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指出，“胡适之问”可以表述为：我们何以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胡适心中“像样的大学”有两个最核心的“真义”，即“研究”和“独立”。在胡适看来，历史上那些“像样的大学”，尤其是那些一流的顶尖大学，实为科学和民主的动力源，人类文明的推进器，所以他一再强调，振兴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而“吾国诚以造新文明为目的，则不可不兴大学”。正因为胡适认识到大学对于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巨大作用，他才痛感于近代中国大学的落后和纷乱，才“语不惊人死不休”地提出“胡适之问”，并且义无反顾地为建设中国“像样的大学”而鞠躬尽瘁。

作者指出，“胡适之问”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对中国近代大学种种弊端的强烈质疑和批判。作为新文化运动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延续，“胡适之问”以科学与民主为价值取向，对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具有启蒙作用。然而，当胡适以西方一流大学为参照系发问时，便摆脱不了“全盘西化”的倾向，但他在彼时也别无选择。

活跃在近代中国的胡适，对当时的中国大学曾经提出过一系列质疑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中国何以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这个问题集中反映了胡适对近代中国大学的诘难和批判，也反映了他的大学思想和主张。本文权且将这个问题称为“胡适之问”，并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解析，探讨胡适的大学观及其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

01

“胡适之问”的由来与表述

问题的最初萌芽，始于胡适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期间的一次偶然经历。1915年2月20日，英文教授亚丹在课间很不经意地问胡适：“中国有大学乎？”这在亚丹，是个随口一问的问题，但在胡适那里，却是个一时“无言以对”的难题：要说没有吧，不是事实；要说有吧，又说不出一所大名鼎鼎的大学来。亚丹见胡适一时语塞，说是若中国真有一所“完美之大学”，他愿意将自己珍藏的数千册英国古今剧本相赠；临了还不忘教诲胡适一番，曰“大学乃一国文化之中心”、“国之先务”云云。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并且写道：“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中国有大学吗？什么时候才能有哈佛、剑桥那样的著名大学？问题的种子就此埋在了这位年轻的留学生心中，激励着他对中国大学问题做长期不懈的观察和思考。

（一）“胡适之问”的现实之维

胡适的问题是针对当时中国大学的现实状况提出的。北京大学是胡适的大学教育生涯正式开始的地方，首当其冲成为他第一个审视的对象。胡适于1917年夏结束在哥大的留学生活，回国任北大教授。当时的北大正经历着蔡元培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处在脱胎换骨、旧貌换新颜的巨变之中，各种美誉也纷至沓来。然而偏偏在此时，年轻气盛的胡适对北大提出很严厉的质疑，自揭其短。1920年9月17日，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言，他要大家扪心自问：北大被外界誉为“新思潮的先驱”、“新文化中心”，我们背着这块“金字招牌”到底“惭愧不惭愧”？他批评北大“在智识学问方面”已经“贫穷”到几乎是“学术大破产”的地步，还说外界骂北大“程度不高，学风不好”，这是北大“真正的耻辱”。此后数年，胡适对北大的批评几乎没有间断。例如1922年，他对教授“索薪”罢教、学生滋事罢课大为不满，公开质问道：为什么“北京大学这几年来，疲于索薪，疲于罢课，日日自己毁坏自己呢？”北大25周年校庆时，胡适在北大纪念刊上发表文章，批评北大“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说北大尚未脱离“裨贩学术”的阶段，“这不是我们的大耻辱吗？”

胡适于1920年代中期离开北大，先后在上海的多所高校任教，当过中国公学校长，兼任过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中国委员、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委员；1930年代初专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在北大兼教，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奉命使美。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胡适对中国大学的现状有了更广泛的审察，“胡适之问”就在这个时期明确提了出来。

1932年10月25日，胡适到南开大学演讲，主题是“中国问题的诊察”，他认为中国患了“五鬼症”（贫穷、衰弱、愚昧、贪污、纷乱），根源不仅在“武力不如人”，更在“文化不如人”，他举出的一个重要例证是，欧美、日本有那么多著名的大学，而我们“何以一个五千多年的老大国家，竟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没有一处文化人才建设集中的地方？”在他看来，“一个五千年历史的国家没有一所大学”，是十足的愚昧，“愚昧到自己不能自救，不知自求医药”。他提醒大家：“我们应该平心的想一想，教育为什么办不好，为什么不如人？”

