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和：现在还记得，老师强迫我记笔记

本文转自“必记本”，节选自《讲述：北京师范大学大师名家口述史》，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我那时候考大学是各个学校分别命题，我没多考虑，直接去参加了江南大学的考试。记得国文考试作文题目是就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一篇文章。我用文言文写了一篇文章，得到了老师的首肯，取得了很高的分数，英文和数学也考得不错。

1947年秋，我顺利进入了江南大学。

江南大学乃无锡巨商荣家所创办，我是第一批学生。入学第一年，在无锡西门外太湖滨后湾山坡上的新校舍正在修建，学校只好暂用荣巷附近一所简陋的中学校舍为临时校舍。1947年冬，钱穆先生到江南大学任教。那时候，他与唐君毅、唐至中、牟宗三等先生们住在荣巷，那边是荣家旧宅所在。

第二年，学校搬去了太湖滨后湾山坡上的新校址。新校址三面环湖，风景非常优美。推开我宿舍的窗户，太湖湖光山色就可以展现眼前。早晨起床，从宿舍前往湖边的饭厅，湖面笼罩着一片白茫茫的雾气。虽然看不清湖面，但是可以清晰地听得到湖面上咿咿呀呀的渔船摇橹声。吃完饭去图书馆看书，不一会儿，雾气就慢慢散开了，有的一丝一缕地从图书馆窗前升起，煞是好看。傍晚的时候，还可以观赏到太湖日落。现在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当时的优美情境。

我虽然上了史地系，但主攻仍是历史。兴趣最大的所在是先秦和两汉的历史。当时最爱读也最常读的有《左传》《国语》《史记》《庄子》《韩非子》等书，自己买了几种放在卧床的里侧，每天中午和晚上睡前都要读一些。这种情况实际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不过，我的兴趣远远没有限制在这个范围里。

在学习方面，我的国文一向不错，大学国文课对我来说也不困难。英文课一周有三门课，七个课时。三个小时阅读、两个小时语法，还有两个小时作文课。最难的是微积分。因为微积分是全英文授课，采用英文课本，幸亏我在高中时的数学就是用英文课本学的。授课的孙先生课讲得很好，但是我学得依然很吃力，考试也是刚刚及格而已。

在江南大学期间，除了中外两门通史、中外两门近代史、大一国文、英文及两门地理学方面的必修课外，我还选修了商周史、秦汉史、哲学概论、逻辑学（当时称理则学）、伦理学、中国文学史、古文字学、政治学、经济学、微积分等课程。作为一个年不满二十但已遭受过日寇八年统治的青年，我渴望深入认识中国文化，同时也渴望了解世界。

大学一、二年级，我师从钱穆先生学了中国通史及秦汉史。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根据他的指导，我读了他的《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梁任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了《系年》，我知道了要治先秦史及诸子，不能不做考证，而做考证就不能不知清人研究成果，而梁先生的《学术史》则恰好告诉了我接近清代学术的门径。就这样，以后我在治中国古史时始终不敢忘记考证之学，一直不能忘情于清代的学术研究成果。

钱穆先生教过我中国通史和秦汉史，他对历史发展大体的提纲挈领和对历史问题的精到论辩都使我在课堂上感受过精神的震动。当时我在读《庄子》，知道钱先生正在写一本关于《庄子》的书，所以几次请教他一些关于庄子的问题。他在回答问题时，顺便问了我对《庄子》和《老子》二书的关系有无了解，我以先老后庄的传统说法为对，并以《庄子》中说到老聃而《老子》中并无庄周为理由。他看我幼稚而好辩，就嘱咐我好好地看看他的《先秦诸子系年》。

我费了好大气力读了这部书，心里的幼稚浮躁之气逐渐平了下来，知道学问实在太大了。

再去向钱先生请教，他问我学到了什么？我说，具体问题，我此时还无考证能力，不过，我开始认识到，学历史即使治诸子也不能不懂考证，学先秦文史不能不懂清儒研究成果。钱先生点了点头，说他要我们读梁任公和他自己的两部同名之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治学门径。

治史必重考证，治先秦史必自清人研究入手，成了我半个世纪以来治古史时所信守的基本原则。

那时候听说钱先生经常一人至湖边村里雇一小船，荡漾湖中，任其所至；有时候还带领学生漫步在湖堤之间，讨论学问。我有读不懂的书或者不明白的问题的时候，常常去拜访钱先生。有一件小事让我记忆犹新。钱先生在讲授中国通史课时从来不看讲义，他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边讲课，边在讲台上踱步，我也听得聚精会神。忽然感觉钱先生在向我示意什么，原来钱先生看到四周的学生都在记笔记，唯独我一个人没有记。先生在示意我记笔记，但是我还是没有记。

