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教育部首次开展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以来，各省市区都高度重视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的总结、提炼和推广，并设立了省市县级的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审机制。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评审大大地推动了优秀教学成果的生成。2018年第二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已经结束，根据教育部2018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奖励活动官网公示的信息，共接受全国各地、各部门推荐的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候选项目1382项（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共申报10项，香港和澳门首次允许申报参评）。最终，批准获奖项目共452项，其中特等奖2项、一等奖50项、二等奖400项，全国平均获奖率为32.71%。本文基于评审奖励活动官网公示的1372项候选项目（不含香港和澳门10项）［1］和批准的452项获奖项目名单［2］进行统计与分析。

根据《教学成果奖励条例》（1994年3月14日国务院令第151号发布），教学成果奖特等奖需要国务院批准，是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含金量最高的奖项。2018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授予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主持完成的“走向世界的中国数学教育——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改革的上海经验”和重庆市巴蜀小学校主持完成的“基于学科育人功能的课程综合化实施与评价”。回顾2014年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当届特等奖授予了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李吉林主持完成的“情境教育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和北京市十一学校主持完成的“普通高中育人模式创新及学校转型的实践研究”。2018年特等奖来自上海市和重庆市，2014年特等奖来自江苏省和北京市。这显示，这四个省市在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中走在国内第一梯队，值得其他省市区借鉴学习。2014年和2018年的4项特等奖项目，有3项是由单位主持完成的，1项由个人主持完成。重庆市巴蜀小学校主持完成的项目关注的是学科育人功能视野下的课程综合化实施与评价问题，而北京市十一学校主持完成的项目聚焦的是普通高中育人模式创新及学校转型问题，两者实际上都是关注育人这一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问题和热点问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主持完成的“走向世界的中国数学教育——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改革的上海经验”很好地总结和提炼出了上海市义务教育阶段数学教育的成功经验。

（一）各省级行政区、兵团获奖项目总体情况

1372项候选项目来自北京市等31个省级行政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部批准的获奖项目来自含香港、澳门在内的30个省级行政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很遗憾地是河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等3个省级行政区没有项目获奖。利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7软件对各省级行政区、兵团各奖项获奖情况进行数据处理，以“特等奖”为主要关键字，“一等奖”为第一次要关键字，“二等奖”为第二次要关键字进行数值降序排序得到各省级行政区、兵团获奖项目情况，见表1。

表1 各省级行政区、兵团获奖项目情况

从表1可见，共有12个省级行政区有一等奖以上项目进账，前五名分别为上海市、重庆市、江苏省、北京市和山东省。

进一步的，以“获奖总数”为主要关键字进行数值降序排序得到表2结果。

表2 各省级行政区、兵团获奖项目总数

从表2可见，按获奖总数进行排序，共有8个省级行政区获奖总数超过20项，前五名分别为江苏省、山东省、上海市、北京市和广东省。

（二）不同类型单位获奖总体情况

对1372项候选项目所呈现出来的信息进行分析，将申报单位性质划分为高等学校、教研部门（含各级教研室、进修学校、教研中心、教育科学研究院、电教馆、装备管理办公室、师资培训中心及其他教研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含教育厅、教委、教育局和其他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校外活动中心（含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年宫）、省级教育学会、其他（含中小学校长协会、军区善后办政工组组织干部处）等主要类型。以“特等奖”为主要关键字，“一等奖”为第一次要关键字，“二等奖”为第二次要关键字，“获奖总数”为第三次要关键字，进行数值降序排序得到表3结果。

从表3可见，中小学幼儿园和教研部门各获得特等奖1项。中小学幼儿园、教研部门、高等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均有获得一等奖，前三者获奖数目均在10项以上，四者合计占一等奖获奖项目总数的94%。中小学幼儿园一等奖获奖数目和教研部门与高等学校一等奖获奖数目之和基本持平。

表3 不同类型单位获奖项目情况

（三）各省级行政区、兵团推荐数目与

获奖数目比较

对各省级行政区、兵团推荐数目与获奖数目进行综合考察，以“获特等奖率”为主要关键字，“获一等奖率”为第一次要关键字，“获二等奖率”为第二次要关键字，“总获奖率”为第三次要关键字，进行数值降序排序得到表4结果。

表4 按多项获奖率进行数值降序综合排序

从表4可见，对获奖数目与推荐数目进行综合考察，综合表现最为突出的省级行政区前五名分别为重庆市、上海市、北京市、江苏省和西藏自治区。

进一步的，以“总获奖率”进行数值降序排序得到表5的结果。

表5 各省级行政区、兵团以总获奖率进行排名

从表5可见，总获奖率最高的五个省级行政区分别为上海市、江苏省、北京市、浙江省和福建省。其中上海市推荐的43个项目，42个项目获奖，总获奖率高达97.67%。排名第五的福建省总获奖率为53.85%，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总获奖率32.71%。有获奖项目的省级行政区里，内蒙古自治区、湖北省、云南省和辽宁省总获奖率都在10%以下。可见，各省级行政区总获奖率有较大差距。

