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李乖琼：比较视野下新时代中坦党际交往研究的价值、机遇和路径

李乖琼，女，彝族，云南曲靖人。曾赴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访学，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资博士后。主要从事中非关系、政党外交和坦桑尼亚国别研究。

1.传统视角下中坦党际交往研究的地位分析

在中共开展的政党外交实践中，将同为对象党的坦桑尼亚革命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类型的典型的政党的比较，以实现对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对象的基础分类。在这样的分类布局中，找到坦桑尼亚革命党在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对象中的类属。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学者都默认党际关系与国家间关系重要性正相关，并从这个角度对中共对外双边党际关系进行分类并排序，得到如下结果：（１）中国共产党同社会主义国家（越南、老挝、古巴、朝鲜）执政党之间的关系；（２）中国共产党同周边国家（日本、印度、尼泊尔、越南、朝鲜、俄罗斯等）政党之间的关系；（３）中国共产党同世界大国（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大党之间的关系；（４）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党之间的关系。以上分类和排序有助于找到中共双边政党外交中对象党在中共政党外交中的地位，是确定该对象党的研究价值的一大关键因素。以上分类中，会出现一些政党重叠（同属多类）的情况，而重叠次数越多的国家的政党，在中共对外交往实践中越重要，中共与之关系越复杂，这样的复杂性多由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导致。如此分类的特点在于更强调国家关系主导下党际交往的辅助角色和补充功能。这样的分类排序中，坦桑尼亚革命党毫无疑问排在了第四类，似乎不能正向展现中坦党际交往研究的价值。但是以上排序仅是以往研究成果中很多研究者普遍使用的一种分类，却远不是唯一的分类方式。其他分类排序方式只是因为目前研究成果和视角的有限尚未被关注到而已。

２.新视角对中坦党际交往研究地位的重新归类

本文将从另一个比较的视角进行分类排序， 从而找到对新时代中坦党际交往开展研究的特  殊价值。这个分类视角将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的创新发展展开。

中国共产党开展对外交往，以完成党的中心 工作作为自身的重要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具有不同的中心任务。以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例，党的对外交往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开展。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新时代”的历史定位对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提出新要求和新任务。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适应时代要求的党际交往新理念和新论断，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开展对外交往提供理论指南。新时代政党外交理论的创新发展的标志性内容 主要包括：(1) 政党外交的新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一条重要战线、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体现”，“三个重要”的定位强调政党外交作为党的对外工作的主体和依托，既要服务于党的事业的总体目标也要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的实际需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既同国家总体外交相辅相成，又在这一过程中突出党的特点和属性，在党言党、在党为党，进一步强调了要重视政党作为外交主体的本质属性。（２）新型政党关系理念。即“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加强沟通、增进互信、密切协作，在探索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互相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新型政党关系是习近平在继承和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顺应时代发展和国内外形势变化需求提出的。在党际交往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增加了“求同存异”和“互学互鉴”两项内容。可见，新时代的政党外交不仅要守住党际交往的原则和底线，还强调和重视政党外交功能的发挥。即，通过政党之间的思想交流与政治对话，在互相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互相学习，加深了解，扩大共识、取长补短，共同寻求全球问题解决之道。

余科杰认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对外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工作将实现由服务于国家“硬实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既服务于“硬实力”建设更服务于“软实力”建设（塑造党和国家形象，增强制度理念认同）的提升。以改革开放为起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硬实力”已经得到了世界范围政党和民众的普遍认可。但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现代化理念等“软实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和深入的传播。使得国际上对中国“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认知有些失衡。许洪位认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塑造和提升主要是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的，即需要一国主动将自己的观点主张和气质形象塑造出来、传播出去，进而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和认可。并指出政党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三大作用机理和策略优势：受众的广泛性、传播的及时性和真实性；方式的间接性和效果的潜移默化性；作用机制的关键性和传导性。因而政党外交是我国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阵地和平台。

