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于中国两宋绘画研究文献编目》（附《两宋绘画大事年表》）封面

《日本关于中国两宋绘画研究文献编目》（附《两宋绘画大事年表》）目录

两宋绘画研究集丛之一

两宋绘画研究论文选编·序

陈振濂

浙江大学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所成立五年来，在近代中国绘画史学史、西泠印社史、当代书法创作模式与流派、书法学学科研究等方面，以及综合性大学公共艺术教育研究，进行了有目的、有步骤的研究“布局”、“学科布点”与学术引导。从去年开始，校党委张曦书记以他在美术史方面的深厚积累，明确要求艺术学院承担起一个重点课题：“两宋绘画研究”，并指出在几年之内要使两宋绘画研究成为浙江大学在美术学方面的一个主打品牌。基于此，浙江大学人文社科部、浙江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大学的许多相关部门都对我们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与扶持。而我们也对这一具有重大意义与学术价值的课题群，作出了全面而迅速的反应：不但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编辑两宋绘画名作的学术研究中心，配备专人编集高品质的大型画册，以提供最精准的图像文献资料集成；而且还指定了两位博士生以两宋绘画为学位论文选题，在短短半年之间，要求完成几项“基础作业”：第一是编成将近一千五百页的《两宋绘画名作目录索引》，配上图版，注明作者、尺寸、材料、年代、古代著录、历代题跋、艺术评论等，使今后的两宋绘画研究，至少已拥有一部初步的词典式的工具书。第二是汇集近百年来的两宋绘画专题研究论文，分时期标志特色，共收集到相关论文约300余篇，几乎可以形成一个学术文库的规模。为保证研究的全面性，还要求博士生们收集海外尤其是日本方面的相关资料。据我在日本的经验，日本学者研究宋画的论文很多，有相当的规模。第三是要求编成一部“两宋绘画年表”，目下可以是简编，待研究完成后则可望成为一部大规模的资料总集。或许可以说：当宋画画册的编篡者在广泛收集从国内各大博物馆、台湾地区、日本、欧美等的宋画图片资料力求齐备的同时，作为研究力量一翼的博士生与教授们，则在宋画的目录、索引、年表、论文汇编方面，也已形成了明显的成果群。可以相信：当这两翼的成果一旦合成、构成一个具有覆盖性、囊括性的宋画成果集群之时，校党委张曦书记所提出的要求，让宋画研究成为浙大的一个学术重点，将有可能获得圆满实现。从今年起，我们将在每年安排一定比例的博士与硕士还有博士后，从各个角度专门研究宋画，希望能逐年有目的地积累起一批学术成果，出版一套“两宋绘画研究”的博士文丛，并定期召开国内、国际性的“两宋绘画学术研讨会”，从此来打造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平台，聚集这方面的专门人才，从而使浙江大学成为当代两宋绘画研究的一个中心。

从青年求学时期，陆维钊先生引领我走上学术之路时，指定我的研究方向，即是宋代断代书画史。而在20多年研究生涯中，对中国画的研究，也大抵是集中在宋代。15年前写的《中国画形式美探究》专著，主要的讨论范围也正是宋代。正因为涉及宋代多了，还曾有余力写过两部绘画以外的宋代著述，一部是《宋词流派的美学研究》；另一部是《宋代印学史》。因此当张曦书记一提到“两宋绘画研究”课题时，在我而言是正中下怀，如愿所偿。而浙江大学又有宋学研究中心，要了解宋代绘画产生、发展、兴盛的文化背景，我们又有一个现成的文史哲学术阵营在作为强大的支撑。有此种种，至少在对它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上是毫无障碍，可谓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而现在，校主要领导倡导两宋绘画研究并全力支持我们，这正是我们最迫切期望的“东风”。只要假以时日，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好这个项目。

宋画汇集与编辑已有一个研究中心作为操作平台，宋画研究又有研究所的一支有形的学术梯队在作为支撑力量。大学每年都在招收博士后，博士与硕士，人才的积聚与流动十分快速有效。每年入学的博硕士生们，即是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最好证明；而每年毕业的博硕士们走向社会，又会带动更大范围内的宋画研究，这就是“积聚”与“流动”的意义所在。我们已经通过一种体制、机制保障，形成了极为优质的良性循环，那么在今后，只要扎扎实实地做下去，一定会获得“丰收”的。

