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黑夜中的巷战打得惊心动魄、充满血腥。我军奋力推进，敌人全力反扑，双方很快融为一体，难分你我，处处包围，节节切断，大包围中有小包围，横截断中有竖截断，金属撞击声、手榴弹爆炸声、怒吼和惨叫声此起彼伏，在夜空中久久回荡。 四子告诉我：抗战时期，由于武器装备所限，八路军的强项是游击战、麻雀战和夜战，最不喜欢打消耗兵力的攻坚战、阵地战，尤其忌讳打被称为“战争绞肉机”的城市巷战。 城市巷战异常惨烈，其惨烈程度和短时间内产生的伤亡远远比野战带来的伤亡要大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德双方在柏林居民区反复争夺，苏军阵亡30多万，德军阵亡50多万，城市巷战之惨烈可见一斑。 与野战最大的不同是：巷战被鳞次栉比的建筑物分割开来，侦察与火力都被局促在狭窄的空间范围内，各种蜿蜒曲折、错综复杂的街道，躲藏在暗处若隐若现的敌人，突如其来的冷弹，一枪一命，枪响人亡，这一切都使巷战充满无数不可预测的未知因素。一旦短兵相接，那么后方的炮火覆盖、飞机轰炸掩护都失去意义。因为战斗正面狭窄隐蔽，不得不进行贴身肉搏，造成千斤力气打在棉花上的感觉。它最大的恐怖在于你不知道谁是敌人、躲在哪里，这让战斗充满诡异和不确定性，也使战术的创造性发挥运用得更加精彩纷呈。 那场黑夜中的巷战打得惊心动魄、充满血腥。我军奋力推进，敌人全力反扑，双方在相向进攻中为减少伤亡，都采取了穿墙战术，将部队化为无数个突击小组，多则5人，少则3人，在院落间与房屋内突进，避免走巷道暴露在对方火力打击下。双方在居民区内很快融为一体，难分敌我，处处包围，节节切断，大包围中有小包围，横截断中有竖截断，金属撞击声、手榴弹爆炸声、怒吼和惨叫声此起彼伏，在夜空中久久回荡。![]()
鲁北地区农房的砖墙厚度一般只有20~35厘米，且多用黏土砌就，很容易凿穿，所以双方往往占领一间房屋后，就立即在墙上打洞或者干脆将墙推倒，以向敌方推进。两军同时挖洞，经常挖着挖着就撞上了，于是便相互回敬子弹、手榴弹，或干脆抱在一起拳脚相加。若是听见鬼子打洞，我军士兵就会迅速爬上屋顶，掏洞向下扔手榴弹，M24或巩式手榴弹在10多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内凌空爆炸，鬼子无一幸免，悉数毙命。
鬼子对付我军隐蔽在废墟中的火力点时，惯用短促突击战术，先使用掷弹筒进行火力压制。掷弹筒虽然威力只相当于两颗手榴弹，半径只有5米左右，但由于可以曲射，对躲在隐蔽物后的目标杀伤效果很好。在火力压制的同时，鬼子会端着刺刀，在机枪掩护下快速冲锋，用白刃解决战斗。这一战术往往给我军造成很大损失。 四子和突击连穿行的那片居民区本来有电灯照明，可战斗打响后，炮弹炸断了两根电线杆，整个区域顿时漆黑一片。四子带着牛子、栓柱躲进一处空旷的宅院，用小镢头使劲刨南墙，正挖得起劲，突然飞来一发掷弹筒炮弹，犹如晴天霹雳，在屋顶爆炸，几个人顿觉头晕目眩、天旋地转，头顶上的泥土像瀑布一样往下洒落，一个个变成土地神似的。四子不理睬，继续指挥挖墙，10多分钟后终于挖开一个大洞，只见洞外是一条狭窄的胡同，两个鬼子趴在胡同口地上，抱着一挺歪把子机枪对着车站前面的兴隆街在拼命扫射，我军后续部队被压制在街对面，头都抬不起来。四子立刻毫不犹豫地从背后扔过去两颗手榴弹，只听“轰”“轰”两声响，枪声便哑了。有个鬼子还没咽气，挣扎着要摸身边的三八大盖枪。四子抢上前，将手中刺刀狠狠扎进他的小腹。鬼子号叫一声，浑身抽搐了一阵，便再无声息了。 