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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洁若，翻译家。1927年生于北京，是中国翻译日文作品最多的人。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的作品，很多都是经由她之手被引荐给中国读者。她与丈夫萧乾晚年合译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更是一件文坛盛事。
在中学当教员的张菼芳，每天还得到学校去集中学习。但回家的路上，她不时地到药铺去为公公买点维生素片，或到副食品商店去买些松软的糕点。待监视的红卫兵睡熟后，就蹑手蹑脚地踅进小屋去，偷偷塞给周作人。老公公每次都感激涕零地念叨：“我还不如早点死掉算啦，免得这么牵累你们。”
时间一久，监视得也没那么严了。每逢红卫兵倾巢而出，去参加外面的什么活动，张菼芳便把公公搀扶到门外，让他吸点新鲜空气，晒晒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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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四月四日，周作人在致鲍耀明的信中写道：“知海外报刊时常提及鄙人，无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近十年来，研究周作人这个经历复杂的文化人的论著多了起来。五十年代末直到“文革”前夕，由于工作关系，我曾与周作人有过颇为频繁的联系。我愿把我直接观察到的和间接听到的周作人的侧面，做些记载。一九五二年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向周作人组稿，请他翻译希腊及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指派我负责日本文学的组稿、编辑工作，同时，向我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约周作人及钱稻孙二位翻译别人不能胜任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当时，他们在出版社算是编制外的特约译者。七年间，我曾向周作人组过四部稿子：《石川啄木诗歌集》、《浮世理发馆》、《枕草子》和《平家物语》，均系日本文学史上较为深奥的经典名著，现已出齐。我还请他校订过一部长篇巨著《今昔物语》，并鉴定过两万字的《源氏物语》中译文校勘记，重译过十万字的《日本狂言选》。八道湾周宅是周作人一直居住的地方，我每次去联系工作，事先总写封信，并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不论什么时候去，他的书房里总是窗明几净。书桌上只摆着笔砚、稿纸和原著，此外，连张纸片都不见。多年后我曾问过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的妻子张菼芳，是否因为出版社有人来谈工作才特别收拾了一下。她说，周作人向来极爱整洁，书稿井井有条。工具书都各有固定的地方，用毕必放回原处。她还告诉我，周作人每天伏案工作达十小时以上，而且都是自己研墨，毛笔正楷，从来不用钢笔。他不打底稿，改动很少，考虑好了再下笔。八旬高龄的周作人给我的印象是耳聪目明，头脑清楚，反应敏捷。他曾向我表示，译完《平家物语》后，日本文学当中他还有一部感兴趣的作品：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可惜由于“文革”浩劫，不但《旅行记》未能开译，连已动手的《平家物语》，他也未能译竣。近几年来，周作人的遗稿接连问世。《平家物语》在周作人译了七卷的基础上由别人续完，并于一九八四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署名周启明、申非译。周作人译的《枕草子》，与王以铸所译《徒然草》并为一卷，以《日本古代随笔选》的书名，出版于一九八八年。《浮世理发馆》与经他本人改译过的《浮世澡堂》，也和《平家物语》、《日本古代随笔选》一样，作为《日本文学丛书》的一卷，出版于一九八九年，均署名周作人。这是他生前最为渴望，然而未能做到的。①早在三十年，周作人就涉足于中日比较文学。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在《冷静与幽闲——对周作人氏的印象》一文中写道：“〔他〕把江户时代的平民文学与〔中国〕明清俗文学加以比较，并称赞了一九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和三马的《浮世澡堂》与《浮世理发馆》的独创性，说明他最能够真正理解日本民族的长处。”看看这位日本文豪对周作人学术的评价，使人感到，作为一位五四时期的翻译家，他确有独到之处。十返舍一九(一七六五——一八三一)和式亭三马(一七七六——一八二二年)为日本两大滑稽小说家。前者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讽刺了江户时代一些人趋炎附势、阿谀逢迎、假充行家等卑劣行径，穿插了各地的风俗奇闻。