在以“两宋绘画研究”为总标题并努力形成有规模的成果积累与人才积累之后，我们还希望这个学科的研究形态再走向更细化，比如依学理形态可以分为若干个支课题，再形成更多的子课题：

（1）宋画中经典样式之研究

（2）宋画中山水、花鸟画形式之研究

（3）宋画中人物画从工笔到写意过程之研究

（4）宋画中的空间观念转换研究

（5）宋画中院画与士子画关系之研究

（6）宋画画论中分科意识研究

（7）宋画中绘形与书法、印章介入关系之研究

（8）宋画中名家与画工等人物关系研究

（9）宋画中帝王影响作用研究

（10）宋画中色彩运用关系之研究

（11）宋画中北宋与南宋不同形态样式之研究

（12）宋画画论兴起及其体制格式研究

（13）宋画中宫廷技艺师徒授受问题之研究

（14）宋画中宫廷院画以诗文考画意方式之研究

（15）宋画中“墨戏”现象产生缘由之研究

 ……

希望能有更求的青年学子投身到这一研究中来，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可能是横贯几代人的努力，我们能真正打造起浙江大学在美术学研究方面的一个学术品牌。它应该是一个名牌，是一个有足够公信力与足够高难度的品牌。同时它还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学术系统：各家各派的学术观点与流派立场，在此中应该获得平等的对待，只要是在尊重学术的理性立场上，今天的“异端邪说”，也许就是明天的方向与目标。

2006年6月8日于河南

登封少林寺客次

陈振濂《宋词流派的美学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

二十世纪日本中国绘画史研究概貌

张惠芳

提纲：

一、对二十世纪日本中国绘画史研究成果关注的意义；

二、研究内容受其能接触到的绘画资料局限——中国绘画日本输入简史；

三、两大研究重镇及其承传关系——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

四、结语——关于文献编目的编成。

一

不单单是绘画，古代日本文明大都从中国移植过去。对于孕育本国文化的母体进行研究，这也就成为人人乐而为之且争而为之的事情。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世界上也没有第二个国家象日本一样，热爱中国的文化并孜孜不倦地对之进行研究。假如这种单向移植的状况一直不曾改变，我们或许可以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不屑他们的研究，或者最多将他们的研究纳入本国研究的一个章节。理由只是因为“这是日本人的研究”。这章节一般不会太引人注目，因为这些研究属于从属地位，我们自己也不免会认为他们有“班门弄斧”之嫌。

到了十九世纪末，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在欧洲列强的逼迫下，不得不打开国门，但救国强国的愿望使日本马上开始大规模吸取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从“兰学”到“洋学”，“文明开化”之风遍及全日本。明治维新不但使日本迅速走向近代化，而且结束了古典的封建思想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对中国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人愈加急着要“脱亚入欧”，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兴趣，一落千丈。

兴趣不高却并不意味着研究的中断。在吸取中国文化的时候，日本总是不忘将吸收来的文化消化、改造而形成自己的“国风文化”。就绘画而言，在中国不同时代、不同艺术风格的影响下，发展出日本画的众多流派，例如唐绘、大和绘、汉画、狩野派等等。日本吸取西洋文明，最初也是着手于自然科学领域，继而蔓延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在维新和开化时期提出的“和魂洋才”思想中得到充分证明。在外来文化不断涌来之际不忘传统文化，时常记挂着能否用新的引进来为传统文化做点什么，这是日本“拿来主义”的另一侧面。对于日本人来说，与西方文化相对的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古典文化和本国的国风文化。

在此我们需要关注的一点是，日本引进西方现代艺术比中国早了三、四十年，二十世纪中国接受西方艺术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通过日本转口。那么，关于中国绘画史的研究，日本也就有可能和能力先于中国运用跟西方学到的新的美术观念和研究方法来开辟全新的研究。陈振濂教授的《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以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对近代中日绘画交流这一重大课题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指出了“日本模式”在近代中国美术观念、中国绘画史学·绘画理论研究中的无处不在。

也就是说，梳理二十世纪日本对于中国绘画史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的研究不但是个补充，还可能会是一个启发。看看别人帮我们做的研究，从中吸取有用的养分，何乐而不为？

