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海的自然地理构造及其气候类型
黑海一名来自于古老的希腊/伊朗名,“Pontos Axeinos”,意为“黑暗或昏暗的海”。在拜占庭的史料记载中,黑海最常见的名称就只是Pontos(海)而已。这个用法传到阿拉伯文献中就是“bahr Buntus”,直译就是非常吊诡的“海海”。
当然,还有另一种同欧亚草原族群的颜色方位定义有关的解读。来到安纳托利亚半岛的突厥人分别把在他们西、南、北面的海,按照游牧民传统命名为白海、红海和黑海。所谓“白海”(Ak Deniz),就是今日之地中海。
现代自然地理科学对于黑海起源及其特征的理解,并不那样传奇。黑海的富氧表层水域和其深水区之间的混合程度非常低,这道“密度跃层”阻碍了上下海水的垂直流动,这导致硫化细菌分解的有机物,自然会以硫化氢的形式把海底淤泥染黑。
大约在18000-20000年前,黑海还是一个又小又浅的“纽克星湖”(Neoeuxine lake),只有现在大小的2/3。这片水域在数百万年间反复扩张和收缩,期间黑海盆地有时与大洋相连,有时与里海的雏形相通,有时还会是独立的小型半咸水湖。
随着冰川消融,也就是在公元前55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地中海快速倒灌纽克星湖。证据是今天黑海海床沉积物的地层分析,淡水生物的遗骸位于海洋生物的遗骸之下。而在两层之间,却没有任何的过渡区域。
其时黑海沿岸地区已有人类开始建立定居点,当湖面以每天高达1.6公里的速度向外扩散,早期智人一定会目击黑海的诞生。近来,用声纳可以清楚地探测到坐落在古代湖岸线上的人类居住遗迹。
并不难想象海平面上升给居住在过去湖岸边新石器时代人类带来的变化,黑海的形成会成为值得记忆的巨大灾难事件,并可能以民谣的形式进入人们的口述传统。世界各地古老的洪水传说故事中,定然有黑海泛滥的往事。
今日之黑海已经延展到了423000平方公里左右,面积几乎是北美五大湖的两倍,比邻近的里海稍大一些,却有其2倍深,达2000米。从保加利亚布尔加斯到格鲁吉亚巴统,黑海宽达1174千米;而从克里米亚半岛到土耳其伊内博卢则仅260千米。
2000年来,水手们都声称在黑海中央能主要海流沿着海岸,按逆时针方向流动。其两条支脉在海中央南北向流动。1823年,一个英国海军船长声称他们能够不用风帆,只靠海流带动从敖德萨航向伊斯坦布尔。
尽管古代的水手大多更青睐沿着海岸线,由海岬导航并利用从陆地上吹来的微风使舵,但其实黑海的海流大可以帮助人们更快地从狭窄的中部穿过。根据希腊文献,这样的旅程只需一天一夜。
流入黑海东西两端的多瑙河和里奥尼河皆在河口制造强烈的逆时针方向海流,而在在东北方向,顿河流入亚速海。浅层海水的唯一出口在西南方向的马尔马拉海并注入地中海,而更暖更沉重的深层海流则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反方向汇入黑海,构成一个循环。
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边,暴风和巨浪侵蚀着海岸线,其上通向平原的山丘向南延伸过整个安纳托利亚直至托罗斯山脉。高加索山脉,自西北向东南横穿隔开里海与黑海之间的陆地走廊。
黑海北面直连欧亚大草原,有时在海岸有一道突兀的悬崖阻挡,有时融入沿着海岸的大河的河岸,尽头是掺杂着咸水的河口,即limans。西北方的草原干热的夏天之后是寒冷的冬天,相反东南方的高原,反倒在亚热带气候影响下有充足的降雨。
总而言之,黑海是两个气候区域的交汇点——寒冷干燥的大陆性气候和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这就是几千年来黑海令人生畏的真正原因。垂直且固定分布的盐分意味着200米以下的黑海是“死”的,底部更是一片淤泥沼泽,充满着硫化物散发出的臭鸡蛋味儿。
不幸溺死的动植物一旦掉落到海床上,硫化细菌便会像雪一样覆盖。事实上,黑海将近90%的水量处于低氧区,是世界上最大的硫化氢储备。黑海的恐怖之处不仅在于海面之上的狂风骤雨,更在于海面之下的尸骸全无和死一般的沉寂。
农业革命后,斯基泰人是黑海的第一批过客,他们和地中海诸城邦对峙、贸易,以一种间接曲折的方式形塑了西方文明。罗马帝国崛起后,人们对黑海的认知随着对高加索山脉和安纳托利亚半岛的熟悉而愈发透彻。
