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佩锋、袁悦 | 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生成机理与学理辨析

本文刊于《阅江学刊》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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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科学性，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它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特殊规律，从而使任何关于社会历史的形而上学构想变得不必要与不可能。另一方面，它诉诸无产阶级及其推动的共产主义运动来消除阶级关系，从而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的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天然包含着理论与实际相互结合、彼此证成的学理要求。

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主题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既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学理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具体问题的过程，也是我们以中国具体问题的有效解决来验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过程。为此，我们既需要把握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包含的内在学理，也需要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理论成果的生成机理，这对于贯通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众所周知，正是因为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不满，马克思才发动了一场伟大的哲学革命。对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马克思概括地指出，“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的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所以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维方式即通过抽象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异化的世界精神。”

黑格尔逝世后，德国的哲学界显得无比热闹，但马克思发现，所有黑格尔派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用它来反对整个体系，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正是因为跳不出黑格尔的抽象体系，所以，“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

要批判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必须打破使其体系得以可能的上帝形象。正是在宗教批判的意义上，费尔巴哈以“人的本质的异化形式”戳穿了黑格尔那种基于上帝视角构建起来的庞大体系，这样一来，哲学似乎从彼岸世界回到了此岸的人的世界，但是，由于费尔巴哈眼中的人是一个缺乏性别、国别以及经济和政治关系差异的抽象人，所以，基于此建构的爱的宗教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人和人之间的现实矛盾，更何况，费尔巴哈还忽视了使黑格尔哲学体系得以可能的那个辩证方法。质言之，费尔巴哈的哲学在表面上是一种人本学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从方法到内容都没有超出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

正是因为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直观唯物主义对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没有形成实质性批判，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哲学革命的任务继续向前推进，这件事情在实质上关乎两项工作：一是，在持续推进宗教批判的意义上，马克思将哲学的视角由天国切换到了人间，强调要立足人类社会给哲学进行再定义。如他所言，“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另一项是马克思并没有忽视作为黑格尔哲学体系之“合理内核”的辩证法，但是，马克思将辩证运动的主体由绝对精神置换成了人，并且这个人不再是启蒙学者和费尔巴哈眼中的抽象人，而是基于国民经济学批判而确定的处在特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现实的个体”。

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特别是阶级关系）下，这里的“现实的个体”显然是构成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双方——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这两大阶级形成矛盾对立统一关系，其统一性在于，只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进行合作，才能持续地进行社会生产，从而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其对立性在于，这种生产以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为前提和目的，当这种剥削关系达到不可调和的时候，就会产生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这便是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阶级社会“否定之否定”的本质。源于这种“物质事实”的置换，马克思才实质地超越了黑格尔那种诉诸绝对精神自由运动的概念辩证法。

如果上述分析代表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机理分析，那么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整个马克思主义还贯通着深刻的学理——在哲学层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创建了一套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所揭示的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活动的发展规律，用联系和发展的原则来认识世界是这种哲学最为基本的方法论要求。

在政治经济学层面，马克思主义基于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社会与历史、过去与当下、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本质联系。在科学社会主义层面，马克思主义指出了无产阶级这个“实体-主体”对于消灭私有制、打破阶级关系、跳出历史循环的历史可能性，从而为实质性地批判宗教救世论和乌托邦主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原则。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马克思基于实践唯物主义消除了使唯心主义哲学得以可能的二元论根基，从而使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变得不可能。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西方的唯物主义主要表现为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人本学唯物主义等形式，它们尽管都主张从世界本身理解世界，但是，这些唯物主义没有基于联系和发展的原则把世界解释为一个相互联系、彼此作用的过程与图景，因而，其对世界的理解具有片面性、静止性和随意性，其哲学方法依然是形而上学。