可见，不论是强调政党外交要突出党的属性，还是重视新时代政党外交要更服务于“软实力”的建设，均鲜明指出了新时代政党外交的新发展将更加重视依托政党本身的属性，回归政党外交的基础性作用———沟通和交流。思想性是政党外交的鲜明特征，宣介交流思想观点和治国理政经验是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最重要内容。综上，基于政党外交的基础功能回归，综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目标、任务和内容。以国家“软实力”建设作为新时代政党外交的目标导向，“互学互鉴”作为任务导向，二者共同决定了新时代政党外交内容的侧重点———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即，以求同存异的态度、互学互鉴方式进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从而促进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从这个层面上看，以治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作为党际交往主要内容为指标对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国别对象进行分类，则可以进行如下分类排序：（１）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２）同中国不存在涉及国家利益等历史和现实争端的发展中国家政党；（３）有意识形态分歧的西方国家政党；（４）其他同中国曾经有过或者现在还有涉及国家利益争端的国家的政党。因为“必须始终坚持以国家利益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总要求，所以虽然中国共产党同不同国家政党在交往中的内容类型大致相同，但是侧重点却不一样。尤其是对于第四类国家的政党来说，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往往会让位于协商讨论处理相关的国家利益争议这样的议题。以越南共产党为例，国家利益分歧曾经给中共同越南共产党的党际交往带来巨大挑战，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中越两党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虽然两党都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一直没变，但两党背后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却一直左右和支配着两党关系的变动。第三类政党因为意识形态分歧严重难以构建深入的政治互信，相关的治国理政经验无法深入进行，例如意识形态因素曾导致中国共产党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党际交往遭受挫折。本次分类中，坦桑尼亚革命党排到第二重要位置。这一类国家的政党的特点包括：首先是因为本国的发展现实需求而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经验怀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其次同该类政党交往较少受到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其三是政党所在国跟中国从未出现过国家根本利益层面的争端。

当前，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对象遍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区，同中共建立了联系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多达600多个，满足以上三个条件，可以被归类到第二类政党中的国别政党有很多，但是坦桑尼亚革命党、中坦党际交往实践等还具备其他特点，让坦桑尼亚革命党从第二类政党中进一步脱颖而出，让新时代中坦党际交往研究相比于中共同其他国家政党的双边交往研究更具价值。

面对新时代中共政党外交发展朝着重视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服务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方向转变的现实需求。中坦党际交往实践还有一些特点可形成新时代中坦党际交往研究的优势。包括坦桑尼亚政局稳定，坦桑尼亚革命党持续执政。坦桑尼亚革命党同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几十年以来一直稳步向前，没有出现大的起伏变化，为两党奠定了牢固的政治互信的基石，在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上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等。

１.中坦党际交往的稳定性

坦桑尼亚政局稳定、坦桑尼亚革命党作为执政党长期执政为中坦党际交往提供了稳定性的优势。对政党外交来说，对象党所在国是否政局稳定、对象党在该国的地位是否稳定是决定政党外交成效的重要因素。非洲很多国家饱受战争、军事政变、选举动乱等影响，多党制下很多国家执政党更换频繁等都不利于政党外交的顺利开展。坦桑尼亚是非洲国家中少有的政局稳定的国家，作为中共交往的对象党的坦桑尼亚革命党长期稳定执政。坦桑尼亚革命党是解放党出身，一路从坦桑尼亚争取民族独立到如今的国家现代化建设均承担着领导党的角色，也是新时代中坦党际交往的特殊优势所在。贺文萍认为，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原为国内反对派领导人并最终在大选中击败原执政党而走上权力中心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大多在政治理念方面认同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而一些经历过民族解放斗争并长期执政的老一辈非洲国家领导人，更认同非洲传统的价值观和政治治理原则，也更认同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对这些领导人所在的政党来说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和坦桑尼亚革命党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历史可以溯源至1961年坦噶尼喀大陆独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就与尼雷尔领导的坦桑尼亚非洲民族联盟（坦桑尼亚革命党的前身）开始了交往合作。1978年，中国共产党与坦桑尼亚革命党正式建立了党际关系，此后两党便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中坦党际交往从开始到现在，历经了40多年风云变化呈现出长期友好且“步步登高”的特点，堪称中非间政党交往的典范，起到了积极的引领示范作用。

２.中坦党际交往的深入性

求同存异之“同”为中坦党际交往奠下强大基础。因为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亲近性让两党党际交往更具特殊性、重要性和代表性。两党在党章里都把社会主义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虽然坦桑尼亚革命党所遵循的是非洲农村村社社会主义，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思想本源是马列主义下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是两个政党在追寻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过程中，尤其在尼雷尔时期，具有很多的相似性。两党之间的合作经历了冷战时期共同反殖反帝反霸，冷战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两国经济交流合作到现在新时代通过党际交往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发展。几十年持续有效的交流合作让两国两党之间的交往不断深化，取得了不少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甚至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遭遇第三波民主浪潮，纷纷由一党制转变为多党制之后，坦桑尼亚革命党与众不同的保持领导党的角色也让中坦党际交往的更有优势。竞争民主的多党制下政党的首要功能无疑是参与竞选，赢得国家政权，通过政治参与来实现自身利益表达。相比于其他一些非洲国家的政党，坦桑尼亚革命党在历史上为国家独立而奋斗，现在也在国家发展和复兴进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在当前多党政治的环境下，不仅关注如何赢得政权，还能基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需要来完善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赢得更为广泛的民众支持，在上台执政后把自身纲领转化成为民众谋取福祉的行动指南。这让坦桑尼亚革命党相比于其他一些非洲国家的政党在理念上同中国共产党更趋同。有利于中坦党际交往，尤其是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深入发展。