到13世纪,由意大利和加泰罗尼亚人绘制的彩色海图中,我们可以直观地领略到人们对这片海域的熟悉程度,个中地理细节准确、详尽得令人吃惊。不仅有清晰的克里米亚半岛和亚速海轮廓,而且一些海岬亦被大致标定出来。
自黎凡特地区的欧亚商贸路线中断后,黑海便成为东西方贸易往来的重要枢纽。随着拜占庭衰颓,东罗马帝国的黑海秩序趋于瓦解。黑海将迎来前现代时期,第一个繁忙、暴利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白奴贸易与13-18世纪黑海商业网络
13世纪下半叶,黑海处于蒙古人的直接或间接统治之下。不谙水性且欠缺交易经验、语言技能的草原游牧民乐于将自身关税业务外包给专业人士,意大利商人因而获得扩大商贸规模的机遇。
1263年,钦察汗国、拜占庭以及热那亚商人齐聚开罗,商讨对伊尔汗国的征战。大批意大利商人得以移居黑海地区,从蒙古人手中正式获得了居住、经营的权力,是为热那亚人在黑海地区建立殖民统治的开端。
值得注意的是,热那亚势力在东地中海和黑海地区的扩张,并非追求大片土地,而是进行商业殖民。他们依靠黑海沿岸的港口城市,陆续建立起40余个据点,并着手建造住宅、教堂、仓库等建筑。
其中就包括索尔对亚、刻赤(Kerch)、塞姆巴隆(Cembalo),以及位于亚速海(Azov,旧称塔纳海)沿岸的塔纳、马帕(Mapa)、巴塔(Bata)等城市。正是在热那亚人的治理下,黑海世界的商业和手工业蓬勃发展。
特别是考虑到远距离交通、通讯不可避免的困难,具备丰富商贸与金融经验的意大利商人将先进的商业技术应用于黑海地区的商品交易活动之中,以“康孟达”(Commeda)为代表的契约组织形式为贸易活动的开展带来了保障与便捷。
两百年后,虽然蒙古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前后崩解、覆灭,可卡法依旧是整合黑海商业贸易网络的中心。16世纪中叶的卡法的规模仅次于阿勒颇、大马士革和塞洛尼卡等城市,拥有着“小伊斯坦布尔”(kucuk Istanbul)的美誉。
来自北方森林的动物皮毛、坚果和蜂蜡;来自东方帝国的谷物、丝绸和瓷器;来自南方高地的亚麻、香料和棉布;来自西方城堡的葡萄酒、玻璃杯和鱼子酱;以及黑海本地盛产的盐、铜、明矾等矿物质,皆是十分畅销商品。
然而,卡法以及及黑海周边港口真正的财富来源,是人口买卖。黑海沿岸从古代开始就一直是奴隶贸易的重要货源地,许多古希腊作家在创作时都会为主人公设置一个名为“色拉塔”的奴隶角色。
相比于奴隶贸易,尤其是白奴贸易,一捆捆的棉麻、兽皮和一箱箱瓷器、玻璃的利润根本微不足道。许多意大利商人的财富很大程度上正是来源于在鞑靼可汗与穆斯林苏丹之间,抽成加码的中介费。
自1330年代起,黑死病时不时便会在地中海世界和丝绸之路沿途肆虐。大量人口的死亡造成欧洲、北非和西亚地区劳动力周期性短缺,而权贵阶层又急于满足对佃农、家仆、战士和建筑工人的需求。
因此在之后三百多年间,大约有二三百万信仰基督教的斯拉夫人被贩卖为奴。就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几十年前的15世纪早期,一位名为佩罗·塔富尔西班牙旅行者发现卡法的奴隶贸易是这个城市最繁荣的事业,其范围遍及全球。
他写道:“在这个城市中出卖的男女奴隶,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多。埃及的苏丹在这里设有代理人。他买了奴隶以后送到开罗。”甚至塔富尔本人亦带着这项行业的活体证据——一个男人、两个女人及其两个孩子回到了科尔多瓦。
在奥斯曼帝国治下,奴隶贸易得到长足发展,苏丹发明了一套税法系统规范化地将白奴买卖成为举足轻重的财政收入来源。从乌克兰草原、高加索山区和巴尔干半岛劫掠来的奴隶的平均售价在20-40个金币之间,给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贡献了超过25%的税收。
从1500年到1650年,白奴数量远超黑奴,因为伊斯兰法律规定只有在孩子的父母双方都是奴隶时,奴隶身份方可以延续到孩子身上。也就是说,世世代代为奴的情况在奥斯曼帝国中非常少见,只能通过不断提供“新人”的方式供给人口交易市场。
大多数女性奴隶会被充做富贵人家的小妾,而男性奴隶则通常充做近卫军中的步兵或是战船上的桨手,或会被当作一个纯粹的商品,当作礼物在上流社会互相赠送。所以,一些赤贫阶层有时会将成为奴隶看做是通往财富和成功的阶梯。