后来钱先生叫助教收大家做的笔记去批改，我就根据讲义编了一个交了上去。没想到钱先生叫我去他那里，亲自问我为什么不记笔记。他问我：“你为什么不记笔记？”我回答说怕记笔记分神，跟不上先生的思路。他说：“不记笔记你都能记得吗？”我回答说能，还请求先生现场考我。先生问了几道问题，我都回答上了。他说：“你现在记得，以后保证还会记得么？”我回答不上来了。

钱先生告诫我说，记笔记并不是记他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而是记他现在正在研究的，最新的东西。

几十年后，我去台湾拜谒了钱先生的故居素书楼。在钱先生的铜像前毕恭毕敬地三鞠躬，每鞠一下躬，便在心里说一声，“钱先生，您讲的我还记得”。

后来台湾有个电视台来大陆采访钱先生的弟子。访问了我和何兹全先生。何兹全先生是钱先生早期在北大的学生，我是先生离开大陆之前的学生。节目中我就讲了这件事情。他们很细心地录制了影像，还感慨说“太绝了，真是太绝了！”钱先生课讲得条理鲜明、富有逻辑性，只要认真听，当然都印象深刻。

唐君毅先生教过我哲学概论和伦理学，给我打开了了解西方思想的窗户。刚开始听哲学概论时，对大量的西方哲学词汇都无所知，颇有腾云驾雾之感；但是，并非什么都听不懂，也能感到他在辨析前代哲学家思想时所流露出来的哲学智慧，使我的好奇心逐渐向一个更深的层次发展。 

当时唐君毅先生的妹妹唐至中先生，教我大一国文。至中先生的国文课讲得很精彩。我还记得她给我们讲的《礼记·乐记》一课，将礼乐关系讲得很透彻，让我终身难忘。她讲的《史记·淮阴侯列传》也让我铭记至今。至中先生将韩信的性格与得失成败分析得丝丝入扣，栩栩如生，我们听得也是津津有味。她对学生非常亲切和蔼，到他们家去问问题，就如向自己的家长问问题一样无所顾虑。问了问题适逢用饭时间，他们就留用饭；饭后有时他们会去湖山之间一些胜地散步，也带着我们同行。一边走，一边谈，从哲学到文学无所不及。许多难懂的哲学问题，就是在饭桌上、散步间慢慢弄懂的。

君毅先生很爱讲黑格尔辩证法，我为其精深所震动，但也时常不懂，至中先生往往在这时候帮忙。她知道我还懂得一些老庄，就常引老庄给我解说，使我感到了中外思想之间还有一条通道。直到现在，我见到黑格尔的书，只要有时间，看不懂也愿意硬着头皮看下去，多年来一直如此。君毅先生还有一句话使我难忘：要学哲学，不能用常识来思考，要用逻辑来思考。

关于君毅先生最深刻的记忆，还是他伟大的人格。除了令人在玄思之境中如沐春风外，君毅先生还具有把道德理性付诸实践的大勇。当时有些同学家贫，君毅先生就请这些同学帮助抄稿，抄完之后，付给酬劳的时候，还特别郑重地向这些同学道谢。

君毅先生当时任教务长，记得大一时，有一次师生在礼堂里（临时校舍）开学术讲演会，君毅先生是主持人。外面下着大雨，突然听到礼堂外面有房屋倒塌的声音，大家认为礼堂也面临倒塌的危险，现场顿时乱作一团。就在这时候，君毅先生不仅没有从主席台的旁门方便地离开现场，反而大步走到讲台前沿，大声招呼大家不要拥挤，按顺序走，混乱的局面平静下来。在他的组织下，同学们都顺利地走了出来，君毅先生是最后一个走出来的。虽然后来礼堂并没有倒塌，倒塌的是礼堂后面的房屋，但当我从讲台前走过时，仰望着君毅先生，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伟大的人格。

