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曾在其撰写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将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原因，归结为精英官僚；“安全阀”式的立法、司法体系；完善市场先导的国家干预经济手段；以及设立一个以通产省为代表的领航机构等四大要素。
然而，自9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经济长期处于慢性萧条状态，这一模式的副作用也开始在日本市场经济领域显现，其中之一便是猖獗的地下经济发展。通商产业省的历史沿革，同时也是日本地下经济体系的形成过程。
几乎每个到过日本的中国人，都会感叹日本城乡差异的模糊，以及街道的整洁和社会秩序的井然和谐。而当华灯初上、刺眼的霓虹灯掩盖住绿色点缀的城乡大地，只要稍稍向东京几处以夜生活闻名的地方靠拢，就马上会嗅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糜烂气息”。
那里有浓妆艳抹、衣着暴露的站街少女；酒醉后大声嚷嚷、放浪形骸的上班族；手持甩棍、无所事事的黑社会；便利店或报刊摊里更瞠然摆放着一堆色情文学视听产品。这是一个表面干净、精致、和谐，私底下却肮脏、黑暗、暴戾的国家。
随着日本人口结构老龄化水平加重，政府社保养老金储备渐趋枯竭，权贵阶层洗钱手法又花招迭出的情况下，收效甚微的“安倍经济学”未尝不是千代田区永田町面对日本地下经济时的“动辄则就”。
从商工省到军需省与“经济参谋本部”
1925年，日本政府决定从农商务省中分出一部分人马，另立专门负责外贸、商标、工商业以及土地开发项目管理工作的商工省。时值日本中小企业正面临着自1920年初开始且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恐慌，商工省的出现可谓生逢其时。
有趣的是，当时日本农商务省并不是臃肿的行政机构。在1924年，竟然只有农商务省次官四条隆英、文书课长吉野信次，以及1920以第一名成绩从东大法学部毕业的年轻文书课员岸信介三个人在工作。商工省成立后，原农商务省旋即解散，改组扩编为农林水产省。
1920年代日本宏观经济的特点是：一些大公司制造出来的产品，主要供应国内消费市场，而中小企业才是对外倾销商品的主力，占出口总值的50-65%。不过，因其品质、造价问题却大都处在赔本。
有鉴于此，吉野信次、岸信介等人认为其时日本经济的弱点，就在于日本的小企业太多，低廉劳工供过于求，他们对海外市场了解信息渠道单一，情报掌握不足。在这种情形下，焉能不处在收支失衡的状态。
于是，在商工省强烈支持和推荐下，国会通过两大新法，即“输出协会法”和“重要输出品工业协会法”作为解决市场弊端的应对策略。虽然这两种企业结构重组法在实践中并没有什么成效，但却开商工省产业政策的先河。
1930年代初，由于九一八事变在本质上说，是关东军下级军官肆意妄为的产物，因此在伪满洲国建政后不久，石原莞尔等制造九一八事变的凶手，皆纷纷被调离中国东北。而东京方面为强化对关东军的驾驭，便派出大量官吏填补这些权力空隙。
为系统性掠夺中国东北地区的丰富资源，日本人出台一系列“产业政策”，重点发展工矿、森林、交通等部门。应该说，日本人在伪满洲国这块殖民地所获得的收益，远不止直接的物质利益，还有丰富的政策经验。
1944年4月，美国《财星》杂志曾发行过一期日本特别号，里面很恰当地将伪满洲国政府称为日本“陆军-满洲学校文官部”。事实也的确如此，伪满洲国被日本的新锐官僚当作实验室来构想，并于现实中担负各种政策探索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伪满洲国的许多政策都是双向流动的，而且又在与日本本土的相互反覆投影和反射下，不断反馈修正。重要产业统制法也好，国家总动员法也好，土地开发计划也好，皆是如此。
星野直树、岸信介、鲶川义介、松冈洋右、宫崎正义等人在伪满洲国摸索出很多针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全新行政管理模式。如大政翼赞会的某一道府县支部长，大可以由协和会的知事兼任，亦即所谓的“政府”与“市场”二位一体制。
一个产业政策制定的过程应群策群力，由政府聚焦某一特定行业领域，锁定目标，调整劳动力供给结构。然后刻意注资培养下游企业，再出台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为其保驾护航，拓展海外市场。在一些具体经营细节上，则需要赋予企业主一些自主创新的权利。
具体而言，首先便是每年固定投资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交通道路系统，保障工业港口、供水和发电厂运作，典型如伪满洲国和朝鲜总督府对罗津港与敦图线的规划和开发。简单来说，就是要给各经济体一个施展身手的平台。
其次，对某些目标产业给予转移支付补贴、专项税收优免项目，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和帮助中小企业，萧条期可以协助他们组成卡特尔。事实上，待这一批伪满洲国总务厅官僚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国内后，着手展开的第一件事便是立即推动中小企业整并业务。
