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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河南信阳县肖王店（现信阳市肖王镇）许岗村人，1925年1月出生，父亲和祖父都是农民。我上过小学，在1942年10月参加革命，次年入党，两年后调入新四军五师，此后参加了中原突围。1947年11月调到中原军区司令部任参谋，在李先念副司令员身边工作。

1948年10月下旬，中原野战军接到军委一局电报，要从中原野战军调两名参谋到解放军总部，增强那里的参谋力量。中野司令部的参谋少，这次只给了军委我一个人，到西柏坡军委一局负责中野作战方向，经历了淮海和平津两大战役过程，随后参加渡江战役和南方大追击作战的参谋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军委作战局搬进了中南海居仁堂。我是和作战局参谋刘长明一起到那里上班。

刘长明，原名刘长命，十六七岁时就在家乡晋察冀投身抗日队伍，曾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晋察冀根据地的环境险恶，战斗频繁，我军有很大牺牲。晋察冀日报社总编辑邓拓很器重刘长命，于是将刘长命送到了延安，进入抗大的参谋训练队，改名刘长明，刘长明从抗大参训队毕业后到军委作战局当参谋。转战陕北期间，刘长明一直跟随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工作认真，头脑清楚，肯动脑子，考虑问题周密。毛泽东曾表扬他说：“像刘长明这样的参谋我们要多有一些。”

战争年代，我们这些总部军事参谋做得较多的还是命令传递、文书起草、数据统计等等办公业务。对现代军事意义上的参谋业务，也就是出谋划策，做得还不多。如果说军委作战部的“参”与“谋” 做得多一些、主动一些，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是负责朝鲜方向的参谋，对战争进程比较清楚。

1951年2月下旬的一天，作战部李涛部长找我谈话，说：彭总从朝鲜回来了。你知道去年11月底志愿军司令部遭到美军飞机轰炸，毛岸英和高瑞欣两位参谋当场牺牲了，这样彭总身边的参谋就不够了。这回彭总回来，向作战部要参谋，作战部决定让你跟着彭总去朝鲜。彭总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你去了以后要谨慎从事，要严肃认真细心大胆工作，明天就走。

我马上表示，一定努力做好在彭总身边的工作。

对彭德怀司令员，我是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第一次见到的。当时我从作战部抽调出来，专门为会议服务。西柏坡没有专门的招待所，彭总来了，在村里找了个屋子就住进去了。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朴素和随和。

对彭总这次从朝鲜回来我是知道的。志愿军在朝鲜的第四次战役打得很胶着。在1951年2月13日横城反击战得手之后，志愿军于此后两天连续进攻砥平里防守之敌，导致自身出现很大伤亡。此时美英援军迫近，我军失去战机。为避免全线被动，彭德怀命令前线部队于2月16日拂晓前撤出战斗，向北后撤转入防御。

砥平里战斗是朝鲜战争的重要攻防转换点，标志着志愿军大规模、大踏步、大纵深运动战方式的结束，此后进入以阵地防御战为主的战略相持阶段。

彭总预见到朝鲜战局将出现严峻局面，难以实现将美军全部赶下海去的早先预期，于2月16日急电毛泽东要求回京商量。经同意后，他在2月20日晚离开司令部，21日晨回到国内的安东，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派出专机在那里接他经沈阳回北京，午后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

彭总下飞机后坐车赶往中南海，进门后才知道那天毛主席正住在玉泉山静明园。彭总立即掉头去西郊。这时毛主席还在午休，彭总不顾警卫阻拦推门而入，将毛主席唤醒。

听取了彭德怀的汇报后，毛泽东也认识到朝鲜战局严峻，因此调整了原先的决心，对彭德怀说：“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彭德怀由此得到了这个明确的有机动性的指挥授权。

这次回国时，彭德怀带了杨凤安、徐亩元两位参谋，他们都是跟随彭总第一批入朝的。

李涛和我谈话第二天，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唐永健根据工作需要，给彭德怀，还有杨凤安和徐亩元，再加上我，每人发了一个瑞士的罗马牌手表，当时价值大约有100多元，是比较贵的。还给每人一支派克钢笔，一个文件包，一个皮面带拉链笔记本。这是因为彭德怀的手表很旧了。

当时彭总住在总参第一招待所，李涛部长谈话后，张清化副局长带我去和彭总见面。见面也没有多说什么，彭总简单地问了问我的情况，吩咐马上准备出发。

我在1951年3月1日跟随彭总乘飞机出发，当天到了沈阳，随后到鞍钢参观。因为我国军事工业需要大量钢铁，彭总对这件事很关心。接着我们到旅大，约在4日到丹东，5日晚进入朝鲜。

我们分乘两辆美式吉普入朝，由一个朝鲜翻译带路。开车司机是朝鲜部队派来的，熟悉路况。我们于3月7日到达君子里。2月彭德怀就是从这里离开的。彭总离开后，志司搬到了上甘岭。3月9日晚，我们到达志愿军新的司令部。

