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的山水画多学赵伯驹、刘松年，发展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的“院体画”传统，综合融会前代各家之长，即保持工整精艳的古典传统，又融入了文雅清新的趣味，形成工而不板、研而不甜的新典范，还有一种水墨画，从李唐风格变化而来，作界画楼阁，尤为细密。
仇英擅人物画，尤工仕女，重视对历史题材的刻画和描绘，吸收南宋马和之及元人技法，笔力刚健，特擅临摹，粉图黄纸，落笔乱真。尤善于用粗细不同的笔法表现不同的对象，或圆转流畅，或顿挫劲利，既长设色，又善白描。人物造型准确，概括力强，形象秀美，线条流畅，有别于时流的板刻习气，直趋宋人室，对后来的尤求、禹之鼎以及清宫仕女画都有很大影响，成为时代仕女美的典范，后人评其工笔仕女，刻画细腻，神采飞动，精丽艳逸，为明代之杰出者。
纵观仇英的山水画，大致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在境界上不一味追求富丽堂皇或空漠冷寂的气氛，而在“秀雅纤丽”中有一种飘逸优雅的气息。所作山水多为表现士大夫林泉诗酒生活和清新旷远之自然景色。由于仇英出身贫寒、读书不多，其画作中也少有诗文题跋，一般仅于画幅边角落款，未有诗画结合之面貌。但是所画丘壑泉石、烟云竹树、亭台楼阁、人物景色皆精描细染而又不失清秀雅逸的气韵。特别是他描写文人高士隐遁生活的作品，如《桃源高隐图》《蕉荫结夏图》《月下吹笛图》《园居图》《春夜宴桃李园图》等，无时不流露其隽秀飘逸的情怀，画卷气溢于笔墨之中。
其次，仇英的山水画虽隽逸优雅，“士气”十足，却少有一般文人画家笔下那种冷寂空疏的情调，而总是流溢出清新明丽的气氛，有的作品还充满蓬勃欢乐的意趣。如《莲溪渔隐图》中平远山水、溪岸水畔、房屋堂轩、茅舍鱼罟、田亩葱郁、小桥相通、行人往来，画面布局清旷，一片江南夏日情景，极富生活气息，给人以可游可居之感。再看描绘四川剑门关景色的《剑阁图》，画面峰峦重迭，远处是皑皑的雪崖雪峰，近处是重彩辉映的山峦，陡峭的绝壁上树木茂密，残雪覆盖，在崎岖的栈道上，人马众多，或隐或现迎面而来。人马动态各异，行人身着各式冬装，无不具体生动。此画画风工整，色彩浓艳，丰满壮观，可谓仇英青绿画法的代表作。仇英作品中这种浓艳而清新、壮阔而平朴的审美意趣与明中期整个美学思想的世俗化倾向相一致。
仇英的山水画风格虽源于传统青绿和“院体”画法，但并不拘于一家一派的面貌。就其整个山水画而言，在技法上可分为三类：一是较为纯正的大青绿山水，山石勾勒后不用细皴，山脚以赭石分，以青绿重色染石面，然后每一块面再加染石绿，或分以石青，使各山色协调而有分别，树木云岫勾勒精细。其《九成宫图》《桃源仙境图》等属此类典型之作。二是青绿画法与水墨画法相融合的一类。通常近处山石用小斧劈细细皴成，用青绿法以绿与石青相间染出，色不凝笔。远峰不作皴笔，以花青或石青、石绿和墨渍染而成，似有董源或沈、文画法之精神。《秋江待渡图》《莲溪渔隐图》《仙山楼阁图》等为此类代表作。三是以水墨皴染为主的画法，此类画法得到刘松年、李唐院体家法，山石用细笔小斧劈法，分面细，然于阴暗处和墨淋之，立即又以清水接染，绢地不吸水，故能产生含混融和的意趣，略见吴派绘画之影响。树法中增强转折趣味，衬以夹叶，叶叶分明，一枝一叶无不与实景契合。《松亭试泉图》《松溪论画图》等均属此类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