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1968年8月生，现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双聘教授，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他对中国农民上访和底层社会运动的研究在学界和社会影响很大，著作有《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气”与抗争政治》《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农户、集体与国家》等。曾获教育部社科成果奖，北京市社科成果奖，《社会学研究》创刊三十周年“中坚作者奖”，陆学艺基金会全国社会学优秀成果奖，新世纪优秀人才等奖励。[图源：bjnews.com.cn]

我在前面所讲的故事，实际上是要通过对平县山阳乡长达20多年的移民上访及政府摆平过程的细致展现，来揭示当国家与农民在土地下放、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后的新时期发生集体上访这样的正面遭遇时，权力是如何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实践中运作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集中体现在中国1949年建立起来的独特的科层制运作中。由于这种科层制在治理目标和治理手段之间的不平衡，使它在治理实践中不仅造成了许多的“遗留问题”，而且也很难借助正式的程序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这种被尖锐的矛盾所困扰、被“遗留问题”所包围的科层制却在实践中创生出了“变通”特别是“开口子”这样一些非正式的却行之有效的治理技术。

自下而上的权力运作则集中体现在中国1949年后发展起来的独特的信访制运作中。上访最初是国家的一种动员技术和象征仪式，土地因水库淹没和冲刷而受到严重损失的农民却可以在精英的指点下在实践中将它用作“弱者的武器”。但在这种变异中，它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成为新的权力技术。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这种双向的“意外后果”（参见吉登斯，1998b）和“非正式技术”尽管有相互矛盾的一面，但“历史的狡黠”在于，正是这两种非正式技术的逐步发育和相互耦合使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这种矛盾中、在重重困难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我们先分别来看看这两种权力技术的发育。

图为《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原版书影[图源：Wikipedia.com]

一、上访的谱系学

上访承续着国家在土改时期发明的诉苦技术，是1949年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制度化、常规化的渗透方式。1949年后，由于科层化片面发展的现实与人民民主的理念、广泛的社会动员与稳定的社会秩序之间构成了某种内在的紧张关系，通过上访声讨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解决各式各样的“遗留问题”的“委屈式诉苦”就成为化解这种紧张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上访技术在不同类型、不同层面和不同时期的实践中却又充满了各种模糊之处乃至断点。这些模糊处和断点主要有：

1．个别上访与集体上访的断点。在个别上访中，是上访者与国家面对面的关系，是上访者直接找他可以信任的上级政府伸冤诉苦的行为。而在集体上访中，参与上访者与国家的关系是通过上访代表甚或上访组织建立起来的。尽管上访行为本身是对政府信任的一种表现，但这种信任对参与上访者来说却是首先通过对上访代表或上访组织的信任来表达的。集体上访虽然与个别上访有性质相近的一面，但集体上访中出现的自发组织却有变质或“被别有居心的人利用”的危险。在国家看来，既然中央与群众之间都常常被国家建立起的各级党政组织所滋生出来的官僚主义所阻隔，那么，农民自己建立起来的上访组织或推举出来的上访代表当然就更有可能把农民引到歧路上去。如果说上访原来是为了防止人民内部矛盾的积累、升级和转化的话，那么集体上访中就恰恰埋藏着这种令人不安的因子。因此，集体上访就处于既无法被强行禁止但又受到警惕、压制乃至打击的尴尬境地。

2．越级上访（尤其是进京上访）模糊的合理性。一方面，国家把越级上访视为人民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视为他们与人民群众直接沟通的重要渠道，藉此可有效地迈过“官僚主义”这个障碍物，接受群众的信任；另一方面，如果有过多的越级上访发生，不仅高层不堪重负，而且首都和重要城市的治安秩序又会受到威胁，因此又会对越级上访加以控制。

3．合理上访与缠访的断点。合理上访是国家所鼓励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动员方式，但当上访变成缠访时，就会成为危及科层制的日常运作和社会治安形势的火种。因此，上访技术的运作中就不能缺少收容遣送的配制。

4．高层和基层对上访态度的模糊性。上访既然被国家高层视为与群众建立直接联系、对基层权力构成某种监控的重要渠道，那么，高层对一般的上访都倾向于宽容、大度，强调基层要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要尽可能化解矛盾、纯洁干部队伍。然而，高层对秩序的某种焦虑又使他们可能对基层进行相当程度的保护，同时要求基层切实控制集体上访。在变通机制下运作的基层政府本就有着许多难以见光之处，而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力弱，保一方安定的任重，故此，他们往往不愿见到上访尤其是越级上访的发生，一旦发生则惯用打压手段来加以消除。

5．平常时期与特殊时期的断点。上访既然是国家权力运作的一种方式，自然也就与政治的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某些时候，比如在1978年—1980年之间的拨乱反正运动中，上访的深度、广度和频度可以达到平常时期无法相比的程度；而在某些时候，比如在对首都秩序有特殊政治需求的时候，各种形式的进京上访都会受到严控。

