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夏秋之交的北戴河，早就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前的热闹场面。当年经常到这里来的老一辈革命家，大都在那场运动中被打倒或“靠边站”，以及发配农村干校。

连干部疗养本身，也被当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批判。

过去夏季喧闹的十里海滩，此时显得很安静，多数地段人去楼空。只有少数身穿军装，此时还保留着特殊权力的人能在别墅区出入。

在原来的中央常委中，毛泽东已不到北戴河来休养，此刻他年纪已大，身体日渐衰老，已失去了搏击大海风浪的能力，所以愿意到南方而不再来北戴河。周恩来自“文化大革命”后一人撑起主管国家经济运转的重任，日夜奔忙而没有闲暇，根本谈不上疗养。刘少奇、邓小平已被错误地打倒，陈云则已经“靠边站”，在党的九大上勉强选上个中央委员。朱德此时虽勉强保留在中央政治局内，却被当成“老右”的代表，夏天有时还到北戴河来住一小段。此时中央领导人中到北戴河海滨居住时间最多的，就是林彪。

北戴河96号楼

当时林彪所住的房子，在距北戴河西海滩两公里处的联峰山松树丛中，那是一幢两层的小楼，为中直疗养院96号楼(现在编为62号)。

说来具有讽刺意味，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把疗养这类事情都当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修正主义”来批判，然而极少数被标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特别是那个林彪，倒是在登峰造极的“革命化”运动中仍享受着特别的疗养待遇。他公开鼓吹横扫“封、资、修”，破除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自己的老婆和儿子却追求和享用西方的奢侈品。老百姓只剩下8个样板戏可看，林彪在北戴河住的96号楼中放映的却是进口影片，直至“九一三”前夜出逃时楼内还在放映香港的搞笑片……

了解真相的人，会认定这是最典型的虚伪，而林彪解放后的地位升迁，恰恰又是同这种虚伪联系在一起的。

当年林彪在台上时，曾被吹得神乎其神。“九一三”后开展批判时，他又被说得一文不值，是什么“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的大党阀、大军阀”，历来也不会打仗，云云。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此人怎么能从井冈山斗争时的一个连长，在战火激烈、生存淘汰异常严酷的斗争中很快升到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怎么能被委任为人民解放军最大的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在共和国授予元帅时，他又怎能被排在第三名，而且在1958年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呢？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审定的对林彪的评价，还是讲了两个方面：

林彪(1907～1971)，军事家，共和国元帅。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反党集团，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这种既讲功绩，又说罪过的态度，才是客观公正的态度。

从林彪的履历看，他1907年12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户地主家庭，原名育蓉(有时亦写作“育容”)，是家中的老二。其兄长年在家陪伴父母，其三弟、四弟都出来参加了革命工作，其中四弟在抗大毕业后便上了前线，于解放战争后期以团级干部的身份牺牲在山西战场上。

应该说，黄冈的林家大湾及其附近地区，在近现代中国史上的确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对国家地质学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李四光。而林家堂兄弟中出现的“黄冈三林”──林育南、林育英(化名张浩)、林育容(林彪)，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林彪少年时期沉稳内向，善动脑筋。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各种进步思潮的兴起，林彪逐步接受了新的思想。他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只有16岁。林彪18岁时南下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在这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里，他与后来的国民党军重要将领高魁元同一个队，还住过上下铺。60年代林彪任国防部长，高魁元在台湾也任“国防部长”，真是一种有趣的巧合。

北伐战争开始后，林彪从黄埔军校毕业便被分配到前线。北伐军打到武汉后，他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25师73团任排长。大革命失败之后，在血雨腥风的恶劣环境中，林彪选择了革命道路，他随本部参加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队伍在南下途中失败，队伍多被打散。随后，作为连长的林彪参加了湘南武装起义，并随武装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林彪由朱德选任工农红军第4军第28团的2营长，后由毛泽东任命为主力团第28团的团长。因他指挥作战有方，提升很快，到1929年春，红四军主力转战于赣南、闽西时，他升任第一纵队司令员，1930年6月升任红军第4军军长，时年23岁。可以说，他也是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之一。

林彪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参加了中央红军的多次重大战役，到1932年3月升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之一的第一军团总指挥，后来改称为军团长。林彪在指挥作战时，善于打突击。他本人也随着胜仗的增多，名声渐大并迅速提升，任军团总指挥时年仅25岁。

