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磊||新的视角:热拉尔·努瓦利耶的法国人民史书写

 热拉尔·努瓦利耶在《法国人民史》的前言中直言,早在2008年,阿戈内出版社就邀请他参照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的风格写作一部法国通史。霍华德·津恩在《美国人民的历史》一书在体例和内容上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他没有从美国人耳熟能详的五月花号和独立战争写起,而是从哥伦布登陆美洲后对原住民阿拉瓦克人的奴役写起。在津恩看来,“我不承认国家的记录就是我们本身的历史,国家并不是一个共同体,而且从来就不曾是一个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就像一个家族的历史所呈现出来的那样,都揭示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奴隶主和奴隶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种族和性别压迫与被压迫之间的尖锐的利益冲突”。在霍华德·津恩的书中,“人民”这一概念贯穿始终,全书23章当中每一章都是以具体的人民来进行展开论述。津恩对长期以来排除在美国历史主流叙事之外的少数族裔、底层人民、边缘群体和女性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述,并且歌颂了他们对压迫和暴政的反抗。

 霍华德·津恩在《美国人民的历史》一书中对美国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对美国通史写作中标榜自由民主、人人平等、国家进步的神话进行了解构。津恩在解读《独立宣言》时写道:“所有这些:由人民掌权,人民有权反抗和革命的权力,人民仇恨实行暴政和经济剥削,反对军队的侵扰等,都写进了宣言里,它把殖民地的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甚至化解了个人之间的恩怨,使之一致对外,共同抗英。《独立宣言》所划出的统一利益圈明显地漏掉了一部分美国人。这就是印第安人、黑人奴隶和妇女。”津恩认为,在美国的建国史当中黑人仍然地位卑微,印第安人被排除在新社会之外,实际上掌权的是富人和实权人物,普通的底层人民的处境没有根本性变化。对于美国内战后的“进步主义”时期,尤其是号称代表“社会卑微的底层——农民、机械师、工人”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津恩认为“他并不代表那些被赶离故土的印第安人,也不代表奴隶”,所谓的“进步时期”不过是一场不情愿的改革,其目的在于平息人民起义而不是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霍华德·津恩的《美国人民的历史》出版后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评论,在公共舆论界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学界对于津恩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津恩存在着把美国历史简单化的危险,对民众和精英的历史叙述具有‘脸谱化’的倾向,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主导了津恩对美国历史的描述;二是这种思维方式导致津恩忽视了美国历史中‘光明的’一面,忽视了美国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伟大创造,忽视美国的体制在种族和阶层问题上的历史合理性。”。

 如果按照津恩的方式书写法国人民史,必将面临一个重要问题:津恩的人民史是从被主流叙事忽略的“人民”的视角来写一部通史,如何界定“人民”成了一大难题。在津恩的笔下,人民几乎等同于被压迫的穷人、少数族裔、妇女。法国尽管也存在着同美国相似的种族问题、移民问题,但法国的国情与美国不同,在移民大规模进入法国之前,法国已经建立了民族国家,法兰西民族的塑造也已经基本完成。作为长期研究法国移民史的学者,努瓦利耶认为:“同美国在构建民族国家同时便有大量移民出现的情况相反,法国大量移民只有在19世纪后半叶才出现,而这一时期构建民族国家的任务已经完成。”换言之,如果只从少数群体(移民、妇女)的角度写一部“人民史”,如何书写与这些少数族群相对立的主流群体的历史,两者并不像美国历史那样存在长期明显的对立。

 正因为如此,热拉尔·努瓦利耶在前言中指出,接到出版社的这项任务后他一直在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写这样一部历史,这也是他花了将近10年才完成写作的原因。努瓦利耶认为,他写作的时代背景与津恩不同。津恩写作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是进步力量、少数群体为自己争取权益的黄金时代,而努瓦利耶所处的时代,工人运动已经出现危机,社会斗争逐渐被身份斗争所取代。“以失败者的视角来书写一部人民历史的计划已经被少数群体(宗教上、种族上、性别上)的代言人把持了,他们的目的是满足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历史需要,这些都使人民阶级斗争的历史出现了边缘化”。