后者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通过出入于澡塘子和理发馆的男男女女的对话，反映了世态人情，诙谐百出，妙趣横生。解放后周作人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的日本古典作品，从八世纪初的《古事记》、十一世纪的女官清少纳言的随笔《枕草子》、十三世纪的《平家物语》、十四世纪的《日本狂言选》、十八世纪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以至本世纪的《石川啄木诗歌集》，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译起来都挥洒自如，与原作不走样。最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哪个时代的作品，他都能够从我国丰富的语汇中找到适当的字眼加以表达。这充分说明他中外文学造诣之深。我从事编辑工作近四十年，遇到蹩脚的稿子，只得哑巴吃黄连：谁叫自己没有眼光，竟找了个不够格的译者。于是，为了对读者负责，就硬着头皮逐字校订，工作远远超过了编辑加工的范围。周作人的稿子，我也总是搬出原文来核对，但这是为了学习，不仅从未找到差错，遇到译得精采处，还不禁拍案叫绝。周作人每译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几种版本，然后选定自己认为最可靠的版本，如果个别词句和注释参考了其他版本，就在注文中一一说明。每部译稿，他必加上详细的注释，并在前言后记中交代作者生平、作品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等。他立论精辟，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恰到好处。为人讲究作风，写文讲究文风，从事翻译，也应讲求译风。周作人对待外国文学翻译工作，态度谨严，仔细认真，是当作毕生事业来搞的。这方面，大有值得借镜之处。他擅长翻译讽刺幽默作品，不但以传神之笔，译了日本文学史上这方面的两部代表作；并曾从古希腊文直接翻译过《伊索寓言》以及对希腊诸神进行喜剧式讽刺的《卢奇安对话集》(周作人的日记里写作“路喀阿诺斯的对话集”)。他还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部校订过《明清笑话四种》，该书于一九五八年三月问世。在引言中，他详尽地介绍了中国笑话的历史。周作人搞翻译不仅结合研究，而且每译完一部作品，必在日记中写些感想。译毕《石川啄木诗歌集》，他就表示：“其实他(指石川啄木)的诗歌是我所顶喜欢的，……日本的诗歌无论和歌俳句，都是言不尽意，以有余韵为贵；唯独啄木的歌我们却要知道他歌外附带的情节，愈详细的知道便愈有情味。所以讲这些事情的书，在日本也很出了些，我也设法弄一部分到手，尽可能的给那些歌做注释，可是印刷上规定要把小注排在书页底下，实在是没有地方，那么也只好大量的割爱了。”周作人对译稿十分认真。他是一位学者型的翻译家。他原希望在书后多加一些注释，可是出版社要求他压缩从简，最后只好在页末略加几条简单的注。他为此十分惆怅，甚至提起这部译作便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没有什么可喜的”了。周作人有时给人以傲慢的印象。一九五二年，他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之托，曾为从事日译中工作的日籍女翻译家萧萧校订过高仓辉的《箱根风云录》。此书当年在该社出版后，又于一九五八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出版。一次，萧萧笑嘻嘻地告诉我，周作人曾感慨系之地对人说：“没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为萧萧之流校订稿子了。”言下流露出不屑的意味。但他既然答应下来，还是认真负责地完成了这项任务。然而在名著面前，作为翻译家他是十分谦逊的。关于《枕草子》，他写道：“一九六○年起手翻译《枕之草子》，这部平安时代女流作家的随笔太是有名了，本来是不敢尝试，后来却勉强担负下来了，却是始终觉得不满意，觉得是超过自己能力的工作。”其实，这部与《源氏物语》并称为日本平安时代文学双璧的随笔《枕草子》，周作人译得非常出色。这段话也说明他对自己的要求严格。日本文学的译稿中，周作人自己比较满意的是《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早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他就在《秉烛谈》一文中介绍了这两部作品。五十年代译完它们，他写道：“我在写那篇文章二丄十年之后，能够把三马的两种滑稽本译了出来，并且加了不少的注解，这是我所觉得十分高兴的事。”周作人在日记和书信中屡次提及希腊作品《卢奇安对话集》，甚至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最后改定的遗嘱中，关于此稿还写道：“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并在遗嘱前云：“以前曾作遗嘱数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②世上有几位翻译家写遗嘱时，还念念不忘自己一生的译事呢？