不可否认的是，林彪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其思想也发生过动摇。如南昌起义失败后，他曾主张化装分散行动，自己还跑了几天，随后又归队。在当时人心不稳的情况下能够回来，还算是不错，朱德、陈毅等领导也未追究，至于“逃兵”一说是在林彪被全国批判时才重提的。

在中央苏区开创初期，林彪对前途一度也感到悲观，曾经发出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议论。对此毛泽东专门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批评这种思想。尽管发生过动摇，但他还是在高级指挥员的位置上把武装斗争坚持了下来，这也应该肯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在1979年重新开设的陈列中，都恢复陈列了林彪的历史照片。黄克诚大将在1980年那篇关于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的讲话中，也肯定了林彪当年的战功。随后，陈云在对《辽沈决战》编写组的讲话中，也肯定了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功绩。

这才是尊重历史的正确态度！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便是林彪下级的萧克上将，在80年代所写的《记朱毛红军》中，也很客观地评价了林彪的优缺点。他的印象是林彪打仗愿意动脑子，是红军中有名且很受毛泽东欣赏的一员战将。不过此人也有缺点，性格内向狭隘，不愿同人交心。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不论林彪有什么缺点，其战功显赫还是主流，在全党全军有很高的威信。抗日战争中根据地流传的一首“抗战点将台”的歌，就把他排在第一名，即“师长林彪年纪轻”。解放战争中的东北地区，更是高歌“胜利的红旗呼喇喇摆，林总的命令传下来……”

战争年代的毛泽东，对林彪也有特殊的好感。1928年4月朱毛井冈山会师不久，毛泽东便注意到这个年轻、言语不多且很会打仗的连长。在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有意见分歧时，这个林彪马上站在支持自己的一边。据抗战期间在延安中央书记处工作的老人回忆，毛泽东对其他到访的同志从不搞迎来送往，唯独对林彪是例外。当林彪从苏联治伤回来时，毛泽东早早等候在外面，一见面便拉着手走进窑洞。

从岗位的安排上，也可见毛泽东对林彪的特殊倚重。抗日战争一爆发，八路军编成3个主力师，由原来中央红军编成的115师便由林彪当师长；解放战争中，五大战略方向中最重要、兵力最大的东北野战军，也交林彪负责。当然，历史证明这也是选用得人，除了在八路军中林彪因枪伤早早离阵外，其他任务都完成得令毛泽东十分满意。尤其是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林彪担任了其中两个战役的最高指挥员，也让全国革命军民敬佩不已。

林彪在1938年时因穿缴获的日本黄呢军大衣骑马奔驰，被国民党山西军的哨兵误击了一枪，伤害了神经系统，在苏联医治几年也未彻底痊愈，回国后还是带病参与指挥了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后，林彪长期躺倒养病，抗美援朝不肯去，党的绝大多数会议也请假不参加。

据知情者说，林彪是在苏联治疗过程中，因医生使用药物过量，损伤了神经机能，才形成了怕水、怕风、怕感冒、容易拉肚、出汗等一些后遗症。林彪到北京后，在“林办”有两位保健医生，一位是北京医院的蒋保生，一位是总后卫生部的王之敬。可是林彪又不大相信医生，喜欢自己翻看《本草纲目》等医药书籍，从中选药吃。有时他很固执，要某种药吃，而医生又认为不合适或吃多了对他的健康不利，就想办法用代用品骗他哄他使用。

在林彪养病的时候，叶群等人对外都说“首长”的身体很健康，秘书关光烈因为向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汇报林彪怕水、拉稀，连山水画都不想看的事，就被认为泄密狠狠批了一顿。这种既养病，又对外声称身体还好的办法，显然是为日后出山做舆论准备。

据警卫说，林彪的心脏、肝、肺等主要器官都没有毛病，只是容易出汗、拉肚子。夜间穿衬衣睡觉，常被汗湿，出汗就容易感冒，只好注意控制室内温度，及时增减衣服。夏天温度高些，冬天温度低些。林彪没有盖过棉被，只盖毛巾被。北京医院院长经研究嘱咐说：盖一幅毛巾被可增加4℃；穿一件华达呢中山服也可增加4℃，身边的保健人员大体上按这个要求掌握温度，多数时间掌握在21℃左右。

