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小的时候，我也喜欢玩“打仗”的游戏，这可能是大多数男孩子的天性。那时候家里穷买不起玩具，我的爷爷是个木匠，在爷爷的指导下，我自己动手做了把木头手枪，整天晃悠悠的背着，让小朋友们好生羡慕。
我小学毕业时遇上了“文革”，学校关门了，两年后复学读了一年初中，没有课本的，初中第二学期发了一本《农业基础知识》白皮书，语数英理化都在一本书里，书包当然是用不着的，书卷起来插在裤兜里就上学了。我初中读一年高中读两年半，稀里糊涂就毕业了。走过场！
高中毕业就被推向了社会。那整整十年里，中国的大学都关门了，社会上也没有任何谋生的门路，我又不甘心回到农村种地。彷徨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出路在哪里呢？我想到了当兵。那是“有志青年到部队去”的年代，我在接兵干部张尚敏的支持和帮助下，如愿以偿来到东海前哨厦门，当上了一名炮兵侦察兵。
我不敢想像：如果是穿上军装立马走进枪林弹雨，我能下得了当兵的决心？我也不敢想像，当兵就意味着牺牲，我的亲人还能从容地送我去部队？长期远离战争，致国防观念淡化，民族血性褪化，侥幸当太平兵的心理，和平时期的人们皆有之，这与战争年代有着天壤之别。
今年已八十八岁高龄的厦门海关老关长秦惠中老人是我的启东同乡。当年梁灵光的新四军四分区部队路过他家时，年仅十四岁的秦惠中毅然决然跟着部队走了！父母亲都不在，他自己作主了，那是个腥风血雨的年代。行军途中，时任区委书记的父亲带着区中队相向而行。父子相见，谁也没有感到意外，父亲只摸摸他的头，没有询问，也没有叮咛，便匆匆告别，走进战争的硝烟里。行军途中，部队路过外婆家的村落，他请假看望外婆，竟意外见到了母亲。母亲抱住尚未成年的儿子痛哭流涕，母亲疼自己的儿子，却没拦住儿子的脚步。秦惠中从此奔向淮海战役的战场，打过长江，解放上海，进军福建，最后把根留在海防前线厦门。再次与父母见面，已是十年以后的事了。启东同乡聚会时，秦惠中唱了一首《儿行千里母担忧》，八十多岁的老人，唱得声情并茂，泪流满面。他说他想起了母亲泪眼相送的情景。
作家张曼菱写的《西南联大行思录》，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九三七年七月底，日军连续两天用飞机、大炮对天津南开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小学进行狂轰滥炸，南开成为一片废墟。南开大学的创始人、校长张伯苓在南开被轰炸后发表演讲：“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摧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南开之精神代表着中华民族不辞汤火的悲壮，表达了中华民族绝处逢生的自信。作为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毅然将儿子送去参加空军，儿子驾驶着简陋的飞机与日军作战，最后血洒长空，为国捐躯。据书中介绍：那时国内的作战飞机都没有座舱盖，人坐在里面，头露在外面。这就是当年的大学校长，这就是当年大学校长的儿子。
（西南联大：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中旬西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8年10个月后抗战胜利，三校北返，留下联大师范学院，现为云南师范大学。）
一个十四岁少年，一个大学校长，一个是义无反顾奔赴战场，一个是毅然决然将儿子送上战场，这就是咱们的民族精神之源，更是国魂、军魂之本。如今读来仍不免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潸然泪下。
二
1972年12月，我参军来到厦门，在云顶岩炮兵观察所当了一名侦察兵。那时与金门守军还在互相炮击，侦察兵的任务就是搜索发现敌炮兵阵地和目标，计算我火炮射击诸元，观测和校准我炮兵射击。须运用三角几何函数等数学知识，初中的数学课就有这些知识内容。
当初敌我双方逢单打宣传弹，我有时要在观察所观测和指挥我方射击，有时又被指派到野外观测敌方火炮弹着点的位置。听着炮弹“丝丝丝”的尖叫声，炮弹离的还远；如果听着“扑扑扑”的空气撕裂声，炮弹离的就很近了，我们要立即隐蔽起来。
对方有时也打实弹，我曾经历过多次炮弹临空爆炸的险境，最危险的那次是在1975年夏季的一天凌晨两点，小金门守军借防空演习，用90毫米高炮平射厦门前沿军事目标，我所在的云顶岩观察所周围几十米范围落弹13发，最近的一发离我正在值班的观察所只有两米。
观察敌情主要是看和听，但夜间和迷雾天观察就有困难，部队装备了侦察雷达后，我调任雷达操纵班长，不久被提升为雷达排长，继续担任对金门之敌的雷达观测任务。
1977年7月，我离开了雷达排长岗位，先后在炮三师保卫科，军区炮兵保卫处工作，期间我被选调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现公安大学）深造，1983年初我下基层担任152加农炮营教导员。
三