倘若没有“文革”这场浩劫，周作人在人民政权下，老境本来还是平静的。从经济情况来说，一九五五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按月预付给周作人稿费二百元，而对另一位特约译者钱稻孙，当时则只预付一百元。这数目当然是上级决定的。一九六○年一月起，进而增加到四百元。同一时期，则只给钱稻孙每月一百五十元。当然，周作人的交稿量也比钱稻孙多，他每月都必有稿子寄来。一九六四年，全国城乡掀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当时周作人译的是古典作品，但即使拿最高的稿费标准算，他历年预支的稿费也大大超过了他已交的稿子所能得到的报酬。于是，决定把他的待遇减半。出版社领导怕我只身去还不足以说服周作人，便先后两次派一位党员同志陪我一道去向他说明。这样，自一九六四年九月起，预付给他的稿费就由每月四百元减为二百元。好在当时他那久病的老伴已去世，否则付医药费会给他带来困难。我最后一次去看望周作人，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那天我是去约他翻译《平家物语》的，他当即答应了。当年十一月上旬，我赴河南林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走前收到了《平家物语》一、二两卷的译稿。次年五月回京，看到周作人挂号寄来的五包稿子：三至七卷。从他生前最后这个阶段的翻译来看，速度和质量都不减当年。倘若再给他两年时间，完全可以把《平家物语》和《东海道徒步旅行记》译竣。然而一九六六年形势急转直下。出版社的业务已陷于停顿状态。当时的“革命”措施之一，就是自当年六月起，停付周作人、钱稻孙的预支稿酬。到了六月中旬，两位不谙外间事的老人还曾分别写信来质问此事。我把信交给了财务科，并回信向他们解释说，这件事我实在无能为力。那阵子，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中，“三名三高”遭到炮轰，历史清白的著译者尚遭贬斥，历史上有污迹的更是活靶子。事实上，他们所译的作品早已被斥为“大毒草”，而五十年代以来出版社领导在上级指示下利用他们的专长，组织他们翻译作品，并预付稿酬，就更被痛斥为“招降纳叛”。“文革”前，领导上常常说：“要趁着周作人、钱稻孙还健在，请他们把最艰深的古典作品译出来，并花高价买下。现在不能出版，将来总可以出版。”为文化积累，这本来是颇有卓见的。“文革”期间，这番话被攻击成“为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做准备”，当时社领导统统被关进了“牛棚”。这项经济来源断绝后，周家就靠周丰一夫妇的工资来维持。那时周和子已大学毕业，能自食其力了，但加上老保姆，尚有八口人。周丰一自从于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后，降了好几级，他的妻子张菼芳也因受家庭的连累，解放后从未加过薪。六月二十五日，张菼芳陪着她老公公到协和医院去看病，确诊为前列腺肿瘤(五月间因发现尿中有血，也曾去过一次协和，未确诊)。周作人不属于任何单位，也就享受不到公费医疗。还是一位好友，尽管自己也不宽裕，却借给他五十元作医药费。不过，大夫说，这是良性的，不需要割除，也不会发展。这以后，他再也未去过医院，所以社会上所传他死于前列腺癌一说，不确。周氏三兄弟的母亲鲁老太太是一九四三年去世的。她的牌位和周作人的女儿若子、周建人的儿子丰子的牌位一道，一直供奉在周作人家的佛龛上。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前供上饭食。一九六四年，我去参观过鲁迅博物馆。那是以宫门口西三条的鲁迅故居为基础而盖起来的。鲁老太太在世时住过的屋子里，挂着她的巨幅遗照，受到参观者的景仰——因为她的大儿子是鲁迅。而同一位老太太的牌位，只由于供在二儿子周作人家，“文革”中就也跟着遭了殃。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家，首先砸的就是鲁母的牌位。到了二十四日早晨，红卫兵索性把房子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为首的红卫兵看到周作人年迈，就提醒手下的小将们：“不要打头部，得给他留下活口；好叫他交代问题。”及至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从北图回来吃午饭，他们便把他扣下。当时年已五十四的丰一只好代老父挨打。小将们对丰一可就毫不留情了，以致他的右腿被打坏，顿时昏死过去。直到二十四年后的今天还有后遗症，经常发麻，行走不便。周作人的几个孙男孙女自然也跪在旁边“陪绑”。周家的后罩房正对着“老虎尾巴”——即正房后身加盖的一大间屋子，门就开在后院。当天晚上一批红卫兵就占领了这间屋子，以便监视周氏一家老少。于是，周作人只好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底下，后来他两腿实在支持不住，就干脆卧倒了。这样过了三天三夜。幸而他们还有个老保姆，她住在西跨院。她把炊具搬到自己屋，曾给他们做点简单的吃食悄悄地送来。及至下起雨来，周作人的儿媳张菼芳便硬着头皮去找红卫兵。