３.中坦党际交往积累了积极成果

在机制交流方面，中坦大党际交往积累了相当的成就。后尼雷尔时代两党之间的机制性党际交往合作始于 2000年。2000年，时任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基奎特亲自率领革命党考察团赴中国进行交流。也是从那时起，两党之间就正式建立了领导干部以及普通党员之间的交往合作机制。两党开始定期安排互访交流，坦桑尼亚革命党每年都会选派一批代表赴中国进行访问学习。从参加人员的规模上看，中坦政党交往机制的落实影响范围不断扩大、累积产生积极影响。2000年开始至今，每年至少一次的革命党代表团访华，20多年的定期交流机制提供的赴华参观交流机会已经基本覆盖了CCM全国执委全员。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形成了定期到坦桑尼亚进行实地考察和交流的传统。坦桑尼亚革命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顺应了时代要求，从两党交往内容到机制上都得到了深化与发展。经两党的积极推动和密切配合，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已经成为坦桑尼亚革命对外党际交往中最突出和最主要的内容。所以当前坦桑尼亚革命党国际关系办公室的绝大部分活动都是围绕与中共的党际交往开展的，如每 3—5个月就会有中坦政党交流的相关活动，活动形式包括互访和举行各种论坛、会议。

４.新时代中坦党际交往地位再获提升

2017年12月，来自120多个国家的近200个外国政党和其他政治组织的600多名代表前往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首次与全球政党领导人就关系人类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举行对话会议，也是世界政党交流史上的首次。这场由中国共产党主导开展的规模巨大的世界性政党交流活动，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外交流工作迈出了新步伐，开创了新境界；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开拓者，还是世界政党外交的引导者。2018年7月17—18日，作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政党合作交流进行常态化机制化的一次实践探索，世界政党对话会首次走出国门，来到非洲举行专题会议。会议选址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革命党作为会议的主要协办方，与中国共产党一道组织完成了该次专题会议，近 40个非洲国家的政党组织参与了该会议。而坦桑尼亚革命党之所以在这个标志性意义的政党外交活动中承担重要角色，得益于中坦党际交往实践长久以来所打造的两党两国高度的政治互信。

2018年7月16日，“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奠基仪式在坦桑尼亚举行。尼雷尔领导力学院由包括坦桑尼亚革命党在内的南部非洲六姊妹党共同建设，由中国共产党（CPC）提供资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给奠基仪式发信祝贺；2022年2月23日，南部非洲六姊妹党联合建设的尼雷尔领导力学院竣工启用仪式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发表贺信；2022年 6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给尼雷尔领导力学院2022年度南部非洲六姊妹党中青年干部研讨班的120名学员回信。以上足以证明习总书记对该学院的重视，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尤其是同非洲国家政党交往的标志性成果，尼雷尔学院将在引领中国同各国政党交往，尤其是同发展中国家政党的交往中发挥重大示范作用。而尼雷尔领导力学院的建成和后期运营将进一步拉动中坦党际交往研究的重要性。作为南部非洲六姊妹党共同的“党员干部培训机构”，该学院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六姊妹党”治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新平台。

比较视野下，首先对当前学术界已经有的以中共对其他政党（别国政党）开展的双边政党外交所做案例研究的研究现状进行综合分析。接下来，一方面可以通过对照当前中国政党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学术研究需求，既能掌握当前研究不足。另一方面通过比较中坦党际交往实践和中共对其他政党（坦桑尼亚革命党以外的别国政党）开展的双边政党外交实践，找到中坦党际交往实践的特殊研究价值，为从中坦党际交往研究出发去填补和完善上述研究的空白和不足奠定基础。

当前国内关于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１）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纪实性研究