四子几个人顺着胡同摸黑向前走，突然半空中“呀”的一声，从左右两边院墙上跳下两个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迎面向他扑来。这条胡同宽不过1米，根本没有回旋余地，刺刀捅过来，躲都没地方躲，但三八大盖枪加刺刀长度达到166厘米，在狭窄的街巷里只能进行刺杀动作，一旦捅不上目标，就只剩下挨宰的份儿。只见四子将枪托朝地上一点，借力跃起1米多高，双脚蹬在右侧墙壁上，躲过两个鬼子的突刺，左手同时伸出，抓住右边鬼子的枪管，猛地一推，将鬼子挤到墙壁上，右手从袖口掏出短刀，闪电般在另一个鬼子的脖颈上一抹，鲜血顿时喷出。被挤在墙上的鬼子本能地想挥枪抵挡，可枪刺碰在墙壁上，转不了弯。四子趁机将手中的短刀在半空中画了个半圆，改成正手握刀，从下往上猛刺，正好扎进他的腰眼。眨眼间，两个鬼子倒地毙命。 四子后来对我讲：“由于街巷空间狭窄，短刀比长枪更有搏击优势。”他抽着烟，慢条斯理地说道：“长枪只能突刺，无法左右格挡防御，而短刀上下左右运用自如，想捅哪儿就捅哪儿，你只要照准鬼子脖子大动脉一刀下去，再顺手把气管划开，鬼子就只有出的气而没有进的气了。不过，千万要记住，气管和大动脉都要割断，少一样鬼子还能反抗。”他想了想，又说：“还有，就是刀子从鬼子背后扎进去，再往上一搅，他的内脏就全部被搅和个稀巴烂了。这招儿有点难度，如果刀刃卡在肋骨上搅不动，鬼子临死前回头给你一枪托，两人就同归于尽了。不过，经历多了，就有准头了。” 四子表情淡定，边说边用手在脖子上比画着，仿佛就像杀死一只小鸡那样容易，说得我脖子和后背嗖嗖直冒凉气。 那夜，四子在胡同里用短刀干掉两个鬼子后，捡起马步枪，带着牛子、栓柱继续贴墙前行，走了不到几十米，只听右边院中有个掷弹筒“嗵嗵”不住地向兴隆街方向开炮。四子一歪头，示意牛子、栓柱掏出手榴弹，不约而同地扔进院内。随着几声爆炸，四子一脚踢开院门，3人端枪冲着院里又是一阵乱射，只见两个鬼子浑身是血，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早已被手榴弹炸死了。 四子又摸黑向前搜索了10多分钟，胡同口开始由窄变宽，那座依路而建的二层售票房赫然展现在眼前。四子精神为之一振，加快了脚步。就在这时，票房楼顶的探照灯突然扫向这边，3人顿时暴露在惨白的灯光之下，紧接着一阵乱枪射来，打得墙壁上的碎石四溅。眼看无处躲藏，四子只好推开侧面院门，闪身进入。他长吁了一口气，抬头看时，心里“咯噔”一下，只见院里有4个鬼子端着上刺刀的步枪，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仁。他头皮一阵发麻，手脚却顿时冒出冷汗。 拼刺是日军的强项。抗战初期，鬼子与中国军人拼刺刀基本是以1抵3，而且大概率获胜；抗战后期，日本兵源枯竭，士兵素质有所下降，形成1对2或1对1，但仍不落下风。今天四子与鬼子是以3对4，而且他带的两个还是新兵，明显处于劣势，孰胜孰负，未战便已分出了高下。 此刻四子大脑飞速旋转，迅速作出判断，决定自己先干掉两个鬼子，再腾出手来援助两个新兵。想到这里，他大喊：“牛子、栓柱，不要慌，一对一和鬼子周旋，只防御不进攻，只要坚持5分钟，俺就来支援你们。” 说罢，四子大喝一声，挺枪冲入敌阵。鬼子见他威风凛凛，来势凶猛，立刻有两人左右夹击，端枪刺来。四子先用枪拨开左边鬼子的刺刀，又抡起枪托狠狠砸向右边的鬼子。那鬼子猝不及防，被砸中左脸颊，骨骼破裂，惨叫一声，仰面倒地。不料用力过猛，四子手中的八一式也断成两截。另一个鬼子见有机可乘，端着枪朝他腹部猛刺过来。