1930年代掀起“中国文化本位”问题论战，胡适是反方的主辩手，他运用的重要论据之一依然是“不像样”的中国大学。1932年5月，胡适在反驳“东方夸大狂”的论调时质问对方：“欧洲有三个一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个五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我们有没有？”胡适指出：“一个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 而没有一个四十年的大学，甚至于没有一个真正完备的大学，这是最大的耻辱。”在论辩“领袖人才的来源”时，胡适反问对手，时至今日“西方国家的领袖人物，哪一个不是从大学出来的？即使偶有三五个例外，也没有一个不是直接间接接受大学教育的深刻影响的”。随即他将话题转到本国：“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一千年来，差不多没有一个训练领袖人才的机关。贵族门阀是崩坏了，又没有一个高等教育的书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没有一种教育是训练‘有为有守’的人才的。”胡适愤然质问道：“茫茫的中国，何处是训练大政治家的所在？何处是养成执法不阿的伟大法官的所在？何处是训练财政经济专家学者的所在？何处是训练我们的思想大师或教育大师的所在？”

（二）“胡适之问”的历史之维

胡适时常拿有千年高龄的欧美大学和历史短暂的中国大学来比较说事：“为什么历史不及我们的国家，会有那么长远历史的大学，而我国反而没有呢？”这可以看作“胡适之问”的一个历史之维，而且这个历史之维随年代的增长按算术规则递加。1920年代胡适问，为什么我国没有一所三十年历史的大学；1930年代他问，为什么我们没有一所四十年历史的大学；1940年代他问，为什么没有一所五十年的大学；一直到晚年，他在中国台湾还继续说：“我们大学制度产生得很早，但是几千年来没有好好持续下去，造成了有五千年历史，而没有七十年以上大学历史的现象。”（胡适做的加法显然是以1895年成立的北洋大学堂、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当作起点的。）

“胡适之问”的这个历史之维，也由于一次偶然的活动而被强化。1936年9月，胡适作为北大、南开、中央研究院的代表，前往美国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当时世界各国共有五百多所高等教育机构派代表出席了这一盛典。校庆活动项目之一是所有这些代表嘉宾按其所代表机构的年龄为序排队游行，结果在这个五百人左右的队伍里，胡适所代表的北大排在第419位（南开排在454位，中央研究院则在499位、倒数第7位）。这对胡适是一个不小的刺激，令他感到很“惭愧”：“我们中国已具五千多年历史文化最早的古国，反屈居于最末的次序。”他的问题接着也就冒出来了：欧美大学为什么能够长久延续，最高龄的已有九百多岁，连建国才一个半世纪的美国居然也有了三百岁的哈佛，而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为什么“竟没有成立五十年的大学”？他问道：“为什么在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国，大学的历史却会这样短？”

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前有太学，一千多年前有了书院，遗憾的是，古代的这些“大学”却没能持续下来，没能发展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胡适对中国的这段历史了然于心，他曾在这方面作过专门的考证，发表过多篇著述。越是了解这些历史，就越是感到困惑，以致于他的感叹“为什么欧洲大学能这样长久继续下去，中国为什么不能”，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羡慕别国有千年高龄的大学，可能还是浅层的；而一旦问到“我们为什么不能”时，胡适的思考实际上开始向深层推进了。

02

胡适的解答

“胡适之问”是胡适大学观的集中表达，要对“胡适之问”做出解答，最重要的是首先要弄清楚在胡适的心目中，究竟什么才是“像样的大学”。

（一）胡适早期将“大学”解释为“总而全”——学校很大、学科齐全，但他不久就放弃了对“大学”的这种外延式理解。

胡适在留美期间曾对“大学”作过一个词源上的界定：“大学英名University，源出拉丁Universitas，译言全也，总也，合诸部而成大全也。故凡具各种学科合为一校者，始可称为大学。”而“其仅有普通文科，或仅有一种专门学者，但可称为学院，或称其某科专门学校”。据此定义，他对国内的“分科大学”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今吾国乃有所谓文科大学、经科大学者，既名文科，则其为专科学校可知，而亦以大学名，足见吾国人于‘大学’之真义尚未洞然也。”1925年秋胡适到武汉讲学，眼见武汉在国立武昌大学之外，又有国立商科大学以及省立的文科大学、医科大学、法科大学、农科大学等，直言“此真是怪现状，……近年野鸡大学添了许多”。言辞多有冒犯，盖因这些“分科大学”委实不符合他的“大学”定义。