到了19世纪，细胞学说、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使人们从联系和发展的视角来把握自然事物变得可能，这使得以往那种站在自然界之外理解自然的“自然哲学”宣告退场。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之所以彻底，就是因为其不仅揭示了自然事物的普遍联系，而且揭示了社会历史领域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在旧唯物主义者看来，少数个人的思想动机往往被视为社会历史变革的动力，这些人似乎是一种脱离自然、社会和群体的偶然个人。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广大群众、整个民族、整个阶级的动机才能引起重大历史变革，杰出个人只是人民群众队伍中的先进分子，其意志与才能只有与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汇聚起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并影响历史变迁，这便是著名的“历史合力论”，它从个人与群众相结合的角度科学说明了“偶然个人”与“必然个人”的深刻联系，从而对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形成了彻底批判。

其次，马克思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打破了“资本主义=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幻象。

早在研究国民经济学之初，马克思就失望地指出：我们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特别是私有财产这个事实）出发，我们甚至采用的是它的语言和规律，可是，它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资本和土地分离以及由此形成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相对抗的原因，究其实质，就是因为国民经济学家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驱动生产的根本原因，没有继续追溯使私有财产得以可能的现实根源，这种理论在本质上无法解释作为私有财产之前提的异化劳动及其制度根源，所以，其在理论层面只能得出“资本主义永恒论”，在实践层面也就解释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正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理论上掩盖了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广大工人阶级的需求更多是一种动物式的生理满足，而无法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得到尊重和实现。

马克思早年之所以专门讨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只会把人降低为会说话的动物，无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则是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矛盾中发现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根源，从而打破了“资本主义=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幻象。

最后，马克思诉诸无产阶级这个历史运动主体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为全人类解放开辟了一条科学道路。

恩格斯指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在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从古至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追求，可是，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阶级社会，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现实的政治力量和科学的制度条件，自由只能是少数统治阶级的自由，民主也只能局限于统治阶级内部，由此形成的共同体必然是虚假共同体。

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之所以无法有效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就是因为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作了分割，误以为单靠某种神圣的思想观念或价值信条就可以实现社会平等，这其实是一种难以为继的主观想象。

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救世方案不同，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实现了科学理论与实践变革的有机统一。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正的历史科学，就是因为，它立足于占人口大多数的被统治阶级来重新理解劳动发展史、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体现了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贯通式理解。

这样看来，尽管马克思本人反对构建抽象的理论体系，或者说，这并非其哲学革命的初衷，但是，在批判旧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解答历史之谜、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性和学理性得到了展现。

基于对人化自然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使自然神学和自然哲学成为不可能；基于对人民群众物质利益和普遍愿望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群众史观，使英雄史观对历史动力的解释变得不可能；基于对空想社会主义抽象救世方案的批判，无产阶级所推动的共产主义运动使全人类的解放成为历史的现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

从“现实的人”出发来解释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告别旧哲学的前提，这能否改变现实的人的生存境况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生命力的一把标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所以用“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来定义“共产主义者”，就是为了将自己与费尔巴哈乃至启蒙的抽象人本主义者区分开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有明确的问题指向、相应的政治斗争形式以及由此开启的世界历史的新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实践概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讲的劳动概念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所讲的革命概念具有内在的贯通性，因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辟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这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伟大历史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基础。

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在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判断采取的都是辩证思维，也就是说，欧洲工人运动陷入低潮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消失，而是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强大的自我调整能力，在此情况下，无产阶级并不是要放弃斗争，而是要根据新的实际情况改变斗争方式和策略，这里包含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

后来，他们又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在一定条件下完全可以利用其他政党和党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它不应当隶属任何其他政党。”这就是说，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工人阶级都要牢记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但同时，推进这项事业也需要丰富的实践智慧，这里面包含着目的和手段相结合的辩证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党一路走来，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两个结合”的过程就是理论生长和实践生成的深刻过程。在我们看来，“第一个结合”的本质是理论和实践的双向互动、彼此证成，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我们才找到了一条实现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这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的强证明。“第二个结合”的本质是思想与文明的隔空对话、有机融通，这使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底座更加牢固，话语范式更为多样，从而打开了理论创新的历史和文化空间。

