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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史
第一，国家起源的实证与理论仍受关注。刘庆柱认为，考古发现的礼器、礼制建筑遗址等反映社会礼仪的物化载体，可以作为中华文明起源更为独特的认定标准。李禹阶认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各区域文化由多元向一体的演进历程是在往复、曲折的文化互动即交流、排斥、冲突中完成的。孙庆伟认为，五帝时代的政治一统推动了文化一统，文化一统又巩固了政治一统。陈胜前认为，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充分结合古国理论与酋邦理论所代表的两种路径，对于构建中国考古学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易建平认为，摩尔根关于“文明”及其与“国家”关系的多重界说，在逻辑上存在严重缺陷。尼古拉·H．克拉金等认为，各种因素的随机组合催生了许多不同形式的复杂社会，国家起源是多线性的复杂过程。加里·费曼认为，深度依赖考古材料的上古人类研究，大体上仍深陷在源自19世纪中叶的概念和框架之中。王震中认为，当今学界在分析古史辨派的贡献和局限的同时，有必要提出重建中国上古史的系统考虑。第二，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研究成为热点。方辉认为，礼乐制度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构成要素，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韩建业认为，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大量考古学资料，足以实证中华文明早在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阶段，就已经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江林昌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亚细亚社会形态，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早期发展及成熟发展特质形态的具体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观、中国观、天下观等，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具体展现。韩志斌、邹芙都、郑威、徐昭峰、谢乃和、梁晨、郭辉、董杰等，就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与意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第三，考古学成果阐释新意频出。孙华认为，三星堆国家对内由神权贵族通过宗教祭祀进行管理，对外则派遣军队掠夺资源并控制地方。霍巍认为，古蜀古史传说当中保留了大量与中原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痕迹，其中一些史实素地可能来自中原。雷兴山、王洋、冉宏林认为，三星堆青铜礼制形态与特质的揭示，从礼制角度表明古蜀文明是上古中国大地上多种文明融合的产物，进一步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施劲松认为，三星堆和金沙两个区域文明之所以兴起并显现独特样貌，可能与三星堆一带存在一个观象授时、沟通自然、获取神秘力量的知识中心和神性中心有关。王献华认为，三星堆文明和商文明彼此联通也相互竞争，共同构成作为整体的青铜时代中华文明。第四，新旧材料解读推陈出新。马楠认为，新发布的清华简《大夫食礼》与传世《仪礼》十七篇有诸多相同之处。石小力认为，《畏天用身》所反映的天人思想对荀子天人观的形成应有一定影响。贾连翔认为，《五音图》和《乐风》对中国早期乐理体系以及先秦音乐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传世文献解读方面，李凯认为，《尚书·甘誓》反映出周人的夏史观，流露出“失礼则入刑”的思想倾向。王博认为，《尚书·洪范》论说结构的复合性可视作五行的多重起源被尝试纳入同一种五行叙事中的初步努力。第五，“二重证据”继续推进重要史实考证。杜勇认为，禹有神性是原史时期历史神话化的结果，疑古派对大禹及夏代历史的否定需要加以扬弃。陈絜认为，商史研究须以准确的时空框架为前提，但旧有的甲骨地理空间体系疏漏较大，须作全方位重建，尤其是方法论上要有所突破。谢乃和、李腾认为，晋国曲沃一系在曲沃代翼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国家治理理念，对晋国历史走向和春秋霸政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王晖、绳克认为，陈、吴两国灭国事件表明时代主题发生重大变化，为解释司马迁选择周元王元年作为战国始年提供了新视角。第一，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聚焦国家和文明发展。杨军认为，北方民族大多在由前国家社会向国家演进的关键阶段，必须解决认同改造问题，中国认同是北方民族自身发展的合理路径。王子今认为，东汉一代，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空前繁忙，洛阳成为国际化都市，中原河洛地方长久的文明积累影响了世界史的走向。晋文认为，秦汉对边疆民族推广教化的治理国策主要包括强调仁德、推广农耕、移风易俗。张鹤泉认为，北魏孝文帝向汉族大族赐名，对其改革举措产生了重大影响。李华瑞认为，唐朝设置党项羁縻州，有助于党项融入华夏民族、沐浴华夏文明。第二，制度史研究获得重要成果。侯旭东认为，史学应转向日常统治研究并引入关系思维。孙闻博考察了新见封泥与秦县印制变迁，认为机构主官用印使用职官省称，凸显机构名称，反映出吏员印、官署印属性的合一。苏俊林认为，二十等爵制的终结是因为爵位与土地的制度联系遭到削弱，至汉代丧失任官权益，其价值发生质变。马孟龙认为，汉文帝创立侯国制度，功臣前往封地居住，丧失干预朝政的实力，逐渐淡出中枢政治舞台。张云华认为，拓跋鲜卑的十氏百世不通婚制是其确立王权、迈向文明道路的制度基础。李锦绣认为，唐代散官番上制度在保障国家政令传递、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缓解政务运作压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陈峰、朱晨鹭认为，宋太祖、太宗两朝在礼制方面的拨乱反正，促进了五代以来朝纲败坏与伦理道德沦丧局面的终结。第三，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进展显著。卜宪群认为，未来秦汉乡里行政研究应注重打通不同时代、不同时段乡里研究的局限，形成贯通性的认识。马新认为，战国秦汉村落的实质是王朝行政体系中的基层地缘行政组织与村落共同体的复合体。臧知非认为，汉代编户民七至十四岁有少年之事，十五岁开始服成人之事，傅籍至老免服“正卒”之事。杨振红认为，秦王朝制定一系列有关制书传达的法令，制书传达一般采取“以邮行”和“以次行”相结合的方式。高佳莉、王彦辉认为，岳麓秦简所见执法应为中央与地方行政官员的统称。沈刚以出土文献为中心，探讨了秦汉县级诸官的流变。林文勋、张锦鹏认为，富民阶层的知识学习和教育实践对乡村社会的知识传播具有重要意义。