林彪被批判后，外界的小道消息盛传他有吸毒问题，据他身边长期担任警卫的李文普讲这是言过其实。在50年代，林彪偶尔打过杜冷丁的针药，是因为吃狗肉拉肚止泻才使用。从1964年后的7年多，再没有见他打过杜冷丁、兴奋剂之类的药针，有时打针是注射丙种球蛋白。林彪睡眠不好，常吃安眠药片，有时一夜连吃3次。有一次在天安门出席欢迎西哈努克大会上讲了错话，是因为夜里服了3次安眠药，头脑还未完全清醒所致，属于少有的差错。

虽然林彪的生活习惯古怪，对警卫人员倒是并无苛求，容易伺侯。他吃的饭菜很简单，专门有一个厨师给他做饭，但有点偏食，吃的肉菜如感觉肚子不舒服拉稀，以后就不吃。平时的主食，就是吃点肉饼、青菜、馒头。林彪因身体瘦弱，脸色发白，后来并不愿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可不陪又不行。有一次他在天安门陪毛泽东走到下面金水桥与红卫兵见面，几乎走不回来，到了难以支撑的程度。

尽管林彪身体不好，却绝没有像一些人所描绘的那样，“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到了“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可怕程度。到了80年代以后，有的人说他“有精神病”、“行动失去控制能力”、“听任叶群摆布”，也是不真实的。

一些人夸大林彪的病情，并加油添醋，是想迎合读者好奇的趣味。有的人则是为了说明林彪是一个病体垂危的“重病号”，对叶群、林立果的罪恶活动“不可能知道”，“没有责任能力”，“林彪在叶群手上有时就像线牵的木偶”，甚至想以此说林彪是被“劫持”去苏联的，以改变已经定论的历史事实，这显然是极其错误的。

林彪因推说身体不好，解放后长期处于休养状态，在50年代以后他若真是这样躺下去，倒真是会在历史上全功而退，留下美名，可叹的是，这样一个在党中央常委中的头等病号却又在一个个历史关节点上跳上政治舞台，做了一幕幕令后人感到可悲的表演。到了后来，在投机失败后，林彪又从北戴河出逃，结果葬身于异国荒丘。

林彪此人从功臣变为祸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应该说，是极“左”的风潮不断升高和他本人野心权欲的随之上涨，导致了后来那幕令人感叹的悲剧。

1951年林彪曾接替周恩来主持了几个月中央军委工作，随后便病倒，一直休养不参加工作。在1958年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他却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不工作的病号反而当选一事多少有点出人意料。

在这8年间林彪虽然一直养病，却读了不少书，而且注意观察政治风潮，对党内的不少事件都有所分析并在笔记中加以抨击。不过他蛰居在阴暗的不通风的密室之中，所写的许多格言、箴语、散记和感想，多数是对毛泽东的动向和好恶进行揣摸，许多判断和推测，都充满了恶毒、讥讽和近似谩骂的语言，很难想像这位自1928年上井冈山便与毛泽东有特殊关系的人，竟会有这样的情感。

林彪内心明知极“左”的一套错误，却比别人更卖力地鼓吹，还表现出极其旺盛的理论“创造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如关心政治者，都会记得“政变”论、“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论、“天才”论、“顶峰”论，都是林彪独出心裁的发明。

在搞个人崇拜时，林彪又装出最虔诚的姿态，有诸多登峰造极的令人作呕的表演。他那种“语录不离手”，而且每次出场都以特殊地手法挥动的形象，经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更是记忆犹新。

这种极端的两面派手法，真反映了品质的极度恶劣！

干这种虚伪的歌功颂德勾当，只能有一个目的，便是取得毛泽东的更大信任，就此攫取更大权力。在自己已经处于“一人之下，八亿人之上”的时候继续狂热地搞这一套，便只是为了夺取最高权力。

摘自：《北戴河往事追踪报告》来源：照片中国

林彪的大脑像一台计算机，每天都在不停地高速运转。

从他自己随手写的和口述的文字看，林彪每天所思所想有军国大事，如政治、经济、军事等，有哲学、历史、马列主义理论，有穿衣、吃饭、出汗、着凉一类生活琐事，也有对于一些人物、事件的思考。

林彪许多重要决策是在这种思考中形成的。如关于“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提出，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关于取消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议，关于在京津等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带建造人造山的建议，关于加强部队在江河湖海和水网地带军事训练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中关于保持军队稳定的指示，命令，以及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等，都是踱步中做出的，考虑成熟就口述下来，然后制成正式文件，下发落实。

