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幻象?穿越金融漂绿的迷雾

文摘   2024-10-30 08:01   新加坡  

文章来源于南方周末社会责任组,作者南方周末研究员康华。https://www.infzm.com/wap/#/content/281251


前言



随着环境和社会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漂绿”的外延渐渐从大众消费品扩展到金融领域,双碳背景下中国绿色金融快速发展,借他山之石,认清绿色金融发展中的潜在问题,尤为重要。
这两年,不少主打“绿色”的品牌频繁触礁,面临“漂绿”指责,甚至处罚。
以全球燕麦奶第一股Oatly为例,它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瑞典,最初目的是为乳糖不耐受群体提供燕麦植物蛋白饮品,随着全球变暖加剧及健康饮食趋势,Oatly以其支持素食、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张迅速赢得新一代消费者青睐。该公司于2021年在纳斯达克上市,持股者包含黑石集团、华润、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演员娜塔莉·波特曼。
在Oatly一则名为《Help Dad》的电视广告中,一名中年男子深夜偷偷溜入厨房,将一瓶牛奶放进冰箱,儿子在餐桌旁一脸凝重问“真的吗?”,质疑他所选的牛奶,画面文字显示:“按照从种植户到销售商的计算,Oatly燕麦奶产生的二氧化碳比牛奶少73%。”
英国广告标准局调查发现,Oatly只是将特定一款燕麦产品与全脂牛奶的碳足迹相比较,但它的描述令人以为是Oatly的所有产品。
Oatly在社交媒体的传播也引起了争议,它强调“乳制品和肉类行业排放的二氧化碳比全球飞机、火车、汽车、轮船等的总和还多”,激发人们对素食替代品的重视。这种比较其实暗含机巧,Oatly将乳制品及肉制品行业全生命周期(饲料、化肥、加工、运输)的碳排放与交通运输行业只在运输过程中碳足迹相比较,并不公正。Oatly的广告在英国被禁播。
人们对企业的绿色表现日渐关注,“漂绿”潜在风险随之增加,它指企业面向投资者或者公众提供误导性或者欺骗性的信息,表明其产品或运营是环保的。可以简单理解为企业的环保行为或主张名不副实或者以偏概全。
随着ESG投资、可持续投资的兴起,“漂绿”表现也从传统的消费品企业,扩大到了金融领域。全球最大的投资顾问之一美世投资(Mercer)澳洲公司就因此受到严峻的处罚。该公司在一项名为“可持续+”的基金中声称排除了化石燃料、酒类和博彩企业,实际上之后其投资了49只上述行业的股票。2024年6月,Mercer受到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起诉,需支付1130万澳元(约5334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1

 认清问题:金融漂绿的“七张面孔”

双碳背景下,中国绿色金融快速发展,截至2024年6月末,绿色贷款余额34.8万亿元,同比增长28.5%,绿色债券累计发行3.71万亿元。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预计未来规模将持续增长。
在进一步发展绿色金融时,如何避免“漂绿”问题?背后有哪些问题值得注意?全球有哪些经验以供借鉴?2024年10月23日南方周末第二十一期CSR思享荟上,南方周末特约研究员、独立气候金融顾问陈琰炜发布了《绿色幻象:金融漂绿的根源、类型及其应对》报告,结合全球案例,从表现形式、根源、动力以及应对措施等方面,对金融漂绿进行了深入分析。

南方周末特约研究员陈琰炜解读报告

报告按金融活动的行为和结果,将金融漂绿划分为七种类型。从行为本身看,第一种漂绿类型是归类错误,将不符合绿色标准的资产纳入绿色范畴。客观上是由于绿色标准分类和判定不明造成的。随着国家《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公布和更新,哪些产业属于绿色,金融机构已有较明确的认证依据,主观判断错误在减少。目前存在更为普遍的问题是,不少属于绿色产业或者产业链边缘的中小企业认定困难,这给促进绿色产业链协同发展带来障碍,需要行业进一步细化分类标准和认定工作。
第二种是用途错误,宣称将资金用于环保活动,实质上并不是。比如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未能全面履行绿色债券所承诺的环境效益,在资金使用和项目选择上可能存在不合理、不透明的情况等。
第三种是效益模糊,融资活动的绿色效益难以证实。环境效益的证实也需要通过存续期信息披露,而环境效益的信息披露一直是绿色金融工具的薄弱环节。以绿色贷款为例,2022年末绿色贷款余额已达22.03万亿元,披露环境效益(折合减排量等指标)的绿色贷款只占很小一部分。
第四种是片面绿色,融资活动具有一定绿色属性,但是存在其他社会环境负面影响。例如瑞银在2021年10月帮助巴西谷物贸易商Caramaru在绿色债券市场筹集了价值6650万欧元的农业企业应收账款证书(CRA)资金,而部分资金最终落入了一些有非法砍伐森林、土地掠夺和强迫劳动历史的大豆供应商手中。
第五种是产品争议,可持续金融产品设计逻辑背后不能达到“绿”的实质性。以可持续挂钩贷为例,将企业获得的贷款与其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挂钩,未能实现目标需面临支付罚款、退还资金等处罚。但是有的产品设计给企业未能实现目标或者调整目标留下了后路。
从结果本身看,金融漂绿分为两种。一种是分类企业的投融资活动符合绿色要求,但是自身运营的绿色表现并未提升。2022年香港金融管理局对371家公司的1371只绿色债券分析发现,约三分之一的发行人首次发行绿债后,范围1和2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反而增加了。
另一种是投融资活动符合绿色标准,但未能真正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捷克学者Smutka2023年一项研究发现,只有激进的绿色债券与生态环保经济表现出强大的双向因果关系,传统绿色债券没有这种相关性。从宏观上看,真正绿色的改变往往更需要通过大量绿色创新来叠加实现,单个的绿色金融活动导致的影响难以测量,留下潜在漂绿风险。