此外，上访的弹性与科层体系内派系斗争的形势、与上访是否能成为国家树立典型之用的上访也有重要的关联。正因为有如此多的断点和模糊之处，上访这种权力技术在实践中就充满了模糊感和弹性。国家哪些时候鼓励上访，哪些时候控制上访；需要什么类型的上访，警惕什么类型的上访；上访在国家哪个层面容易受到支持，在哪个层面容易受到禁止或打击；上访在什么情况下能成为问题解决的有效途径，什么时候只是一种象征仪式或只起到安全阀作用——这些上访知识并不是写在信访条例和高层领导的讲话中的，而是体现在国家和上访者具体的互动中。

二．弱者的反抗力学

（1）问题化的技术

农民并不是简单地将自身遭受的困境描述给国家就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的，因为在1949年后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相互分离的情况下，国家总是面临着解决不完的问题，其治理雄心与治理技术始终是脱节的。层出不穷的遗留问题注定了要与气势磅礴的目标、轰轰烈烈的建设相伴相生。“治水社会”中司空见惯的移民问题就是这种遗留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

农民要使自己的具体问题纳入政府解决问题的议事日程中，就必须不断运用各种策略和技术把自己的困境建构为国家本身真正重视的社会秩序问题。这种问题化的技术既体现在上访的话语实践中，更体现在与之相联的非话语实践层面。

大河家水电站位于青海省民和县与甘肃省积石山县交界的黄河干流河段上，工程是“十一五”期间全省大型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之一。[图源：sohu.com]

我们在大河电站移民上访案中可以看到，移民为了使国家在千头万绪中意识到他们的土地冲刷问题的严重性，综合运用了“说”、“闹”和“缠”的问题化技术，把移民自身的生存困境和不公遭遇建构为危及社会稳定局面因而是政府无法回避、推诿、拖延和敷衍的紧要问题。所谓“说”是指移民对自身苦难以及苦难的归因的叙述技巧（如“灾民”话语的生产），所谓“闹”是指“逼迫”政府立即着手解决问题的策略性行动（如到电站吃饭和干扰人大代表的选举动员），所谓“缠”是指移民抓住站得住的理由后就采取不间歇地、密集地上访主要领导，并充分利用科层制内的缝隙以上压下、以左攻右，来谋求问题解决的手法。电站移民既运用正式的制度要求和边缘的越轨行动、用有理有据的话语和无节无制的述说把原想躲躲闪闪的地区硬拖到谈判的前台来，又通过贪污问题的引入把上推下卸的县政府塑造成无可推卸的责任主体，并在“落实上面的政策”的旗帜下把区乡政府与上级政府间本来是心照不宣的变通逼到了令其尴尬难耐的光亮之处……这种场景下的农民似乎全然不像我们通常心目中的弱者。

然而，移民什么时候用“说”与“缠”、什么时候用“闹”是非常讲究的，而且，“说”、“闹”和“缠”这三者构成的行动弹性也存在着一个虽然模糊、但又无时不在的限度。移民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去上访，但却不能在诉苦中怀疑既有权力支配秩序的合法性；可以抓住理后去不断地缠住领导解决问题，但却不能占不住理而去胡搅蛮缠；可以指责区乡干部为贪官，但却不能宣称上面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可以成群结队去电站“闹饭吃”，但却不能破坏电站的生产。因此，移民在上访中尽管也会同时借用Scott（1985）所谓“日常的反抗”形式，但他们更多凭借的是“合法的反抗”形式。如果说“日常的反抗”对正式的规章制度、法律乃至政权本身会起到一种侵蚀作用的话，那么，“合法的反抗”则是“国家建设”的产物，是权力体制合法性再生产的一种特殊机制。因此，农民在日常实践中的那种种“计策”和伎俩既可能在微观意义上构成对权力的反抗，也可能进一步生产出基本的权力关系。更何况，在集体上访中，上访者特别是上访精英始终面临着被手握大量资源而又身负控制集体上访势头之重任的基层政府官员报复的可能性。虽然国家在82年后确立了信访工作中的“文明接待”原则，对闹事采取慎用暴力的态度，但暴力的阴影始终存在着。如果说冲刷区上5组在87年到电站“吃馒头”的事件中看到的是他们在国家帷幕中撕开的一个缺口的话，那么，白杨村16组在90年到电站“闹事”中触到的就是国家机器中冰凉的内核。