陈振濂《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

二

要研究，首先需要资料。日本对中国绘画史的研究，不用说，受日本所藏作品的影响肯定大于外国（主要是中国）所藏作品。从研究内容上可以把握日本拥有的中国画和日本人的审美倾向。当然，输入和审美倾向两者相辅相成，即审美倾向可能导致对输入的有所选择，在输入环境不是很自由的情况下，无奈的输入又可能培育新的审美观。因此，首先我们要了解日本的中国画输入历史。

日本具有长达一千几百年的中国画输入历史。以明治维新为界，可分两大时期。

“谴隋使”和“谴唐使”开辟了日本输入中国文化的历史。在日本国粹主义者菅原道真等的建议下，使节制度废止，但朝圣中国文化的队伍依然在前进。据奈良大学教授古原宏伸记载，十一至十四世纪，80名僧侣入宋，140名僧侣入元。其间带回日本最多的是南宋院体画和禅僧业余创作的水墨画，如禅宗僧侣梁楷、牧溪、玉润等人的水墨画；因陀罗的人物画；温日观的葡萄；雪窗的兰花等。这是个输入的黄金时代。这些宋元画作决定了日本人的嗜好，也形成了日本人对中国画所持的概念。他们将其作为中国画的典范，在日本人的思维和精神方面占据了支配地位，这种价值观念至今依然存在。十五至十八世纪来中国的僧侣人数约为120人。但由于他们未获准在中国境内自由旅行，因此代表当时绘画最高水准的文徵明、祝允明等人的作品也都没能带回日本。日本 182 所寺院共收藏1990件中国画，赴明僧人带回的占一大半。其中《十王图》、《罗汉图》等佛教画最引人注目。日本江户锁国其间，规定日本人不得出国，长崎为唯一的贸易港，只准中国人和荷兰人出入。其间有130名中国画家去了长崎。交流窗口小了，但输入的中国画数量依然惊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去日本的中国画家留下的画，还是输入日本的画，仍然看不到在中国绘画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画家之作。象北宋的李成、范宽、郭熙等山水画家的作品，日本没有。在这里，应该说是输入决定了审美观。在日本绘画史上，一度也出现了以雪舟等杨为高峰的水墨画鼎盛期。梁楷、牧溪还有马远、夏圭等院体画被日本人推崇倍至，对于他们的研究也自然成果辈出。

明治末年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即1912-1931 前后20年为日本输入中国画第二时期。当时，中国封建主义崩溃，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贵族、富豪门庭败落，秘藏名作外流，加之中国军阀为买军火也变卖大量美术作品。日本则成了最大的买家。大量优秀名作流往日本。与前一时期的寺院收藏不同，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收藏家。收藏家需要懂得中国学和中国美术的学者帮助以鉴别收藏品的真伪和提高收藏价值。与此相关的学者则通过接触大量新输入的中国画而促进了对中国绘画史的研究。例如，有名的京都学派代表内藤湖南就是通过接触收藏品而写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支那绘画史》。

二战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受到强行冲击和民族文化蒙上的战败阴影，日本文化也经历了自我否定的阶段。日本人花了一千几百年输入的中国画纷纷流向美国及其他国家。这种外流也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画兴趣的衰退。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学术交流也走上正常轨道并日益发展。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在新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日本二玄社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至今，与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美国纳尔逊博物馆等合作，先后复制了中国古代书画作品四百余件。这为日本中国画研究者提供了方便的资料。此外，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铃木敬教授花了十年的时间，拍摄调查了除中国以外的全世界的个人、国家收藏的中国画，于 1983年出版《中国绘画综合图录》。包括其弟子拍摄并编著的续编，都在资料方面为中国绘画史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此，我们可以注意到日本与中国不同的一点。在日本，博物馆的中国古代书画馆藏并不丰富，他们的展出一般靠“租”。而日本寺院、个人的收藏品则较丰富。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当然，有一些巨富收藏家向美术馆或博物馆捐出自己的收藏品。在日本，有许多美术馆就是个人收藏品的展览。这一现象也给学者的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因为资源的无法共享对研究者来讲毕竟不是好事。