特拉布宗市场上,父母主动把自己的孩子卖掉,进而期许和权贵阶层形成一种庇护关系,是非常普遍的情况,毕竟能够豢养起奴隶的家庭非富即贵。18世纪的西方旅行者震惊于来自北高加索女性白奴的想法,她们争先恐后被穆斯林富人买到家里,而不带有一丝羞愧。
普鲁士贵族奥古斯特·冯·豪克斯特豪森曾详述了他和6个女奴的故事。她们被一艘俄罗斯战船“解放”,在宣布这些女孩是“自由人”之后,她们几乎异口同声且不假思索说道:“到君士坦丁堡去,把我们卖掉。”
值得注意的是,奥斯曼帝国其实并没有生理意义上低的贱“奴隶阶层”。绝大多数白奴的奴隶身份不具备代际传承属性,那种“繁殖”奴隶的想法为伊斯兰教法与穆斯林社会所不容和不齿。
和同时期的非洲、美洲黑奴相比,白奴没有终身制,一些女奴只要同自由人结婚就可以从自己的主人处逃离。奴隶亦被允许给自己赎身,这有着本质区别。事实上,奥斯曼帝国许多大维齐尔、军事长官和苏丹的配偶,都是奴隶出身。
18世纪下半叶,莫斯科公国扩张到克里米亚半岛,黑海不再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湖”,白奴贸易大幅衰落。黑海在俄罗斯和奥斯曼两股此消彼长的势力之下,在近代更将成为几大帝国野心碰撞的地方。
19-20世纪帝国主义在黑海的较量与博弈
黑海战略地位的变化起始于海洋文明的崛起和草原帝国的衰落,至少就奥斯曼土耳其而言,保持黑海地区的和平与秩序是自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最重要的议题。而对于俄国人来说,其重点却正好相反。
为确保通往地中海-苏伊士航线的安全,沙俄基本只有两个选项策略。一是着手兼并高加索和巴尔干,扼制住达达尼尔海峡与斯普鲁恩斯海峡的黑海进出口,但这必然导致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伊朗)的敌对。
二是交好于奥斯曼土耳其,借以换得黑海两海峡通行无阻的报偿。这意味着俄罗斯必须暂时搁置自伏尔加河南下的计划,退出已经到手的克里米亚半岛,仰赖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的善意。
问题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不可靠。其外交政策深受西欧,尤其是英法两国影响。而且,其海军力量也显然不敌英法各自的舰队或是联合舰队。一遇战争,英国或法国舰队可以轻易封锁黑海两海峡,使俄罗斯商船的航行安全无法获得保障。
因此,对沙皇来说,鸽派路线几乎等于将黑海-地中海航线交给伦敦和巴黎。实际上,1784年沙俄开始着手整顿、组建黑海舰队的举动,就已经表明沙俄未来在这一区域只能采取进攻姿态以“保护”商业利益。
1789年,拿破仑占领埃及,攻击叙利亚。此后百余年间,围绕着如何分割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土或纳入其势力范围等问题,经常在英、法、俄等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引起激烈的军事冲突与外交博弈。
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由于担心法国在北非的扩张将威胁印度,而沙俄则慑于法国在巴尔干半岛与黑海海峡的扩张,于是皆认为维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土完整,有利于欧洲国家体系的权力平衡与彼此的利益。
1790-1830年,英俄两国无论是在东方问题上,还是在镇压欧洲革命方面,都合作得相当默契。1800年,拿破仑曾与沙皇保罗一世共同计划远征印度,以扼制大英帝国的战略心脏,但这一狂想因保罗一世被刺杀宣告终止。
事实上,英法之间的嫌隙要远远大于英俄之间在中亚和东亚地区的利益冲突,直到沙皇俄国完全控制高加索,打破了英俄之间微妙的战略平衡。因为“高加索”一词不仅指山脉本身,还包含着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横贯黑海与里海间的广阔地峡。