 热拉尔·努瓦利耶决定书写一部法国人民史也与其个人成长和研究经历密切相关。努瓦利耶1950年出身于法国孚日地区米尔库尔的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马格里布移民的后裔。在他个人的成长经历当中,由于父亲长期酗酒,加上收入微薄,暴力和贫困问题始终相随,在6岁时全家搬到阿尔萨斯,青少年时期他曾经因为北非移民的相貌受到歧视和嘲笑。在中学毕业后,努瓦利耶由于家庭贫困,只能选择免学费的孚日师范学校,之后又就读于南锡大学。在其学生时代,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成为其思想上的转折点,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学生联合会,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阿尔都塞主义。在硕士毕业后,他去刚果人民共和国服了两年的兵役,退伍后被分配到隆威担任中学历史教师,在此期间,当地爆发了由于政府关闭钢铁工厂引发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努瓦利耶作为当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积极参与了罢工斗争,他在洛林的钢铁之心电台专门开设一个历史节目支持当地工人的罢工运动。也是在这一时期,他与隆威地区公会领导者贝纳瑟·阿扎乌伊合作撰写了第一部著作《隆威的生活与斗争》。努瓦利耶在书中质疑了法国工人阵线在这场斗争中采取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和做法,认为这些做法加剧了移民工人与本土工人之间的裂痕。此书出版后,当地罢工的领导者对此书十分不满,努瓦利耶本人也因此遭到冷遇,不久之后就退出了该组织。

 在20世纪80年代,努瓦利耶告别了激进的政治运动,重新返回学术界。他跟随饶勒斯研究专家玛德莱娜·雷贝里乌(Madeleine Rebérioux)攻读博士学位,撰写了题为《隆威盆地的冶金和钢铁工人(1919—1939)》的博士论文。努瓦利耶在研究法国工人运动史后发现,法国的工人运动和移民密切相关。之后努瓦利耶逐渐将学术兴趣转移到法国移民史的研究上,先后出版了《法国熔炉:19至20世纪法国移民史》(1988年)、《国家、民族和移民:通往一种权力的历史》(2001年)、《19至20世纪法国的移民、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2007年)等专著,成了法国移民史研究领域中首屈一指的学者。

 正是在不断深入研究法国移民史的过程当中,努瓦利耶注意到了法国通史写作中的移民的缺位。在皮埃尔·米盖尔撰写的《法国史》当中,几乎找不到关于移民的历史记录。在乔治·杜比主编的三卷本《法国史》当中,只在讲述二战后法国社会分裂和碎片化一节中简短提及了移民对法国福利制度和社会救济的冲击。在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前言当中,诺拉认为法国以往的国族叙事受到了移民的冲击:“这种国族模式的特征则包括现代生活形态的普及、去中心的趋势、较符合当代观念的国家干预方式、不易以传统的同化方式融入本地社会的大量移民人口。”对于移民在法国通史写作中的缺失,努瓦利耶在《法国熔炉》一书中的第一章就以“不在场的记忆”(Non-lieu de mémoire)为题做出了直接回应。

 美国作为一个由移民构成的国家,来自不同地区、种族的移民在相互碰撞、交流和融合之下共同形成了美利坚民族。法国的情况则与美国完全不同,尽管法国今天也有占总人口接近10%的移民群体,但是这些移民在19世纪后半叶大规模进入法国之前,法国已经形成了法兰西民族。移民在法国作为外来者必须要思考如何融入法兰西民族占主体的法国社会。这或许可以解释在法国通史的写作中,移民很少受到重视的原因。无论是法兰西民族形成的国族神话还是法国自大革命后形成的共和传统,两者似乎都与移民关系不大。法国与美国不同的国情,使得努瓦利耶不能完全按照霍华德·津恩的思路来书写法国人民史。努瓦利耶的移民家庭出身,从社会底层实现“社会跃迁”的经历,以及长期从事移民史研究的经历都为他以人民的视角书写一部全新的法国通史提供了新的内涵和动力。

 在法国人民史的写作当中,有三个关键词至关重要:历史、人民、法国。努瓦利耶坦言:“当你选择一个以人民史(histoire populaire de la)为标题的书名时,你马上就会遇到文字陷阱,这些看似简单的词汇和术语背后隐藏着艰难的定义问题。”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历史、人民都具有多重含义,如何界定这些术语成为理解法国人民史的关键。

 历史作为一个有多重含义的词,不仅包括历史事实,还包括对历史事实的论述。在“语言学转向”的冲击之下,历史学一直以来标榜的客观性受到了极大冲击。努瓦利耶认为,历史科学是一种社会实践,它由专业人士进行研究,通过同行的评议决定其价值高低。博士论文的写作就是典型的历史科学研究活动。专业的历史期刊将专业的人聚集在一起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既有追求客观真实的一面,也有负责向公众传播知识的一面。他将自己所写的历史作品划分为三类:首先是以大量档案为基础的研究性著作,其次是针对某一与现实问题相关的话题撰写的论文,最后是总结性研究。法国人民史的写作就是第三种历史作品,这种面向大众的历史写作既要建立在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同时也要考虑历史写作本身的通俗性和可读性。写作一部人民史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是从现实当中人民大众最为关心的社会福利、移民问题、工人运动、身份政治等问题出发,在历史当中寻找这些问题的起源,为公众对当下面对的问题做出独立判断的时候提供历史学的参考。