1984年4月，云南麻栗坡老山地区爆发战事。老山海拔1422米高，地处中越边界，被越军占领，从老山主峰顺着盘龙江峡谷，可以看到我纵深麻栗坡县城和二号公路上的一切动态，对我十分不利。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当年4月28日昆明军区部队经过浴血奋战拿下了老山主峰，随后老山地区进入攻防轮战，持续十年之久。
1984年7月，我在教导员任上，把营里选送的十七名骨干送到参战部队的次日，团长打电话要我去他办公室。团长见我的第一句话便是：师常委会正在开会，准备调你到参战部队任职，有困难吗？我当即表示：没有困难！半小时后，师常委会研究决定，要我48个小时内到参战部队报到，我当即表示：24个小时内赶到参战部队报到。既然上战场，那就快点去。那天夜里，我无法入眠，写下了临别留言，悄悄塞进了我的战备包里，我已经作好了最坏的准备。第二天早上，团领导和全营官兵来送行，我感觉这场面太另类了，似乎这一走便不再回来。
是我怕死吗？内心还是有些许恐惧，美好的生活还没来得及享受呢，谁能不留恋？但经过多年军旅生涯的薰陶，我的人生观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我是个军人，当军人就意味着随时准备牺牲，战场才是军人最佳的竞技场。况且，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当祖国需要时，你岂能讨价还价！我整整衣装，抖擞精神，义无反顾地朝前走了。
我上前线牵动着全家人的神经，亲人们每天守着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关心前方战事。我的父亲是退休的检察长，在家里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当家人为我的生死揪心的时候，父亲总是安慰大家。可父亲自己却深夜躲在厨房里痛哭，他的儿子在前线，生死不明！父亲去世八年后，病榻上的母亲才诉说父亲当年为儿子牵肠挂肚的那份情怀，让我感动得泪流满面。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根据上级命令，我所在的炮十三团从福州杜坞火车站整装出发，全团人员、装备分载七个列车。我担任第三列车列车长，带着二营部及五、六两个连队的人员装备，轰隆隆向战区开进了。
当时的军列都是闷罐车，大热天闷在里头那难受劲可想而知，而最为尴尬难堪的是大小便，雅称方便，其实很不方便。小便还好办，车厢里放个尿桶，随时解决，闷罐车厢里那股尿骚味都顾不上了。大解就难了，途中下车就餐半个小时，都急着先找厕所。沿途送上来很多慰问品，有吃的有喝的，大伙看看却不敢吃。前不久有消息说，部队输送坐动车、乘飞机，我就特别羡慕，咱们没有赶上好时候，没那个福。
沿途火车依靠站台时，官兵们引吭高歌，与站台上的迎送队伍热烈互动。《再见吧、妈妈》这首歌平时唱起来没有太多感觉，但在奔赴战场的征途中唱起这首歌，勾起官兵们满满的情怀，止不住的泪如泉涌。“再见吧，妈妈，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背好，部队要出发。”唱的就是我们部队当时的状况。“你不要悄悄地流泪，你不要把儿牵挂，当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再来看望亲爱的妈妈。”唱的就是那种情怀。“假如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你会看到盛开的茶花，山茶花会陪伴着妈妈。”唱的是那份悲壮。当荡气回肠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响起，战士们的脸庞又充满着阳刚之气、肃杀之气。车站上迎送的人们看着这帮热血男儿，深为感动，不禁发问：你们是去打仗吗？
部队来到云南文山州，经过短暂临战训练后，全部进入阵地。团部率一营进驻海拔1700余米的茨竹坝乡，这是个很美的地方。我喜欢风光摄影，走过许多名山大川，但都没有类似茨竹坝的感觉。碧空万里，云海无垠，奇峰突兀。离中越十八号界碑仅几百米的茨竹坝小学已经停课，小学老师的宿舍成了我们政治处住所。清晨起来，看着窗外小学操场上轻轻飘过的朵朵白云，似优雅的仙女款款飘过。篮球架上不依不饶地缠着丝丝云雾，像恋人般不离不弃、无限恩爱。带着泥土味的清新空气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我在想：打仗怎么会找这么美的地方？将来不打仗了在这里办个养老院有多好。现在想到养生和养老就想到那儿的空气，想到风光摄影就想到那儿的美景。
我们是来打仗而不是旅游赏景的。战争是残酷的，三营上阵第一天晚上，八连副指导员丛树平同志不幸牺牲了。丛树平指挥火炮进入炮位，手拉刹车把的战士失足踩空，失去制动的火炮加速滑行，眼看重达6.5吨的130加农炮将坠入悬崖之际，丛树平冲到火炮防盾前方拉手刹。手刹拉住了，人却倒在火炮大轮下，经送野战医院抢救不治身亡。
部队打的第一仗，是1985年1月配合陆军第二十军侦察大队两个侦察连出境作战。按事先协同，我一营部队设置数道火力拦阻线，并根据敌人兵力配置预设火力压制目标。侦察大队出境作战回撤时遭敌追击，我一营火炮按协同方案集火拦阻射击，掩护我侦察分队安全顺利回到国内。侦察分队回撤后首先冲上我炮兵阵地，高呼“炮兵万岁!”