林彪大量所思所得所言没有公之于众，只是被保存在档案里，或是写在一张张散纸上，或是记在书本里，轆写在卡片上。林彪每天在不停地思考，同时也在不停地写着心得笔记。这是林彪的习惯，有所得必有所记。叶群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千年文字会说话。”林彪就是天天用“烂笔头”，给后人留下许多“会说话”的“千年文字”。

下面摘录几例，看看林彪每天都想些什么，记些什么：

例一：“忠庸，张春桥、柯庆施”：这是林彪口授由我写的一张卡片。“忠庸”的“忠”字，我写的是“中”，林彪在下面又加了个“心”。林彪心目中的张春桥是一个只会耍笔杆子、喊口号的平庸之辈。

例二：“人是物质中最重要物质，不尊重人就会犯最大错误，青（指江青）威风正在犯大错误。”这是林彪口授让林立果写在《毛主席语录》上的一段话，说明他对江青的不满。

例三：林彪写了许多关于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笔记。他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物质的可分割性……几个原子总是结合在一起——分子”这段话旁边写道：“恩格斯未解决此点，而列宁则解决了，列宁说电子也是可以分割的。列宁有牢固一是多的观念，而恩则无，列高于恩，列由多引出二，恩是硬套成二”。

例四：林彪认为立场是决定观点、方法的。他写道：“立场、观点、方法之比重（是）7：2：1”。

他还写道：“两点（论）是说明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要用唯（物）论，查明情况才能定（性）质定政策。”

例五：林彪重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他写的散记中有大量关于发展经济的内容，比如他写道：“只有影响人的生活的事是社会最大事”。“猛发展这一点”是“人类的灵魂、国魂、党魂，劳苦大众的良心，负责人的气概，高贵的品格”。党“须为经济努力”。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是“党兴亡定律”。

例六：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总想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在一张散纸上写道：“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3）主劳臣逸（视察之类）

林彪不爱交际，他认为“交际搞不出名堂来（且有百害——坚决天马行空）”。

例七：关于政策，林彪写道：“左中右——三节，用中节，循天命，勿过，勿不及”。“左的政策只能领导少数左倾分子，右的政策只能团结右的少数分子，中间政策就能团（结）左及中，也能使右接近，只有这种政策能团结多数。”所以应该“左而留中。左，但反极左极右而成之”。

例八：林彪精心研究战争，写了许多关于打仗的笔记。其中，我在一张卡片上就记了林彪这样几句话：“唯利是图，唯胜是图，纵虎归山，战争中要善于投机取巧，见利则进，不利则止（仗不在大小）。"

叶群把林彪每天随手写的、闲聊说的、口述的文字称为“散记”，甚为重视，时常整理、追记。在叶群办公室有一个被称作“卡片柜”的木头柜子，是专门用来保存卡片资料的。其中，就有许多是经叶群整理后的“散记”卡片。叶群办公室还有一个小保险柜，那里还有叶群的追记——《一O—笔记》，林彪与叶群聊天时林彪的言论，叶群就追记在这个笔记本里。

每当整理“散记”，叶群都会让我去帮忙。一般的是把林彪亲笔写的制成卡片，存入“一O—”卡片专柜；把林彪与叶群聊天时说的，记在《一O一笔记》里;也有林彪亲笔写的一张张散纸，被原封不动地存进“一O—”“手迹”专柜里。

叶群做事不专一，时常边整理边打电话，一个电话能打一个多小时，一句“那就这样吧”不知重复多少次才会把电话撂下。所以，每次整理“散记”都要花上几个小时。

林彪不参加会议、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接触群众，又很少会客，获取信息就是靠每天上午、下午听秘书讲两次文件，每次不超过半个小时，此外就是听叶群给他“说事”，或者是听儿女给他讲点事情，远远不能兼得方方面面的信息。就是每天两次听文件也坚持不好，常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我每天都及时把收到的文件、电报、信件等进行初选、分类，然后分送给分管秘书，由他们向林彪报告。秘书也不是逢文必讲，凡事必报，还要精挑细选，分析综合，归纳整理，以便能用最简洁的语言、最少的时间，把国内外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报告给林彪。因为半小时实在讲不了多少东西，所以不少时候，只能把需要林彪表态的中央内部传阅件讲给他听。林彪如果出汗了，传阅件也讲不下去，不论文件上有没有“急件”“特急件”的标签都得等着。秘书常常上午等下午，下午等明天，明天又有新文件、新情况，于是手头“待讲件”越积越多，只好天天“挤水分”，把可讲可不讲，可多讲可少讲的文件一压再压，精而又精，只要听到内勤通知“首长要听文件”，便拿起文件夹一路小跑到林彪那里去。