 在法语当中,人民一词通常用peuple和populaire两个词来表述,为什么努瓦利耶没有采用更为常见的peuple来指代人民?通过词源的分析我们发现,populaire主要有人民的、大众化的、通俗的、平民的等多种含义,而peuple一词尽管也有老百姓、平民等含义,更多的时候用来表示民族、国民、同一来源或信仰的人,其政治意味更加明显。努瓦利耶之所以采用populaire一词来表示人民,主要是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出于普及的需要。阿戈内出版社将津恩的美国人民史翻译成法语时就采取了populaire一词,在努瓦利耶看来,使用populaire一词不但可以指代人民,还有与专业(spécialiste)一词相对的含义。努瓦利耶想要写的是一部让大众容易接受的通俗历史,而不是一部充满专业术语、令普通人望而却步的专业历史书。正因为如此,《法国人民史》一书没有任何脚注和尾注,只在书末简单列举了参考书目,目的就是让大众更方便、流畅地阅读。其二,对宏大叙事的置疑。努瓦利耶在移民史的研究中对法兰西民族形成的国族神话以及包含民族主义内容的共和神话都持怀疑态度。在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中,雅克·朱利亚德认为“人民”(Le Peuple)是一个有多重含义的词汇,它的含义随着时代而变化,人民这一词汇能够在19世纪大放异彩是因为其政治上的定义。使用表示民族、国民、同一来源或信仰的人这一政治意味更强的peuple一词与他研究移民史过程中意在强调移民“不在场的记忆”的主张不符。

 对于人民史的书写,另一位以法国人民史为题写作法国通史的作者米歇尔·富尔内用“自下而上的视角、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互动以及底层阶级”三个术语来定位自己的人民史书写。富尔内在谈到“人民”(populaire)这一概念的定义时,她在书中借用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于人民的定义,“人民是迄今为止所有社会形式下的底层阶级(classes subalternes)和工具阶级的集合”。她从葛兰西的国家-社会理论进一步引申出去,从政治统治的意义上来说,人民是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底层,从社会统治的角度而言,人民是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工薪阶级。她要书写的人民史是一部“在社会底层被统治者的历史,一部尽可能以底层人物的视角记录的历史,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男性和女性是如何在社会框架的限制下,在日常生活中适应和反抗现有秩序和统治权力”。富尔内对于人民的定义使得她在书写法国通史时,将目光更多聚焦到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反抗压迫。从这个角度来说,富尔内的“人民”概念和人民的历史写作和津恩更加接近。

 不同于米歇尔·富尔内,热拉尔·努瓦利耶从他一直主张的社会历史学出发,重新定义了“人民”。作为社会历史学的创始人之一,努瓦利耶一开始就强调社会历史学不是一种只要应用就会对研究带来进步的新理论,而是一个供研究者使用的“工具箱”。努瓦利耶认为社会历史学有三个基本规则:“第一个规则是向历史学借来的,即在当下重新找到过去,找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历史性;第二个规则来源于社会学,它使我们寻找集体性实体背后的真实个体;第三个规则是对权力关系的重视。”努瓦利耶对于“人民”的定义与社会历史学的第三条规则密切相关,在社会历史学导论当中,努瓦利耶笔下的“权力”一词更加接近于米歇尔·福柯的定义,“每次一个个人成功地引导了另外一个人的行为,我们就可以说他对另外一个人行使了一项权力”。

 在《法国人民史》一书中,努瓦利耶更为关注法国国家权力的构建,尤其是远距离统治的建立。努瓦利耶将“人民”(populaire)定义为一种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在社会历史学权力关系视角下的“人民”概念具有更加广阔的含义,避免了从政治视角下的统治与被统治、经济视角下的剥削与被剥削等二元对立关系中的片面性。不仅如此,从权力关系视角下的人民具有更强的包容性,而且可以将此前一直在法国通史写作中被忽视的移民、少数族裔、妇女等少数群体纳入其中,从法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无论是黑人、移民、妇女,都是处于国家权力之下的“人民”,都要受到国家的统治。这种国家名义下的权力关系,共同塑造了包含上述少数群体在内的法国人。