峻拔的高度加上陡峭直立的坡度,使高加索山自古以来便是欧洲文学想象的重要对象。那里是普罗米修斯被拘困的地方,是西方文化及其筚路蓝缕事业的精神原乡,具有着极其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在地缘政治层面,外高加索被沙俄控制意味着罗曼诺夫家族的军队可以轻松沿着卡拉(Kara)河与姆拉特(Murat)河顺流而下,将影响力推至叙利亚乃至波斯湾,进而同时对奥斯曼土耳其、伊朗与大英帝国构成战略上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沙皇俄国对北高加索的征服遇到了山民的激烈反抗。数万名贵族军官被派到前线历练,一如印度征服对大不列颠的军官养成。克里米亚战争前夕,沙俄已经拥有一批实战经验丰富的部队。
不只如此,沙俄对外高加索的侵略催生出19世纪俄罗斯桂冠作家群,塑造了俄罗斯版的东方主义。在外高加索原住民眼中不过是杀人狂的叶尔莫洛夫,在俄罗斯国内却受到知识阶层的普遍推崇,其中就包含了诗人普希金。
185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沙俄虽然一败涂地,但只是之于其延长黑海政策的短暂停歇。到1870年代,所谓“东方问题”变得更加激烈,沙俄开始公然破坏黑海两海峡非军事化的立场,并以东正教名义,公然介入巴尔干半岛,导致第十次俄土战争。
在这场新的“东方危机”中,英国内阁在对俄问题上出现分歧,最终未采取任何行动,仅对俄提出警告。沙俄因而赢得这场战争,并于1878年3月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签署《圣斯提凡诺和约》,扶植“大保加利亚公国”,由俄军驻屯保护并由俄国官员治理。
大保加利亚的出现引起奥匈帝国、塞尔维亚与希腊的反弹,在俾斯麦的协调下,柏林会议召开,奥斯曼帝国更是丧失了大片领土。其后果是奥斯曼帝国高层转而诉诸伊斯兰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日后接橥土耳其人至上的中央集权派——泛突厥主义渣滓。
进入20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倾颓之势已无可逆转,柏柏尔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也开始急速发展。可远在柏林的威廉二世及其鹰派顾问还在幻想着如何在其盟友奥斯曼帝国的帮助下,把英国人逐出印度,把俄国人赶出高加索和中亚。
这场“圣战”由柏林策划,由君士坦丁堡发动,是延续英俄大博弈的另一种形式。整个东方的清真寺和市集里都有传闻,说德国皇帝已经秘密地皈依伊斯兰教了。据说德皇现在自称为“哈吉”·威廉·穆罕默德,还偷偷地去过麦加朝圣。
1918年一战结束,德意志第二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起进入坟墓,可黑海的地理位置依旧紧要。1936年签订的《蒙特勒公约》是处理黑海海峡问题最具权威且至今有效的国际法文件。
根据该公约,土耳其拥有黑海海峡的控制权和主权,允许土耳其在海峡地区设防,各国商船可自由通行。随着美苏冷战的铁幕降临,苏联基于和18世纪末近乎相似的地缘政治格局考量,与土耳其在黑海海峡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两国关系不断恶化。
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约以威胁苏联腹地,围绕其展开的美国-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合作倡议”是在东地中海-红海-黑海三角区重要的协调机制。其合作范围涵盖军事演习、民事应急、边境安全管理、反恐、防扩散、打击轻武器走私、公共外交等多个领域。
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黑海控制权不再为任意一方独占。可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与斯普鲁恩斯海峡依旧遏制着俄罗斯联邦的咽喉。普京在黑海地区的诉求,和斯大林当年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的目标一样,都是改变黑海海峡管理体制。
事实上,俄罗斯联邦自成立以来几乎所有的军事行动,如两次车臣战争、南奥塞梯问题、纳卡冲突、俄格战争以及今天的俄乌战争皆围绕黑海进行。黑海地区的领土争夺和权力竞争穿越了几个世纪之久,未来前景更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