第四，思想理论研究获得深刻认识。严耀中认为，通过玄谈，代表儒家观念的名教与道家所说的自然之间取得了以前者为主的“将无同”。胡祥琴认为，汉魏故事折射出的曹魏代汉理论表明，“尊贤”与“亲亲”这对看似矛盾的政治理论在现实中被巧妙地整合，成为构建政权合法性的理论资源。范兆飞认为，北魏傅永丧葬故事是观察北朝妻妾关系、丧葬制度乃至政治文化的重要线索。魏斌认为，北魏洛阳与汉晋洛阳的都城空间叠加关系，在城市文化氛围层面塑造着拓跋政权与汉晋国家的连续性。韩昇认为，北周武帝禁佛的目的在于通过尊崇儒学建构国家文化。何玉红认为，宋高宗朝政治中关于“孝”的说法和做法展现了伦理思想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往复互动。第五，出土与传世文献的研究水平持续提升。荣新江认为，应采用书籍史的方法，引入写本学的技术手段，重新整理敦煌写本文献并重估其价值。孟宪实认为，吐鲁番出土文书不仅能够证明西州的历史面貌，也是研究唐朝制度的重要资料。陈爽认为，起居注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著述的重要载体，兼具历史记述和档案汇编的双重性质。刘后滨认为，《唐六典》融汇古今，事归于职，对后代的制度建设产生深远影响。拜根兴认为，石刻碑志既可以为某些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实证据，也可以提出需要解决的新问题。第六，经济发展、人物评价等研究取得新收获。柳平生、葛金芳认为，“南宋发展道路”昭示了中国经济在元明清时期的基本模式和应然方向。程民生认为，宋代形成了北麦、南稻、全国豆的新格局。包伟民认为，南宋中后期，著名抗金将领岳飞的身后形象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高福顺认为，辽太祖“变家为国”后，极力推行契丹部族体制改造以及使契丹部族首领官僚化的措施，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政治生态模式。第一，政治史研究与时俱进。段金生认为，区域政治史的意义在于通过透视政治这一人类文化的重要领域在区域“整体”形成或构建历程中的复杂表现，进而审视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与多元分合的立体面相。胡恒、朱浒提出，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亟待在新的研究条件下重新出发，需要充分发挥清史研究的特点，引入结构思维，建立一套平衡“混沌”与“秩序”的复杂史学解释系统，数字人文可以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马晓林认为，元朝宪宗、世祖、文宗时期官方对壬子年祭天的书写与改写，反映了元朝政治文化二元传统的演变与融合过程。田澍认为，隆庆六年六月幼主神宗即位是晚明政治的起点，皇权的弱化是其鲜明特点。刘文鹏提出，军机处的创建过程是中枢大臣军政议复与承旨书谕两种权力机制渐趋合流的结果。第二，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更显精细。刘晓认为，江东地区镇戍格局大致完成于元末，基本维持了一路一万户府的配置格局。冯贤亮通过对明末浙江嘉善县域社会的分析认为，在对王朝忠诚度较高的县域社会中，知县、乡绅、庶民等不同阶层对于赋役安排的看法和态度仍会影响制度的施行与社会的稳定。曹树基认为，洪武二十六年（1393）苏州府的田赋率为13%，大大高于其他地区。赵世瑜认为，场的起源不仅是商业发展的结果，也与国家向西南扩展过程中的卫所、土司有直接关系。常建华认为，从乾隆朝到嘉庆朝，地方职役有向地保发展的趋势。第三，土地制度研究类别多样。潘芸淇、赵思渊认为，明清之际赋役制度的调整亦会引发产权诉讼证据制度的变动。杜正贞认为，在东南山场产权确认的历史过程中，契约和乡约族规发挥了关键作用，国家通过赋役和诉讼制度提供了确权的工具。王正华认为，地权界定包括总体性地权明确以及地权内部分化两个方面，完全、绝对的地权界定并未发生在清代的中国。赖骏楠认为，清代前中期学界有关限田的论争是观察清代产权观念的重要窗口。第四，科举制研究更为深入。申万里认为，元朝科举实行期间，每次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之后，都是社会舆论生成和传播的活跃时期。郭培贵认为，明代科举解、会、状“三元”仅有商辂一人，所谓黄观“三元”说系嘉靖后期陈建在《皇明通纪》中臆断而来。张献忠、张婉认为，明代科场策问是主考官传达思想，引导士子关注实学以及倡革文风士习的重要途径。陈时龙提出，地域性的资源共享、元明以来的经学传统、家族内的经学传承、错位竞争策略等因素共同影响着明至清初建宁府各县士子的本经选择。郑小悠认为，满洲科举世家与汉人士大夫保持密切联系，具有民族认同较弱而文化认同较强的特点。
第一，传统议题进一步深化。史学界对近代“中华民族”观的研究继续推进。赵刚考察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百年形成和发展逻辑。俞祖华论述了民主革命时期“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的交集和互动。郑大华就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华民族”书写进行了详细剖析。国家治理方面，翁有为以南京国民政府县政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为研究主线和问题意识，考察了县政在整个国家治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王建朗、汪朝光、张俊义、侯中军、宋佩玉着重探讨了近代以来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演变的历程，从法理上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夯实基础。概念史研究进一步推进。桑兵、何友良、胡国胜、葛静波、于安龙、邓红、张智超、赖静萍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中国式现代化”“世界革命”“根本性建设”“纸老虎”“英雄”等概念的考察，都是概念史研究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等变迁深刻结合的表现。第二，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推进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历史学发展的迫切需要。陈其泰、王晴佳、吴英分别从指导理论的与时俱进、总结中国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加强同哲学学科的交流、借鉴国外史学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展开讨论。孙江、马敏、章清、李帆分别就“社会史身份的再确认”“如何‘走出中国近代史’”“‘重访’与‘重读’：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扩充与收缩”“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回顾与再思考”加以考察。对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细化探讨也是一个重要视野。