秘书给林彪讲过的文件都会打一个“√”，与我收到的文件数量相比，打了“√”的文件实在是寥寥无几。

秘书给林彪讲文件需要有较强的分析综合能力，要能从大量的、零碎的情况反映中抓住苗头性、方向性、本质性的东西，要能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报告那些重要的、复杂的事情，不能照着文件念，也不能离开文件随意发挥，还要吐字清楚，举止自然。秘书赵根生就因为爱皱眉头多次被叶群批评。

林彪对怎样讲文件曾经向秘书提出过明确要求。他说：“为了节省精力，你们要侧重于方向性、政治性的内容，给我讲也主要讲方向性、政治性的，也就是大政方针方面的、原则性的东西。少讲数字、比例。这些东西是常改动、变动的，记也记不住，而方向性的东西则是管一个时期的。太专门性、太专业性的内容可大大省略。”

叶群也经常交代秘书给林彪讲文件一定要“少而精”。她针对秘书“怕误事”的心理，经常说：“天塌不下来。天塌下来有我和首长顶着呢！”久而久之，一些秘书的急性子都被磨了下来，甚至忙里偷闲，下棋、打乒乓球、扯闲篇。

林彪之所以不亲自看文件，不拿处理公文当作一回事，源于他的身体，也源于他对文件的看法。他写的“散记”里就有这样的话：“文件——死的，如山之多，抛到九霄云外。人——活的，大有启发，闲聊出火星，出燎原大火”；“文件藏头掩尾，修饰打扮，不易看出重点、本质”，所以“勿听演讲、文件，作文，而应聊天，有一针见血（本质），开门见山之效”。

由于林彪对文件的消极态度，给叶群越俎代庖提供了便利。叶群经常对秘书说：“首长今天身体不好，有什么事给我说说吧。”如此这般，许多本来应该由林彪当家的事情便由叶群擅自做主了，许多本来应该让林彪了解的重要情况也被叶群“贪污”了。即便如此，叶群还命令秘书“不要从右边往首长耳朵里吹风”，从而又使林彪丧失了许多事情的知情权。

叶群为什么告诫秘书不要从“右边”往林彪耳朵里吹风呢？这起源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的一个批示。

周恩来、林彪与毛泽东在一起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林彪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确实关心了一阵子。有一次，他把一份反映西安、太原等地群众游行中极少数人呼喊反革命口号，把毛泽东像撕碎踩在脚下的《快报》送给毛泽东。林彪写道：“送主席阅。西北情况甚堪注意”，想以此引起毛泽东对局势的重视，不料毛泽东批示道：“林彪同志，这是大好事。左派要准备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

同一时期，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呈文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地方党委、政府遭冲击，工作受到很大影响。毛泽东看后也批道：“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那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了敌人，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在那里按部就班的工作，我就不高兴。”

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呈送文件的批语都在中央内部传阅。

毛泽东把林彪认为的坏事说成是“大好事”，把周恩来对社会动乱的担忧说成是“如丧考妣”，引起林彪、叶群的重视。叶群从此以“不能干扰毛主席的决心和部署”为由给秘书立下规矩：少给林彪讲文化大革命阴暗面的东西，更不能把反映阴暗面的文件推荐给毛泽东。从那以后，林彪就不再给毛泽东报送反映文化大革命负面消息的文件了。

宋庆龄是敢于对文化大革命说“不”的人。她曾几次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直陈己见，毫不掩饰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感。有一次，她在信中写道：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宋庆龄的声音，秘书认为应该让林彪听到，却被叶群阻拦。她教训秘书说：“宋庆龄是什么人？她说什么都可以，可你们的脑子就不能是大镜面、大漏斗，来什么报什么。你们要做过滤器、加工机，要过滤，要加工。哪些该给首长讲，哪些不该讲，要心里有数。你们不能从右边往首长耳朵里吹风，不能让首长犯右的错误。”就这样，宋庆龄对宪法的呼唤被叶群这个“过滤器”过滤掉了。

