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杰地灵
明朝建立会川都督府后，朝廷“调京卫及陕西兵万五千余人往戌之”，今人的调查统计说这次改置卫所就“留驻五万八千平叛大军，同时广立民屯从云贵川招来屯户十余万口以利屯守”。这样的区划和管理，相应带来了本地人口的大量迁徙聚集。这些守成的卫所士卒来自各地，必然带来了先进地区的生产技术、生活习俗，以及中原和江南一带昌明的文化。
这是一支庞大的开发力量，许多屯戍的兵士便世代定居于此，与当地的土著联姻通婚，繁衍生息。直至现今，这里还有不少族姓是他们的后代，所以，你在当地红彝村落的彝族堂屋里看到“天地君亲师”的神龛牌位，听老人们侃侃而谈他们的先祖来自南京应天府或江西吉安府，就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了。
商路的繁荣相应带来了文化的昌盛。汉唐时期，会理就是贬官流客的谪放地。南诏大理时期许多的会理土著在会川都督府任职履责。自洪武年建城后，会理一带很快融入了中原的文化版图之内，整个的社会格局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会理的文化得到振兴，各种学宫、书院、考棚等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建立起来，考运文脉似乎也如涌泉一般喷涌而出。明代的科举取士，在这一地区不但突破了有史以来零的纪录，而且取得功名的人数骤然涌现之多，竟令人吃惊。据清同治本《会理州志》记载，明代会川卫有进士一名，举人二名，贡生一百五十六名，跟内地一些文化较发达的地区比较起来也并不逊色。
倚仗南丝路和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位置和川滇交界的特殊地缘，会理自古以来就成为了旅人理想的栖息地。不管是南下滇缅的客人或者是北上中原的商贩，都习惯在这里卸下马帮驮背上的货物，进驻小巷子的马店子里打尖、休憩、整顿劳累的鞍马，进行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历代的谪贬流徙的犯官罪人、文人墨客游经会理，与本地的治学之士们弦歌互答、诗书唱和，发达的商旅文化，让会理从古到今都与那些贫穷、落后、封闭的蛮荒之地有着天壤之别。
在司马相如、唐蒙、诸葛亮、蓝玉、赵藩等政治家军事家的宏大图谋和智慧影响下，在留驻过会理的杨升庵、刘瓒、廖坤培等名士文人加持下，会理逐渐充盈了人文气息，西南边陲的一群士子文人满怀倾慕，在岚瘴遍地、蛮荒千里的横断山脉深处，重建并坚守着中华传统文化文明的一腔赤诚。一座偏远之地的古城奇迹般地完好保存到今天。
于是这里就留存下钟楼、城门、匾额和碑刻，文塔、魁星阁、仓圣宫、金江书院依然保存完好，十大会馆、景庄庙、白马寺、白云观、东岳庙等痕迹仍在，南北大街中轴线依次展开四街三关二十三巷的空间格局，汉唐的气息和明清的韵味留驻在城垣楼宇和寻常巷陌中。相比博物馆和故纸堆，这里有着更加鲜活生动的盎然古意。
高质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会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