但是胡适不久就放弃了对“大学”这种外延式的理解，这在几件具体的事情上可以看得出来。1920年代末《大学组织法》颁布，规定“大学分文、理、法、农、工、商、医各学院。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为大学”，由此引发了拥有几个学院才能称为大学的争议。胡适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这“简直是无谓之争”，当初信奉“总而全”的胡适，如今对“总”到什么程度、“全”到什么程度的争论竟不屑一顾；与此同时，他却推崇“小而专”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还撰文说要建设一流的“农科大学”，可见他“总而全”的大学观已然发生转变了。

转变的结果是，胡适后来所理解的“大学”之真义始终有两个持之以恒的核心要素，一为研究，一为独立。在胡适的心目中，“像样的大学”一定是注重学术研究并且有突出学术成绩的，也一定是能独立自治而岿然屹立于世的。

（二）胡适秉持“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之主张，他心目中“像样的大学”，首先是“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

胡适认为，“像样的大学”不单单是教书的地方，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是一个搞研究做学问的地方。胡适早年对北大的批评，大多也集中在这一点。1923年他批评北大“开风气有余，创造学术不足”，批的就是北大学术创造的短板，他所希望的是，“北大早早脱离裨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在胡适看来，那些“不像样的大学”，当然都是不注重研究的；因为没有研究作基础，学校就易于堕落到“功课太松，管理太宽，教员不高明，学风不良”的地步，这样的高校在胡适的法眼里基本属于“野鸡大学”一类。

胡适强调大学的学术研究，似乎是他“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问题”之主张在高教领域的延伸。胡适认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因为“高谈主义”的最大危险就是使人自以为找到了“包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费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而“研究问题”就不一样了，它的“极困难”之处在于需要那种“创造的智慧”，需要运用“有创造的思想力”，特别是需要运用杜威的“思维五步”。也就是说，研究问题的过程是一个很特殊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人运用高度的理性、创造智慧，也需要人的品德、意志来保证。胡适这样一种理解，与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有共通之处，也与杜威的实验主义相连接。在胡适的观念中，一所大学只要按照“创造的智慧”去从事学术研究，认真做学问，不仅能取得学术上的成绩，而且能促进教育本身的提高，诸如提高课程程度，使教员更高明，端正学风校风等等。

在这方面显而易见的是，胡适受到吉尔曼和弗莱克斯纳的很大影响。在胡适的言论中，不仅屡屡提及这两个美国人的主张和实践，撰有专文予以推介，而且对他们推崇备至，称赞他们是“对美国现代大学教育改革有大功”的人。胡适花了不少工夫研读过吉尔曼及其创办霍普金斯大学的资料，他特别推崇吉尔曼“研究是一个大学的灵魂”、“要把有创见的研究作为大学的基础”的观点，赞赏吉尔曼把霍普金斯大学办成一所“以研究院作本体的大学”之主张，胡适认为，正因为“有了吉尔曼的霍浦金斯大学，美国才有研究院作本体的大学，美国才把旧的学院（Colleges）提高到University，才有了真正的大学”。可见在胡适的心目中，一所高校是否以研究作基础，是它能否称为University的关键之所在。胡适也同样推崇弗莱克斯纳，推崇他“大学就是一个小小的学术研究中心”的理想及其创办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没有课程表，没有上课时间，只有一些有天才又有学问的第一流人才在那儿独立思想、自由研究、自由论辩，把他们的全副精神用在纯学术的思考上”。

在吉尔曼和弗莱克斯纳的激励下，胡适多次有过如法炮制的冲动。1929年2月初，身为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对北大来客说，“希望他们把北大改作研究院”，他还正儿八经地与北大诸君合作草拟了一份“北京大学大学院规程草案”，计划逐年减少本、预科生，使其五年之后完全成为“研究院”。抗战胜利后胡适出任北大校长，他兴致勃勃提出了一份《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声称“今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凡只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尽管有十院七八十系，都不算是将来的最高学府”。胡适在这份计划中还建议：“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胡适的这些设想，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当然没有可能实现。不过，胡适“大学要以研究作基础”的观念是始终不渝的，他在北大等校推动学术研究也是大有成效的。例如，他刚进北大不久，就在蔡元培支持下创办哲学研究所，组织学术演讲会；1930年代初他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任上，拨款在北大等校设立“研究教授”席位；他在北大校长任上推动考古、原子能等领域的研究，等等。