四子已躲闪不及，情急之下，扔掉半截枪，探出左手抓住鬼子的枪管，顺势一带，接着扭腰转身，与鬼子形成背对背，右手则从袖口抽出匕首，反手握刀，由上而下向后扎去，正中鬼子后腰，然后手腕使劲儿一扭，将刀口撕裂有碗口大，一股热血喷涌而出。鬼子疼得浑身发抖，踉跄几步，跌倒在地。肉搏干净利索，整个过程不超过3分钟。 就在四子转身要援救栓柱时，却见一个鬼子已将刺刀捅进栓柱腹部，然后双手狠劲一扭，拨出刺刀，带出一大坨血淋淋的肠子。栓柱痛得大叫一声，倒地抽搐成一团。 四子大怒，没等鬼子回身，猛扑上前，手腕一翻，匕首脱手而出，化作一道流光，射进鬼子右臂。鬼子疼得一松手，被四子顺手夺过枪，回手一枪托，捣在他的侧腰。鬼子失去重心，斜着飞出两米，摔倒在地。四子紧追不放，一刀刺进鬼子的胸膛。那血喷得四子满脸都是，烫得睁不开眼。他随手一抹，变成红脸关公，在火光映衬下，恐怖至极。 剩下那个鬼子本来和牛子拼刺已占据上风，看到四子一口气毙杀3个同伴，气势锐减。牛子乘他走神的当口，大喝一声，将他腹部捅了个血窟窿。 四子和牛子是第一批穿过民宅区到达票房楼外围的突击队员。这时已近4更，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售房楼前的广场却被探照灯照得犹如白昼，根本无法直接通过，两个人只好爬上房顶，观察票房楼周边地形和火力布置情况，寻找进攻的路线。 正观察间，一颗掷弹筒炮弹突然落在身边，气浪将四子掀翻，牛子扑上前，将他一把拉住，这才没有滚下屋顶。就在这时，票房楼飞来一颗冷弹，正中牛子太阳穴，鲜血和脑浆子流得两人浑身都是。四子将他搂在怀里，可人已经不行了，只是瞪着眼睛直勾勾望着他，嘴唇微微动了几下，不知想说什么，喉咙里直打呼噜，四周的枪炮声震耳欲聋，那呼噜声却听得真真切切，就像睡觉打鼾似的。四子说，从那之后，他再也听不得打鼾的呼噜声了。 突击队员们陆续到达广场周围，轮番向售票房发起猛攻。敌人的轻重机枪疯狂扫射，楼上的手榴弹像屋檐滴水似的往下砸，广场上到处都是战士们的尸体。有几次战士们甚至已经冲进票房，却又被敌人击退。 禹城大战是四子军旅生涯中首次遇到的巷战、夜战加攻坚战，打得十分残酷，并稍显拘谨。后来，巷战越打越大，成为我军惯用的拿手好戏，四子对其中的战术也就运用自如了。 1974年秋，我在连五高村小住，与四子彻夜畅谈。提及巷战，他显得特别兴奋，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作战窍门。比如：手榴弹是近屋争夺的最佳武器，因此突击队要尽量多带炸药和手榴弹。进攻时要采取迂回来截断和分割敌人，一块一块吃掉敌人，而不是平推排挤敌人，因此要组织突击力量渗入敌防御纵深。要多运用前三角队形分割敌人，如果正面分队受阻，侧翼分队及后续梯队可将敌包围。进入街巷后，第一梯队要沿街道两侧隐蔽前进，或挖通墙壁在房屋内隐蔽前进；第二梯队则隐蔽跟进，迂回突击，不可拥挤在街道上，以避免遭敌火力杀伤。要以破墙连院的办法打通运动道路，大胆地猛插包围迂回敌人，造成敌人整体溃乱，而后猛攻歼灭之。进入房间前，要向屋内先投手榴弹，再冲进去以点射消灭屋内残存敌人。在室外活动时要紧贴墙角，利用阴影少暴露身子轮廓，快速达到下一个位置。射击时不能趴在掩蔽物顶部，而要从掩蔽物边缘射击，避免成为对方的靶子。在屋内射击敌人，应远离窗口，防止夜间对方看到枪口火光……四子侃侃而谈，俨然成为打巷战的行家里手。 我后来查阅过很多资料，但没有找到那夜巷战我军具体伤亡人数。陈景三团长只是在回忆录中简单提了句：“这次血战，我团付出相当大的代价。