（２）有关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大事记以及内部资料

（３）我国几代领导人的外交战略思想和党际交往思想研究

（４）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规律和启示等宏观问题的研究

（５）中国共产党同部分地区、有关重要国家党际关系的研究

（６）新时期政党外交面临的机遇、挑战和目标任务的研究

（７）从党的建设的角度研究政党外交

（８）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研究政党外交

而中坦党际交往研究类属于第 ５类研究。重点分析当前学界关于第 ５类研究即中国共产党和部分地区、重要国家党际关系的研究之后发现，目前已经出现的以双边党际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中，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共党际交往对象包括：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越共、朝鲜劳动党、老挝人民革命党、古巴共产党）、西方社会党（瑞典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非洲（南非、坦桑尼亚）、东南亚（尼泊尔、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马来西亚、印度）、拉丁美洲、中亚、阿拉伯国家。可见，以中共开展的对某一国的某一政党的党际交往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并不多。从地区上来看，区域类党际交往研究目前主要涉及了亚洲（东南亚、中亚、阿拉伯国家）、非洲、拉丁美洲。非洲地区的国别类党际交往研究目前只有南非和坦桑尼亚两个国家。

在中共政党外交研究领域受到学者关注的不同国别之间的一个共同点是中共同这些国别政党的党际交往较为活跃，丰富的实践活动积累了大量的研究素材。但是决定和影响中共同这些政党关系亲疏程度的因素各不相同，便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不同国别政党双边交往情况的国别特点，体现为党际交往过程中动力机制和风险阻碍的国别差异。

综合分析以上关于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对区域、国别类政党开展的党际交往研究，从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力量等方面总结出当前研究的特点和欠缺：

（１）从研究内容上看，当前的各类研究的同质性比较强。以双边党际交往内容的研究为例，对中共对不同政党的党际交往内容仅限于浅层归类，而没有针对某一项重点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对政党外交理论创新的贡献有限。实践研究的创新之处目前还围绕在从无到有、填补空白之类的初级创新，缺少从有到深到细的研究成果。微观研究的不足确实严重制约了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的创新发展。此外，当前的实践研究，多为事实的简单铺陈，重在为提出的论断寻找一些简单的信息支持，缺乏基于系统详实的资料进行的规律总结。

（２）从研究视角上看，当前所出现的针对双边党际交往的个案研究，往往比较注重以中国共产党为党际交往的主体，其他政党作为党际交往的客体进行，这样的研究立场多从中国共产党的视角出发去选择、梳理和总结两党交往的实践活动和经验。而对从客体政党的视角以及背景去分析两党交往的动因和成效则着墨甚少。舒新和钟伟云是少数能从对象党角度思考中共党际交往实践的学者。例如，舒新在对中国共产党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交往进行研究时，尤其针对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社会民主党党际关系建立发展初期的情况研究时，不仅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路线的调整，还以同样的关注点对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对外交往路线的调整作出了解析和论述。钟伟云在研究中非党际交往时，不仅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对非政党交往的主要目的，还从对象党视角出发分析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各国政党对发展同我党际关系的主要考虑。

（３）从研究方法上看，以往研究更加注重质性研究，缺少使用量化研究方法。例如，在对两党的党际交往成效进行评价的时候，还局限于使用宽泛的文字描述话语例如“取得很大成就”，缺少量化数据的意识。对“政治搭台，经贸合作唱戏”之类，如何评价其成效，当前已有研究还停留在铺陈一些新闻报道中的标题性信息，导致研究的学术性不强。虽然一些研究中也开始尝试在政党外交研究中使用量化方法，但也还局限于按照政党外交的次数作为双方党际关系发展程度的评价指标这一类。更深层次的，从政党外交的功能出发，评估两党之间的党际交往活动的功能发挥情况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另外在使用比较方法的时候，多限于中国共产党同某一政党交往历程的不同阶段上交往情况之间的纵向比较。缺少以中国共产党同不同类型的政党开展党际交往的不同情况的横向之间的比较。甚至在某些以中国共产党对一个地区的政党开展政党外交的情况为研究对象时，也倾向于突出该地区各国政党的共性特征以及同中国共产党交往过程中的共性表现而忽视了某国某党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以及造成的中共同该党在交往过程中的特殊情况。

（４）从研究力量上看：研究力量来源和组成较为单一。例如，原来承担相关研究任务的群体主要是中联部工作人员。且研究人员的学术背景单一，目前从事政党外交研究的学者的专业背景中以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专业为最多，鲜有其他专业背景的学者参与其中。另外，参与研究的学者基本上都是中国学者，从作为中国共产党这一党际交往的主体的视角出发进行的研究，缺少来自对象党所在国以及第三方视角的研究。

