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的母亲节写过一篇，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个人历史”专栏，后收入散文集《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
一
母亲节的早晨，飘着微微细雨。部分因为最近写文章经常卡壳，戒了六年多的烟有死灰复燃的趋势。望着翠绿的草坪和远方的小湖发呆，心想每星期写一篇文章也蛮拼的。
朋友提醒我今晚有母亲节聚餐，饭局还是偶尔要去的，虽然这个节日与我没有什么相关，而且我对商业化流行化的节日多少有些啼笑皆非，不过我向来不较真。大学时代一群支持断子绝孙的朋友，坚持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经常被问到为什么没有孩子，如果不想解释，我会很认真地说，据统计有10%-15%男性多少有不育症，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繁衍后代的能力。这种鬼话一般具有一剑封喉的效果，至于闻者同情的目光和感受就爱谁谁了。久而久之，有时候会恍惚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病，这也从侧面证实了一个时代现象：谎言说多了或者听多了，人往往自己就信以为真，失去了辨别真相的能力。
威尔逊总统1914年签署法案设置母亲节，不过刚满一百年，传入中国更是近年的事。所以先母那一代人是不过母亲节的。其实母亲从小读的是教会学校，后由北京慕真中学保送到燕京大学历史系。终其漫长的一生，她没有向我提起过母亲节，若干年前我在电话里祝母亲节快乐时她也没有什么反应，更多关注我养的小狗。燕京大学寿终正寝后，北京大学从沙滩迁入燕园。历史系办公室坐落在静园二院，我上北大以后有一个星期天陪母亲在校园里散步，走进无人上班静悄悄的二院。在西南角的一间厢房前，她驻步良久。那是一件深锁的储藏室，四十多年前是母亲住了三年多的女生宿舍。
由于珍珠港事件燕京大学被关闭后，母亲曾经是职业女性，抗战结束后一年去了解放区，打过游击教过书，却因为性格与思想，终不能咸与革命，在1950年代末辞去公职回到家庭。在狂热的革命年代，她选择了退出，此后终生扮演当时称为家庭妇女如今称为全职母亲的角色。其间甘苦，何足为外人道？就连我身为其子，也未必真正了解。
母亲回家后一不小心怀上了我，本来不想要，却被劝说前面已经有3个儿子，这次该是个女孩了。我估计这个说法打动了一直想有个女儿的母亲，于是我被存留下来，而人生的常态是与预测恰好相反。我出生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最饥饿的时期，虽然家住首善之区的北京，父亲是每月工资243元的高薪阶层，母亲后来回忆起来颇为自豪的也只是家里没有人浮肿。每听她这样讲我就忍不住想，看来大多数家庭是有人浮肿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那年人口下降了1000万。母亲怀我时已是40岁，身体向来虚弱，适逢食物匮乏，其艰辛可想而知。
父亲此时正在和蔡尚思、孙思白、陈旭麓、彭明共同主编大学教科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据其回忆录《流逝的岁月》，主编有资格去指定商店买特供商品，每个月有些肉蛋和两条烟。那时物资按照级别分配，用现在的话语讲，阶层很固化，等级分明，并不是一个贫穷而平等的年代。单位因为粮食不够吃便组织人出去打猎，打来鸭子若干，每位主编分得一只。蔡、孙、陈、彭四位先生把分给他们的鸭子都转赠母亲，编书组的其他几位先生也把分给他们的三只鸭子贡献出来。母亲晚年时常提起他们，深为感激：幸亏这八只鸭子，我在她肚子里还没太缺营养。
因为是高龄产妇，母亲住进位于骑河楼的北京妇产医院，预产期已至，我却不肯到人世间，就这样耗进了摩羯座。在一个凌晨，终于胎动，到医院后却迟迟生不下来，值班医生手足无措，母亲虽然已无气力，但清醒冷静，对医生说，你不行，快请张主任来吧。张主任是林巧稚先生的高足，赶来会诊，确认是婴儿脑袋太大卡着出不来，于是动用产钳，把我拽到尘世。据说我一出生就拒绝啼哭，被拎起来狠狠打了屁屁才“哇”的一声，让所有人都放了心。