这时，美军已于3月7日开始大举进攻。彭总到达志司还没有来得及脱下大衣，邓华副司令和解方参谋长就赶来向他报告，敌军集中20多万兵力，当晚分两路强渡汉江北上，我军正在阻滞敌军。彭总边听边看地图，判断联合国军的意图是中间突破，两侧包围，意在夺回汉城。

3月10日，彭总主持志愿军党委会，传达了毛主席新指示的方针，决定根据战场情况，志愿军将放弃汉城退向三八线。同时，命令新入朝的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迅速向前线集结，待机歼敌。

到4月初，战线稳定下来，入朝志愿军总兵力达到近百万人。

4月6日，彭总在上甘岭一个大矿洞里主持会议，讨论第五次战役。会议中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让敌人再北上一步，放进来再打；一种意见是不能再放了，应该就地阻击，然后使用第二番入朝的新锐部队进行围歼。

彭总认为，敌人已经得悉我第二番入朝部队到达，所以已经停止北进，加紧筑垒防御。另一方面，把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放进平原对我也有不利。我军后退，只能退到铁原、金化一线，再也不能退了。因此要发起第五次战役，再把美军压回三七线，夺取战场主动权。

这次会议决定发起第五次战役。

会议之后，因为敌人已经逼近，威胁志司安全，志司首长分三批先后向北撤退。第一批是彭总，杨凤安和他同车6日当晚即走，我另乘一车跟随。7日洪学智副司令第二批走，邓华副司令8日晚上走。

彭德怀在朝鲜战场

晚饭后彭总带上我们出发。这天晚上是农历三月初一，没有月亮，伸手不见五指。为了防空，司机不开大灯，小灯也不常开。当时还有部队向南开进，有时在道路中形成拥挤，吉普车开开停停，一晚上只走了50来公里。

接近天亮的时候，夜航的美军飞机来了，向公路投下炸弹。当时我在车上因为困倦睡着了，猛地一听身边有战友呼叫“防空”，接着就听到炸弹爆炸声，我被惊醒，马上就跳了车，结果崴了脚，还一头撞在地上，痛得昏了过去。

待空袭过后，彭总一行上车再走。彭总突然发现前面路上有一个人躺着，一看原来是我。彭总马上派人把我架到车上，继续向北行驶。

到了凌晨4时许，离目的地还有几里路。虽然不远，但是不能再走了，因为天一亮敌机就来。带路的人说，我们必须就地停止，在空寺洞这个地方停下来。

我们就地隐蔽休息。路边山坡上有一个草房，有三间屋子。彭德怀住了东头一间，放了一个行军床他和衣而睡。我们几个参谋在西头，躺在地上合眼睡一会儿。

早上5时过后，美军飞机来了。这时我们都睡着了，只留一个警卫员值班，他大声呼叫：敌机来了，马上进洞！

我们马上跳起来，把彭德怀连拉带扯带进了防空洞。这个防空洞是早就预备好的，距离他的房间只有几米远。我们还没有全都钻进洞口，敌机已经来到头顶上盘旋，转几圈就走了。

不一会儿，又是两架野马式飞机飞来，向我们刚才住的房子扫射。敌机扫射打得很准，彭德怀的床和椅子都被打中了。我们的洞口有防护墙，大约有1.5米厚，也中弹了。我们把彭德怀挤到防空洞最里边，好尽量保障他的安全。万幸敌机没有持续轰炸，不然就非常危险了。

在朝鲜战争中，彭总遭遇最危险的空袭有两次：一次就是这回，还有一次，就是刚刚入朝的1950年11月25日志司遭遇空袭。在那次空袭中，在彭总办公室工作的毛岸英和高瑞欣遇难。

后来，彭总多次向我讲到毛岸英遇难的事，他非常内疚。他告诉我，毛岸英入朝是毛泽东主席反复向他托付的。开始彭总是不同意的，对毛泽东说，你身边没有人，还是让毛岸英留在你身边吧。但是毛泽东坚持要彭德怀把毛岸英带到朝鲜战场去接受锻炼。

遭遇美军空袭后，我们在当天晚上，也就是4月7日半夜到达空寺洞志司新驻地。

等邓华到达空寺洞会合后，志司进行了第五次战役的部署。4月22日，第五次战役开始。彭总事后分析总结，认为战役发起时间提前了一些，各项准备均不充分，战役发起后效果不甚理想。

我作为军事参谋，事后检查起来也认识到，杨得志率领的新入朝兵团对美军是不熟悉的，对朝鲜地形条件也不熟悉，对当地水文情况更不熟悉。对敌人的了解做得不足，结果该兵团强渡临津江时遭受较大损失。