最后，允许在不同产业深耕的公司，通过交叉持股或银行贷款的方式构成垄断集团，以抵御经济周期的波动。满铁株式会社与日本鞍山钢铁联合企业的互动证明，供应商和制造商之间的密切交流，能够有效降低整体的开发成本。
这一套脱胎于伪满洲国和军需省（1943年商工省）、经济参谋本部实践的“行政管理-市场指导体系”，由于战后日本的经济官僚班底，几乎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没有遭到清算，因此完美实现了跨战争的延续。个中要人，更在后来主导了日本政治格局。
一桥大学野口悠纪雄教授更是在《战后日本经济史》中直接了当地说：对日本战后复兴起至关重要作用的，便是“1940年体制”以其统制策略进行的资金重点分配。这些政策痕迹隐约勾勒出历史的残像，不断暗示历史学家们回到伪满洲国寻找线索。
其实早在1944年即日本帝国主义行将崩溃之际，沈阳、哈尔滨、大连等伪满城市疯狂、泛滥的黑市，业已显露当宏观经济增长乏力甚至衰退时，这种经济体制必然会滋生出地下交易的端倪。
从“经济安定本部”到通商产业省
1945年8月，时任军需省次官的椎名悦三郎为避免盟军清算，便将部门内部的文职人员和战时军方代表进行切割，调整曾经参与战时总动员令计划的高级官员岗位，并将名字改成原来的“商工省”。毕竟，军需省自组建以来便在太平洋战争中扮演者发动机的角色。
根据盟军的数据，在战后的整肃运动中，共有1800余名战前昭和时代官员被开除公职或被起诉，但其中70%来自内务省和警察部门。而商工省中受到调查的人数是69人，最终被追责的仅有10人。
麦克阿瑟没有对商工省官员进行大范围清算的原因，一方面是其缺乏对于日本政府结构、运行机制、官僚系统的了解；但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当时日本经济停摆、物资紧缺和社会秩序急剧恶化的现实考虑。
其实日本政府在战败之际，尚保有大约70%的帝国陆海军库存物资。不过，在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盟军司令部正式进驻东京之前，很快被抢劫一空，交给十大财阀托管的部分也不翼而飞。
也就是说，1945年的日本大约有2640亿的庞大战略物资流入了黑市。日本物价在美军进入的第一年，便上涨了539%，次年上涨336%，第三年上涨额256%，第四年上涨了127%。1946年6月，日本一升米的法定价格为2.7日元，而1950年上涨到了62.3日元。
当时日本人戏称：火车行驶的速度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有个真实的故事是：某人在起点站上火车，不舍得买橘子吃，后来每过一站，就会发现比上一站贵一点，结果，这哥们最终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一个橘子都没买成，后悔不已。
1945年末，以米、大麦、小麦粉、番薯和芋头等五大主食为首的50种消费必需品，在黑市上的价格为所谓“法定价格”的34倍；1946年尾达到14倍，1947年尾达到9倍，1948年下降到不足5倍。
那些盗用军需物资、囤积物资倒买倒卖的军阀、财阀、实业家、官僚政客，实实在在地利用战争后的混乱，为自己日后的腾飞完成了一次精彩的原始积累，并终形成了三菱、住友、三井、富士、三和、第一劝业等六大金融资本集团。
1947年，粗略估计被隐匿囤积的战备物资价值3000亿日元，而当年政府的经常支出总额仅仅205亿日元。而这205亿日元，还要安顿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难民和归国军人。那些真正靠黑市赚大钱的，绝不是那些活跃在街头巷尾的地痞流氓。
负责对接盟军物资援助的机构——经济安定本部，一度架空日本内阁和议会，成为真正的日本政府代言人。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经济安定本部人事主力的商工省官僚，直接介入到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进程中。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在经济几乎完全依附于美国，自身造血能力极差，民不聊生。当时的国民想要吃饱饭，不到黑市交换点什么、干点坏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黄粱梦。曾有一位法官，因不屑于黑市上交换的物品，终日靠喝水度日，终于活活饿死。
1949年，随着外务省贸易厅加入，商工省改组为通商产业省，并在事实上取代日本议会获得了产品进出口和技术引进审批、以及调动外汇的权力。通产省的强势地位亦令其主政官员“岸-佐藤”团伙，成为日本自由党和日本民主党合并时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派系。
1951年5月，依托美国对等基金100亿日元投资，专门为日本企业提供中长期贷款的日本开发银行成立。日本开发银行尽管在原则上由大藏省管理，但因为通产省手中掌握着一切进出口产品审批权，所以在实际的资金使用方面，日本开发银行仍受通产省节制。
1952年1月，当时担任大藏相的池田勇人决心将通产省的势力，从开发银行中驱逐出去，遂以承继原盟军复兴金融金库（1949年停业）所有债务为代价，将日本开发银行升级为日本进出口银行。