 在法国史的书写中,法国是一个难以界定、充满争议的概念。正如皮埃尔·诺拉所言:“所有法国史著作,毫无例外地,都有一个共同点:自始预设法国是一个由众多真实事物聚合而成的有机体,而这些真实事物有待历史学家加以分析、整理、综合排比、斟酌衡量。”长久以来,法国史的书写都围绕着国族这一概念展开。无论是将法国视作是“一个灵魂、一个人”的米什莱,还是注重实证研究的拉维斯,抑或是从长时段理论出发写作法国史的布罗代尔,从法兰西民族的诞生、形成、发展来书写法国史形成了一种探究法兰西民族特性的悠久传统。

 这种国族叙事下的法国史书写模式在诺拉编写《记忆之场》之时已经面临着危机。在诺拉看来,二战后大量移民的涌入、国籍法的修改引发了人们对于国族定义的争议。法国这一概念也在经历着从单数法国(la France)到复数法国(les France)的变迁,“我们看到一个严重分裂却‘强势自信’的法国逐渐消失,却又看到一种超越昔日激烈的国族主义余光而浮现的全新感觉:对于法国独特性的坚持,对于国族现象之根基深厚的发现,对于法国丰富多样的表现抱着多元主义且不加区别的好奇”。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诺拉的《记忆之场》仍然是法兰西国族叙事的延续,“虽然法国已决然摆脱传统的国族主义,但是这个巨变不仅未导致国族情怀的消失,反而解放了其中的活力”。在《记忆之场》一书中,诺拉及其编写者通过追溯法国历史上高光时刻的记忆来唤起人们对于法国的民族情感。

 但是在努瓦利耶看来,《记忆之场》一书正好体现了移民的“不在场”。因此,努瓦利耶在《法国人民史》一书中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出发重新定义了法国这一概念,“法国是一个在其划定的领土和居住在该领土上的人民行使主权的国家”。在这种权力关系下,是国家主权将作为个体的法国人民联系在一起,首先是在王权国家统治下的臣民,之后是在共和国之下的公民。

 努瓦利耶在《法国人民史》一书中用“我们的祖先是移民”反驳了“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这一说法,没有实际的证据证明高卢人是第一个定居在今天法国领土上的人,在高卢人之前还有那些没有留下语言文字的人。如果从考古学留下的证据出发,早在160万年前,就可能有直立人从非洲迁徙到法国,在4万年前智人从其他地区迁徙到法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祖先就是移民”。

 从权力关系视角下的人民这一观点出发,努瓦利耶将法国史划分为三个重要阶段:其一,15世纪至18世纪中叶王权统治下的权力关系变化;其二,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围绕着公民权的斗争;其三,第三共和国建立后法国社会的民族化。之所以选择将英法百年战争作为法国历史的起点,是因为在百年战争进行之时以及在战争结束之后,圣女贞德的事迹激发了法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法国开始了统一的王权国家建立过程。在百年战争期间,查理七世第一次面向全体臣民征收了军役税,百年战争之后,法国的王权国家通过征收普遍直接税、设立常备军、壮大官僚系统等措施,建立起了以绝对王权为特征的王权国家。在绝对主义君主制下,封建制度仍然保留。这一时期的底层民众受到了王室税收和领主税收的双重剥削,作为封建制度代表的贵族在绝对王权的扩张之下不断削弱。原本在封建时代处于对立状态的农民和贵族,在反抗王权的共同目标下达成了一致,分别通过武装抗税起义和福隆德运动来反抗王权。但是,由于两者无法实现真正的团结,最终在王权的分化策略之下失败。王权国家之下的权力关系并不稳固,即使是路易十四还需要通过凡尔赛宫廷瓦解贵族之间联盟对王权的威胁,王权无法建立起远距离的权力关系。

 在书中的第五到第八章中,努瓦利耶着重探讨了法国人民从王权国家下的臣民向共和体制下的公民的转变,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围绕着公民权的斗争。在18世纪中叶以后,远距离书面通信的便捷和货币交易范围的扩大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关系,远距离的权力关系逐步建立,使得以熟人为主的传统社会逐渐解体。通过远距离的通信,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建立了一个“文人共和国”。18世纪中叶出现的“公共空间”使得人民开始反抗王权,这一时期贵族对于法国人民的代表权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用民族的话语将人民团结起来。在法国大革命推翻王权后,资产阶级构建了一种基于公民的新型权力关系。但是,资产阶级塑造的公民在财产上有诸多限制,将人数众多的无产者和普通民众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因此,工人运动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就成了19世纪上半叶的主要活动,这一时期法国人民最重要的成果就是1848年普遍选举权的确立。