战至1951年5月22日，因后勤供应不足，人员伤亡较多，志愿军前锋虽然已经进到三七线附近，已无力继续南下攻击。彭总命令转入防御，交替掩护后撤。

美军看出了破绽，发起反击。美军装备之强，机动之迅速是我们意料之外的。结果，我军一八〇师被美军合围，遭受重大损失。

当时，志司和兵团都找不到一八〇师了，这是入朝之后最紧张的时刻。加上后勤保障跟不上，彭德怀非常恼火，也很紧张，心情变得很坏。

在紧急情况下，彭总命令全军停止后撤，转入防御，抗击进犯之敌，终于在6月10日左右将敌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第五次战役结束。

后来彭总和我单独说起过，第五次战役没有打好，加上解放战争中的西府战役，是他一生中最遗憾的两个战役。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有两件事使他感到遗憾：一是毛岸英在空袭中遇难，一是第五次战役。

第五次战役后，大约在1951年8月间，彭总的左眉上方长出一个瘤子。到1952年初，瘤子渐大，有疼痛感，医生建议回国治疗。到了春天，朝鲜战局渐渐稳定，志愿军副司令员们纷纷主张彭德怀回国治疗。彭德怀认为军情重大，主帅不宜离开前线，就没有理会。副司令员宋时轮、副政委甘泗淇、副参谋长王政柱联名，于1952年3月19日向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傅连障发电，报告彭德怀病情，请傅将这个情况转告毛泽东。

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建议由已经回到国内的陈赓再返朝鲜，替回彭德怀，毛泽东同意了。陈赓在1952年3月31日到达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向陈赓移交了指挥权，带着我一起回国。

4月12日，彭德怀回到北京，15日住进北京医院检查，确诊左额上是一个良性脂肪瘤，很快动了手术。彭总住院期间，我们几个从朝鲜回来的工作人员住在帅府园招待所。

彭德怀于5月5日出院，住进了中南海永福堂。我跟随在他身边，听到他感慨地说：“今天是马克思生日呀！”

这天，周恩来找彭德怀谈话，正式通知他：中央已经决定，由你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将任命你为国防部长。而在这以前，军委日常工作是由周恩来负责的。

在彭德怀手术后的恢复期间，有关军委事务的所有文件、电报都送给他批阅。

彭总参与了对越南抗法独立战争的战略战役支援。

从1950年8月起，中国就派出以韦国清为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为副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常驻越南北部，协助越军进行战场指挥和后勤保障。

1953年11月，越军发起奠边府战役，将万余法军团团围住。1954年3月中旬，越军发起进攻，逐步缩小包围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战役打到4月间，法军发起多次反击，越军遭受很大伤亡。越方感到有些承受不住了，向中方拍发电报，希望中方派出精锐部队投入奠边府作战。在此以前，我方多次向越方说明，对奠边府战役，中 国全力支持，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援助，就是有一条，不能直接出兵奠边府。

就在1953年4月，我接到了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通知。我去向彭总道别的时候，正好越南总军委请求中国进一步支援奠边府战役的电报送到，就由我交给彭总批办，顺便向他道别。走进永福堂，我把这份重要电报放在彭总办公桌上，告诉他这是越方急电，还告诉他我马上就去南京了。

彭总没有说什么，低头看电报。

我不打扰他的思考，回身出门。走到门口，突然感到一起工作了将近三年，我有些舍不得离开彭总，就在门口站住了。

正在这时，彭德怀看完了电报，抬头一看我还没有出门，就叫住了我，说：“小许，你看，越南来电报了，他们在奠边府打得很苦，想叫我们出兵。他们有这个意思，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面对我军高级军官的时候，彭总经常是严厉的，严厉得使他们望而生畏。其实这只是彭总性格中的一面。如果不是在战场上，当他和身边工作人员特别是普通士兵说话的时候，他通常是亲切的。所以，彭总有什么询问，我们这些参谋、秘书总是直言不讳。我想了想说：“我认为，奠边府战役应该由越南部队来完成。我们毕竟是两个国家，我们不宜出面直接指挥这个战役，更不能派兵去打，只能在如何打仗这些方面给人家出主意、提建议。越南部队已经打了几年，特别是奠边府战役前一段他们打得很不错，已经取得了经验，有了打下去的能力，因此我们不用出兵。”彭总听了很满意，说：“说得好，很对，就是这个意思。”

说罢，彭总拿起一支铅笔，亲自拟写一则简短复电。他一挥而就，写完以后命我立即送到毛泽东主席办公室。彭总拟写电报的大意是，对奠边府战役要作充分的准备，这次战役的组织和指挥还要靠越方来做，我方不能代替。毛泽东收到彭总拟的电报稿后立即批准。

送完这份电报以后，我就离开了彭德怀。

 （口述完成于1994年前后，文字稿经过口述者审阅，本次修订时整理者对个别词句和人名进行了订正）

【红色记忆】井冈烽火——纪念彭德怀元帅逝世50周年‖彭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