上访者在大胆地试探着政府“开口子”和“揭盖子”的可能性的同时又在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潜在的威胁。一方面，往往只有不断地上访及与之相连的“闹事”才能带来问题的解决，甚至“闹”和“缠”的程度与政府解决问题的程度直接相连，此即所谓的“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会哭的孩子多吃奶”。但另一方面，告官又如同打虎般充满了危险和陷阱。如果说移民与国家在互动中都各有其行动边界，那么，移民为什么要“说”、“闹”、“缠”以及“说”、“闹”、“缠”的界限恰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分析他们与国家关系的平台。“问题化”的过程犹如移民与国家之间进行的一场既饶有趣味又险象丛生的“游戏”：一方面，移民是在保住自己不进大牢的前提下去不断试探从国家那里“挤”出更多的补偿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国家则是在尽可能快地恢复社会秩序、防止牵一带百的前提下考虑如何尽可能小地“开口子”。在移民这里的边界体现为什么是“可说的”、“可做的”以及“可得到的”，在政府那里的边界则体现为什么是“必须马上解决的”、“可开口子的”，什么时候又需要“把法律拿出来”。政府与移民的行动边界既不是单方面决定的，也不是完全由各种政策法规条文所决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双方的互动中不断发生着伸缩回旋，就好象两个正在推手的武师的手掌那样。（参见应星、晋军，2000）

（2）上访剧场下精英逻辑与群众逻辑的分分合合

在高层要求基层政府既要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又要严格控制集体上访发生的情况下，势必要在基层政府那里出现事理与人则的分离。所谓事理，是指就事论事而言，理在上访者时，政府不得不承认此理，按理行事；而所谓人则，是由事及人，政府既不会甘心完全屈从于上访者，更要警惕仿效攀比，同时，基层还惟恐“揭盖子”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落下（在变通机制已成基层权力常规运行方式的情况下，很难有谁经得起严格的“审干”），因此，总免不了要进行秋后算帐。在集体上访中，按照法不责众之理，政府可以放过所有的参与者，但不会轻饶精英。（在个人上访中，即使事理千辛万苦地被摆平了，也很可能是讨回了公道，却失去了安稳。当然，在一旦或被曝光、或“通了天”、或成为典型后，情况也许会大为改观。这时，上访者可能获得“特赦”，但针对上访者的法度依然巍然屹立。）也正因为此，移民在集体上访中具有核心地位的“弱制度化组织”——移民精英集团——一旦形成，就会具有独立于普通移民利益之外的自身利益，导致上访由“事本”向“人本”的转化，造成上访精英与地方官员之间的个人冲突，并进而形成以“告官打虎”为核心内容的精英行动逻辑——这可称之为“精英逻辑”。

如果我们把农民心中的平等观加以某种离析的话，那么可以说存在着三个平等世界，这三个世界分别是以三个不同的参照系建立起来的。第一个世界是以自己为参照系的平等世界，即我现有的生活、地位和利益不应受外在的人力影响，一旦受到影响就应该得到相应的补偿。第二个世界是以同类为参照系的平等世界，即我是农民，他也是农民，我们的交往关系应该是对等互惠的，我们在等级秩序中也是同位的，所以，“外面的”或“上面的”对我们应该是一视同仁的。第三个世界则是以人本身为参照系的平等世界，即我是人，你是人，我们为什么就注定会有如此的差别（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这个平等世界是被强力所压抑和扭曲了的——农民实际上很少敢去把自己的命运与其它阶层的命运相比。那种无边的阶层怨恨如果无法倾注在被揪住的少数贪官的尾巴上的话，那是完全不具有合法性的情绪，是对国家治理十分危险因而势必要作为敌对情绪来惩处的对象。他们认命，却又心有不甘；对等级无可奈何，又心怀说不出口的怨恨。这种复杂的情感经过长期的淤积、沉淀最终转化成了他们对等级特权过分扩张的怒不可遏、对贪官污吏的切齿痛恨和对青天大人的苦苦期盼。

当然，这三个所谓的平等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我的一种分析建构结果。我们在山阳乡可以看到，对于普通移民来说，大河电站冲刷土地带给他们的缺失感，国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引发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对电站和地方干部说不出口的怨恨之情与说得出口的痛恨之感，以及对天理的仰赖、对命运的信从乃至对苦难的打趣，这种种东西是混杂在一起的，并没有一个清晰可述、相互贯通的逻辑，甚至并没有明确的意识。

在上访实践中，只有许老师这样的上访精英才有能力从移民说不清的感受中提炼出一套清晰可述、逻辑严密的上访话语，既能获得移民的支持，又有可能使自己在种种陷阱中全身而退。也正因为许老师的出现及精英逻辑的诞生，电站移民向政府讨的“说法”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原来要求复原移民前的生活水平或与周围农民生活水平保持一般高转为要把鱼肉人民的贪官拉下马。因为身受被报复的危险，移民精英所迫切需要的是事后的安全，即把会实施报复行为的地方干部告倒、打倒为鹄的的安全，而这种行事逻辑又是与普通群众对阶层不公的痛恨相扣合着的。也就是说，精英逻辑并不完全是普通移民外生出来的，它实际上是农民身上所谓“抽象农民”与“具体农民”二重性所致，只是在适当的条件下，这二重性实现了在身体上的分化而已。当然，普通农民性格中那涣散、自利、胆怯、知足的一面又可能使其汲汲于土地补偿标准本身的提高，而畏于告官。因此，精英集团就得运用物质诱导和符号暴力尤其是后者来保证精英逻辑在上访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普通移民会完全为这种符号暴力所支配。他们或许的确很少有人会与这种暴力正面对峙，但他们中也有人会拿起“弱者的武器”，用闲言碎语、窃窃私语乃至小偷小摸来对精英施加压力。