三

纵观二十世纪，在日本，有两大中国绘画史的研究中心。

以内藤湖南为中心的京都学派所从事的中国文学、哲学、史学的研究即中国学的研究是日本中国学的权威。内藤曾因帮人鉴定中国古书画而见到第一手资料。1909年，内藤以东洋史学家的身份开设美术史讲座。讲义于 1938年出版，即是《支那绘画史》。但是，内藤作为史学家阅读绘画著作和画论并依据资料来撰写绘画史能力突出，鉴定就不一定在行。尽管《支那绘画史》中的插图也被后人指出是鱼目混杂，但最早开设美术史讲座并撰写了新的绘画史，内藤依然功绩卓越。自内藤以后，另一位客串中国绘画史研究的是以研究元曲闻名的青木正儿，青木参与编写过《历代画论》（唐宋元篇），还对徐渭、石涛、金农等有过研究，并就《富春山居图卷》的鉴定提出过自己的想法。此后，京都大学出了不少研究者，成果显著的是美国普林顿大学名誉教授岛田修二郎。岛田的《中国绘画史研究》是他多年来精心撰写的优秀论文的汇编，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与京都大学史学家客串绘画史不同，东京大学与东京美术学校（现在的东京艺术大学）则呈现出了学术上的专业化和承传性。首先是大村西崖，1893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留校开设东洋美术课，1921年所作《文人画之复兴》把有关中国文人画的传统资料从常识性角度作了周密的整理。东京大学由泷精一于1914年开设美术史课程。泷精一除了《文人画概论》，最大的业绩是出版了《国华》杂志。《国华》杂志于 1889年由东京美术学校第一任校长冈仓天心创刊。这是世界上最古老、发行历史最长的美术杂志之一。《国华》介绍了大量的中国画，它的解说成为一种有权威的保证，为美术商和收藏家所喜爱。我们能从《日本两宋绘画研究文献编目》中看到大量选自《国华》的文章，这也充分说明它在美术史研究学者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进一步发展泷的研究成果的是其学生，后来成为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所长的田中丰藏。田中具有出色的汉语功底，他撰写的许多论文都在《国华》上发表。田中之后是东京名誉教授米泽嘉圃。米泽与岛田一起撰写了有关宋元绘画的文章，1960年出版的《中国绘画史》选取了在日本印刷的《故宫名画三百种》中的资料，被认为是日本以往出版的最佳的中国绘画史。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铃木敬是米泽的后继者。铃木的最大贡献在于拍摄和出版了《中国绘画综合图录》。该图录1983年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包括五卷：美国·加拿大篇；东南亚·欧洲篇；日本篇1博物馆；日本篇2寺院·个人：总索引。其弟子户田祯佑和小川裕充编的续编（包括美国·加拿大篇；亚洲·欧洲篇；日本篇；总索引）于1998-2001年陆续出版。在现任研究所教授小川裕充和副教授板仓圣哲的带领下，还完成了对所有图录的电子数据化处理。这项成果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日本对中国学研究的三大贡献之一。铃木还撰写了许多专著和大量论文。他的《中国绘画史》以宋元为中心，被认为是权威版之必读参考书。铃木在东京大学和东京艺术大学培养了大批学生。现今活跃在美术史研究舞台上的几乎都是他的直接或间接弟子。因为是专业出生，东京学派注重文献功底，这与京都学派不同，因而也就更具生命力。

《中国绘画综合图录》《中国绘画综合图录续编》，东京大学出版会

四

作为浙江大学两宋绘画研究课题的一个子课题，得益于当今发达的网络信息，编者在研究所老师和同学以及在日友人的帮助下，编译出了《日本两宋绘画研究文献编目》。具体的著述和论文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的努力。但仅看编目，我们便能为日本的中国绘画研究规模所折服。希望此编目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参考线索。作为编目的背景介绍，本文就日本中国画输入历史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并介绍了一些重要的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从而强调关注日本对中国绘画（特别是两宋绘画）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参考文献：

［1］古原宏伸.日本近八十年来的中国绘画史研究［J］.新美术，1994.

［2］刘晓路.从中国风格到日本主义：东西方视线的交错［J］.新美术，1997.

［3］陈振濂.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M］.安徽美术出版社，2000.

［4］戚印平.日本绘画史［M］.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