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过程并不顺利，而是源于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纠正。从哲学上看，本本主义的要害在于只知道寻章摘句，忽视了“本本”折射出的学理；教条主义的要害在于只看中了马克思主义在别处的成功经验，忽视了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革命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 可见，本本只是形式，关键在于“本本”所表达的内容和学理。只有首先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学理，才能谈得上对理论的创造性运用。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实际进行结合的典范。这一思想之所以能够形成并具有体系性和科学性，就是因为它首先直面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系统思考和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阶段、战略与策略、政治要求与军事保证等问题。

仔细去看，这里面很多问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没有现成的答案，在共产国际那里也没有直接的成功经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和解决，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会走弯路。例如，受生活环境的局限，马克思曾一度将工人运动的希望寄托在城市的街垒战以及公开的议会斗争。

马克思主义传到俄国之后，尽管彼时的俄国是农奴社会，但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也是在城市爆发并取得成功。与之相比，中国很多翻译、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分子也都在城市活动，而且彼时中国一些主要城市也时常爆发工人罢工和学生运动，问题在于，那些压制学生和工人运动的敌对力量也盘踞在城市，这种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城市中心论”必然失败，更何况，彼时的我们还缺少“枪杆子”和补充革命力量的群众基础，这便是党在大革命时期面临的客观实际。正是因为脱离这个实际抽象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所以，陈独秀才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李立三和王明等人才会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回过头来看，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之所以能将中国革命引向正途，就是因为他是根据中国社会具体的阶级关系来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也就是说，同样是要进行阶级斗争，但是，中国进行阶级斗争的地理空间、具体方式和力量结构与其他国家并不相同，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里，而是需要我们根据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进行创造性理解和运用，这是毛泽东带领全党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进而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认识论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第二次结合”的任务，这为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探索现代化道路打开了理论空间，而《论十大关系》便是这种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杰出成果。

经过大量调研，毛泽东认为，要广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等“十大关系”，这其实是分别从经济和政治两个大的方面对当时“中国具体实际”的翔实分析。尽管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但是，我们党依靠自身力量及时进行了纠正，从而证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同时，也探索出了一条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问题导向，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点的学理贡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学理贡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一国两制”构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制度理论的学理贡献，“先富-后富-共富”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学理贡献。

以“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为问题导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别从经济要求、文化要求和政治要求三个方面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从而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21世纪。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为问题导向，科学发展观使我们丰富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的学理认识。

从学理上看，“第一要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进步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自觉，“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价值立场，“全面协调可持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时代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问题导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谓“民族复兴的行动指南、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

从生成机理上看，“两个大局”是这一思想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两个结合”是其理论原则，新的历史方位是其逻辑起点，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其战略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其战略重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是其问题范围，“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其战略安排，“两步走”是其战略步骤，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是其战略要求，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是其战略保证。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之所以根深叶茂，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立足实践、引领实践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其生长性和生命力在于：

其一，从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度批判和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推动预示着世界历史的新方向，即欧洲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并不能得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世界历史为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极为广阔的舞台。

其二，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课题深度关联，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构成了这一历史篇章得以展开和推进的三个子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把握和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由此形成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发展道路、历史成就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其三，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可能的实体和主体。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特色与传统，依据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自主探索中国道路、勇于进行自我纠错、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精神基因，由此形成的若干理论成果必然是鲜活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和时代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学理指的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建构起来的话语范式、学术逻辑和学科语言，它既蕴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体系内，也展现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谱系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推进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通过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不断推进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前进的规律，也是领导干部成长进步的规律。”

在百年多的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锤炼形成了很多特色、传统与优势，其中，思想建设是我们凝心聚力、团结奋进的重要抓手，理论素养是各级干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核心能力，换言之，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纯粹的思想兴趣，而是为了掌握“伟大的认识工具”，深刻洞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以此增加思想深度，训练思维方式，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重要成果是“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同志用中国成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出的科学概括。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即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它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实事求是”与马克思主义基于实践原则对西方主客二分的二元论哲学的批判，在学理上具有贯通性，它所蕴含的学理是：

首先，“实事”指的就是处在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中的客观事物，这是人类全部认识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个“实事”既指向中华民族的整体命运和中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指向特定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状况。要说实际，这是最大的实际，也是最具体的实际。