在长期的上访中，山阳已被建构成一个剧场。剧场这个背景使精英逻辑和群众逻辑的张力进一步增大。有些时候，群众中对贪官污吏某种弥散的不满情绪可能在剧场中被收拢、凝聚在坚决要求与贪官污吏决一死战的某些行动者（他们可能是精英，也可能是群众）身上；而精英集团的核心人物为了避免由这些行动者的贸然越线而给精英带来被依法惩处的命运，就不能不对这些危险的行动进行约束，或是将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推波助澜从实际的行动逻辑改造成某种行动的姿态或表现仪式。更多的时候，剧场中观众的哈欠、木然、私语、口哨、喝倒彩都会侵蚀精英的行动基础和支配权威；而精英集团势必要发展出激动人心的剧情来吸引观众，炮制出强敌压境的局势来达成同仇敌忾，从而把上访的戏剧从一个高潮不断推向另一个高潮。

当然，由于政府对资源的更多掌控和软硬兼施的灵活性，精英集团常常会面临被分化、“招安”的可能。象山阳乡的许老师和王学平那样，既能把剧场中越线行动及时地吸纳、改造为与精英逻辑构成相互补充的仪式行为，又能在移民内部发生裂痕时果断地把“叛徒”排斥出去；既能分工明确，又能协同良好，这需要十分清醒的头脑和异常坚定的意志——这样的精英行动者在农村社区中是罕见的。即使有，也很少从农民中产生。无论是白杨村16组、驯鹿乡还是白龙县开溪乡的移民精英，都与既争取到了粮食补偿又使自己得以全身而退、灵活自如的上5组精英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国家的摆平术

中国1949年后建立起来的科层制在治理上的无穷膨胀、在价值理念上的一元化造成了科层的各种程序技术难以真正按照程序来运作。在此情况下，非程序技术得以充分地发育起来。工作组就是自土改后国家介入农村社区生活世界的一种基本途径。以摆平上访、理顺关系为目的的工作组使国家以这样四种形象出现在农村社区：一是调查者；二是解放者；三是教育者；四是庇护者。其中，调查者形象伴随着工作组的每一次出现，是权力的眼睛；解放者形象是政治运动的产物，是阶级话语的实践形式；而教育者和庇护者的形象则是人民话语的实践形式。无论是对官僚主义的批评还是对人民群众的教育，无论是对大多数群众的实际问题的解决还是对个别人的居心问题的矫正，无论是对基层干部的宽容庇护还是严肃处理，都服从于“安定团结”的形势需要，服从于权力平衡的需要，并由这种需要决定了工作组在每一次的具体实践中最为常用的三种技术手段：

一是“拔钉子”。在各种上访中，政府最感头疼的就是集体上访。这不仅是因其人多势众，而且因其直接触到了国家中最敏感的组织神经；而对基层官员来说，这更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因此，摆平集体上访的一个要着就是用以打击为主的各种手段将移民上访的组织者给摆平——这被称为是“拔钉子”。与在类如房屋拆迁中的“拔钉子”不同的是，基层政府即使是使用暴力手段，一般也不是直接以上访为由，而是找别的茬子，也就是说，它要将两件本无关系的事强行联系在一起，比如对许老师的超生问题的处置。在摆平三峡移民时，再次使用了这种关联法：用“以法治村”的名义来打击移民精英。当然，如果移民在行动中明显越过了线，那么，法律就会马上显出它那公正、严峻的威力来.

二是“开口子”。将上访过程中可能危及权力合法性的矛盾进行局部化的处理，将农民所追求的普遍化的平等用特殊化的、非例行化的手段——“开口子”来摆平（所谓的“开口子”，首先是基本解决还原的问题；再根据具体的情况解决相对剥夺的问题；但却要坚决防止阶层怨恨的公开化与积累），将传统的平等感转化为利益和地位的平衡机制，将农民因不公而生的不满和怨恨化解为对官僚习气的批评、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却又不失对国家权力本身的支持和信心，这是中国历史上“清官”机制在当代上访现象中的再现。但如何将消极性的“清官效应”改造成为积极性的权力合法性的再生产机制，如何将利益和地位的平衡进一步转化为动员与秩序的拿捏，如何将群众对均平的利益追求转化为对群众进行教育、团结和改造的意识形态诉求，这却是1949年后国家权力运作的新的技术手段。不过，在“总体性社会”里，这种技术的发育程度并不成熟。只有到了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所谓的“退却”，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对安定局面需求的上升，这种技术才迅速发育成国家实现乡村治理的主要技术之一。由于强者所使用的这种“弱武器”对权力关系网络的修复是权宜性的，容易不断地被再破坏，并由此引发起新一轮的上访，所以，它的实践不是在对问题的“一次性解决”中，而是具有周期性的特点。“开口子”尽管可能构成对权力的微观反抗，但这种反抗并没有动摇权力的基本运作机制，恰恰相反，政府的有效治理正表现在：既要将国家高层的暖流送进干渴的库区，又要对“开口子”送进来的暖流加以导引，使具体问题的解决与库区的长治久安联结在一起；既要会开政策的“口子”，以平息事态，又要防止引起连锁反应。只有同时做到了这两方面，才称得上是将上访真正摆平了。事实上，它强调并认可了这种机制，延伸而不是打断了权力—索引线（至多不过是豁免了支配关系所作用的具体对象，却反而增加了权力关系的弹性），因此，它恰恰是权力关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是一种“意识形态仪式”，是国家权力运作的隐秘需求。（参见李猛，1996：54）上访与平息上访的不断交替，是“剧场国家”中权力运作的基本形式，是既有权力支配秩序的合法性的不断再生产过程。