她央求说：“我们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给我们个安身的地方吧。”周丰一一家七口人住的四间房中，有一间半和周作人所住的那三间有门相通。靠东边的两间半则是用墙隔死了的，所以红卫兵便启开封条，叫他们呆在那里。至于周作人，只允许他睡在洗澡间。后院的东墙根下有两间平房。北边那间是厨房，南边的是日本式澡堂。周作人在《我的工作》(六)一文中曾对自己《浮世澡堂》这部译作表示过满意，当他进入耄耋之龄竟然躺在自己家澡堂的踏板上时，真不知他曾作何感想？澡堂里格外潮湿，适值夏末初秋，这位曾经是养尊处优的知堂老人，此刻给成群的毒蚊子咬得体无完肤。不久，周丰一作为“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图关进“牛棚”。半个月后张菼芳于心不忍，向红卫兵求了情，算是在厨房的北角为老公公东拼西凑搭了个铺板床，让他卧在那里。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他们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黑间白日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在中学当教员的张菼芳，每天还得到学校去集中学习。但回家的路上，她不时地到药铺去为公公买点维生素片，或到副食品商店去买些松软的糕点。待监视的红卫兵睡熟后，就蹑手蹑脚地踅进小屋去，偷偷塞给周作人。老公公每次都感激涕零地念叨：“我还不如早点死掉算啦，免得这么牵累你们。”时间一久，监视得也没那么严了。每逢红卫兵倾巢而出，去参加外面的什么活动，张菼芳便把公公搀扶到门外，让他吸点新鲜空气，晒晒太阳。天冷后，她还给公公装上了炉子，并用旧报纸把窗缝糊严。就这样，总算将一九六六年的严冬对付过去。住在小东屋，冬天还能靠炉子取暖，真正难熬的是三伏天。不过，这位知堂老人并未活到那个时候。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早晨，张芳照例给公公倒了马桶，为他准备了一暖瓶开水，就上班去了。红卫兵规定，周作人这间小屋平素是不许人进的。屋里，只有过去做厨房用时装的自来水管以及洗碗槽、灶头等等，连把椅子也没有。那几个月，周作人基本上是躺在铺板上过的。那天中午，照例只有老保姆和周作人在家吃饭。老保姆在自己屋的房檐下熬好玉米面糊糊后，给周作人盛来一碗而已。他吃得干干净净，保姆并未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征候。这一天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那两间屋里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了看。只见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也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赶紧打电话给张菼芳，把她从学校喊了回来。张菼芳奔回家后，发现老公公浑身早已冰凉了。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来解手时猝然发病的，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就溘然长逝了。在当时的情形下，家属不可能把遗体送到医院去查明死因，只好匆匆销了户口，送到八宝山去火化了事。甚至骨灰匣他们也没敢拿回来，就寄存在八宝山。但那里只肯保管三年，过期不取，就照规章予以处理。然而，不出三年，这一家人或插队，或去五七干校，早已各奔东西了，哪里还顾得上老人的骨灰！其实，周作人生前对这方面倒是看得很淡的。他在最后改定的遗嘱中写道：“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在五四文学的研究工作中，周作人仍是一个重点。他既从事写作，又搞翻译。他不但与鲁迅是同胞兄弟，两人一度还曾并肩战斗过。他遗下不少手稿有待整理。他有个保存来信的习惯，一九六六年抄家后，其中一万多封辗转送到了鲁迅博物馆，而今均已发还给遗族，其中不少是具有史料价值的：如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钱稻孙以及李大钊夫人和子女们给他的信函。当然也不乏敌伪时期周作人为街坊们帮忙而收到的感谢状。他失过足。我们却从贾芝的文章得悉他一生也做过许多好事。他无疑是本世纪中国文化史及文学史上一位悲剧式人物。一九九○年三月二十日
①一九六三年我听说，周作人曾写信给有关方面，要求著译均恢复本名。上级嘱他写一篇检讨，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以便取得社会上的谅解。但他写出来的文章却通篇都是替自己辩解的话，故未予发表。
②《卢奇安对话集》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本文刊载《读书》1990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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