革命胜利是用革命战士们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参见《禹城抗战记忆》，中国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458页。） 崔鸣九时任特务一团第8连第6班战士。作为亲历者，他的回忆从一个侧面还原了那场巷战的残酷： 我和老胡抬着梯子冲过一块被敌人封锁的开阔地带时，天已经很黑了，和前面失去了联系。我想，反正有梯子，见到碉堡我就上！ 我们顺着墙根往前走，走到一个碉堡前，竖起梯子就爬，结果上面扔下几颗手榴弹，接着就是一排机枪子弹。幸亏我们处在死角，没有被伤着。我们只好撤了梯子往回走，走了不远就被副班长抓住，小声说：“你们俩往哪里去？上边还没有解决呢！快从这个缺口进来。” 墙上的缺口很小，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梯子递进去。我们竖起梯子爬上屋顶，观察敌人，但不轻易打枪，因为打枪必然会引来一排炮弹。对面院内就是鬼子，他们也不打枪，相持了一段时间，我们冲过去向屋内扔了一排手榴弹，想占领屋内时，却被鬼子用刺刀捅了出来。 看到手榴弹不能完全消灭敌人，爆破组长马有年说：“用炸药把屋子炸掉！”连长说：“好！”于是，一包炸药把屋炸倒。我们刚冲上去，马上来了一排炮弹，结果上去的人全部伤亡。 我们开始往下运送伤员。我背着通讯员小刘，他的腿被炸断了，半路上又被一发炮弹炸倒，幸好没有伤着。我们在废墟上连滚带爬，找不到医疗队，好不容易看到一个黑影，我问了一声，原来是第5班的老孟。他刚送伤员回来，又帮我把小刘送下去。等我们摸着回到班里时，又准备用同样的方法占领第二个院子。这次我们接受教训，趁敌人未打炮前，早冲过去接近敌人。结果还是前面慢了点，班长刘玉秀和排头兵大徐、盖佩玉都受了伤。 等到占领第三个院时，我班只剩下郑副班长、老胡和我3个人，第4班只剩下班长，第5班只剩下副班长和老孟2人，全排加上连长只剩下7个人了。 我们的任务是拿下票房子，目标还没有完成。这时营教导员过来说：“你们连伤亡惨重，剩下这几个人，我看票房子还是交给第9连打吧。”郑副班长说：“明天第9连的任务更重，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于是，我们在连长的带领下，先用20公斤炸药炸水楼子，没有炸动，就利用水楼子作掩护，向票房子又下了一包炸药，趁势冲了上去。鬼子被炸晕了，满院子乱转。 我和老孟冲向一间东屋，他先进去就咋呼：“小崔别进来，有鬼子，别扔手榴弹。”第5班副班长不知从哪找来一支蜡烛一照，鬼子和老孟相互抓住对方的枪。我刚冲过去，被鬼子从右边用刺刀刺来。我用左手抓住刀，向左一拉，右手持枪向鬼子面部刺去，鬼子躲闪不及，往后一仰，大叫一声，双手抱着头趴下不动了。这时郑副班长空手跳进来，见我缴获了一支枪，说：“快给我，我的枪被鬼子打掉了。”连长也跳进来，回身打了一二十发子弹，把身后的鬼子干掉了。 这时天已拂晓，从后窗看到鬼子顺着铁路向我们鱼贯冲来，我和郑副班长以窗口为依托，一气打了30多发子弹，打急了忘记隐蔽，站起身来打。郑副班长说“快趴下”，一把将我扒倒，一梭子子弹正好打在我刚才站的地方，紧跟着一发炮弹把屋顶炸塌了。待我和郑副班长从土堆里爬出来，再想进小屋时，第9连已经上来了。 这时通讯员来传达撤退的命令，我们在鬼子封锁的道路上从上往下滚了下来。至此，我们班只剩下3人，第5班只剩下2人。 （参见《禹城抗战记忆》，中国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468页。） 