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乒冠军却遭网暴，畸形“饭圈文化”从何而来？

粉丝与偶像之间存在的是一种准社会互动关系，而偶像的本质是为粉丝提供一种“想象性”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基于情感的纽带，往往会激发粉丝为偶像自愿付出无偿的劳动，如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菲斯克所提出的“文化经济”，粉丝在文化生产和文本意义再建构的过程中，所交换和流通的是意义、快感与社会身份，获得的是精神愉悦与身份认同。蔡徐坤和周杰伦粉丝团之间在微博上开展的流量大战，粉丝无偿的“打榜”，实质上创造的都是社会流量价值，流量的背后，是粉丝被异化为“群体无意识”下的“数字劳工”。

“产消一体”的参与机制，构筑起粉丝群体的圈层壁垒。web2.0时代下富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饭圈，借助技术与平台工具，以对偶像或文化产品的情感认同为动力，沿着亨利·詹金斯“参与性文化”的生产路径，借助开放性的网络平台以及技术生产工具，积极采取“盗猎”的方式进行文本生产、加工、传播、交互，构筑起独特的粉丝文化形态。新冠疫情期间，以线上直播形式开展的粉丝与偶像间的互动，如“all world together at home”线上直播演唱会、抖音平台明星账号开展的“聊天直播间”等，都充分展现了技术对于粉丝文化生产的强大推动力。

一方面，鲍德里亚所寓言的“符号价值”代替“实物价值”的“消费社会”，在大众文化市场消费逻辑的引导下，以及在媒介宣传累积效应的刺激下，已然成为现实，粉丝陷入消费主义的泥潭，把购买与明星相关的产品作为传播互动的一种方式。

在这种消费想象，即：可以通过不断消费与偶像相关的一切产品以拉近与偶像之间的距离的过程中，粉丝也沉湎于消费所带来的快感，乐此不疲地体验那些虚无缥缈的所谓零距离偶像接触。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信任的断裂、集体记忆的缺失，也使作为亚文化群体的饭圈社群逐渐走向网络乃至现实世界的巴尔干化。

饭圈内部有专业细致的组织分工，比如打投组、宣传组、反黑组、净化组等等。而根据不同的分工，粉丝被定位为前线粉、数据粉、氪金粉等。这些角色分工象征着不同形式的粉丝劳动，并且时有重合，劳动与消费成为进入饭圈的基本门槛，也是饭圈女孩的基本义务。

由反黑组、控评组和数据组三大核心枢纽组成的前台，主要负责爱豆强大影响力和传播力的展示工程。承担爱豆与粉丝感情链接任务的中台：站姐，不仅需要钱还需要才华，其一手包办应援文案、拍照及修图、视频传播。而爱豆代言的产品或爱豆正在冲刺的榜单都是后台打投组的战略高地，每至爱豆生日，比拼生日排面的时候，打投组的价值感就凸显出来了。应援物资、生日礼品、广告位，她们都非常舍得氪金。事业组日常没有太多踪迹，但当她们认为爱豆的事业发展不如预期时就会跳出来为爱豆向工作室或经纪公司发难。例如杨幂的粉丝都就曾力数嘉行的几宗罪。此事一度霸占微博热搜。

饭圈分工明确，结构扁平，工作目标明确。但饭圈作为一个拥有庞大技术的人群，个体要在其中脱颖而出，主要有三条途径：首先是财富。能够带资进组是最好的。粉丝在打榜、买代言产品时一马当先，自然能聚集一帮追随者；其次是资源，如果能接触到爱豆最身旁的人，拿到爱豆的日程、准确找到爱豆的拍摄现场，拿到爱豆的签名照片等等，都可以使粉丝个体在群体中占领圈层高位；最后则是专业能力。既没有财富也没有资源的粉丝，只要能具备过硬的专业能力，一样可以在饭圈有出头之日。熟练的掌握PS、AE等软件或者能写出深入人心的文案，或有较强的组织策划能力，都可以在饭圈打拼出一番天地。无论是制造热度、打击竞争对手还是吸纳新粉丝，只有过硬的图文宣传和有序的组织策划，才能让饭圈组织的成员没有后顾之忧的奋勇出击。