（四）不同类型单位推荐数目与获奖数目比较

以“获特等奖率”为主要关键字，“获一等奖率”为第一次要关键字，“获二等奖率”为第二次要关键字，“总获奖率”为第三次要关键字，进行数值降序排序得到表6结果。

表6 不同类型单位按多项获奖率进行数值降序

综合排序

从表6可见，对获奖数目与推荐数目进行综合考察，综合表现最为突出的单位类型依次为教研部门、中小学幼儿园和高等学校。

进一步的，以“总获奖率”进行数值降序排序得到表7的结果。

表7 不同类型单位以总获奖率进行排名

从表7可见，按总获奖率进行排序，校外活动中心、省级教育学会和高等学校依次排名前三甲。其中，校外活动中心总获奖率为100%，这两个校外活动中心均来自上海市。省级教育学会总获奖率为80%。高等学校和教研部门总获奖率分别为56.78% 和41.91%。这四者均超过全国平均总获奖率（32.71%）。教育行政部门总获奖率为33.33%，略高于全国平均总获奖率。

（五）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地区获奖

情况

将省级行政区按地区类型不同，进行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西和内蒙古等12个省、市、自治区。表8给出了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地区获奖情况。与2014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项特等奖均被东部地区获得不同［3］，2018年西部地区摘得了1项特等奖。与2014年相比，东部地区一等奖数目保持稳定，二等奖项目增加了20项。中部地区一等奖项目减少了4项，仅剩1项，二等奖项目增加了13项，总获奖项目增加了9项。西部地区除了特等奖的突破以外，一等奖项目增加了3项，二等奖项目减少了2项，总获奖项目增加2项，保持稳定。可见，与2014年相比，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依旧很大，而且有进一步扩大差距的趋势。西部地区在特等奖和一等奖方面均有所突破，可圈可点。

表8 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地区获奖情况

注：表8是以“特等奖”为主要关键字，“一等奖”为第一次要关键字，“二等奖”为第二次要关键字，“获奖总数”为第三次要关键字，进行数值降序排序得到的。

（六）各省级行政区、兵团2014年和

2018年获奖情况比较

查阅2014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信息，发现当年各地、各部门申报项目为1305项，获奖项目417项，其中特等奖2项、一等奖48项、二等奖367项，全国平均总获奖率为31.95%，与2018年全国平均总获奖率32.71%基本持平。按照获奖总数目来排序，2014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各省级行政区、兵团中排名前十的见表9。

表9 2014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获奖总数排名

注：表9是按获奖总数进行数值降序排序得到的。

表10 2018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获奖总数排名

注：表10是按获奖总数进行数值降序排序得到的。

从表9和表10可以发现，江苏省获奖总数依旧保持在第一的位置。山东省由第六位替代北京市跃居到第二位，发展迅猛。上海市名次提升了一个位次，位居第三。北京市获奖总数维持不变，但往次降到第四。广东省获奖总数略有增加，保持在第五位。浙江省由第三位下降到第六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福建省、河南省是2018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的三匹“黑马”，都闯入了前十名，分别位居第七、第八和第九。重庆市和四川省排名均略有下降，并列排名第十。湖北省和湖南省这一届均未能进入前十名，均居二十名左右。

表11 2014年和2018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情况综合排名

从表11可以发现，以“特等奖”为主要关键字，“一等奖”为第一次要关键字，“二等奖”为第二次要关键字，“获奖总数”为第三次要关键字，进行数值降序排序得到的2014年和2018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情况综合排名与上述按获奖总数进行排名，结果也是不一样的。由于上海市和重庆市各获得1项特等奖，分列综合排行榜前两位。江苏省和北京市表现依旧抢眼，紧随其后。山东省表现稳定，保持在第五位。广东省进入前七名，位居第六。浙江省由第四位降至第七位。江西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虽然获奖总数不多，但是由于均获得了1项一等奖，也进入了获奖情况综合排名前十名。

（一）有3个省级行政区没有项目获奖

非常遗憾的是，2018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中，河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等3个省级行政区没有项目获奖。而这三个省区2014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数目也都仅在2项以内。

（二）备受关注的特等奖花落西部和东部省市

与2014年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项特等奖花落北京市和江苏省，这两个均为东部省市不同，2018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花落上海市和重庆市，西部地区重庆市也获得了1项特等奖。至此共有4个省市获得过特等奖，代表着我国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和实践领域的最高水平。

