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系统集成思维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宏观格局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两个大局”，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重构国际传播格局，离不开“两个大局”的宏观视野。

伴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传播格局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反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增加了世界经济政治局势的不稳定性，导致单边主义的回潮以及一系列国际规则的破坏。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通过媒体、智库合作及时发出理性声音，力求改变既有治理体系中不均衡、不合理的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还在数字经济、互联网规则、5G、AI、大数据安全、电子商务、绿色金融等新兴领域加快技术标准及规则的开发、制定，促使其上升为全球治理规则，以此作为扩大话语权的抓手。随着一大批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出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起区域内的信息合作关系，打造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媒体机构，成为国际舆论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由此，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开始发出更多的声音，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了改变国际传播领域中“西强我弱”的被动局面，我国政府于2009年启动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需要指出的是，国际传播格局虽然正在朝着多极化方向转变，但是由于西方大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国际传播领域“西强我弱”的局面没有得到彻底改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离不开包括舆论环境在内的良好外部环境。这要求我们充分利用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和媒体技术进步提供的条件进行整体布局，进一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重构国际传播格局中谱写新篇章。

体制机制

《决定》指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要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机制是立足长远的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模式，良好的机制有助于系统提升效率、优化行为，实现科学有序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从战略高度进一步强调外事、外宣和文化传播工作的重要意义，要求积极创新对外传播的工作思路、方针政策和管理体制。对外传播管理部门以及主流媒体围绕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大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以系统集成思维构建传播机制方面，我们的思想认识、组织规划、制度安排等还存在一定的欠缺，主要表现为协同传播的观念比较淡薄，对外传播资源较为分散，各机构之间协同不足，需从国家层面对“大外宣”进行统一领导、全面规划，构建协同实施、合力推进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

具体来说，我们应当认真回顾、总结十余年来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规划的落实情况，总结经验，寻找差距，增强规划的实用性和实效性。组织有关部门深入研究基于系统观念的“大外宣”模式，明确未来一个时期国际传播的重点内容、目标任务、方法策略以及合理的资源配置。强化对外传播跨部门协调机制，建立对外传播线索引导、组织策划、用户需求、报道反馈、政策要求等方面的信息共享平台。整合主流媒体的对外传播资源，构建面向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主流媒体的信息动向平台。协调驻外使领馆、各大媒体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建立高层次的涉华舆情分析研判机制。进一步发挥市场作用，推进国际传播的公司化运作、本土化经营、全媒体发展。在此基础上，经过深入细致的调研，制定更加丰满、更加完善、更加集约、更加科学的国家战略传播总体规划，以实现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战略目标。

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同样需要系统集成思维。目前，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方面存在价值认同壁垒森严、文明交流不深、制度保障缺乏等问题。要按照系统集成的要求，在建立社会认同机制、文明交流机制、主体责任机制和综合保障机制等方面下功夫。针对全球文明倡议的社会认同障碍，要从身份认同、利益认同、情感认同、事实认同等方面建立合理有效的社会认同机制，促进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由内而外地认同全球文明倡议。针对文明交流不深的问题，要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补齐当前全球文明交流的短板，拓宽文明交流的领域，搭建文明交流的数字平台。针对主体权责失衡的问题，要发挥先进政党的领导作用，发挥各国政府的引导作用，深化民间文化交流合作。针对现有的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的问题，要建立协商机制，完善组织平台，进一步利用好现有的国际多边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倡议、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

传播渠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战略传播是指在顶层设计之下各部分的协同联动，通过各种渠道、手段的综合利用，扩大传播效果，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决定》提出的“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正是战略传播的题中之义。这要求我们从系统观念出发，做到“三个结合”。

大众传播与人际交往相结合。目前，全球传播生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传播主体已经超越传统主流媒体的范畴，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随着中国对外交流日益扩大和深化，走出去的企业、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的数量不断增加，它们以投资建厂、项目合作、劳务输出、文化交流等形式嵌入所在国，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载体。因此，除了持续加强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之外，我们还要综合利用多种传播渠道和平台，积极挖掘和着力发挥人际交往的功能和作用。正如《决定》所要求的，“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长期以来，我国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中始终发挥着主力军作用。进入新时代，经过十余年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主流媒体在基础设施、技术手段，采编能力、传播效果等方面均得以提升。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性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公民个人自主发布信息、发表言论的渠道与平台越来越多，由此形成“传统媒体+新媒体”的舆论生成格局。目前，数字技术正在引领社交媒体不断升级，它内在表现为社交关系的智能化与内容生产的智能化，外在表现为可穿戴设备、大数据、网络算法等多种智能手段与社交媒体的交织发展。这些多样态的技术平台与应用都将极大改变原有的信息传播环境，可以为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赋能。我们应当及早进行数字时代的国际传播布局，以全新的信息采集、处理和分发方式，以更具沉浸感和参与感的下一代应用与服务，开创国际传播新局面。

“造船出海”与“借船出海”相结合。所谓“造船出海”，是指中国自主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和品牌，直接在国际舆论前沿阵地上传播中国声音和中华文化。这是长期以来以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主流媒体进行国际传播的主攻方向。所谓“借船出海”，是指借助海外已有的媒体和交流平台实现落地传播。所借之“船”包括各国主流媒体、区域媒体、社交平台以及各类UP主账号。其中，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华文传媒的作用不可小觑。近些年来，国内不少媒体采取“借船出海”的战略，与国外华文媒体共同创办当地语版或当地语汉语双语版，形成“报中报”的格局。这种合作形式不仅使华文媒体获得了内容上的支持，也帮助国内媒体将触角伸向更远的地方。这种“双向奔赴”既有利于中国信息的全球传播，也有助于国内媒体与海内外华文媒体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形成合力。“造船出海”是通过我国主流媒体自建的渠道“自己说”；而“借船出海”则是借助国外各种媒体渠道让“别人说”。通过将这两种方式相结合，可以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

话语体系

《决定》指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话语在传播意识形态、营造身份认同、塑造社会关系、进行权力分配、引领行为方式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旨在有效地向世界说明中国，营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同样离不开系统集成思维。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话语权是国家权力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体现，反映了各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影响。叙事体系是话语体系的思想框架和逻辑支撑。与话语体系相比，它更具整体性、系统性与全局性。长期以来，美西方的话语体系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了主导地位。遏制中国已经成为美西方当今的重大战略和既定政策，掌握着国际话语权的美西方舆论界必然按照其价值观和利益建构中国话语。综观近年国际舆论界热炒的诸多涉华话题，如中国对非实行“新殖民主义”、中国“战狼外交”等，都是这种话语建构的产物。有鉴于此，我国国际传播话语、叙事体系构建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打破那些占据国际社会主导地位的西方“元叙事”“元话语”，从中国的历史、现实中挖掘话语资源，从文明逻辑、发展逻辑、大国责任逻辑出发，对叙事体系进行系统建构与创新。我们要基于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和中国奇迹的成功实践，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世界意义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我们还要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联系在一起，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联系在一起。

通过超越国际关系中传统的权力观、利益观、秩序观、发展观，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示范，并将它们凝练为中国理念和中国话语，可以逐步建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且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由此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作者：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4年第11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责任编辑：高海涛

网络编辑：徐涛

监制：宋明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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