#2

 透视动力:绿色偏好和绿色溢价

报告指出,金融领域投资者和消费者对可持续产品的“绿色偏好”,以及愿意为可持续产品让渡自己的利益而接受“绿色溢价”,是“漂绿”动力的来源;而信息不对称和监管的缺乏让营销美化成为可能,为“漂绿”提供了条件。
对消费者而言,除了产品本身的绿色健康价值,购买绿色的产品,能够让他们感觉自己在为气候变化“作贡献”,在减少自己的负面环境影响,同时也是一种身份建构,凸显自己的生活和道德“品味”。
消费者愿意为实现这些接受一定的“溢价”,这是企业推出绿色产品和主张的一个动因。当前商业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方对企业提出要求,敦促企业制定气候战略、转型计划,正在形成一种“剧场效应”,令企业不得不选择“绿色偏好”。
金融领域,政策的牵引也起到促进“偏好”的关键作用。从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到2024年央行公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国绿色金融产品和规模实现大幅增长,监管也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绿色绩效的评价和考核,使社会各界对该领域关注持续升温。
“绿色溢价”的存在也是促成金融漂绿的又一动力。绿色溢价指绿色金融产品相对于传统金融产品带来的额外成本或收益差异。从债券发行人角度来看,发行绿色债券的利率低于传统债券,可以获得更低的融资成本,这个差异就是绿色溢价,为发行者提供了激励。
远东资信研究院以2018年至2022年在国内发行的绿债作为样本,研究发现,近5年具有发行定价优势的绿债占比都在70%以上,且贴标及绿债第三方评估认证都会显著降低债券的风险溢价,带来更低的融资成本。
在此动力之下,企业和金融机构利用各种营销手段,宣传夸大或美化粉饰其环境主张、产品特点,或者投融资的环境效益,才使得漂绿成为了现实可能。


#3

 应对之道:源头渠道两手抓

报告最后提出了应对金融“漂绿”的三条路径。其一是从源头上校正“动力”,一方面要规范企业绿色声明的定义和描述,另一方面要提升利益相关方对“绿色”认知和识别能力。
2024年3月,欧盟公布《赋能消费者以实现绿色转型指令》,明确了在没有“经公认的优异环境绩效证明”的情况下,禁止使用包括“环境友好”、“生态友好”、“绿色”、“节能”、“生态”、“气候友好”、“可降解”等十余种环境声明。
同年5月,英国金融监管局发布了《反漂绿规则指南》,要求企业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相关声明必须公平、清晰且不具有误导性,给出具体的规范,指引企业绿色营销。这些日益严苛的监管政策,有助于减少夸大、误导和未经证实的绿色主张。
此外,消费者认识的提升也可以消解“漂绿”发生的空间,如果消费者对绿色债券、可持续资产、ESG投资等标签的外延和内涵认识更清晰,就能够识别出产品阐述中的语焉不详和粉饰,找到具备绿色“实质性”的标的和企业,粉饰就无法发挥作用。
其二是通过清晰而完善的标准、严格的监管,促进绿色金融识别、分类、信息披露的规范性。这一点,中国绿色金融标准日趋完善。以绿色债券为例,2022年,绿色债券标准委员会发布《中国绿色债券原则》,明确了绿色债券的四项核心要素,包括募集资金用途、项目评估与遴选、募集资金管理、存续期信息披露。2023年,中国绿色债券标准委员会发布了《绿色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指南》,帮助投资者更清楚了解资金使用和项目进展。
三是通过市场和公众的监督以及法律的保障,提升违法成本,让“漂绿”行为得不偿失。全球来看,“漂绿”将面临更严峻的处罚。2021年9月至2024年1月期间,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CMA)花费了130万英镑(152万欧元)和约29471个工作小时来调查漂绿,结果发现Asos、Boohoo等企业使用的语言“太宽泛和模糊”;要求企业的绿色主张需要得到彻底的证明,否则,可能会面临巨额罚款,最高可占其全球营业额的10%。
2022年11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指控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在ESG投资上误导客户,为此高盛需要支付400万美元的罚款。
报告指出,在进一步发展绿色金融时,如何让金融产品“名”与“实”相符合,如何搭建起绿色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良性转化机制,如何为投资者提供实质性、多层次的产品和服务,如何为实体经济和低碳转型提供丰富金融工具和应用场景,以上都是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绕不开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投资者、媒体乃至公众理性的认识,以及在自身领域可持续创新实践。面对“经济-法律-伦理-公益”的社会责任金字塔,人们不应该只关注塔顶有没有镶嵌一颗醒目的绿宝石,而是去真正一步一脚印地坚固塔基,让资金流向更可持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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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孙孝文

校对 | 赵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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