牟宗三先生教过我们逻辑学，讲的基本是西方的古典逻辑，但也偶尔夹讲一些因明学和墨家逻辑。这门课在开始听时也很陌生，不过因其内在联系清晰而紧密，我自己也有一些数学方面的推理训练，认真听下去就不觉得有困难。而且，我发现它和我很喜欢的几何学是同一个路数，是一种西方人所习用而我们中国人不常用的思考方法。几十年来，我不断地读西方哲学的书，也不断地复习逻辑。用这种方法帮助自己克服在学西方哲学中遇到的许多困难，也逐渐提高了自己的思维能力。

冯振先生教过我文字学，他实际是教我们读《说文解字》。先讲《说文叙》，再讲部首，然后再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讲。冯先生让我知道了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清儒在文字训诂研究上的丰硕成果。从前跟老师学古文时，就听老师解字不时引用《说文》，也稍稍翻看过此书，觉得有趣，但不知入门途径。

冯先生上课，时常辨二徐之误，出入段、王而时有发挥。当时《说文解字》虽然没有讲完，但是由此我知道了，要在文字音韵之学上打好基础，不能不多学段、王。几十年来，我始终不敢忘记这门不能忘记的学问，基本上采取了“学而时习之”的方法，段、王就成了我随时请教的老师。

有趣的是，冯先生讲课带广西口音，可是有些字的古音用他的口音读正好；记得他讲“见母”的见字，与现在普通话读音不同，而恰好符合古音。冯先生启发了我多年总爱从听方言中印证古音的习惯。我不才，不能成为文字学专家，但也稍知用以读好先秦、两汉及清儒之书，实皆拜冯先生循循善诱之所赐。几十年来，我和《说文》《尔雅》等书结了不解之缘，如非在特殊情况下，读古书遇到问题，不查阅这些书籍，心里就总过不去。

我还从束世澂先生学商周史。束先生精通商周文献，钻研甲骨经文，自己还收藏有一些甲骨片。束先生还是一位有名的老中医，非常博雅。记得我在他的指导下根据春秋三传写过一篇《春秋五霸论》，竟蒙先生嘉奖，至今记忆犹新。我对先秦史的影响也深深受益于束先生。

我还从朱东润先生学习《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从李笠先生学习《中国文学述评》。

以上所谈的几位老师都是在我茅塞要开未开之际，适逢其会地给了我一生受用的影响。他们只教了我一至二年，可是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却是对于这些学科的终生学习的浓烈愿望，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因此，特别说到了上述的几位老师。

同时要说明的是，我提到这几位老师，并非说我能继承他们的学术、够做他们的入室弟子，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治学道路上给予了我终身的影响。我很幸运，我在一个适逢其会的阶段遇到了他们。我一想到他们，就会想起杜甫的诗句：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当时我的求知欲极为旺盛，就像一株刚要从泥土里向外冒出头来的幼芽，恰好遇上了他们所施予的智慧的阳光雨露。如果早一点遇到他们，那么我对他们的施予会一切茫然无知，接受不了；如果晚一点遇到他们，那也许我习惯已成，他们的施予就改变不了我已成的积习，同样归于无效。因此，我觉得，在我几十年来所遇到的很多师长中，对我以后治学路数影响最大的是以上几位先生。

1949年江南大学史地系停办，我们被要求或者转系，或者去别的学校。我经过考虑，选择了重新报考南京大学历史系，并顺利进入了南京大学学习。

我进入南京大学学习虽然时间不长，但还是很有收获。有几位先生的课程对我影响都比较深。

韩儒林先生教过我《中俄关系史》，当时他是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先生先后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留过学，纯然学者风度。他是蒙古史、元史专家，讲课旁征博引，非常生动，我们都爱上他的课。记得韩先生曾经给我们讲过汉语“俄罗斯”的由来。俄罗斯人自己称自己“露西亚”，前面是有一个颤音的，英语的俄罗斯发音“若莎”，也没有“俄”的发音。汉语的发音为什么叫“俄罗斯”，是因为汉人通过蒙古人知道的俄罗斯，在蒙古语中，俄罗斯的蒙古语发音为“俄罗斯”。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听闻过的。

贺昌群先生教过我《魏晋南北朝史》，贺先生是非常文雅的一个人，学识渊博，经常在家中与师母吟诗作对。贺先生给我们讲《魏晋南北朝史》让我们感受到一股魏晋文人的风气。听他的课，感觉像是在读《世说新语》，非常有趣。

《英国史》课程是由蒋孟引先生教我们的。蒋先生是从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系深造回来的。平日里穿着非常讲究，总是西装革履，拎着一个皮包，颇有绅士的风姿。蒋先生讲课时声音洪亮，吐字清晰，条理清楚。他上课使用的是全英文的课本，布置参考书也用英语书。

