还不如纸、墨水和赛璐玢真实。在这个世界上，广大群众由于不能获得一种更充实、更满意的生活，而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把自己当作旁观者、读者、听众和消极的观察者。这样，年复一年，不是真正的生活，而是间接地生活，远离外部的自然界，同样也远离内在的本性，他们愈来愈把生命的功能变作发明家创造出来的机器，甚至认为生命本身也是机器。”对于人类来说，生活并非千篇一律的光鲜亮丽，在城市生活之外，照样有着不被套上枷轭的人群。

现代生活造就了很多“观光客”一样的“漫游者”，没有人能够真正觉得自己是城市的主人，当他们面对城市，只是带着观察者的眼光走在城市里而已。如果说何小竹、沙戈是以“看”的方式融于城市，那么显然，冉冉则是以“倾听”的方式漫步于重庆的高楼大厦之间。在《公交车上的几十个人》《喂，大声点……》《车厢里的魔术师》《午后》《她不停地对司机喊“停车”》《跟陌生人说话》《灵感》《骗子》《从歇台子上车的男人》《一个傻子坐公交车》《一个临终的人坐公交车去终点站》等诗作中，浮屠关、两路口、七星岗、歇台子这些地名在冉冉的诗中不再具有真实性，而是过客们上车下车的地方，他们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在人来人往、人山人海的嘈杂拥挤潮流中，每个人都是那么地孤独，“拖着孤独的尾巴/那粗大的尾巴/平时里夹得很紧”，而“孤独是啥？是贴在脸上的镜子/照得见别人，照不见自己。/在这嘈杂的车上/我和老Q，我们内心的闲话/堆起来是两座雪人”（《跟陌生人说话》）。城市的“漫游者”“观光客”并不在意自己的族群身份。沙戈、冉冉、何小竹等人在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一现象，显然不是刻意回避自己的族群身份，而是对于民族文化融合的自觉使然。

哈萨克族诗人阿克波肯·伊漫别克在《城市的秋天》中将自己当作一个城市的漫游者，“市场依然喧闹/儿子买到他想要的东西/妻子穿好衣服带我参加婚礼/烟尘中跳外地人的舞曲”，然而在诗人内心深处，城市里的一切，只是“伴着我一个人/走过街道/心中太多的感慨/只为怀念无边的草原/城市的感觉”。城市的物质文明并不能替代内心深处对故乡草原的怀念，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感觉在不断城市化的今天当然不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专利性表达，而是一个普遍性现象，是很多为了生计背井离乡之人的普遍性感受，就像维吾尔族诗人赛买提·阿不都热合曼在《故乡》一诗中所写的那样，“我的心已经陷进你的泥土/只有在僻静之处渴望才能得到满足”。

现代社会造成了众多的“漫游者”，使得他们丢失了在故乡时所感受到的稳固性、明确性与连续性。面对陌生的城市，他们感受到的是文化与身份上的变动性、模糊性与断裂感，如果要与一个陌生的城市融为一体，那么，就必须割舍旧有的行为习惯，学会新的生活。然而，这样就可以真正地与城市融合吗？从现实来看，这或许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在逐步适应城市生活与怀念故乡之间，与其说解决的是“我们是谁”或“我们来自何方”这样的问题，不如说是面对陌生城市时的自我质询：我们未来可能会成为什么？

余  论

尽管城市因为人群的不断流动而显得嘈杂，但这并不能减少现代人的孤独感。在快节奏的当下，城市异化了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变得异常淡漠，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们感受到的或许并非主体性的确立，而恰恰相反，是作为人的主体地位的消失。

当地理空间不再作为人悠然自得、充满着诗意的栖居地 时，这些地理空间就变成外在于人的东西，生活于此与生活于 彼并没有什么区别。现代城市已经完全摆脱了起初保护人类不 受外界侵犯的功能，城市居民的生活体验五味杂陈，每个人都 只是短暂的过客，这与乡村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对诗人们 来说，他们可能更能意识到安土重迁的本质，因此，他们更愿 意把乡村描绘成一个与瞬息万变的城市相对立，拥有历久不变 的文化传统的地理空间。对城市的距离感、陌生感与焦虑感使 得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人要么回望民族文化，立足于民族身份 来回应远离故土的忧伤，要么以怀念已然习惯的地域来对抗陌 生的环境，或者以客观冷静的叙事方式来体现自己与城市的游 离，这成为他们思考人的存在与空间关系的重要切入点，也为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学注入新的活力。

对城市文化与空间地理的反思不仅是一门诗学问题，深层次来说，它还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它不仅一再质询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同时也敞开了人类思索的另一道门：我们将去往何处？

——选自《星星·诗歌理论》2024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