然而，通产省依旧可以以财政补贴的形式，对其所认为具有高附加价值的商品、行业进行注资；或者以会计监督的方法，估算涉外企业的经营资质，进而把控着全日本信贷资源的流动方向。
战后日本经济很明显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就是通产省从中决策、控制和指挥。通产省是日本政府参与拟定重要工业政策的主要政府机构，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起着任何其他部门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
不过，需要明确的一点是，通产省绝不会介入市场，不会取代资本家、企业主与经理人的角色。可正是如此，日本地下经济在宏观经济的下行周期会表现得极其放肆，尤其在“看得见的手”失效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地下经济的形成
地下经济的表现形态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灰色经济”或“影子经济”，主要是指那些未经工商登记、逃避纳税的个体经济，如没有营业执照的流动商贩、出租业务和家居装修，以及私自搭建的违法建筑，等等。
二是指抗税抗法的犯罪经济，包括走私、贩毒、洗钱、赌博、制假、色情业、贩卖人口等等。互联网兴起后，这部分犯罪经济行为转为线上。以皮包公司名义非法集资或通过假投资而骗取钱财的现象，亦大行其道。因此，也被称为“黑色经济”。
地下经济的发展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上经济的供需水平与结构性矛盾。因为地下经济所能提供的，都是社会成员在“公开”条件下，不太可能获得的商品或服务。尤其是“黑色经济”中的大部分行业，都是为满足畸形需求而赖于生存发展的。
日本人借朝鲜战争的东风完成经济复苏后，顺利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到1973年，日本连续历经“神武”、“岩户”、“奥林匹克”、“伊奘诺”等几个景气。整个60年代，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为11.1%，相当于英国的4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虽然受尼克松冲击，宏观经济有所震荡，但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仍保持在4%上下。巨大的“复利效应”推高了金融领域的蓬勃发展，全日本在1980年代都进入“买方市场”状态。
但日本“买方市场”的形成与其高收入者寡、低收入者众的分配格局是密切相关。日本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之余并没有做到权力退缩，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限制，反而向市场扩张，创造出一个“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拟制资本主义形态。
在这个过程中，通产省发挥的作用有利也有弊。积极的一面是，在其引导下，日本产业集群效应得以充分彰显。例如1976-1979年，为了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方面赶超美国，日本政府便出面协调5家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并投入大量补助最终在1980年攻克难关。
消极的一面是，在第三产业服务业方面，从原始股分配、上市资格的审批、证券市场操纵，到保险业、基金业、产权交易、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以及贷款权力的使用，每一次金融变革，都伴随着由权力支配的巨大的利益再分配。
由于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被扭曲，导致各种寻租行为应运而生，从而引发诸多地下经济活动。进口配额、许可证、进出口垄断经营、高额关税等等，成为日本滋生地下经济的制度性原因。
在投资领域，民间资本投资面临许多政策壁垒，民间富裕资金被迫投向地下经济以寻求高额回报。在融资领域，不仅中小企业受到各种歧视，连一些普通日本人正常的融资需求都不能得到及时满足。
随着全球“热钱”涌入，日本地产-金融泡沫越来越高，收入分配不公为地下经济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心理支撑，而非法金融市场自然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骗贷、非法集资、地下保险、地下钱庄、非法搏彩等地下金融活动屡禁不止、层出不穷。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日本人对地下经济的定义。按照欧美习惯，“地下经济”意味着触犯法律亟需量刑定罪的交易行为，而在日本政府视域下，“地下经济”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偷逃税款”，其次才与犯罪问题相关联。