格尔兹的《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分析巴厘人的生活，描述了传统政治的戏剧性象征形式特别，强调了展示性和表演性的政治模式。[图源：sohu.com]

三是“揭盖子”。集体上访的出现，不仅使政府与农民的均势被打破，而且也使上下级之间面临着某种紧张，被农民指控的地方政府面临着权力式的调查“讯问”。高层对基层政府行为的过问和处理，并不完全是由事情本身对错或真假而决定什么是要保和护的，什么是要抛和整（风）的；什么时候需要保，什么时候需要抛——这一切主要取决于科层同一级内部或不同级之间权力平衡的需要，取决于安定团结局面的需要，取决于通过树立曝光的靶子来重建民众对国家足以自律自洁的信赖的需要。有时，仅仅是“拔钉子”与“开口子”都不足以摆平事端。这时，基层的摆平者本身也有可能被作为“败类”被抛出来摆平。

我们在电站移民上访与三峡移民上访中看到了政府不同的摆平策略。上5组在多年的上访中组织严密、策略得当、行动迅速、意志顽强，政府尽管步步后退，一而再、再而三地开口子，但却始终不肯“揭盖子”，始终不承认有贪污，始终未因电站补偿而正式处分过地方干部；但在1997年始发的三峡移民上访案中，精英的组织能力与行动能力远不能与上5组相比，因淹没还未到来，移民也没有被充分地发动起来（许多人是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想法），但乡政府却很轻易地几乎被“一锅端”了。究其实，这是因为权力是在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中运作的，它的不同面目不仅取决于双方直接对峙的态势，而且也取决于其背后更大的事态。一方面，山阳乡大规模的三峡移民集体上访在县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生，它使县里不仅丢了面子，而且直接危及其政治利益。另一方面，三峡又是全国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移民工作是政治任务”，世界的高度瞩目，国家对移民资金的严控，都使三峡移民资金成为轻易不敢碰的高压线。

不过，在许多时候，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也出于一种对下级的激励机制，上级政府为了尽快平息事态，常常在资源分配上接受下级提出的要价。摆平，既是政府与农民间的博弈，也是上下级间的博弈。

除了拔钉子——开口子——揭盖子构成国家摆平术的三角之外，将问题悬置起来冷处理也是政府常用的一种以退为进、以静制动的摆平方式。

四．上访“真相”的生产

（1）汇报的政治学

摆平不仅是作为一种技术被实践，它同时也作为一种话语在被生产。随着国家治理方式在80年代发生的变化，以往的阶级斗争话语也开始为一种新的话语形态所替代。（当然，这种新的话语形态仍与阶级斗争的话语形态有着复杂的关联。）这种话语形态所构成的正是某级政府向上级作汇报的政治学。

A．“一小撮别有用心者—不明真相者—人民群众”对号法。无论是在中国的科层制的运作中还是在信访制的运作中，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就是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不是公开表达的，而是通过表面一致的德性话语来表达的。这种独特的机制与中国社会的德治和仁治传统有某些重要的关联，但它更是现代意识形态政治的产物，我们可以将这种表面按照德性来分配资源、处理冲突、化解危机的体制称之为“新德治体制”。（详见应星，2001）（值得注意的是，新德治体制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关键在于德性话语的背后隐藏着派系政治的利益驱动和大众动员的实际需要。）对号法就是这种德治体制一个突出的表征。