一场巷战，崔鸣九全排只剩6人。战况之惨烈可见一斑。 就在特务一团鏖战铁路北段时，特务二团在副团长陈景三、政委张维滋的率领下，从铁路西面也发起强攻，两面夹击，激战1夜，将火车站外围之敌全部压进以售票房为核心的大营房阵地。 晚上6点钟，我团占领了铁路以西的一片住宅区。在猛烈炮火的袭击下，战士们利用炮弹的间隙，沿着墙壁前进，把住宅的院墙打通，一直迫近鬼子兵最后据守的围寨——东大院。 东大院外围有铁丝网，里面是又高又厚的围墙。要想彻底消灭鬼子，必须把围墙轰倒。 部队修好工事，架好一切火器，爆破手在炽盛的火力掩护下，抱着炸药包冲向围寨。突击队员的眼睛都盯着他，所有的心都跟着他，只要一声巨响，他们就会一个箭步冲上去。可是，人们愣住了，谁都沉重地意识到，这次爆破失利了。 第二个爆破手刚刚上去，一串曳光弹突然从墙角射来，爆破手又倒下了。这提醒了我们，也暴露了墙下的鬼子。同志们提出赶快消灭“墙下鬼”，拔掉暗钉子，为爆破手复仇！于是，投弹组利用墙荫和起伏的土堆，机敏地冲到伏敌跟前，一排手榴弹扔出去，几个“墙下鬼”统统报销了。 月亮从东方升起，隔着云层放散着淡淡的光芒。机枪手和特等射手分别封锁了敌人的射击孔，压制了敌人的火力。“轰隆！”“轰隆！”“轰隆！”一次又一次的爆破连珠似的响起，震天的巨响把围寨掀开3个大缺口，战士们猛虎般地冲了进去。 奇怪得很，这回部队竟如入无人之境，不仅没有成群顽抗的敌人，连1个鬼子的踪影也看不到。正面是一个大约1000平方米的广场，没有任何地物可以利用。大家正在诧异，突然阵阵冷枪从四周射来，枪声越来越密，部队伤亡了不少。我们又一次吃了鬼子的亏。 经过一度紧张的观察，我们才弄清敌人搞的把戏，原来是“散步防御”：平地上设了散兵坑，各个角落都有火力点，只是在月色朦胧中无法看清。当时没有迫击炮，不能多方面轰击散兵点，我们只能根据枪声辨清散兵的方向。战士们借着月光匍匐前进，悄悄摸到散兵点的后面，出其不意地消灭近处的散兵，接着利用已占领的散兵坑再向另一个散兵坑进攻……一排排手榴弹打得满院冒火花，最后剩下的几个散兵坑中的鬼子竟抱头鼠窜了。我们夺取了整个广场，但前面还设有坚固的营房工事。这时已是拂晓。 （参见《渤海铁流》，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209页。） 龙光成那天晚上是跟随特务二团第3连作战，多少年后，与敌激战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经过反复的冲锋，我第3连的同志英勇地突入据点的西南角。敌人被压缩到楼子上，但仍顽强地抵抗。张元升、杨金芳、宋清江同志挺身而出：“这个任务算俺仨的吧。”张元升提着一篮子手榴弹冲出去，杨、宋两同志扛着秫秸紧跟后面。敌人的机枪、手榴弹不断地轰击着。张同志不到3分钟就扔出了30多颗手榴弹，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杨、宋两人一齐闯进去。敌人也不停地扔出手榴弹。杨同志负了伤。宋同志很机敏地把秫秸点着，不一会儿楼子变成烧死敌人的火炉子。 （参见渤海军区政治部编《禹城大战》，1946年1月印刷，第14页。） 八路军的火枪轰击持续了一段时间。在火炮轰击的掩护下，八路军的突击队突破了前方第2中队的阵地，冲进了车站，与清水分队展开了激烈的手榴弹战。面对逐渐拉近距离的八路军，第1步兵炮及川量信小队长指挥的步兵炮以零公里射击进行掩护，但车站的分哨终于用尽了力量，一个分队全部阵亡。 经过1天的战斗，今后的情况将会变得更加艰难，这一点逐渐强烈地烙印在将士们的脑海里，并最终演变成恐惧。