李玉、李莹、吴志军、王炳林、李里峰、宋俭、刘红凛、谢典章、陈金龙分别围绕在中共党史党建研究中讲好党的历史主动精神、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初步进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对策和建议、核心议题和目标任务、多重属性与内在逻辑、研究方向、学科定位与建构理路、三重维度等表达了见解，对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颇有价值。第三，从近代中国看中国式现代化。虞和平、武力分别从实践和理论两个不同层面，对中国现代化历程做了历史追溯和分析，彰显出探寻“中国式现代化”历史逻辑的重要价值。中国近代史的诸多特征以及外来因素如何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是史学界关注和探讨的重要课题。郭若平探讨了中共成立前的现代化以及中共成立后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瞿骏认为，应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中国革命。王立胜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但有底色，而且共性与个性兼具，特别是对于人类文明是一种新的贡献。马俊亚以日据时期京沪杭地区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揭露了日寇对沦陷区的严重破坏。杜恂诚考察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模式、阶段划分、规模度量。此外，近代史研究的数据库进一步充实完善。中国近代文献数据总库上线建设了七大学术分库和30多个学术专库，“民国时期地方文献知识库”通过国家图书馆官方网站正式上线，“中国共产党革命文献图书库”也在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上线。第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贺信精神。朱佳木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中国史研究、宣传和教育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精神，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史事业的根本指针，也是国史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杨凤城对国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概念范畴、话语体系进行了分析探讨。王爱云认为，国史研究处于新的历史方位，有了新的实践来源，产生了新的理论指导，有了新的观察视角。这一切新的知识发展要素的出现，使国史知识创新具备了必要的主客观条件。第二，国史理论探索逐步深化。宋月红指出，“新中国史理论”对探讨和阐明新中国史的规律性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一级学科后，在当代史领域引起关注。李良玉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提升为一级学科，无疑会为其争取更多资源，带来更多有利因素，也将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带来更多机会。储著武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设置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二级学科，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和中共党史党建学来说是相互作用、相互成就、相得益彰的事情。朱佳木指出，无论在编研角度、范围、重点还是在学科理论和编研方法上，党史研究与国史研究都有很大不同。第三，改革开放史研究引起重视。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王凛然认为，正在兴起的历史政治学或可拓展史学研究论域，给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研究带来一定的跨学科启示。郭辉提出，改革开放史除需要利用档案、报刊、日记等传统史料外，也应利用口述史料更好地还原改革开放过程中大小事件和人物的多维面相，进而深化相关研究。第一，探索区域国别学与世界史的关系。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自2023年起开始实施，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钱乘旦指出，目前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地理分布上只涉及少数国家，在内容上受各学科内涵的限制。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通才+专才”。梁茂信认为，欧美发达国家的区域和国别研究绵延数百年，成果浩如烟海，理论与方法建构丰富多彩。对于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而言，这既是一种机遇，也是无法回避的挑战。随着中国的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的进步，移民视域下的区域史、国别史和世界史的研究也会跃上新的台阶，进而产出令国际学界瞩目的学术成果。第二，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欧洲中心主义不仅是欧洲人的一种认知观念和文化偏好，而且是欧洲人把自身文明传播或强加给非欧洲地区的理论指导。王晓德指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世界史的书写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甚至将世界史等同于西方史。这种以种族优越为核心的文化偏见大大助长了欧洲向全球的扩张，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巨大灾难。钱乘旦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阐释世界历史横向发展和纵向发展交叉并举的客观事实，强调在世界史书写中应摒弃“西方中心主义”，重视除少数几个大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和文明的历史，注意人类交往的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陈志强全景式地展现了拜占庭一千多年的辉煌文明。李剑鸣对美国革命和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源流加以系统梳理，揭示了美国建国一代政治思维的方式、内涵及其意义，展现了美国早期政治史上诸多纷纭复杂、变幻多姿的场景。第三，密切关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世界就由多样性文明构成，世界历史即是各个文明共同演进的历史。