二
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安定，同学聚会日益频繁。高中同学过了30年后见到我多半惊呼：你小子看上去正常多了！我不大确定这是一种肯定还是一种惋惜，能够确定的是当年不怎么正常。事实上从童年到少年，除了智力我各方面都在平均值以下。在还没有记事之前，我就不断在生病。两岁多脖子上长了一个大肉瘤，几乎遮住半边脸，如果开刀，即使治好也难免破相。于是我成为四大名医之一赵炳南医生的病人，外敷加若干服汤药后，大肉瘤消弭于无形。没过多久，出麻疹受风抽搐，差点夭折，幸亏黎澍先生的夫人徐滨女士、北京中医医院儿科名医齐老的女弟子邵大夫等人连夜救治，几床棉被压在身上，到第二天早晨汗流如水，才慢慢缓过来。
此后的三年里，我大约每隔不到一个月就会发一次40度高烧，被长兄用自行车驮到位于北兵马司的儿童医院挂急诊打一针。多年以后，我偶尔做梦还会梦见屁股上布满针孔。不过还是要感谢上苍，那时候不少小孩就是这样高烧烧傻的，而我的后遗症大约只是看上去反应慢半拍而已。
一直到中年，我经常梦到自己穿着病号服，躺在一间暗蓝色大病房里凝视天花板，咬着肿起的嘴唇。我从没有野狐禅地释梦，但我想这个梦该是来自1966年夏天割扁桃腺在协和医院住院的经历。文革刚刚开始，医生护士们都忙着参加运动，并且推出新规定不许家属陪住。手术结束后，我被推回病房。入夜，病房里十分安静，仿佛只有我一个人一样。5岁多的我想呼喊可是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睁着眼张着嘴，几乎彻夜未眠。
扁桃腺割了以后，不再定期发高烧，但仍然时不时患一些奇怪的病。有两三年时间，脑袋上东一个西一个长脓包，化脓愈合后，头发就没了，于是头上留下许多五分钱硬币大小的秃斑。由于头大，这些秃斑就更加引人注目。我遵医嘱，每天用姜片涂抹这些秃斑若干次。大约坚持了一年，不仅秃斑消失，而且头发越长越多，到青年时，变成一头浓密的卷毛。1970年代初，又被支气管炎、疝气所苦，一度咳嗽声音像老头，走路像小儿麻痹症。大人们有时候议论我以后能干什么，结论是当不了工农兵，去茶叶店或者中药房做售货员是最好的出路。
少时多病与辍学倒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一出去疯玩就生病，结果大部分时间只好被拘在家里；没有同学没有小伙伴，除了偶尔跟在大孩子后面当尾巴只好自己呆着。这样我从七八岁就开始旁观大人的世界，记忆里没有童话世界，只有许多成人的面孔。据说我自己也很早就变得老神在在，从小我就常仰望天花板，11岁时的照片就皱眉做深思状，还时不时发出一声叹息。
这样倒也使我更多时间与书为伴、习惯独处，或许性格里多了一点耐心，后来能够沉默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无奈。当然寂寞是难免的，尤其我小时候属于话痨，以至于有一段时间经常自言自语。
那时候人群拥挤，没有自闭症的概念也没有谁担心，反而男孩子只要不在外面玩得一身泥土甚至头破血流地回家，就算是好孩子。像我这种成天宅在家里，据说还忒爱看书的，属于稀有动物，由于不给家长添事，就得到了肯定，再如同念绕口令一样背诵《长恨歌》、《琵琶行》，就更被一致夸奖，我自己也不禁飘飘然起来。
我因此更多时间和母亲在一起，而父兄们不得不跟随着时代瞎忙乎，接受批判、参加运动、去插队、去工厂、去干校。9岁以后，相当多的时间家里只有母亲带着我，而她身体不好，我渐渐学会买菜、做饭、记账、熬中药，习惯和母亲聊天。大约十三四岁时起，她和我聊天更像朋友，虽然我一向不听从她的教诲，但事后会告诉她自己的感受。和母亲的这种亲近感对我走近弗洛伊德颇有帮助，当时第一次听说恋母情结这个词，多少有戚戚然之感。但我在20岁离家去国之后，再也没有回去和母亲生活在一起，随着时间渐行渐远。
三