其次，“求”指的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调查研究做一些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工作，目的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如何在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党内与党外、经济和政治、一般矛盾和特殊矛盾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把握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定党的中心工作，始终是一个艰巨的历史挑战。事实证明，我们党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无论从幼年走向成熟，还是从逆境走向顺境，最后靠的都是围绕主要矛盾调整和开展其他工作，这也是管党治国的一条宝贵经验。

最后，“是”指的就是对错与是非。很显然，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成果就正确，反之则为错误。近代以来，为了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无数仁人志士都进行过拼搏努力，各种救国方案也曾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只有手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便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持续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理论产物，它们在思想理论层面相继回答了“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大的历史考题。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问题导向是“物质利益难题”，这个难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到了科学阐释。一般而言，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实质是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它涉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基本经济权益。

与国民经济学家对劳动和劳动者的抽象理解不同，马克思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提是社会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抗，是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难以调和的阶级矛盾，经由这个矛盾，马克思将思想的触角延伸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而发现了“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很显然，化解这一矛盾的希望并不在资产阶级而在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因此，在马克思逝世后，如何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必须回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历史地看，从局部地区执政开始，我们党就十分重视构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形式和制度。早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就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后来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

改革开放后，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提前下探索形成了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经济现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同时，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的新变化，提出要树立和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先进生产力观点、社会有机体思想、生态和谐原则、经济全球化视野和人民立场在学理上相互贯通。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创造性提出了“两山论”、新质生产力理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的新表述和新论断，这些思想认识和战略安排有效巩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性认识，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当然，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来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经济决定论”，而是意在说明，在中国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改天换地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探索形成和深入发展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些制度在层次上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在内容上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诸多方面，这都是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进行制度创新的重大成果，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把这套制度体系转化成治理效能，对于我们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有力保障。

恩格斯曾指出：“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文明目前在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

这个事实就是，资本主义在诞生之初就产生了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无法从制度层面消除人与人对抗的根源，所以，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就以各种方式在持续进行。

从学理上分析，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具有科学性质，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奥秘，以此为指导，社会主义运动必然能够对资本主义形成实质性批判和超越，因而，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历史前进的真正方向。基于历史观察，马克思明确指出，“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大多数人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而很少能得到享受。”

历史地看，包含绝大多数人的被统治阶级始终存在，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没有一种理论能够科学说明这种现象。唯有马克思从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角度入手，才科学说明了阶级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基于现实的观察，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看起来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也赋予了人相当程度的自由，但是，频繁爆发的工人斗争和经济危机充分说明，这种社会依然存在资本家阶层和劳动者阶层相互对立的条件，剩余价值便是全部问题的秘密和答案。质言之，社会主义不是某个天才头脑发现的结果，而是“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

中国为什么要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指明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无论封建时代的君主专制，还是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制，都无法让中华民族真正赢得独立自主、让中国人民真正赢得自由平等。在经过反复比较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深刻领悟到，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才能真正结束中华民族遭受奴役和被动挨打的境况。

基于历史的大纵深，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正是因为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和相应的制度建设，我们党所领导的民族复兴事业才走上了正轨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足以证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方法的科学性质和实践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方法不动摇，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我们又根据新的时代条件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以新的鲜明的中国特色。

例如，我们是在全面对外开放的环境下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关起国门搞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我们是在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在贫富分化、两极分化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我们是在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和内容中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在所谓的“威权政府”和“精英民主”下发展社会主义；我们是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在竭泽而渔、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上发展社会主义；我们是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背景下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在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我们是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在拱火浇油、零和博弈的思维下发展社会主义。

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内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光明前景、进入关键时期；对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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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焦佩锋、袁悦：《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生成机理与学理辨析》，《阅江学刊》，2024年第6期，第5-14页。

焦佩锋，袁悦.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生成机理与学理辨析[J].阅江学刊,2024(6):5-14.

责任编辑：易鲲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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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沈丹、来向红、李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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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尹才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