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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的普遍认知中，大学教师这一工作往往拥有较高的工作自主性以及灵活性。与行政及教辅人员不同，他们并不需要遵循严格的坐班制度。尽管高校教师未被强制要求坐班，但他们的工作绝谈不上轻松。事实上很多高校教师日常工作时间远超法定时长，就连假期也不轻松。
根据一项研究，高校教师周工作时间达52.3小时，超劳动法规定18.8%。寒暑假周工作时间32.9小时，法定节假日日均工作4.4小时，按年计算比劳动法规定多出195小时。
如果说不坐班的高校教师在时间安排上还能保留一定的灵活性，算是一种相对的“优势”的话，那么如今，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演进，这一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为了增加师生交流机会、提升教学质量、强化团队协作以及更好地管理教师工作等原因，一些高校开始实行坐班制。例如，某位于三线城市的公办高校商学院，制定青年教师坐班制度。要求40岁及以下教师原则上需进入学院设立的“青年人才成长助力站”集体坐班，每周不少于3个工作日，坐班期间开展各类学术活动。同时明确了出站条件，教师需满足科研项目主持（国家级或教育部项目、横向项目经费达标）、论文发表（特定级别期刊）、教学科研成果获奖（省级及以上等级）、学生竞赛指导（省级二等奖及以上）等条件其一即可出站。此外，进站教师在资源获取、项目推荐、评优评先等方面享有一定权利，但未按要求坐班将失去评优评先资格。
为加强新入职教师培养和管理，促进新入职教师尽快适应工作岗位，西部某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要求新入职教师严格实行坐班制度。新入职教师自报到之日起一年内，按学校规定时间上下班，按正常工作日进行考勤，不得迟到早退。不得擅离工作岗位，不得在工作时间或办公地点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活动。考勤结果将作为绩效工资发放、岗位聘用、职务晋升、职称评审、年度考核及奖惩的重要依据。某所位于省会的民办高校曾在2023年通知，自2月20日起该校全体教职工统一实行坐班制。诚然教师坐班，能为学生提供相对固定的可咨询和交流的时间，有利于学生在课后及时找到教师解决学习问题，促进教学相长。这也有助于教师间学术交流与合作，当教师在学校坐班时，他们有更多机会与同事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交流。但不可忽视的是坐班制会给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对于教师来说，坐班制可能会限制他们的工作灵活性，影响他们的科研效率。比如，有些教师在深夜或清晨的思维更加活跃，更适合进行学术研究，但坐班制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到岗，可能会打乱他们的工作节奏。
此外，坐班制的监督管理也存在一定难度，如果管理不善，可能会导致形式主义，教师虽然人在岗位，但并未真正投入工作。此外，对于一些工作成果难以量化的教师，如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教师，仅通过坐班时间来衡量其工作表现并不科学，这使得坐班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流于形式，无法真正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的目的。而且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教师工作特点存在差异，一刀切的坐班制可能无法适应教师的个性化需求。例如，对于一些需要实地调研、野外考察或经常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教师，坐班制可能会束缚他们的手脚，限制其获取外部资源和信息的机会，不利于其专业发展和个人成长。华中师范大学学者吴河江和王莉娟指出，固定坐班制要求所有教师在规定时间内以学校为唯一办公地点，这种管理方式便于对教师进行管理，能保证在学生或学校管理者需要的时候教师都能在场。但是，每位教师都有自身的特殊情况，整齐划一的教师管理模式是对教师时间与精力的一种浪费，并且对教师生活与专业发展造成诸多不便。非坐班制则是与固定坐班制相对的一种松散的教师管理模式，除集体活动外，教师可在上完课后直接离开学校，自由安排剩余时间。非坐班制给予了教师最大的自主权，但是这种松散的管理模式对教学活动、师生关系、教师间关系、学校政策落实都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在非坐班制管理模式下，教师看似拥有自由，但实际上容易陷入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舒适”——失去教学与科研热情，弱化对学校事务的关注。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高校在推行坐班制时，应充分考虑教师的工作特点和需求，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坐班制度。例如，可以借鉴弹性坐班制的理念，在保证必要的教学和办公时间的前提下，给予教师一定的自主安排时间，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工作节奏和任务需求，灵活调整工作方式。
华中师范大学学者吴河江和王莉娟认为弹性坐班制是人本化管理模式，体现教师主人翁地位，提高教师工作自由度和尊严，满足专业发展需求，调动工作积极性。它将工作时间分为核心时间和弹性时间，教师在完成核心任务后可自主支配弹性时间，兼顾生活与发展。此外学校应科学分配弹性时间，加强结果导向评价，防止教师滥用自由时间。教师要正确认识并利用弹性时间，实现专业发展。同时，高校应尊重教师行业发展规律，给予教师更多理解和关怀，针对不同年龄阶段教师制定弹性学术制度。同时，要加强对坐班制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有效的考核机制，确保教师在坐班时间内能够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真正的大学老师其实是这样的人：你不需要打卡，不需要考评，你给他们闲暇，他们自己就会不可遏制地要去读书、写作或者上课和学生交流。重要的是大学要找到这样的人，容纳这样的人。一所大学找到了足够多的这样的人，大学其实就可以基本‘无为而治’了，或者只需一种服务性的管理，它却还是能够成为一所好大学。”或许这像是一种柏拉图式构想，但却也可能成为现实，或者已经在许多大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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