我们在山阳乡长达20多年的上访史中发现，政府用“个别别有用心的坏人—少数不明真相者——多数明白事理的人民群众”对号法来化解集体上访带给地方政府的困境。因为人民政府对“人民”是只能进行团结和教育的；但现在的问题在于人民队伍里出现了个别“坏人”，使一部分人受到了蒙蔽。因此，基层政府向上级汇报的关键就在于“一小撮别有用心者”是如何在人民群众中搞阴谋的。“群众”是光亮的却又是抽象的、遥远的，“一小撮”是阴暗的却又是具体的、切近的；对“广大的群众”是要团结教育的，而对“个别的坏人”可以也需要进行孤立、清除和打击。“推专员小车”的故事因此在乡、县乃至地区就成了一个经典的传说，直到地县政府98年为三峡移民上访而向省里汇报时还在引用这一故事说明山阳农民之刁。如果说农民转变为人民群众是源于社会主义式民族国家的建构所需要的国家动员的话，（参见刘小枫，1998）那么，将上访精英标定位为“个别坏人”则是源于其同样需要的摆平理顺。

B．“官僚主义”话语。在摆平上访中另一个最常得到运用的就是“官僚主义”话语了。一方面，对上访及摆平的需求是国家的隐秘需求，另一方面，国家又明确要求地方保持社会稳定——上访尤其是集体上访正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指标。因此，集体上访一旦出现，就面临着下级如何向上级“交代”的问题，也就是需要处理责任归咎的问题。尽管地方政府平常在“责、权、利”上是既不对称又含混不清的，但这时在他们的话语中就有了明确的界限意识，力图作以下的区分：是集体的决策还是个人的决策，是集体受益还是个人得利，是挪用还是贪污，是官僚主义还是腐败堕落。在这些区分中，最重要的就是官僚主义与腐败堕落的区分。因为，在中国的新德治体制中，被揭开盖子的腐败是难以被容忍的德性问题，而官僚主义则是被普遍谅解的“工作失误”。一旦问题被定性为“官僚主义”，一旦问题并不是个人的贪婪所致，一旦将个人行为化为集体决策，这就意味着当事人个人不必付出多大的代价。所以，官僚主义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谴责话语，但实际上，它恰恰构筑了供当事者逃之夭夭的通道。

“官僚主义”话语其实是另一种对号法的浓缩，这种对号法就是政府用之于为自己阵营的人划线排队的对号法，也即“多数为民服务的干部——少数官僚主义者——个别败类”对号法。官僚主义者不象“人民群众——不明真相者——个别坏人”对号法图景中的“不明真相者”一样起到的是一个筛子的作用，而象是起着推土机的作用，在干部/败类的直接对峙中推出一个广阔的缓冲地带来。不过，政府对自身形象的塑造与政府眼中的农民图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两种图景中，都有一个器宇轩昂的正位——人民公仆和人民群众；一个面目模糊但孺子可教的旁位——官僚主义者和不明真相者；一个必须附首接受审判的阶下位——一小撮的坏人和败类。这两种图景所言说的都是“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政府人民爱”的正当性。

C．话语的关联/切割技术。作为话语实践的摆平，还表现在它常常把两个本无关联的事联系在一起，或将两个本来密切关联的事分割开来，这也许可称之为是“话语的关联/切割技术”。与“官僚主义”话语力图划分集体与个人的责任相似，下级在汇报中的一种策略是在责任中力图区分出人力的因素和非人力的因素。因为一旦问题更多是由人力不可抗的因素所致，那么，尽管问题是严重的，但既然非人力因素是不可追求责任的，那么，下级也就从中得以解脱出来。这样一种关联/切割的技术同样也运用于对“刁民”的形象塑造中。上访精英某些与上访毫无关系的过失或历史问题常常被基层政府与上访强行联系在一起，以说明上访精英的用心之恶、为人之刁；而为了名正言顺地打击上访者，则常常会选在与上访并无关联的领域来下手。

（2）明与暗的民间传说

身负控制集体上访之责的基层政府有一套如何向上级汇报的技术，而负责动员移民群众参加上访的精英也面临着如何向群众解释的问题。如果说基层政府的汇报构成了官方说辞的话，那么，移民精英的解释就主导了民间传说。而有意思的是，官方说辞与民间传说之间表面上正相对立，实际上却又有许多微妙的联系。

A．“贪官—清官—明君”对号法。在移民精英眼中的国家形象，是一套在传统符号资源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对号法，即“多数贪官——少数清官——光荣而正确的中央”对号法。对普通移民来说，贪官是阴暗的却又是切近的、具体的，清官是亲切的却又是遥远的、抽象的；但在移民精英的动员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贪官的阴谋终究会被戳穿。移民精英对这种对号法的运用，虽落在对贪官/清官的指认上，实则意在借助符号暴力来实现对普通移民的动员，使精英逻辑得以贯穿在整个的上访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移民精英所使用的对号法和政府所使用的对号法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对称的，它们都有一个信赖的对象（中央和人民）；一个争取的对象（清官和不明真相者），一个控诉的对象（贪官和坏人）。这两种对号法可以被看成是同一种权力技术在不同的对象那里的运作结果。

中国传统戏剧中，清官形象与贪官形象的对比。[图源：k.sina.cn]