刘文明认为，不同民族在其文明进程中具有不同的文明观，古代世界形成的文明观成为现代世界文明观的基础，而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不同的历史进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现代化观念，充分表明不同文明及其观念影响下走不同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刘景华认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波文明兴起浪潮是在上古时代，世界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波文明兴起浪潮，以日耳曼文明、斯拉夫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对近现代世界影响为最甚。第四，从跨国史视角深化世界史研究。近二三十年来，跨国史已形成一股强劲的学术风潮，对中美关系史乃至世界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王睿恒认为，美国外交史学界出现了国际史、文化转向和跨国史三种全新路径，与中国史学界兴起的在国际化背景下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新趋势一起，共同催发了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跨国转向。王立新指出，关于冷战终结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考察相关国家政府的战略、政策和行动，还应该采用跨国史视角，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对跨国力量的关注可以开辟很多新题材和新领域，将更多行为体纳入学者视野，拓展和深化对冷战终结乃至整个冷战进程的理解。第一，助力中国学派构建。10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历史研究院等单位承办的“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派的构建——侯外庐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反映了学术界对中国学派问题的现实关注。研讨会认为，侯外庐先生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树立了光辉典范，为当代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开拓性的卓越贡献。夏春涛认为，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三大体系”是今后国内史学研究理论领域的重要议题。周文玖认为，中国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主干，其学科体系的构建对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具有重要意义。谢贵安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转型中居于中心地位，近代史学转型是近代中国人面对西方史学东渐而在传统史学中做出的主动选择。第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继续深化。张越认为，总结林甘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就，有助于推进当前中国史学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有利于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沈坚指出，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史学尤其是对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张艳茹认为，战后初期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批判皇国史观史学、推动社会主义运动中兴起，提出站在人民立场上进行科学性的实证研究，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费晟认为，进入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学者越来越多地来自非历史学专业，这反映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断整合与交叉的态势。范丁梁认为，虽然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命运多舛，但是德国历史学家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各种接触，或隐或显地影响着德国史学的面貌与进程。第三，史学思潮流变备受关注。尤学工认为，历史思潮、史学思潮与史学流派是共生共存的关系，思潮为学派的形成创造了学术生态和社会环境，学派则为思潮涨落提供了内驱与推动，二者的消长共同受制于社会变迁。这说明史学的发展要与社会变迁保持同步，及时回应社会需求，如此方可立于时代潮头、引领时代方向、保持史学的学术地位、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价值。孙钦梅认为，近十年来，国史学理论问题在中国历史学领域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领域内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已成为国史研究中逐渐趋热的学术话题和关注点，由此呈现出许多研究新成果和研究新思路，奠定了国史学科深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向荣认为，重新考察托尼的个人命运与英国百年史学变化可以发现，他的研究视角以及采用的宏大叙事史观和研究方法仍有学术生命力。学术研究的本质和功能，在于以学理的方式对一个时代的重大主题做出解答或回应。2023年既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之年。总的看来，这一年的历史学研究保持了既往的学科传统，紧扣时代主题，回应时代呼声，在重大历史问题及学科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显著进展。宏观与微观并重、旧题与新题兼具，是过去一年历史学研究的基本特点。这些成绩不仅是对既往学术成就的继承和推进，更为中国史学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强化中外史学成就的融通互鉴，推出更多具有思想穿透力的学术精品，以高度的学术自觉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将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下一阶段的崇高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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