此战，二十军侦察大队派了四人协调小组来到我团，其中有学过炮兵射击指挥的副连职干事徐贵祥。2014年《人民文学》第八期出了军事题材专号，已经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的徐贵祥在“从军行”栏目《丛林纪事》一文中对此战作了详细介绍，那已是后话。
一个多月后，团阵地指挥所换防到海拔高度只有200米的交趾城附近，我将政治处的两个帐篷设在大石头的反斜面，并在大石头缝隙处设防炮掩蔽部，在入口外约三十米处设警戒哨，防敌特工袭扰（1984年7月22名越军特工就是从这山后越境袭击我边防哨所、160迫击炮阵地和辛柏林雷达站，被炸断腿的该雷达站的站长吴鹏程就是我原炮三师的战友、驻同安马巷炮二团的雷达排长）。我身为团职干部，每天晚上和政治处的同志一起轮流站岗。
云南边境地区十里不同天，新阵地属典型的亚热带气候，整日浓雾弥漫，潮湿异常，闷热难忍，我的腰腿病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更困难的是没有水源，我的警卫员韩呈海同志硬是从大石头底部潮湿的地方掏出个泉眼，一天24小时能滴上三塑料桶水，供政治处十多人吃喝与洗涮。天气闷热流汗多，可大家都忍着尽量少喝水。
前方一线战事日趋激烈，双方步兵进入白热化的山地争夺战，著名的李海欣高地继续演绎着反复争夺的悲壮。我政治处下方公路是伤员烈士转运的必经之路，政治处两名电影放映员闲着无事，每天蹲在路边数着后运的伤员烈士的数量。裹着白布袋的是烈士，盖着普通绿色军被的还活着。最多一天后运烈士三十多名，伤员七十余人，可见战斗的激烈和战争的残酷。
我团装备的是我军射程最远的130加农炮，各炮兵营几乎每天都要射击。开始还讲究军容风纪，军装穿戴整齐，还要扎上武装带，到后来就只穿着裤衩光着膀子打炮。一个炮班编制九个人，战斗刚开始时全班都上。炮打多了，老油条了，也变聪明了，九个人轮流上，三个人就可以完成射击任务，其它人在猫儿洞里打扑克、下军棋，输了就贴纸条、刮鼻子。这本该藏着掖着的做法，一日被前来视察的上级机关首长发现了，竟然被领导作为“减少伤亡、保存实力”的经验而充分肯定。
由于地形限制，二营四连的炮阵地无法隐蔽，全连火炮都直接暴露在敌炮火面前，不仅敌远程火炮，即使敌前沿直瞄火炮都可以直接瞄准我四连阵地射击。每次双方炮击，四连阵地总会落弹。连长曹平先、指导员谢开金在每次射击完毕后立即将全连官兵转入地下掩体。越军122加农炮开始反击时，四连阵地表面已空无一人。炮一班的火炮被直接命中，火炮报废，连队弹药库被击中，所幸炮弹没有被引爆，全连无人伤亡，堪称奇迹。厦门机场公安分局的郑德龙同志时任四连一排长，他的阵地被评为“钢铁阵地”。
炮兵连长和指挥分队堪称炮兵的眼睛，他们与步兵分队一起驻守在最前沿阵地，有的甚至比步兵还要前出。转业在厦门湖里公安分局的彭加河同志时任我团二连连长，他和他的指挥分队驻守在最前沿突出阵地上，对敌形成很大的威胁，成为敌人的眼中钉。由于地势险要，敌人的炮兵无法准确摧毁彭加河的观察所，就派兵潜伏到我阵地前沿三公里以内，用反坦克导弹进行攻击。大伙没见识过这个玩艺，只见一个火球中间有个黑点，摇摇晃晃“噗噗噗”地向我阵地飞来，大伙都愣在那里，不懂得蹲下。导弹擦过耳际飞到身后的稻田地里，没有爆炸。事后查明是萨格尔反坦克导弹。彭加河立即组织观察人员采取应对措施，布置假阵地，骗过了越军的眼睛，越军先后发射三十八发导弹，观察所内油盐酱醋全部打烂，可我阵地人员毫发无损。彭加河荣立一等功。
越军向我炮击时，炮弹往往落到炮阵地后侧的团阵地指挥所周边。团卫生队驻扎在团阵地指挥所后方五六公里远山沟对面的坡上，张队长给我打电话说，他看到政治处的位置火光冲天、硝烟弥漫，问有没有伤亡？我说：“请张队长放心，我们隐蔽的地方很安全，政治处全体官兵安然无恙。”事后查看：帐篷被弹片击了十几个洞，有的弹片还钻进了被子，放洗涮用具的油毛毡蓬掀了一个角。
