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8夜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奶奶是爷爷的第二任妻子，我父亲由爷爷第一任妻子所生；父亲的亲生母亲患肺病，离世时年仅23岁，父亲3岁。1937年爷爷续弦的对象，便是照看我长大的奶奶了。
奶奶姓韩，家在天津蓟县侯家营镇林庄户韩庄，其父有三子三女，老大老二儿子在家务农，三儿子有时来京经商。奶奶母亲的娘家姓聂，是个文化家庭，日寇入侵时，聂家的孩子有随学校去昆明西南联大的，后曾在燕京大学任教，日寇投降后，也有接管北京教育局工作的，我爷爷后来在教育口的工作，就是聂家人介绍的。
◉ 民国二十八（1939年）《蓟县地图》
爷爷奶奶有五个孩子，仅靠爷爷小职员的微薄工资拉扯孩子们吃穿上学很不容易。不过1967年我去小绒线胡同和奶奶一起住时，爷爷奶奶的子女们都已长大离家，父亲、姑姑和二叔参加工作，二叔随单位去了青海，三叔去了黑龙江宝清县建设兵团，四叔则去山西插队，家里的孩子只有我和比我小两岁的表妹。奶奶1915年生人，那时奶奶已经有五十多岁。
打从我记事起，奶奶就一直是干净、利落、体面的，讲话轻声细语，保持着大家闺秀的涵养。胡同里的房子隔音不好，有时隔壁人家打呼噜的声音都能听到，爷爷奶奶爱面子，少有争吵，偶尔奶奶会说爷爷两句，“你能不能不抽烟”，也是小声的。奶奶总是一脸平和，看她的样子，仿佛她就在家当太太呢。可你如果跟她过一天日子，你就能发现她可有的忙呢，一双小脚也丝毫不影响她干活：早上起来她要准备一家人的早餐，还要另外给爷爷做好午餐，装入饭盒带去学校，一天中还要洒扫、纳鞋底、洗衣服、做衣服、缝补衣服、整理花池子，夏天续棉被（很大的工程）、冬天又要为照顾我多做许多事。奶奶跟随爷爷从蓟县逃难到北京，其间爷爷工作变动五次、搬家五次，又生了五个孩子，经历战乱、饥荒、运动，但她教育孩子的时候说的最多的是“没有过不去的坎”“退一步海阔天空”，不管对父亲还是对我，都管得很严谨，不允许孩子串胡同串院子，不许学老北京土语脏话，不许惹是生非。
奶奶极其宠我。上幼儿园时下雪，她叫来人力车送我上学，奶奶一直以这种方式照护着我，后来在运动中也是，外面飘着雨雪，而我像只不懂人事的狸猫一样安心地躺在奶奶为我铺就的温暖毛毡上。天气寒冷，每日入睡前，奶奶都要把暖水鱼（一种瓷器做的“鱼”形暖水袋）提前注满热水，塞进我被窝里；每日清晨，奶奶都要把我的棉裤腿倒过来提着，用煤球炉子烘烤，直到驱散冰冷、灌满热气后才拿给我穿，年复一年，到我上完小学，没有一个冬天的早晨，我曾冷着出门。那时小孩都自己上学，没有人送孩子，唯独奶奶日日清晨都要送我上学，我感觉别扭极了，自己太特殊了，不了解的人以为我们祖孙俩走了多远的路，其实我的小学小绒线小学就在家附近，学校的铃声坐在家里就能听到。奶奶照顾我细心至极，大概与此有关，长大后我的生活能力远远没有奶奶的强悍，甚至有些笨拙，到了六十岁吃饭，身旁的母亲和妹妹还要为我挽白衬衫的袖子，惹人发笑。
周总理号召大家种向日葵、蓖麻，上交给国家，以制造出更多油。于是院里家家都开始在窗外垒花池子，奶奶还种了些指甲花、扁豆、黄瓜、冬瓜。夏天，冬瓜顺着竹竿往上爬，一直爬到房顶上。后来，我们还种了葡萄。浇花、刨地、种植，这些我都是跟奶奶学到的。等我上初中离开小绒线胡同后，每到种花种向日葵的时候，奶奶都等着我去，她会提前把地刨松、弄平整，单独把播种的时间留给我。
我为什么要离开小绒线呢，因为西城区学校插队都要到远郊区县，而我父亲工作的朝阳区只用在本区内找农村。然而等我上中学时，已经取消插队了，这谁能算得准呢。