阵地被一直不齿的八路军攻破了一角，这种愤怒和焦躁的心情逐渐与自虐和不安交织在一起，一时无法抑制内心的动摇。 天明已是12月31日。根据昨晚的战况，八路军不可能撤退。今天恐怕从早上开始八路军就会发起更猛烈的攻击。现在最大的焦点是如何防御敌人、如何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 （近藤宏：《重庆攻击队》，东北新闻社1982年日文版，第184页。） 3架日本空军99式飞机从济南方向飞来增援禹城火车站的日军，机身和翅膀上挂着青天白日旗，机腹下喷着骇人的火焰，对火车站外围进行地毯式轰炸，密集的子弹打得地面碎石四溅，沙土乱舞，掀起团团黑烟。飞机的轰炸使前方进攻受挫，后援部队受阻，加上天已大亮，不再适合攻坚作战。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景晓村、袁也烈下令撤出战斗。同时，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在他们脑海中酝酿成熟。 当撤退的命令传到前沿阵地时，四子正准备向票房发起第四次冲锋，他的脑海中充斥着牛子和栓柱浑身是血的身影。他想不通：牺牲了那么多战友，好不容易打到票房楼下，为什么说撤就撤?但是，军令如山，他只能含恨而归。 战场上凝结的战友情义非常奇特，四子与牛子、栓柱相识不到1天时间，甚至不知道他们姓什么、籍贯在哪里、家中有什么人，却已经成为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的生死弟兄，一辈子彼此铭记。 四子对我说，他最内疚的是，这么多年过去，每到清明，却不知道应该去哪里给两个兄弟烧纸祭奠。他深知，花好月圆的和平年代，像他这样曾经舞刀弄枪的战士已如宇宙尘埃，再也无人知晓。所以，他把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讲出来，希望我能记录下来、传播出去，让后人铭记。 近藤宏在书中对这次轰炸也有记载。他认为，是这次轰炸直接误导山谷作出了白天突围的错误决定： 昭和二十年12月31日上午，济南以西的飞机场。跑道一端，一架曾经作为日本空军服役过的99式侦察机，青天白日旗挂在机翼和机身上，两架螺旋桨正摇摇晃晃地等待起飞。 飞机飞抵禹城县城上空，在城内、车站、日军兵营盘旋了两三次，城墙上出现了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士兵，看来八路军已经占领了县城。飞机在城墙和兵营之间的田地和农家村落寻找，很难发现敌兵。降低了高度，看见散开在田地里的八路军士兵正在向小村庄移动。飞机急转弯，向小村庄投下炸弹，炸弹似乎离目标不远。于是飞机重整旗鼓，降低高度再次投下炸弹，然后急速上升反转，视察确认，比刚才更接近目标爆炸了。 轰炸结束了。也许不会给敌阵造成重大损失，但会给敌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这样一来，山谷多少也恢复了些精神吧。 飞机离开了禹城，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轰炸严重影响了山谷此后对战斗的判断，直接导致山谷大队陷入全军覆没的悲剧。 （近藤宏：《重庆攻击队》，东北新闻社1982年日文版，第1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