刘毓璜先生教过我《社会发展史》。刘先生上课非常认真，备课充分，内容丰富，有论有史。他的课很精彩，没有废话与空话。我们上他的课是很认真听的，并做好让他延时的思想准备。

在南京大学上了不到一年，我就因为身体原因休学了。后来我考虑还是要继续学业的，因为之前听说北京的辅仁大学是陈垣（援庵）先生在主持，便慕名报考了辅仁大学。后来，我顺利考取了辅仁大学历史系。

我是1950年9月来到辅仁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当时辅仁大学还没有被中央人民政府接管，我记得一个月后，10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接办辅仁大学，校名也改为公立辅仁大学。

那时候北京解放不满一年，我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城，还记得当时虽然已经经过一年的恢复重建，但很多地方还是很残破，印象中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因为我之前已经在江南大学和南京大学读过两年多大学，到辅仁以后，发现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方面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增加了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革命史等几门课程，所以我适应得比较快。那时候我们历史系算是比较大的系，但一个系也只有几位教授，一个系主任，一个助教，平日里只有助教在系办公室。我们一个年级只有十几个人，学校里最大的系学生也就二十个左右，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到辅仁大学上学较晚，那时候援庵先生不在三年级开课，很遗憾不能从援庵先生学习。但其他几位先生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柴德赓先生教我们《隋唐史》。柴先生口才很好，写得一手好字，板书又快又漂亮。他每次上课总带一本手写讲义，可是上课后就开始脱稿授课，手执粉笔在讲台上连续讲课两个小时不会出现半点错误。记得柴先生讲隋唐史时，说过一个小故事。说武则天为什么喜欢待在洛阳，很多人说武则天在长安做了许多恶事，“长安闹鬼”，武则天是怕闹鬼所以经常在洛阳住着。实际上，武则天常住洛阳是因为长安的粮食不够吃了。因为长安在盛唐时期人口剧增，粮食运输供给不够，武则天便去了洛阳，官宦们也就跟着去洛阳，这样就缓解了长安的压力。因为洛阳有黄河直通运河，粮食运输比长安便利得多。柴先生在上课时，有不少这样的故事，我们都喜欢上他的课。

柴先生教我们用援庵先生的“史源学”方法来学习历史学。在学习《隋唐史》过程中，他要求我们看《资治通鉴》，并且要求与《隋书》（二十四史）对照着看。柴先生教给我查核史料的方法让我受益匪浅。

金毓黻先生教我们《宋辽金史》。他研读经史子集功夫达到一流水平，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相当有造诣。他治东北史很有成就，给我们上课非常自如。遗憾的是，后来患病不能给我们代课，我们还去他家里看望过他。他的课后来由漆侠先生继续讲完。漆先生当时还是个青年，对同学很热情，课也讲得很好。他只比我大六岁，后来我们师生之间一直保持很深的友谊。

刘启戈先生教我们《西欧封建制度史》。刘先生精于世界史尤其是世界中世纪史。他讲的西欧封建制度史也让人印象深刻。

陆和九先生教我们《金石学》。陆先生不修边幅，一副传统文人形象，但颇为风趣。陆先生还是有名的书法家，当时北京城里有许多牌匾都是陆先生题写的，也经常有人向他讨字。那时候学校里有许多学生活动需要写一些宣传品。我经常负责写这些宣传品，像横幅、海报、演出道具之类的。有一次，柴德庚先生看到我写的字，夸奖我的字写得不错，我以为自己的字真的写得不错。当时，陆先生在课堂上问大家，有没有人愿意写字的，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先写几个字让他看看。我写了几个字交了上去，班上还有其他的同学也交了。

后来，陆先生没有对别的同学的字发表意见，只是对我说，“你的字还需要重练。你的字都是花架子，花拳绣腿，背后没有硬功夫”。后来我考虑，真是批评得对极了。陆先生问我喜欢看谁的字，我说看得比较多的是宋人的字。他说写字要从魏碑入手才行。陆先生的书作章法谨严，刚健秀雅。我习了一段时间魏碑之后，字也有所进步。我从陆先生这里得一道理——“要想真正写好字，花架子是靠不住的。做学问也是一样，得下苦功夫”。我后来没有继续坚持习字，想来真是对不起柴德赓先生和陆和九先生两位老师对我的期许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