（三）胡适秉持独立、自由的观念，他心目中“像样的大学”是独立自治、自由中立的大学。

胡适常常论及“学术独立”和“教育独立”，他所说的“独立”其实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就是自立，就是自己靠自己，不要依赖别人”，也就是自力更生的意思；第二层是不受别人控制、摆布，自己的事自己做主、自行其是的意思。胡适的“大学独立”主要在第二层含义，即大学的自主自治，意指大学要独立于政治、宗教、信仰等等，使大学免遭党派、教会、权力、金钱的控制和摆布。在胡适的心目中，这种独立性是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一个根本性的“真义”，它和学术研究至少是同等的重要。

胡适对欧美大学的组织构架曾作过一番考察，他认为欧洲大学之所以能够长久延续，原因就在于“欧洲大学不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欧洲的大学是独立的，它独立于政治制度之外，所以能较少地受政局左右和影响。胡适认为欧美大学主要是靠三个机构来运转的：一是大学的董事会，负责大学的财产；二是大学的教授会，负责大学的学术和教育事务；三是大学的校友会，“把母校的事变成好似自己家里的事情一样”。胡适据此认定，欧美大学靠着这三个机构，所以能够较大限度地保持独立自治，保持自主和中立。胡适也考察了中国古代太学，结论是它们“总是随着政治制度而变迁的”，它们“是文官考试制度的一部门”，是整个官制的一部分，太学的祭酒、司业是官，连太学的教师博士也是官；“这制度受政治的牵扯太大”，一旦改朝换代，人亡政息，太学就身不由己地跟着沉浮，当然延续不下去。胡适说中国没有历史长久的大学，他认为原因就在于此。

1932年，胡适拿中国的北京大学、南洋大学和日本的庆应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作过一个对比。北大、南洋都成立于19世纪末，在短短三十年内，从晚清到民国，从直系到奉系，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两校随着政局的变动而不断折腾，数度关闭，数度更名，校长更是像走马灯似地换，学校成为政争的牺牲品。胡适据此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年年跟着政局变换的”，所以“至今没有一个稳定的大学。”相反，成立于19世纪后半叶的庆应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也是处于社会动荡的时代，但由于两校独立运作，所以较少受政局变化的影响，已经分别成为日本最好的私立和国立大学，享有了国际声誉。胡适愤愤不平地说：“我们拿北京大学、南洋公学的跟着政局变换的历史，来比较庆应大学和东京帝大的历史，真可以使我们惭愧不能自容了。”还好胡适没有拿欧洲的波隆那大学、巴黎大学和中国的太学、书院比，否则不知他要惭愧到什么地步了。

胡适把大学的独立性看得无比重要，也有很多实际表现。1922年北洋教育部拟将北京交通大学并入唐山、上海两所交大，广遭反对。胡适虽然对教育部用权力强推此事也很不满，但他对并校一议却表示赞成，他的理由是，“京校的弊病”主要在于，“政治的势力太接近，影响到课程与管理，并且影响到学生毕业后的出路”。一边是教育部的权力，一边是政治势力的干预，胡适的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1920年代末，胡适当中国公学校长，他自嘲是“无为而治”的校长，但他有守有为的一点是，中国公学坚持不挂国民党党旗，也取消了上方明令的“总理纪念周”仪式。罗尔纲当年从上海大学转学中国公学，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罗尔纲说过，进了中国公学“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1946年10月10日，胡适作为校长第一次在北大开学典礼上致词，他提了许多“希望”，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希望学校完全没有党派”，强调大学“要独立，不依傍门户”。1958年5月7日，胡适到私立东海大学演讲，他肯定私立大学“有其优点，它比较自由，更少限制”，同时“希望东海能有一个好榜样，把握着自由独立的传统，以为其他各校的模范”。对此，胡适解释说：“因为只有在自由独立的原则下，才能有高价值的创造”。胡适对于大学独立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是有充分认识的。

胡适从早期“总而全”的理解，发展到强调学术研究和独立自治，并将这两项看作大学的核心真义，看作“像样的大学”最重要的品质，这表明胡适的大学观已经开始从直观的层面深入本质的层面，从外延的层面深入内涵的层面。