那些年，中央专案林立，各专案组时常向中央报告一些审查对象的情况，如彭德怀、贺龙等在监管中的情况和诉求，刘少奇绝食、强迫鼻饲、冤死开封，邓小平在江西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要求工作等，叶群都不准向林彪报告。她说：“这些事情有人操心，你们告诉我知道就行了。”致使林彪不能及时了解许多老干部惨遭迫害的真实情况。

林彪与叶群之间的关系用林彪给叶群的一幅题词概括也许是恰当的，那就是1970年初林彪写给叶群的条幅：“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后来，林彪又把后一句改为“生少同衾死同穴”。在这幅题词中，林彪称叶群为“爱妻”。这是在林彪写给叶群的诸多题词中第一次使用“爱妻”这个词。

叶群对林彪这个题词甚为珍视，叫人装裱后挂在墙上，后来又镌刻在砚盒上。不久，叶群回赠林彪一幅：“为有恩情报不尽，他年相随到黄泉”。

林彪以往给叶群的题词，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等，都是告诫叶群要严格约束自己，不要逾越规矩，唯独这次对叶群说及生死，叶群也马上回应定将相随黄泉。

从林彪、叶群1942年7月结婚到1971年9月13日同机身亡异国他乡，两人做夫妻二十九年。但叶群不止一次流露，她跟林彪“并不幸福”。林立衡骂叶群是坏人，但也曾经说过：“作为一个女人，叶群也是不幸的。”

战争年代的林彪一心关注战争，精心指挥打仗，心无旁骛，对叶群的冷落不言而喻。1938年那次负伤.林彪捡回了一条命，但却造成了终生不愈的病痛，怕这怕那，又讳疾忌医，加上性情孤傲，不善交际，与性格活泼、不甘寂寞的叶群形成鲜明对照。1964年年底我到上海后，渐渐发现林彪与叶群并不同居一室。林彪住楼下，叶群住楼上.而那时林彪刚五十七岁，叶群才四十四岁。不久搬到苏州南园，林彪住南，叶群住北，后来叶群干脆搬到另一栋楼房去住。在北京毛家湾，他们各自的卧室分别在工字房的东西两端，中间隔着几十米远的数重房间。

林彪、叶群各自有自己的作息时间。林彪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晚上9点多钟睡觉，一年四季，按时作息，从不熬夜，且只要躺下，便不许打扰。叶群却是“夜猫子”，上午10点以前不起床，.凌晨2点以前不睡觉。赶上开会，清晨四五点钟才睡下，中午十一二点才起床。躺在床上还要王淑媛给她做头部按摩，陪她“瞎”聊，时常聊得王淑媛打瞌睡，脑门磕在叶群脑门上。

林彪的饭菜单调乏味，从不讲究。叶群每餐四菜一汤，花样常新。山珍海味，南北佳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在大连住时，一天她特地把饭菜端到林彪客厅，边吃边对林彪说：“这里的扇贝很有名，我叫他们给你做点鲜贝肉尝尝怎么样?”林彪摇摇脑袋说：“你吃吧，我不行。”

林彪一家四口人从不吃一个锅里的饭，人人有自己的食谱，人人有自己的餐桌，人人有自己的饭点。我从没有见过林彪一家人在一起吃过饭。偶尔见林立衡或林立果端着饭碗在林彪跟前边吃边聊。林立衡、林立果都很尊敬林彪，“爸爸”叫得很甜，但对叶群却不那么亲近。他俩跟工作人员一样，只叫叶群“主任”或“叶主任”，从不叫叶群“妈妈”。林立果背后称叶群为“叶胖子”，甚至“他妈的，叶老胖”。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和叶群走到了一起。

林彪从不游山玩水，从不穿行于闹市，叶群却爱动爱玩。她跟随林彪每到一个地方，总要出门走一走，看一看，景区、商场都是她爱去的地方。上海、苏州、杭州的景点都被她看遍了。1965年4月到无锡只住了一个星期，她也抽时间到梅园、蠡园、鼋头渚去玩。每次游览回来她都会到林彪那里滔滔不绝，把看到的、听到的讲给林彪听。林彪不反感叶群说这些轻松愉快的话题。