B．“叛徒”话语。移民精英在移民群体内部常常使用的一种话语即“叛徒”话语，则是“人民（我们）—叛徒”对号法的浓缩。这种对号法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没有中间项。移民一旦开始上访并形成与基层政府的对峙后，就被塑造成了一个共同受难的“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很难有中间退出的自由。

C．“阴谋”话语。“阴谋”话语模式的形成始自法国大革命，在这种话语模式背后，还包括了一套和大事件的世界历史观念相联系的话语：人民话语和透明社会的观念。这种现代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的“明君—贪官”对号法结合在一起，深契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支持电站移民长期上访的动力就源于他们对基层不肯“落实”上面政策的痛恨，对阻止上面来的光的直透的种种“阴谋”的愤怒。（与“阴谋”话语配套的，则是政府关于移民精英所谓“别有用心”的话语。双方都互相指责是在搞“别有用心的”阴谋，而两者的话语模式却如出同辙。）

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到，1949年后的国家远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各种内部的张力、矛盾。如果说真是一部国家机器的话，也是一部由各种部件拼凑而成，充满了故障、磨损的机器。值得注意的是，它虽然不是奥威尔（1988）笔下那台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机器，但也绝不是社会多元主义眼中一台支离破碎、锈蚀不堪的机器。无论是在那些力图发现国家破裂和矛盾的上访移民那里，还是在上下应对的各级干部那里，国家那种复杂的面目仍然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形象。这种整合的力量不仅在话语中，可能也在某种技术的同构上，甚至是在一种缺乏（程序性的治理）技术的同构上。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上面分析的那些权力技术在80年代后是怎样耦合起来的？

在80年代以前，国家的治理是一种通过人民公社制度实行的总体性治理，这种治理以国家对资源的全面垄断为基础，以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和“参与式动员”为手段，以从革命走向革命为目标。（参见李康，1999）大河电站就是这种治理下的一个产物，它所带来的各种遗留问题很早就已经暴露出来了。但残缺无能的科层体制对之视而不见，任其积累、激化；作为科层体制一种补充设计的信访体制虽然能使上级对问题有所了解，却由于它在权力体制中的边缘位置而难以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渠道。上访者在人民公社的严控和阶级斗争的高压下，除了循规蹈矩地按照信访体制去反映问题之外，就只能听凭问题的被推诿拖延、移民款项的被截流挪用。

80年代以后，土地承包制的实行、人民公社制的解体既使农民的自主性大大增强，也扩大了农民之间的分化。面对土地被大河电站冲刷得越来越严重的情况，移民上访行动的力度开始加大了。山阳小学许老师这样“以政策为武器的反抗者”的出现是电站上访案深入持续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正是由于他的幕后指挥，冲刷区的精英集团逐渐形成并开始了“说”、“闹”、“缠”并用、在新时期争取自己补偿利益最大化的强势运作。然而，这与新时期国家的一个根本性转向构成了尖锐的冲突：即国家从以开展革命为中心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以群众动员为基础转向了以安定秩序为基础。

这种冲突首先表现在上访移民与基层政府的冲突上。由于人民公社制的解体，基层政府对农民的控制能力已经发生了衰败，然而，新时期国家对秩序的关心又使基层政府身负严控集体上访的重任。在中国这样的新德治体制下（进入80年代以后，这种体制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它的演化显然要慢得多，远没有到崩溃的地步），移民的经济利益与基层官员的政治利益之间无法进行公开的沟通、谈判和妥协，而是在德性话语的遮掩下演化成了移民精英与基层官员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基层官员看似掌握着对精英强硬的人身控制手段，但在国家体制发生明显变化的大背景下，这种武器已经失去了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威力。他们对精英的粗暴打压反而激起了精英进行更强劲的移民动员，使上访行动在不明显越线的前提下不断升级。由于区乡政府控制集体上访的失效，原来对高层政府来说无关痛痒的移民经济补偿问题已经在向威胁一方安定秩序的政治问题演变。为此，先是县里出面揭了区乡半个盖子，批评了区乡挪用移民款项的错误；而后又由地区采取变通方式，出面为闹得起劲的移民开了一个“口子”。地区“开口子”本来是作为息事宁人的手段，但由于当时“开口子”时既没有掌握好界限，又没有同时进行导流，结果，“口子”一开，反而带来了空前的乱局：移民与移民之间、移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移民与电站之间、高层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各种矛盾都被带出来。但在坚持扩大上访态势的移民那里也遭遇了重重困难：内部的分裂，进京上访的受挫，被报复打击的危险。政府一方的各种缝隙和移民一方的各种缝隙都为对方所充分利用，使上访和摆平处于胶着状态。