（四）在胡适的心目中，“像样的大学”也体现在大学教育的各个具体环节，如培养目标、课程、师资、考试等方面。

胡适留学美国七年，受到比较严格的教育训练，他对严格、规矩的大学教育过程有切身的体认，在这方面他也多有论述。择其要点看，在培养目标方面，胡适认为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之“与众不同”处，就是“独立思考、客观判断、有系统的推理，和根据证据来相信某一件事的习惯”。在课程教学方面，胡适主张借鉴美国大学文理学院模式，加强文理基础课程；他倡导治学方法的教学，倡导研究性教学。在师资方面，胡适深知“高明的师资”极端重要，强调只有聘请“第一流的专家”才可能建设“第一流的大学”。在考试方面，胡适主张严格考试、不能让学生“很容易跨出去”，他在北大教务长的任上曾经顶着学潮的压力推行严格的考试制度。

胡适心目中“像样的大学”是他的大学理念的直接体现，也是他终身为之努力的理想所在；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举目四望，胡适看到的大多却是那些“不像样的大学”，甚或是“野鸡大学”。胡适对这些“大学”的描绘是：“东抄西袭的课程，朝三暮四的学制，七零八落的设备，四成五成的经费，朝秦暮楚的校长，东家宿而西家餐的教员，十日一雨五日一风的学潮。”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如此之大， “胡适之问”的提出就势所必然了。

03

“胡适之问”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 

中国近代大学肇始于19世纪末，终止于20世纪中，前后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就整个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内忧外患、剧烈动荡的时期，其中有新与旧的对抗，也有中与西的碰撞。“胡适之问”是针对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大学提出来的，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胡适之问”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以自由主义特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对中国近代大学种种弊端的强烈质疑和批判。

胡适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像一头初生的猛虎”，“泼刺敢为的与旧势力斗争”，“抨击一切旧的文化和道德，在中国社会中掀起了轩然的巨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社会中的“异见者”，他们的“第一攻击点”是专制主义和专制统治，因此这是一个有很大风险的角色，这个角色要求他们不党、不仕、不卖，还要有胆、有识、有社会正义感。

“胡适之问”直接的质疑对象是中国近代大学，但反映出来的是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和思维方式。胡适主张大学独立、自治，学校“完全没有党派”；胡适倡导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对于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因言语顶撞蒋介石而被拘禁、光华大学教授罗隆基因发表不同政见而被校方除名等事件，他都公开予以谴责；胡适高调反对“教育政治化”，反对“党化教育”，反对在高校推行“训育制度”、“三民主义考试”。如此种种，都是胡适自由主义立场和主张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表现。20年代末，身为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以个人名义发表一系列檄文，公开反对国民党的训政体制，倡导“人权”、“宪政”、“民主”，受到朝野上下的猛烈围攻，党政高层连续发布“决议”、“警示”、“敕令”之类，企图严惩胡适。胡适也不买账，撰文予以反击，指出“因为今日没有思想的自由，结果就没有真正的思想”，有的只是“谄媚阿谀的思想”和“牢骚怨愤的思想”。胡适所捍卫的，是一个大学校长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更是一个公民的自由。

任何真正的问题都是质疑和批判的结果，而自由主义的“第一攻击点”恰恰又是凶残的专制主义，因此自由主义者的思维和言说方式相应地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强烈的质疑性和批判性，“语不惊人死不休”。“胡适之问”在本质上是对中国近代大学种种弊端的严厉质疑和批判，是以批判性思维作为前提和基础的。我们何以连一所“像样的大学”也没有？平心静气地看，这样的提问不无过甚其词之处，近代中国其实还是有几所“像样的大学”的，否则，李约瑟那样谨严的学者就不会对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给予那么高的评价了，但是，如果考虑到自由主义者为了加强与专制主义论战的力度和效果，他们在表达方式上的过甚其词，也就不足为怪了。新文化运动期间，《新生》杂志被旧势力辱骂为“出辞荒谬，狂悖绝伦”。胡适挺身而出公开声援《新生》，他说：“在这种世界，我们正该用‘出辞荒谬，狂悖绝伦’八个大字自豪。”胡适解释说，之所以言辞尖刻，“不是要人消极，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是要人起信心，发下大弘誓来忏悔，……要发愿造新因来替代旧日种下的恶因”。在胡适看来，非此不足以使沉睡者猛醒。