林彪喜欢叶群活泼开朗，叶群给林彪讲笑话常使林彪乐不可支。但林彪又受不了叶群“说事”时的啰唆，常常制止叶群说话，有时甚至一连几天不许叶群见面。林彪相信叶群的精明，一些文件放手让叶群“把关”，但是又不喜欢叶群的张扬，限制她外出，限制她串门，限制她开会。1967年至1970年几年间，林彪除时常口头训诫叶群外，还多次口授“座右铭”让我写下来挂在叶群床头。比如“少吃多餐”；“开朗、愉快、活泼”;“说话莫啰唆，做事莫越权”。在叶群被“假党员”困扰时，给叶群写“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不要着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庐山会议后，又给叶群鼓气：“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等等，都充分表现出林彪对叶群既喜又烦、既亲又疏、既放又管的心态。

庐山会议结束后，林彪没有直接回北京，而是又去了北戴河，在那里住到9月下旬才回北京参加国庆纪念活动。

1970年国庆节的报纸、电台、电视的报道依旧一派鼓乐升平气象，似乎不久前在庐山上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我们留守在北京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庐山上的变故，倒是叶群此地无银三百两，接连几天一个一个地找秘书谈话，有意无意地透露一些庐山会议的消息。那天叶群把我找去，见到我，一反过去颐指气使的神态，一副异乎寻常和蔼可亲的样子，忙从沙发里站起身主动跟我握手，招呼我坐下，问这问那，还问我身体怎么样，对象谈得怎么样。这种反常举动使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叶群绕了一个大弯子后说：“这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出事了，他搞的一个材料捅了娄子，主席批评了他，首长和我也批评了他。陈伯达是个文人，爱写文章，难免出差错，不过也不算什么大事，以后你若是听到什么，不要紧张，只管安心做好工作，如果收到有关陈伯达的文件，不要压，要及时交给秘书讲给首长听。”最后叶群问我：“你那里保存有陈伯达的书信、题词吗?”我答：“没有。”叶群说：“好吧。如果发现陈伯达的信件、题词直接交给我。”当时，我揣摩叶群的心思，是急于销毁与陈伯达来往的证据。那天，我发现陈伯达写给叶群的“继往开来”的条幅已经从叶群办公室东墙上消失了。

从10月中旬起，中南海发出的毛泽东写了批语的文件便一份接着一份送达“林、周、康”。关于陈伯达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也开始向全国下发。虽然毛泽东的批语只批陈伯达，但林彪心里清楚，毛泽东也是批他的。

过了新年，林彪把我找去，对我说“你写句话挂到叶群卧室”，接着口述道：“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当我照林彪吩咐去叶群那里取条幅准备写字时，叶群说：“不用写了。告诉首长，我知道了。”

1968年夏，有人揭发叶群是“假党员”，吓得叶群在林彪面前哭哭啼啼。那时，林彪就让我给叶群写过“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不要着急”这样的话。庐山会议后，在叶群被毛泽东迫使做检讨的时候，林彪又向叶群传达类似的信息，说明在1971年到来的时候，林彪的心态还是平和的，甚至是坦然的。在他看来，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错误，毛泽东不会把他怎么样。所以，他告诉叶群不要惊慌失措，不必紧张得睡不着觉。

但是，随着毛泽东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等一系列措施，深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步步向林彪进逼的时候，抱着“坏不到哪里去”心态的林彪，不可能再心安理得。一天，叶群叫我把毛泽东的一个批件拿给她，当我把文件送到时，她正在林彪那里。她接过文件给林彪念了毛泽东的批语，然后拿着文件在林彪面前晃动，显然有些激动地说：“你看看，这不是冲着你来的吗？”当我退出的时候，只听林彪厉声吼叶群：“你不要在这里烦我了!你走，我要休息!”当时我感觉，叶群是在林彪面前搬弄是非惹得林彪不耐烦，实际上此时的林彪可能真的有些烦躁不安了。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九十九人参加的“批陈整风”汇报会，除继续揭发批判陈伯达外，对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个人的错误进行批评。会议进行期间，林彪、叶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但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结束前，周恩来代表中央做总结。他指出：“军委办事组五同志所犯错误，是方向路线错误”，也就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会后，中央决定，在党的基层组织传达陈伯达的罪行，在高级干部中传达黄、吴、叶、李、邱的检讨。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陆续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传达讨论情况，纷纷表示拥护中央对陈伯达的处理和对军委办事组五人所犯错误的结论。虽说这些文件、电报都是表态性的，并不透露五人检讨的具体内容，却令叶群十分紧张。她把我找去交代说：“几个老总（指黄、吴、李、邱）是跟毛主席的，他们是上了陈伯达的当，是好人犯错误。毛主席批评他们是信任他们，爱护他们。他们跟陈伯达的性质不一样，几个老总做检讨的事让秘书们都知道了不好，以后这类绝密文件、电报你不要送给秘书看了，直接交给我，我给首长讲。”按照叶群吩咐，此后一连几天，我便把此类绝密文件、电报直接交给叶群。当这些文件、电报再回到我手里时，我从上面看不到任何向林彪报告过的标志。