 努瓦利耶认为,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后,共和派的政治家通过修订国籍法、取消户口限制、加强边境管控、保护本国劳工利益等一系列措施开始了对社会的民族化。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这一时期法国历史的主题,无线电、电报等大众传媒与主张世俗化的爱国教育等共同塑造了“我们法国人”的身份认同。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法国正是在这一时期打着“文明使命”的旗号进行海外殖民扩张,来自各殖民地的移民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大规模进入法国,开始了融合的过程。

 远距离通讯手段的进步使得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民运动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人民通过创办自己的报刊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罢工。努瓦利耶认为,这一时期的人民运动是大革命和争取公民权运动的延续,但更多的时候是以工人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由于工厂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内部的分歧,右翼势力利用这一矛盾瓦解了工人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阶级斗争的理论弥合了人民内部的分歧,移民作为受到剥削最严重的群体从中获益颇多。但是,随着二战后法国的国家权力针对人民运动进行了重组,随着福利国家的建立和消费社会的兴起,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走向衰落。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法国大量的工业企业外迁,工作不稳定性和失业率大幅上升,鼓吹排斥移民的右翼势力重新兴起,工人运动从阶级斗争转向了针对移民的内部斗争。

 从19世纪初开始,法国就有了以人民史(histoire populaire)为标题的图书出版。根据埃米利安·鲁伊兹对法国国家图书馆、学术期刊《历史评论》《年鉴杂志》的统计分析后发现,以人民史为主题的写作在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达到顶峰,共有284部图书以此为标题出版;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出现低谷;在20世纪70年代后,人民史的写作在短暂繁荣后又迅速走向衰落;直到2002年“津恩效应”后,人民史的写作再度出现繁荣迹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与不同时代对于“人民”的定义和历史学的专业化有关。在19世纪,人民史的写作主要是为了向大众普及历史,人民史的主题往往与历史著名人物、重大事件有关,例如贺拉斯·赖森在《法国大革命人民史》前言中写道:“大革命是为了人民,我写作也是为了人民……我写这本书是献给那些为和平与独立事业斗争的工匠、劳动者和士兵。”尽管19世纪出版了大量人民史著作,但其专业性不强,很多作者并非历史研究者,甚至有庸俗化的趋势,因此在19世纪末历史学专业期刊和职业历史学家出现后,人民史的写作走向低谷,一度被专业历史学者完全舍弃。

 人民史的写作在1968年五月风暴后再度兴起,风起云涌的人民运动使得参与斗争的人民不再满足于阅读自上而下的历史,而是要求一部目光向下,以人民的视角书写的全新历史,甚至提出应该由人民来书写自己的历史。1971年,巴黎七大的教师和学生共同创办了《人民史杂志》,在创刊10周年之际,创刊人卢克萨德和马戈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民史杂志》的目标就是挑战官方的历史,将历史还给人民,通过揭示“被忽视的历史”打破“民族主义的历史”。人民史不同于学术上的历史,它语言通俗易懂,观点与众不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但是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没有经费支持,加上订阅量的急剧减少,越来越多的历史专业研究者纷纷退出,最后以解散告终。

 热拉尔·努瓦利耶的《法国人民史》尽管受到霍华德·津恩的影响,但是没有亦步亦趋,而是从社会历史学出发,将人民这一概念置于权力关系之中,从处于不同权力关系之下的人民视角书写一部全新的法国史。从法国通史的写作传统来说,努瓦利耶的《法国人民史》是对法国史国族叙事的又一次有力冲击,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当下的法国正在面临着移民问题以及移民数量不断增多带来的国家认同危机。

 关注现实问题,将历史研究的成果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是努瓦利耶人民史的写作特色,也是20世纪末法国年鉴史学面临危机时,进行“批判转向”凸显史学的现实性和公共性的特征之一。作为介入现实的知识分子,努瓦利耶认为“真正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当能够‘翻译’媒体与政界的常识问题,将之问题化,从而解释我们周围的众多话语背后的压迫形式和社会痛苦”。法国目前出现的极端排外的极右翼政治势力令他感到不安,让人民大众远离身份政治带来的狭隘和局限,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们提供真实的历史。通过知识实现解放是启蒙运动捍卫的理想,也是共和国价值观的一部分,《法国人民史》的最终目的是帮助读者不仅思考自身,还要让他们像思考自身一样看待移民、少数族裔等外来者。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4年第1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