1985年3月间，我与郭玉民团长登上老山主峰。那天早上出发前，前沿阵地已经发生过零星交火，我们的北京212吉普车沿着盘龙江东岸公路向南行驶，穿过一铁桥后，拐向西岸南行不远便是国境线，车沿国境线转西行。这一段距敌阵地只有几百米距离，常遭越军偷袭。小车班长江根金驾着吉普车在满是弹坑高低不平的路面上时快时慢地向前行驶，而车上的人都手握着枪，子弹上了膛，随时准备战斗。越过这段路后，吉普车拐向老山后侧，沿着新修建的简易公路一直攀上老山主峰。
我团接防后，团指挥连侦察班在老山主峰开设了观察所，团长和我此行就是要去看望战斗在一线的战士们，同时观察前方战事。战士们看到我们去非常高兴，小小的掩蔽部里顿时活跃起来。这时掩蔽部不远处有炮弹爆炸的声音，战士们告诉我们说，这是越军对老山主峰唯一的水源地进行骚扰性射击。这时前沿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双方远程火炮也开始猛烈射击，地动山摇。这一天，我们在老山主峰待到天黑才返回团阵地指挥所。
亲身经历了战争，才会感觉到“不幸”的伤感，才会感受到“有幸”的豪迈，才会感觉到生命的脆弱和活着的可贵，才会感受到爱的巨大力量。我要说：战争不是游戏！当呼啸的炮弹落下时，当身边的战友瞬间被夺走生命时，当一具具战友的遗体从你眼鼻子底下后送时，当听到烈士陵园内呼天号地的哭声时，你才能体会到什么叫战争的残酷。
战争还在继续，按照轮战的安排，我团将阵地移交给兄弟部队。政治处要在1985年5月30日凌晨5时后撤。头天晚上，我带政治处全体人员吃了阵地上最后一餐饭，安排妥当后我便休息了。一觉睡到四点多，警卫员韩呈海把我叫醒：“首长，起床了，”我问：人呢？小韩说，大伙都上车了。原来除了我以外，政治处全体人员整夜没睡，悄悄把被子抱到外面打捆好，并在老干事王京旭（曾任联想集团西南区总裁）的带领下装好车，然后在车上悄悄吹牛拉呱，等着天亮后撤。部队撤到文山州砚山县平远街休整待命，两个月后全团经铁路输送返回福建仙游驻地。历时一年的赴滇参加老山地区自卫反击作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四
从战场下来之后，我就任炮三师保卫科长。随后又去解放军炮兵指挥学院读了两年书，完成了军队地面炮兵指挥专业的学业。那时，特别珍惜进校学习的机会，要把文革耽误的学业抢回来，每天做作业到深夜，非常刻苦。军校的管理极为严格，课程安排既满又紧，有着良好的学习氛围，这是几乎所有的地方大学所不可比拟的。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向有关家长们建议：孩子高考填志愿时选择军校，这是你们的孩子最为理想的成长之地。
从炮兵指挥学院毕业后，我在集团军当了三年军事法院的院长，审理了数十起刑事案件，亲自组织刑场枪葬了三名罪大恶极的案犯。
我还曾担任集团军侦察大队政委，带领一千多名侦察兵在东山岛进行了极为严酷的“千人百日”海上大练兵。一个战士因训练强度太大，疲劳过度，动作变形，致颈椎骨折而身亡。十几年后，在厦门的一次老乡聚会时，见到一位来自江苏淮安的老者，他自我介绍说他的儿子要是还活着，他的孙子都该上高中了。经交谈才知道：这位老者竟然就是侦察大队牺牲战士的父亲。我说：对不起！我就是当年侦察大队的政委，我没有带好你的儿子，没有把你的儿子活着交还给你，话还没有说完，已是泪流满面。这位父亲反而劝我不要过度伤感：“都过去了，现在政府对他一家很照顾，生活也有保障，孩子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捐躯，值！”正是像这位父亲那样，无数军人的家长和亲人们，筑成了军队建设强大的后盾，我向这位家长，向无数军人的家长致敬！
我军旅生涯的收官之作是当了四年团政委。1994年4月，我刚满四十周岁即转业地方工作，22年的军旅生涯正式宣告结束。而我的数位战友已经走上军队最高领导层。当年他们还是师职军官的时候，相约请我吃饭，席间我说：“你们好好干，争取当个大官，我别无所图，图的是老了以后能吹吹牛。”话毕，他们都举起酒杯说：“我们一定好好干，一定要让老政委吹吹牛，”话没说完，几人的眼泪同时都流了下来。这是幸福的眼泪……
五
有人问我：你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了军队，后悔吗？我不仅不后悔，而且还为自己曾经的军旅生涯感到特别庆幸，没有部队的历练，哪有我的今天！