1966年夏天的另一段记忆是母亲深更半夜在家里烧东西。那时候家里生炉子用的是蜂窝煤，一块煤烧完了以后不加煤，而是往里面塞要烧的东西，熊熊火光燃起，一会就烧完了。母亲保持了几十年的照片、书信，从民国时带过来的旗袍、西装裙就这样付之一炬。个别的漏网之鱼总是难免的，有一件黑天鹅绒底镶深红色花的旗袍，因为压在大衣柜的最下面得以幸存。有两三张照片因为散落在别处而没有销毁，总算让我能够看到她年轻时的样子。
母亲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曾经扮演话剧《日出》里的陈白露，和当时名字是孙以亮的孙道临在话剧团同事，但并不很熟识。母亲演主角，大概是因为容颜姣好，据母亲自己说，并不是很喜欢也不是很会演戏。在我眼中，她毕生腰板笔直，头发和衣服收拾得整整齐齐，精气神十足，无论在哪里都是引人注目的人。
然而从我记事起，母亲春秋冬三季永远穿着同一件洗得发白的外套。文革中有五年半，父亲的工资被扣了一半多。家里4个男孩子一个比一个能吃，即使四处举债也还是吃不饱的样子，所以她自己十分俭省，为了孩子连饭都不吃饱。母亲本是大家小姐，从青年到中年忙于读书、职场和革命，并不擅长家务，却不得不在饥馑的年代为少米之炊。直到晚年，她最喜欢的是读书，笃信并不时嘟哝“开卷有益”这句老话。
我一直没有在学校接受革命教育，从小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认识很模糊。在少年怔懂时，就隐约觉得自己在世界上是一个多余的人。这使我在1980年第一次接触萨特时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一个人是随意地被投掷到这个世界的，存在本身没有意义。要到多年以后回首往事时才会发现，萨特当年在中国风靡一时是有原因的，我也不过是众多被倾倒的青年人中之一而已。
狂信之后的怀疑、高压之后的释放也很不可靠，荷尔蒙消失后，我们在渐渐老去的同时，更多成为既得利益者与现有秩序的卫道士。一半出于困惑，一半出于目睹上一代人的艰难，我在大约20岁时就决心断子绝孙，并且很认真地和父母讨论过。他们都尊重我的选择，在对传宗接代的无所谓方面，他们都很难得也是我一直感念的。
泰半由于革命时代的影响，他们终生固执于自己的观点，不惜为此争执，平添许多烦恼，往往还付出现实的代价。多少有些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余绪，他们对所谓传统批判大于接受，对下一代的离经叛道未必理解但能够宽容。我曾经对他们或多或少地怀疑批判，然而在他们远去后，我日益感受到血缘的传承，认识到除了现实利害、功利考量什么都不在乎的状态，同样令人绝望。
少年时影响我最大的是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浪漫主义小说与诗歌，然而对其中时不时洋溢着的生之喜悦我素少共鸣。青年时我以为延续子孙的冲动更多出于浸透到下意识里的观念，制造一个生命来尘世走一遭的必要性十分可疑。不知不觉中到了40多岁，日常生活安定且周而复始。我一直喜欢狗，照看过朋友的也养过别人送我的，于是有一天拒绝为人父的我当上了狗爹。几个月后，犬子出了个医疗事故，从急救室归来，他高烧不止，簌簌发抖，我守在他身边彻夜未眠。
母亲最后几年，故旧凋零，她对周围的人世也渐渐失去了兴趣。她越来越愿意我和她打很长的电话，每次回国时她希望我在他身边多陪她。我们越来越少谈到过往的岁月、具体的人和事，她更喜欢听狗儿子的故事，经常要我寄去照片。时光缓缓地走，母亲越来越瘦，但直到最后一个星期还神智清明地写日记。她几十年的日记多是简要记事，人名多半用字母代替。我想那是出于谨慎，不过后人要想解读，需要一些福尔摩斯式的努力。
她活了90岁，无疾而终的前一天，住在邻镇的亲戚生了个大胖闺女成为母亲。在那个夏日黄昏，生命的递嬗令我望着天际的白云，久久枯坐。第二年的秋天，我和家人乘一艘快艇，在北戴河外的海上将母亲的骨灰撒入大海。
母亲节聚餐后之夜，凌晨无寐，我忽然想起，这一天是狗儿子来到家十周年的日子。下楼抚摸犬子，他瞪着大眼睛：老爸，你怎么了？窗外细雨微声，透过窗帘缝隙，一道轻轻的灰白色路灯光浸入屋里。
（原载2015年5月15日《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