（三）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排名结果不尽相同

以“特等奖”为主要关键字，“一等奖”为第一次要关键字，“二等奖”为第二次要关键字进行数值降序排序得到各省级行政区、兵团获奖项目情况，共有12个省级行政区有一等奖以上项目进账，前五名分别为上海市、重庆市、江苏省、北京市和山东省。以“获奖总数”为主要关键字进行数值降序排序，共有8个省级行政区获奖总数超过20项，前五名分别为江苏省、山东省、上海市、北京市和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福建省、河南省是2018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的三匹“黑马”，都闯入了前十名，分别位居第七、第八和第九。对各省级行政区、兵团推荐数目与获奖数目进行综合考察，以“获特等奖率”为主要关键字，“获一等奖率”为第一次要关键字，“获二等奖率”为第二次要关键字，“总获奖率”为第三次要关键字，进行数值降序排序，综合表现最为突出的省级行政区前五名分别为重庆市、上海市、北京市、江苏省和西藏自治区。按总获奖率进行排序，总获奖率最高的五个省级行政区分别为上海市、江苏省、北京市、浙江省和福建省。

（四）不同类型单位获获奖情况存在差异

中小学幼儿园和教研部门各获得特等奖1项。中小学幼儿园、教研部门、高等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均有获得一等奖，前三者获奖数目均在10项以上，四者合计占一等奖获奖项目总数的94%。中小学幼儿园一等奖获奖数目和教研部门与高等学校一等奖获奖数目之和基本持平。对获奖数目与推荐数目进行综合考察，综合表现最为突出的单位类型依次为教研部门、中小学幼儿园和高等学校。

（五）东部和西部地区都有所发展和突破

2018年西部地区摘得了1项特等奖。与2014年相比，东部地区一等奖数目保持稳定，二等奖项目增加了20项。中部地区一等奖项目减少了4项，仅剩1项，二等奖项目增加了13项，总获奖项目增加了9项。西部地区除了特等奖的突破以外，一等奖项目增加了3项，二等奖项目减少了2项，总获奖项目增加2项，保持稳定。可见，与2014年相比，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依旧很大，而且有进一步扩大差距的趋势。西部地区在特等奖和一等奖方面均有所突破，可圈可点。

（一）加大省市县级教学成果的培育力度和遴选水平

要想在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中有所斩获，相关的省市县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研部门要抓早抓好，加大各层级教学成果的培育力度。应该有意识地引领各类教育工作者按照《教学成果奖励条例》的要求，认识和理解教学成果的重要性，规划、策划、设计、实施和示范教学成果，并通过专家的指导，不断凝练教学成果。同时，各省市县也要根据《教学成果奖励条例》和教育部关于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的相关要求，制定高水平的省市县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办法，提高教学成果的遴选水平。尽可能避免行政的干扰，把真正高水平的教学成果遴选出来，并逐级进行再培育和推荐。只有这样，才能在下一届的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中取得好成绩。

（二）关注不同地区、不同省级行政区

教学成果水平的差异

通过上述的统计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差距还在逐渐扩大，这需要引起我们重视。有学者提出，教育部可以参照此前高等教育类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向西部地区倾斜的做法，制定出有利于调动西部省份积极性的政策。［4］本次评审中，有3个省级行政区没有获奖项目。这需要引起相关省份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东部省级行政区总体表现优于中西部省级行政区。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的意义除了表彰先进以外，应该起到激励、示范和辐射的作用。应该将优秀的获奖项目成果在获奖数目比较少的地区和省级行政区进行推广，通过“先进”带动“后进”。通过具体的优秀教学成果的应用与实践，提升薄弱地区和省级行政区的各级各类教育工作者们感悟和实践教学成果培育和生成的整个过程，通过“模仿”来促进创新，最终形成具有地区特色、学校特色的高水平的教学成果奖。

（三）加强不同类型单位之间的协作多出高水平教学成果

通过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单位之间获教学成果奖率不一样。对获奖数目与推荐数目进行综合考察，综合表现最为突出的单位类型依次为教研部门、中小学幼儿园和高等学校。当今社会，由于资源配置的差异，各种类型的单位各有优势。高等学校具有理论水平精深的专家学者，教研部门具有了解一线中小学幼儿教育教学实际的教研人员，中小学幼儿园具有教育教学实践的土壤和资源，教育行政部门具有教育行政权力资源。如果这几类单位采取多元协作的方式，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策引领下，在高等学校专家学者的理论指导下，在教研部门教研人员的具体监督下，在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具体实践下，并将实践的成效向其他几方反馈，多方协同，共同积极推动教学成果的生成、转化和提炼，将形成高水平的教学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