“地下经济”在日本，是指那些各种逃避政府监管和税收，排除正规经济数据统计之外，被“隐藏”和“掩盖”起来的经济活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政府每年打击外籍非法留日劳务人员的力度，要远大于对女高中生的“援交”行为的膺惩。
因为在日本，“援助交际”中委身成年男子的那些女高中生们，其赚来的外快一般都很快被挥霍掉，吃喝玩乐、买新款手机、买高档奢侈品是主要消费方向。风俗色情行业在日本完全合法化，固然有其独特的岛国传统，但更多是出于经济考虑。
基于同样的原因，在不引起刑事案件的情况下，日本警察对私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弹珠机（柏青哥）在日本虽然被禁止作为现金赌博的工具，但作为娱乐用途是被接受的。至于赌马、赌球等官营博彩活动，更为法律所允许。
而为了稳定地下经济的交易秩序，日本是世界上唯一承认黑帮合法性的国家。战败初年的日本社会一片混乱，各种新势力抬头纷纷在废墟中占山为王，开赌场抽成的、在街头收保护费的、控制码头装卸和煤矿劳工的，比比皆是。
1950年代，日本左翼运动和工会组织的斗争达到高潮。为了镇压“赤色分子”，驻日美军一方面释放大量已经收押的右翼政治犯，另一方面则纵容暴力团袭击、恐吓左翼民主人士和工会头部代表。
到1960年代，全日本大大小小的暴力团有5200多个，成员发展到18万4000余人。他们大多充当协助美国人与自民党政权镇压“全共斗运动”和左翼人士的鹰犬。1970年代，山口组、稻川会、住吉会几家社团不断扩张势力吞并同伙，势力范围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
其结果是，日本地下经济格局得到巩固且很难去除。日本地下经济并不是在1989年泡沫破裂和1991年股市-房市双双崩盘后，才在日本社会出现的新事物。相反，日本地下经济在1940年代便有迹可循。
“失落的三十年”与地下经济的猖獗
1990年代初，日本经济因房产、股票和汇市泡沫的破灭而陷入长期低迷，叠加计算机网络的兴起与普及，其地下经济规模开始逐年增长。企业偷税漏税的比率、毒品及迷幻药的走私收入和“泡泡浴”的营业情况三项指标，皆在1995-2000年急剧膨胀。
以日本色情产业的卖淫市场为例，尽管由于日本人口出生率降低，15-25岁年轻女性数量减少，但根据警察厅的资料为基础的推算，“援交”市场仍呈现出扩大趋势。从1990年的500.5亿日元，扩大到1998年度的569.5亿日元（已考虑到物价上涨幅度）。
到21世纪伊始，也就是2001年，日本地下经济总量可能达到24.2万亿日元，占当年日本GDP的4.8%。地下经济规模所占GDP比重最大的，当属东京（5.1%）及其邻近的神奈川县（3.6%）。
再看日本政府心心念念的偷漏税情况。1998年，日本所得税，尤其是工资收入的偷漏税比率是2.6%，农业、推销、其他、不动产行业的偷漏税比率为20%左右，收入转移情况下的漏税率高达32-38%。
法人税偷漏税的情况是，资本金在1亿日元以上的大企业约为3%，中小企业约为12%。在老板们看来，地下经济好处多多。他们可以不缴纳社会保险，从而降低人力工资成本以自肥腰包，毕竟按照日本的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要抽出一大块缴纳到基金池。
此外，作为雇主，他们还可以从压缩劳动保护、绿色经济以及职工健康保险的支出中，节省一笔钱。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公司职员动辄休息休假，而在地下经济市场却由大量临时工、“黑工”等待“外包”项目。
日本社会有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失业者。当代社会，失业者找不到工作，其实与自身的努力和能力无关。在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公司倒闭以外，企业重组也非常频繁，企业重组之后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裁员、而且往往是大量裁员。
那些中老年职员被裁后，根本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很多日本很多黑社会经营的地下音像出租店、甚至非法销售麻醉药的“一线管理者”，几乎成为这些出身大企业的中老年职员的“下岗避风港”。
和日本经济连续几年低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地下典当业、高利贷、针对外国留学生和劳工的房地产中介等经济活动的“繁荣昌盛”。地下经济产生的巨额现金流吸引了海外热钱也诸多涌入，炒高部分地段的房价，普通人生活变得更加困苦和艰难。
叠加“少子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日本缴纳养老基金的人越来越少，领取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日本政府虽然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以往的60岁开始改成65岁，但是依然是每年净增1万亿日元的养老金开支。