我珍惜部队这个成长平台，珍惜所有的岗位历练，使我收获了极为珍贵的人生体验。部队把我从一个不谙世事、幼稚嫩怯的农村孩子培养成了团政委，部队是个重塑人生的大熔炉。
有部队打下的基础，转业后无论工作岗位如何变换，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下海经商办民企，在部队潜移默化养成的意志品质、处事风格不会变，军人的痕迹和印记已经融入到血液和骨髓里。
长期军队领导岗位的锻炼，形成大格局意识和全局统筹能力。工作不再零敲碎打，不再偏激。而是按照系统论的要求，遵循内在规律，分清轻重缓急，善于排兵布阵，实行循序渐进。几乎心想事成，每事必成。
襟怀坦诚，做个真实的人，这是长期军旅生涯积淀下来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坦诚是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也是军旅生涯形成的人生最重要的性格特征。坦诚地对待工作，坦诚地对待你的朋友和同事，坦诚地对待你的服务对象，换来的也是真诚的回报。即使遇到责难，也会坦然面对，绝不以牙还牙，宽容他人也是善待自己。
认真做好每件事，将细节做到极致，这是军队工作生活养成的最基本的做事风格。在部队，牙杯牙刷要摆放在一条线，杯把和牙刷的方向都要保持一致；毛巾和衣服的挂放也要方向一致，被子叠成“豆腐块”；枪支和器材操作重复一百遍一千遍，蒙上双眼要将几十个零件的冲锋枪拆了装、装了拆；深夜紧急集合哨响，在漆黑的环境条件下起床穿衣打背包十分钟集合完毕。看似简单的动作，训练的是细节，而细节关乎军人的生命。而在企业经营中，细节决定成败。
学习能力的提升，是军队生涯留给我的终生受用的财富。我的部队装备有最新型的防空导弹，有最先进的警戒和火控雷达，有全球最先进的全自动弹炮一体化防空系统。掌握如此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需要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多方面的人才，但更主要的是从军政主官到每一个官兵都要不断学习总结提升，方能将武器装备发挥出最佳的效能。我的体会是：终生学习、持续学习、坚持不懈，必将终生受益。我编制了150万字的公司作业指导书和483张作业表单；我和孙女讨论如何写作；我和软件博士讨论物业管理软件的编制；我和修图师讨论影视后期制作，行家都说我很专业。学习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生活原来如此美好！
军队教我学会了坚强，遇到难题不再轻易低头；军队教我学会了做人，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也完善了自我；军队教我学会了勤勉，认真做好每件事成了生活习惯；军队教会了我担当，勇于担起责任已然成为生活态度；军队教会了我学习的能力，持续学习，为晚年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如果说，当初是为了脱离农村找出路而参军入伍，但经过二十二年军旅生涯的历练，我却找到了思想上的出路，更找到了精神世界的归宿，我为自己曾经有当兵的历史感到自豪。如今，我虽已远离军队，但我始终对军队怀有深厚的感情，仍然心系军队建设，脱下军装仍然是个军人，在经济建设大潮中仍然有我不屈的军魂。
作者介绍：施建初，江苏省启东市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读于解放军炮兵指挥学院。22年军旅生涯，当过侦察兵、雷达兵、排长、干事、教导员、保卫科长、军法官、团政委等差事。40岁时转业到厦门地方工作，先后担任市属国有企业党总支书记，总经理、执行董事，2003年3月毅然辞职下海，现经营一家私企。非文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