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发起了讨袁战争。
为自保，阎锡山按兵不动，仅呼吁双方和平解决。
1915年，袁世凯称帝，阎锡山密电拥袁称帝，被袁世凯封为一等侯。
当年12月，蔡锷在云南起兵反袁，阎锡山明确表示反对。直至袁世凯病逝，阎锡山对他从未逾越。
段祺瑞掌权后，与孙中山成立的广州护法军政府发生战争。阎锡山站在段祺瑞一边，电促冯国璋等抗击护法军，并派晋军第一混成旅长商震率部赴湘参战，结果全军覆没。
拥袁称帝与反对护法的相继失败，迫使阎锡山接受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
至1924年，阎锡山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
对内，阎锡山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于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
1918年4月以后，阎锡山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
阎锡山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并推行“村本政治”。
阎锡山改革村制，以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
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较为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
使山西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
阎锡山加入直奉联军与国民军作战，一度还担任了安国军副总司令。
看到北军势力大涨，阎锡山派人谒见蒋介石，表示愿意加入国民革命军。
蒋介石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路总司令。
1927年6月，北伐军占领郑州，阎锡山通电拥护三民主义，改悬青天白日旗，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改称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统兵20万。
阎锡山协助蒋介石取得北伐胜利后，成为坐镇华北的重要人物。
北伐完成后，蒋介石以全国兵额过多，素质不齐为由，欲裁减军队。
此事引起阎锡山的疑惧，为防止坐以待毙，阎锡山联合冯玉祥、李宗仁另组国民政府，引发中原大战。
由于张学良的支持，阎锡山大败，通电声明“释权归田”，避居大连，而蒋介石则在全国通缉阎锡山。
中原大战爆发时，美国《时代》周刊将阎锡山作为封面人物报道。
时代周刊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先生军阀，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战争，因此，上周公众的兴趣与同情，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长满胸毛的、操着浑厚嗓音的阎元帅身上。
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
目前，尽管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为富裕，因而，这使他显得出类拔萃。
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带来好处的事物。”
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大举侵占中国东北，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一致对外、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
蒋介石无奈，不得不表示捐弃前嫌，与曾经的反对势力言归于好，团结御侮。
1931年12月，在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阎锡山的中央执行委员被恢复。
这段时间的蒋介石与阎锡山每每通信,均称阎为“伯川大哥”,而阎锡山则是一律的“委座钧鉴”。
1932年阎锡山东山再起后，为了缓和与蒋介石的矛盾，他提出“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等口号，成立了经济建设委员会，制定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组建了“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全力以赴地进行经济建设，并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用于筑路。
阎锡山在数年之内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长达86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
到抗日战争前夕，阎锡山在山西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2亿银元。
同时，阎锡山为了抵抗共产党的组织，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等团体，后来又将其合并组成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作为阎锡山推行政令的组织保证。
这样，阎锡山的经济和政治实力都得到了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