（二）“胡适之问”是以西方一流大学为参照系提出的，摆脱不了“全盘西化”的倾向，但他在彼时舍此似乎也别无选择。

胡适对近代中国大学持如此严厉的质疑和批判态度，还因为有一个比较的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就是西方大学，当然是西方那些“像样的大学”，尤其是那些一流的顶尖大学。以这样一个参照系来对比当时中国的情况，反差自然是巨大的。

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大学从欧洲中世纪滥觞，之后不断“继长增高”，19世纪中叶美国大学又后来居上，一跃雄踞天下士林。欧美大学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涌现出许多一流的大学，胡适毫不掩饰对这些大学的羡慕和崇拜，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耶鲁、霍普金斯等名校，当然也包括他的母校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他的著述中不仅出现频率极高，而且他总是赞不绝口，奉若圭璧。这样一种羡慕和崇拜，在他二十岁刚出头的时候，似乎就已经“生死不渝”了，否则他当时发不出“吾死瞑目”这样的毒誓来。更重要的是，这些一流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办学“通例”，诸如独立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等。这些通例被看作大学的生命线，成为被普遍推崇的基本办学原则。按此通例和原则来办大学，比较有可能办出“像样的大学”、办出一流的大学，否则结果就会相反。这些通例和原则是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被长期的高等教育实践所证明了的，它们是大学发展和进步的结果，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胡适同样不掩饰对这些通例和原则的推崇，并且大力予以宣扬和维护。1922年林纾发文攻击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引发蔡林之争，胡适坚定地拥护蔡元培。胡适说，他之所以拥蔡，“最重要一点”就是因为蔡元培的“宣言”，即“仿世界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其实，中国近代大学本身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晚清学日本，民初学德国，五四运动之后又学美国。客观地看，近代先驱者在学习西方大学的过程中虽然视野很有限，立意也不高，但态度还是比较虔诚的，也是学到了一点东西的，所以说近代中国还是有几所比较“像样的大学”的。如果把中国近代大学的这点成绩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参照系去比较，放到世界通例和原则的背景去分析，巨大的反差立马显现出来，缺陷和弊端也就暴露无疑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参照系，所以胡适才敢放胆如此严厉地批判中国的大学，才敢“过甚其词”地说中国连一所“像样的大学”也没有。

总的来看，中国近代大学努力学习西方先进，并没有学像，没有真正学到家。就独立、自治、自由这些普遍的通例和原则而言，尽管有蔡元培、胡适等人的力倡力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在中国生根，时常受到粗暴的践踏和蹂躏，即便是北大那样的学校也常常不能幸免。原因就在于，这些通例和原则在本质上与当时中国的专制统治是水火不相容的。专制主义者本能地将这些通例和原则视作异端，视作动摇其专制统治的不稳定因素，他们惧怕这些原则，惧怕独立、自治的大学。所以，这些大学通例和原则在近代中国基本行不通，而大学没有起码的独立自主性，就像一个身体羸弱的幼童，始终长不大、长不强，终而成不了“像样的大学”，更遑论世界一流大学。胡适说偌大一个中国竟连一所“像样的大学”都没有，实在也是情有可原。当时中国的大学，从理念到制度，从过程到结果，其实际水平和学校品质，总体上与西方那些“像样的大学”相比较，差距不可以道里计，优劣高下泾渭分明。不老老实实地借鉴欧美那些“像样的大学”，不学习它们的那些好东西，在胡适所处的时代，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然而差距是一回事，承认这个差距又是一回事。顶着“全盘西化”的骂名，揭露这个差距，自证其短，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胡适之问”的难能可贵之处也就在这里。虽然胡适有过甚其词之虞，开出的药方也很天真幼稚，但“胡适之问”却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它警示国人，只有承认差距，直面差距，才可能知耻而后勇，见贤思齐，真正把人家的好东西学像，学到家；相反，明明己不如人，却偏偏死不认账，知错不改，那就无异于讳疾忌医，自甘速朽，同时也等于为胡适所臆断的那个“东方夸大狂”症提供一个鲜活的例证。胡适说得好：“一个民族也和一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不肯学人的时侯，他的盛世已过去了，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时期了。”