行署副专员董国光的介入是摆平电站上访案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政府在经历了过渡时期许多的挫折和教训后已经摸索出适应新时期的摆平方式，这就是“以安定人心为中心的摆平”。这种摆平既然是以安定人心为中心，当然主要运用的仍是“开口子”这样的变通手段。然而，开口子此时变得精致化了——政府不再是简单地给钱，也不仅仅是边给钱边与移民签“永不翻案”的协议，（既然整个科层制的运作基本上都不是按照程序来运行的，又怎么可能保证农民就会按照协议来行事呢？）而是对“开口子”放进来的“水流”加以导引，让它发挥出理顺关系、疏解矛盾、平息民怨、杜绝流失、分化移民的最大效用。但是，作为有原则的施惠方式的开口子本身绝不是没有底线的。“开口子”与“闭口子”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董国光就始终坚持“消能区”的概念，从而把下3组挡在“口子”之外；同时，作为治事方式的“开口子”也并非排斥治人的方式，相反地，两者是相互补充的。只不过，为了达到安定的效果，治人的思路并不必象以往基层政府那样单纯使用身体控制的手段。在移民踩线而未越线时，在移民兴风作浪后惴惴不安时，恩赦和宽容反倒铸成了悬在移民头上的一柄双刃之剑。在移民对警告置若罔闻的时候，在精英不再掌握充分的群众动员能力的时候，或者在移民明显越线的时候，这把锋利的剑就会干净利落地掉下来。而此时，原来泛化的德性话语也开始换上了一副法律话语的新行头，以使惩罚发挥出最大化的效果。可以说，“开口子”与“闭口子”、治事与治人、教育与惩戒这种种技术手段正是在以安定人心为中心的摆平中耦合成了一台运转良好的权力机器。最初看上去显得很是无用的这台机器最终就以它在“无用”基础上的变通而发挥出了行之有效的作用。

上访行动本身是以“上面”的光辉为前提的，它在局部造成的动荡无碍于整体的支配格局，它对基层“贪官”的反抗正奠定和巩固了高层“清官”的合法性。因此，地区后来有原则的施惠就足以瓦解精英的民间统治基础和进一步行动的可能。而上访行动本身也是有底线的，那就是不要让上访者被弄进大牢。地区对法律武器的运用已经触到了这个底线，这就使持续十几年的上访终于有了一个暂时的了结。

严格地说，政府的摆平并没有彻底地结束移民的上访行动。当政府企图把科层制本身难以解决的遗留问题最后又通过重新恢复科层制的权威来加以根治的时候，因为科层制治理目标的庞大与治理技术的难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遗留问题”还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遗留问题”实际上已经制度化为社会支配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摆平，无论是在上5组露出的给人送粮的面目，还是在白杨16组露出的使人入狱的面目，都实现的是短暂的力量平衡。但在大河电站地区已经生长出了一种不信任的惯习（habitus），使农民深感这里的天空总是见不到阳光，公认“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为解决问题的法宝。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峙中，面对面的双方没有谁是真正的胜者。此次的摆平总是孕育了下一轮的上访——地方政府总是得不到他们所想要的安宁；而对农民来说，此次的上访不知面临的是贪官的垮台、是更多的补偿还是牢狱之灾——但总之不会是农民所想要的平等。

不过，政府后期的摆平实践仍然成功地将农民上访行动的界限标举出来了——而这既是上访先从国家的权力仪式变成农民演出的戏剧、又从戏剧重新成为新的权力运作技术的关键所在，也是摆平和上访的契合之处。我们可以看到，在政府“以安定为中心的摆平”中，上访行动已经一分为三：象白杨16组那样真正对治理秩序构成某种威胁的“反抗线”遭到的是明确的压制；象山阳乡冲刷区的上访精英王学平那样在1990年后放弃上访的“顺从线”得到的是明确的鼓励；而象许老师那样至今仍在作着“以政策为武器的反抗”和象白杨16组的周长发那样更多把上访作为一种仪式来实践的这两条“上访线”受到的则是含糊的对待。对与许老师和周长发正面遭遇的某级政府来说，的确是心感不悦甚或想方设法要进行压制，然而，许老师他们的那种上访却是国家权力运行的一种“隐秘的需求”。（可参见Foucault,1979）对这种需求有某种深刻洞悉、对“踩线不越线”的技艺已掌握到炉火纯青地步的许老师固然可以不断从上访中获得他所想要的东西；然而，1990年后，被压制的上访、被放弃的上访、作为解决具体问题的有效途径的上访以及作为仪式在实践的上访共同构成了上访的弹性，划出了上访行动的界限。在这幕看不到尽头的戏剧中，交替出现的上访与摆平都服膺着同一个权力运作的逻辑，这就是既有权力支配格局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再生产逻辑。远离地方更远离农民的“亲人”是这幕戏中唯一真正的胜者——它有时充当基层的保护人，有时充当农民的解放者；它在“既要保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又要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的两极中始终保持了超脱的、不受挑战的调停人和审判者位置。正因为此，地区虽然无法从根子上消除山阳的上访现象，却已经取得了对上访进行“综合治理”的效果——更准确地说，是摆平者和上访者在共同润滑着新时期的这台治理机器。

我们虽然开始是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条线讲起的，但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故事却又恰恰构成了对权力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国家/社会”这种二分的一个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