这一负担的增加，让日本政府十分头疼，同时也让日本社会出现了一种可怕的现象：许多年轻人担心自己老的时候会领不到养老金，因此拒绝缴纳养老基金。厚生劳动省统计显示，二十几岁年轻人中，高达35%没有缴纳养老基金。
这意味着，未来可能踏进地下经济圈子的潜力股大量存在。政府在财政赤字扩大且无法完成税收指标的情况，往往就会增加税收。而这又会迫使地下经济规模加速扩张，如此往复形成恶性循环。
2012年安倍晋三上台后实施一系列刺激政策，企图通过拉动内需帮助日本走出业已“失落的二十年”。可安倍政府这种旨在振兴经济的政策组合，却显然没有站在普通日本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对安倍晋三来说，不仅收效甚微，更是自取其辱。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地下经济从业者的消费欲望和力度，往往远远大于一般工薪阶层。工薪阶层家庭的消费倾向是68.9%，而像色情场所从业者的平均消费倾向，竟然能够达到82.2%，两者相差10%以上。
声色场所，以及很多地下经济从业者的并不明朗的前景，这使得他们之中很多人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地下经济在短期内对刺激消费的作用虽然很明显，可对于日本经济的健康发展却是饮鸩止渴。
很多与地下经济有关的活动所带来的表面繁荣，根本无法普惠大众，只会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糟糕。日本政府已然无法掌控日本宏观经济动态走势，内阁和议会的日本社会精英其实毫不了解他们国家实际的经济运行情况，各种统计数据只是官僚集团延宕的产物。
要知道，日本政府花费在失业救助措施上面的补助金，在政府支出中所占比例不低。这也直接说明了造成日本经济困境的不止是通产省的“昭和属性”，还有分配结构的畸形及其造成的市场信号扭曲。
余论
一般来说，地下经济猖獗的国家或地区，往往税收制度和行政规章繁杂厚重。例如在退休制度和劳动时间规定都很严格的高福利国家，其地下劳务市场相当活跃，比如未登记的女仆、园丁或开无照出租车司机。
而在发展中国家，地下经济往往聚集在黄、赌、毒以及人口买卖等典型的犯罪领域。这些国家或地区大多挣扎在绝对贫困线（每人每天2.15美元，联合国2023年标准）附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他们为了生存只能铤而走险。
当然，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地下经济之所以“兴旺发达”，是因为有“非法”的产品与服务存在。例如1920年代美国的禁酒令、橄榄禁运令，类似的还有1980年韩国政府颁布的《教育规范化及消除过热的课外补习方案》，等等。
日本的特殊之处，便在于其税制设计并不存在较多漏洞，也没有过分冗长、曲折的程序规则，更不是什么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可日本的地下经济土壤依旧根生叶茂，究其原因在于内、外两大因素作用，即自身封建残余性和美国人的存在。
日本天皇号称“万世一系”，这意味着日本社会自古以来的权贵阶级从未得到彻底清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或许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时机，但却因为冷战的意识形态问题地缘政治利益而消逝，东京审判不了了之。
正如伪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的学长们，在丽顺事件中伸出援手拯救朴正熙一样，以椎名悦三郎为首的“满洲派”官僚不断，甚至直接向驻日盟军总司令（GHQ）发起“释放岸信介”请愿运动。
从岸信介以甲级战争嫌疑犯逮捕，到最后不经起诉无罪释放；从“日本再建联盟”，到自由党时代正式以“岸派”人马登场。监狱内外、政坛上下，处处都可以见到往来集结、奔走串联且相当活跃的前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身影。
这些战前昭和年代的妖魔、余孽利用冷战良机，透过对美国的依存来强化自身权力。在他们看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当务之急，是给日本民众展示一种矜持，以防止国人惊愕或自觉于他们在美国安保条例压制下表现出来的劣等感，以及遗忘或完全丧失的道德性。
这些昭和妖物跨越了战败与“解放”的历史性断层，所具有的天赋只能是快速洞察权力来源，并恬不知耻地变幻自身立场的嗅觉本能。这种能力不仅使他们在针对法西斯分子清算中躲过审判，全身而退；更使他们得以爬上权力的顶点。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无所谓同胞，1945年上半年的“神风特攻队”和下半年的“女子特别挺身队员”证明了这一点。现代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向来为人批驳只见制度，而不见个人。可当我们拂去通产省而聚焦于通产省元老，能看到的，却是如此狼狈、丑陋和诡异的嘴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