一天我给叶群送文件，只听她在电话里对人说：“林彪同志最近身体不好，人很憔悴，每天晚上要吃两次安眠药，体重只有八十多斤了……是啊，历史上都是支持的……没有想到啊……”

1971年五一劳动节，中央照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出发时间到了，林彪却表示请假，拒绝出席，说身体不好，上午的活动已经参加过，晚上的活动不参加了。任凭叶群怎样劝说，仍旧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一动不动。周恩来给林办来电话催促说：“主席已经出发了，也请副帅赶快动身吧，今晚的活动不参加不好。”林彪还是无动于衷。叶群见状，双膝跪在林彪面前哀求道：“你去吧。你要不去，咱全家都得死啊!”林彪说：“没有那么严重嘛!”他虽然这么说，还是缓缓起身，穿上内勤递过来的大衣，出门乘车去了。

按照往常，林彪总是要比毛泽东提前几分钟到场的，这一次，他迟到了。按照往常，林彪要在天安门城楼上送毛泽东离去后才会返回，这一天，他早退了。我们看到林彪的车开出去不过半小时就返回了毛家湾。秘书们感到惊讶。据跟随林彪上了天安门的内勤小毕说，林彪坐下不一会儿，毛泽东就起身去了休息室。少许，林彪也起身回了毛家湾。

5月中旬的一天，接近中午时分，林彪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下午总理来，你找一张大大的纸，写几句话贴在这里。”他走出客厅，指着客厅门口南侧的墙壁说：“这里。”接着口述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说完，林彪用双手比画出一个圆圈：“字要写得大一点。”.

我回到办公室立即找出一整张白纸，用排笔蘸着红广告色把林彪口述的三句口号写了上去，在林彪午休的时候贴在了西客厅门外的墙上。那里是周恩来进门必经之处，我把字写得很大，很扎眼，我想，总理进门肯定能看见，也许还会驻足看一眼。因为周恩来经常到林彪这里来，那面墙上是从来不贴字的，不知道周恩来看到林彪突然张贴在门口的三句口号有何感想。

过了几天，林彪向秘书于运深口述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建议对现任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动指示”。

林彪说，他是看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才产生以上想法的。

林彪认为 “ 经过五年文化大革命“批陈整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

林彪要求，把这一规定传达到卫戍区每个士兵，隔几个月传达一次，十年不懈。此外，林彪还建议把三十八军调离华北，等等。

林彪口述这封信的时候，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已经动摇。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检讨已向下传达，军队干部有些人心惶惶。这封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林彪对军队一批高级将领政治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担忧。

于运深把信稿交给我，让我誊清后送林彪签发。也许是林彪又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合时宜，难以落实，或其他什么原因，这封信始终没有再交给我通过机要渠道送达。

我最后一次见林彪是1971年7月1日，那天是我结婚的日子。上午10点钟左右，我和爱人去见林彪和叶群，叶群会见后带着我们去见林彪。林彪正在客厅踱步，见我们进门便迎了过来。叶群轻轻拍着我爱人的肩膀向林彪介绍说：“这就是小李的爱人小刘。今天他们结婚，特地过来看看你。你看看，好不好呀?”林彪一边伸出手来与我爱人握手，一边连声说：“好，好。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当林彪听说我爱人的父亲是开滦煤矿井下采煤工人时说：“小李是农民家庭，你是工人家庭，都是劳动人民家庭，好，好！”这天，我看见林彪又消瘦了一些，但精神还不错，胡子刮得很干净，说话也有底气。

1971年7月16日，林彪又去了北戴河，从此踏上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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