１.研究内容上突出重点

重视中坦党际交往之治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微观研究。虽然中国共产党从建国到现在已经有了70多年的政党外交的实践，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对外党际交往时，尤其是针对一国的某一政党的双边党际交往时，根据对象党的国情、党情的不同，这些经验也是各不相同的。以社会民主党为例，影响中共开展对此类政党的党际交往的主要因素是意识形态差异和国际国内政治的现实需要。而相关的研究自然对双方意识形态的差异情况和对党际关系的影响情况着墨更多，是研究的重点。而对坦桑尼亚革命党来说，意识形态的差异并不会对中坦党际交往的发展形成直接影响。国内现实政治对两党关系发展的影响更大。故对坦桑尼亚的政党政治发展情况进行分析成为中坦党际交往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从交往内容上来说，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越来越重要。对两党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情况进行分析应该作为中坦两党党际交往研究的关键点和创新点。

２.研究视角上加强创新

重视坦桑尼亚革命党对外交往政策的整理分析。在对某阶段的双方交往情况进行背景分析时候，不能忽视对交往客体的情况分析，应该给予客体对象相关情况以更多笔墨。例如，对不同阶段中坦党际交往的背景进行分析时，应该对坦桑尼亚革命党自身的情况，尤其是该党的对外交往政策的情况予以重视。坦桑尼亚革命党本身对外开展党际交往的历史也不短，形成了该党自己的一些政策和经验。通过对坦桑尼亚革命党等拥有自己对外交往传统的政党的政策与实践进行研究，不仅可实现从现实上为中共更深入了解对象党从而更好开展对该党的交往提供助力，还能拓展政党外交研究的范围，从而促进政党外交理论研究的科学化发展。

３.研究方法上多管齐下

新时代中坦党际交往研究可以尝试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对两党交往的影响因素的作用规律进行分析。其次，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研究，尤其是对双边党际交往进行国别性案例研究时，可以考虑使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如调查法、访谈法等进行治国理政经 验交流效果的追踪。

４.研究力量上整合优势

现在随着“一带一路”推动的中坦人文教育的合作交流的增多，以及中国国内区域国别学的兴起，更多高校的学者参与到了对坦桑尼亚国别研究、中坦关系、中坦党际交往的研究队伍当中。这些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例如有的是斯瓦西里语专业、有的是社会学背景、有研究历史出身等等，促进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互相合作，共同实现研究内容的丰富和深化。另外，随着一批批赴华留学的坦桑尼亚学生的毕业，其中有一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毕业生回到坦桑尼亚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甚至有一些学者以中国研究、中非关系、中坦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另外还有专门从事政党政治研究的坦桑尼亚学者，他们对坦桑尼亚的政党政治研究得较为深入。应该通过更多合作渠道，让以上学者加入到研究中坦关系、中坦党际交往的队伍中来。

５.将尼雷尔领导力学院打造成为中国对非政党外交研究的海外基地

当前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研究均是从宏观的视角出发进行论述的，不论是问题的分析还是经验的总结上都趋向宏观。宏观研究往往把握方向，微观研究则可以更有针对性，更加生动，避免泛泛而谈，更有现实指导意义。而造成当前重宏观、重逻辑的框架式研究成果多，而重微观、内容详实的研究少的现实原因主要是微观研究需要更多详实的材料。需要更多记录党际交往实践的细节，因为党际交往的层次相对较高，实践活动等的相关信息均只能从官方新闻报道中获取少量资讯。一些相关的档案文献材料等也不是对外开放的。不利于微观研究的开展。加上微观研究涉及对象党的国外属性而对研究者的语言能力有相当的要求。从实践上看，当前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需要更进一步，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深化。需要重视微观视角的研究。针对国别性的党际交往给出现实指导意见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尼雷尔领导力学院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创新实践，作为中共与南部非洲六姊妹党进行治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创新平台，不仅可以作为推动中坦乃至中非政党外交的关键渠道，还可以打造为中国对非政党外交研究的海外基地，为数据、案例的收集和整理提供渠道与平台。

本文从比较视野出发，着眼于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需求，即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任务方向将更加重视以求同存异的态度、互学互鉴方式进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从而促进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对当前国内政党外交研究情况，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双边党际交往的案例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后发现，不论是中坦国家间关系、坦桑尼亚国情党情、中坦党际交往的历史基础、新时代中坦党际交往的创新实践还是当前相关研究的不足等各方面情况，均统一正向证明了新时代深入开展中坦党际交往研究具有特殊重要价值。当下应及时抓住机遇，以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为指导，瞄准中坦党际交往议程中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这一关键内容，创新视角、丰富方法、整合力量深入研究中坦党际交往，以小见大、以点带面，既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实践提供决策参考，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创新作出学术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