奶奶还未出阁时就学过做绢花，周总理、朱德、毛主席去世时，她做了白色绢花分给院里的人，我还曾带到学校分给同学。奶奶在院里的公信力很高，别人家大人出门去了，有时就把钥匙留在奶奶那儿，小孩子回家找奶奶取，一口一个“刘奶奶，刘奶奶”的，我那时小，奶奶姓韩，怎么叫她刘奶奶，奶奶笑着说道，嫁人了就姓刘啦。我从没见奶奶和邻居起过冲突，比起吵架，她宁愿忍让。
爷爷奶奶平时做人的口碑也在文革期间帮了大忙。借文革之风，有伙投机分子从老家来京，找到小绒线的居委会，说奶奶是地主婆，要揪回老家批斗，还声称奶奶在家里藏枪。居委会领着来的人到家搜查挖地面，连影都没找到，纯属诬陷。居委会的人劝说来闹事的人，说家里老头子在学校审查都没事，你们来揪老太太做什么，他们都是好人；赶紧把这伙人劝回了乡。这个事我长大才知道。奶奶嘴很严，怕孩子听了出去乱说，没有告诉过我。
不过好口碑也不能彻底躲过时代的动荡。奶奶终于因为身份问题要出去接受改造了。奶奶有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气短、喘不上来气，定期去白塔寺人民医院开补中益气丸。她就带着这副身体去扫街了。哪里受过这种罪呢，奶奶曾说过，以前当姑娘的时候都是别人伺候她，结了婚也是为一家人忙。这下可好了。可当时我并不知道整件事情的全貌，还以为人人都要扫，后来才知道只有奶奶几个人扫，知道「什么人」需要扫。奶奶回来也只是提一句“扫街去了”，就没有别的话了。该说是夜里还是凌晨呢，天还黑着，月光照过窗子，全世界都仍安静的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有时候猛然醒来睁眼，看到奶奶的被窝空了，奶奶已经出门了；等天亮我再一睁眼，奶奶已经在我窗前烘烤棉裤了，紧接着就是做饭，忙碌的一天。奶奶大概是从1971年开始扫街，每天在居委会领、还扫帚，扫了三年，从不习惯到习惯，最意外的收获是奶奶通过扫街身体变好了，也不用吃药了。“改造结束”后，奶奶依然保持了这个习惯，每天出去扫胡同，帮大家把院子扫干净。奶奶这种软中有硬的秉性促成了一种结果，就是劳动使奶奶的骨头更硬了，她永远有把坏事变好事的心态和能力。
文革期间，我也没有幸免。革委会主任（贫农出身）的孙子总是撺掇别的小孩儿闹事儿，欺负我，我被活跃分子闹得心生厌烦，四年级的时候还和他们打过架，奶奶教育我远离活跃分子，我不主动招惹他们，但性格渐渐变得孤僻起来。转机在五年级，学校组织运动会，我长得高，跳高、跑步都能拿名次，其中跳高还拿了西城区第五名，这下算为学校争光了，我的自信心也有了增涨。
六年级（即初一）时，有同学在我铅笔盒里辱骂写下“反动分子！黑崽子！”，这是我从小学起就听惯了的话，可我已经不是小时候那个只会遛着墙根躲着走的小孩了，我拿出笔回了一句“我生在农村，听惯了狗叫。——鲁迅”，心下骄傲不已，哼哼，这可是四叔从山西回来探亲教给我的绝妙反击。同学看到这句话后立刻告老师，举报我造谣，编造鲁迅名言。老师出来主持公道说：在人家铅笔盒里，你怎么知道是人家写的。同学喊出口号：“我们在对反动分子进行监督！”老师一笑了之，轻轻拍了怕同学的小狗头，以示劝慰。在整个运动期间，如果不是学校老师始终秉承朴素的公道，恐怕我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我今年61岁，奶奶已经离世18年，医生说奶奶有“风心”，能活到91岁已是奇迹。她走的时候没受罪，是她自己修到的福分。只是我偶尔还会想起，即使我成年参加工作后，也会去奶奶那儿坐坐的心境，每每面对奶奶，不用说话，芜杂的心神也能平静下来，奶奶身上走过历史云烟的气质使我感到安定、无惧。还记得幼年时的煤炉子，火炉烧起，蜂窝洞里舞出一些金红色的光，有位叫韩慧兰的女性正为她想要庇护的小孩子争夺一点寒冬里的热。她有爱心，有耐心，她永远不会被生活打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