（三）“胡适之问”可以看作新文化运动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延续，它以科学与民主为价值取向，对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具有启蒙的作用。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是在天朝美梦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碎之后仓促上马的，最初旨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自然也就囿于“长技”之皮毛。在维新运动中，新政开启，新式大学应运而生，但其宗旨也没有超出“谨遵谕旨，端正趋向”的格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科学和民主两位“先生”也同样“西学东渐”，成为中国社会中一种全新的观念。“胡适之问”可以看作新文化运动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延伸，它以科学与民主为价值取向，将现代大学的发展与科学、民主联系起来，从科学与民主的角度来思考“大学之真义”。在这个意义上，“胡适之问”对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无疑具有积极的启蒙作用。

胡适的科学观和民主观当然也都是泊来的，就科学观而言，胡适自称主要来源于赫胥黎和杜威，他认为“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在于“寻求真理的精神和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他一生服膺的实验主义，他甚至将整个科学方法归结为他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民主观而言，胡适受孟德斯鸠、林肯、杜威等人的影响，无非也就是“天赋人权”、宪政、代议、分权那一套。胡适晚年说过，民主只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习惯性的行为”，而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因此，“科学和民主两者都牵涉到一种心理状态和一种行为的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他把科学、民主这两个哲学、社会层面上的概念，转换到心理的层面上，可见他的科学观和民主观都高明不到哪里去。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在一个“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的国度，在一个实行了数千年之久君主专制的集权国家，他的这种科学观和民主观，已经够用了，已经可以拿来当作批判的武器了。胡适就是高举着如此这般的科学与民主大旗，在近代中国摇旗呐喊、四面出击，包括他提出关于中国大学的“胡适之问”。

胡适对于现代大学与科学、民主的内在关系，是有清晰的意识的。欧洲中世纪大学以神学为至尊（胡适对中世纪大学其实很不以为然），十四、五世纪复兴了“自由七艺”，但现代科学并没有在大学生根，“各大学持续了两百多年对新科学的反对，也是在19世纪中叶才开始崩溃”。但出乎预料的是，科学一旦进入传统的大学，就必然会对大学以巨大的冲击，诸如更新大学的培养目标、更新大学的课程体系、变革大学的教学方式乃至整个思想和行为方式。胡适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断言，正因为霍普金斯、康乃尔等校以现代科学作为立校的基础，因而才产生了“新的大学的见解、观念、组织”，以至于促成了“美国高等教育革命”。这就不难理解胡适为什么要把研究当作“大学之真义”最核心的要素，要努力把大学建成“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另一方面，就大学的独立性而言，胡适早期只看到董事会、教授会、校友会的作用，这是他盲人摸象的地方；当他思考了中国古代太学不能延续的原因之后，他的思想也深化了，终于认识到“政治制度”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董事会、教授会、校友会这些内部治理机构固然重要，但光有这几个机构显然不足以保证大学的独立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大学的独立是与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说白了它是民主社会的产物；没有民主的社会制度来保证，董事会、教授会、校友会再健全，也不能确保大学的独立。

“像样的大学”需要科学与民主作为其社会基础，反之，科学与民主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像样的大学”。早年亚丹教授对胡适“国之先务”的一番教诲，在他肯定是刻骨铭心的。胡适后来系统地钻研、讲授过西方思想史课程，对于大学在世界文明史上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他肯定心领神会。胡适认为，世界文明史上那些“领袖人物”，如卜伽丘、彼特拉克、马丁·路德、伽利略、牛顿、康德等，他们无一不是“或为大学学生，或为大学教授”，胡适据此认定：“欧洲的文明，绝不是偶然的事，而文明的造成，实以大学为主。”在胡适的心目中，历史上那些“像样的大学”，尤其是那些一流的顶尖大学，实为科学和民主的动力源，人类文明的推进器，所以他一再强调，振兴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而“吾国诚以造新文明为目的，则不可不兴大学”。也正因为胡适认识到大学对于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巨大作用，他才痛感于近代中国大学的落后和纷乱，才“语不惊人死不休”地提出“胡适之问”，并且义无反顾地为建设中国“像样的大学”而鞠躬尽瘁。

“胡适之问”是八九十余年之前提出的，针对的是近代中国大学的种种弊端，有其时代性。时移世转，沧海桑田，如今的中国大学早已今非昔比，其规模体量号称世界第一，但是，只要我们不否认“世界一流大学”仍是我们上下梦寐以求的理想，不否认我们现在与“世界一流大学”仍有相当大的差距，那么重提“胡适之问”，在当下也就不是没有意义的。

写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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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川，转载： 文化纵横，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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