饭圈文化的红与黑

饭圈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让粉丝群体基于“趣缘”连接在线上及线下场景中构筑新型的社会关系网络、积累真实或虚拟的社会资源，形成“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另一方面，也使得群体内部由于“回声室效应”的存在而不断走向极端与非理性，并沦为无偿付出情感劳动的“数字劳工”与被凝视规训的“单向度的人”。

1.个性化消费促进粉丝经济繁荣

克莱·舍基在《未来是湿的》中提到，有了社会媒体，人们就能为爱做大事。粉丝的表现欲、互动性、参与性，隐藏巨大的消费潜能，饭圈的“为爱发电”往往能够带来绵长的产品联动效应。尽管不同明星的粉丝群体之间壁垒高筑，但庞大的粉丝市场充分发挥着“长尾效应”，展现出巨大的消费潜能。“明星同款”、“流量周边”让“氪金党”、数据组不断为爱发电，这种个性化的粉丝消费带来了粉丝经济乃至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与繁荣；

2.身份认同利于社会稳定发展

粉丝文化是一种以寻求社会互动和身份认同为基础的亚文化体系，粉丝通过对于相同偶像的追捧与消费，达成与志同道合者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建立情感信任，形成“想象共同体”，在“原子化”的大众社会寻找到一种新的身份和归属。而通过推荐符合时代精神的正能量偶像，也有利于净化社会舆论风向，建构社会向心力与集体记忆，有效缓解当代的社会认同危机；

3.粉丝民族主义培养爱国精神

粉丝民族主义指的是以90后为行动主体，他们用追星的方式追逐、维护自己的祖国，将追星和民族主义运动合二为一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对于个人身份的构建和集体身份的认同。

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不断发酵，“饭圈出征，寸土必争”的口号与2016年的“帝吧出征，寸草不生”遥相呼应，饭圈女孩联手帝吧网友再次出征，为“阿中哥哥”打call。尽管在网络“出征”的过程中，刷屏式的洗广场评论与碎片化、民粹化的符号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东方主义”视角下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但是饭圈组织的灵活性、平民化、专业化、情感化也在培养国民尤其是新一代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1.狂欢下的非理性行为

当追星的狂热如潮水奔涌，非理性的泡沫加速滋生。粉丝为维护偶像，不惜与全世界为敌。看到有人不喜欢自己的偶像，互撕谩骂、刷量控评、人肉搜索......有些无良粉丝，以对偶像明星的“爱”为由，在网络上对其他艺人或普通人进行侮辱、诽谤。法律规定，在网络上诽谤、侮辱他人，侵害他人人格尊严、名誉权，情节严重的可能涉嫌诽谤罪、侮辱罪。追车、超车、强行变道逼停明星车辆等行为，极易造成安全事故，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需承担刑事责任。对于恶意组织粉丝到媒体评论区等公共空间刷量控评的行为人，如散布虚假信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可能涉嫌寻衅滋事罪……诸如此类的非理性行为，使得饭圈“血雨腥风”的现实暴力与网络暴力时有发生，让饭圈乌烟瘴气。

2.群体极化造成价值偏差

随着流量成为衡量明星价值的重要标准，粉丝对偶像的支持开始转变为各式各样的数据打投。粉丝为了做数据购买远超个人需求的商品，催生出难以估量的“打投式浪费”。在一些选秀成团真人秀节目中，票数最高的几位选手可以“成团出道”。如果粉丝们想为喜欢的选手“打投”，就要买与节目联名的品牌饮料，取得留在瓶盖内侧的二维码或包装箱里的刮刮卡。买得越多助力越多。由于牛奶保质期相对较短，一些粉丝为“打投”疯狂购买，喝不完又转卖不了，直接倒掉便成了最“快捷”的处理方式。偶像能不能出道不得而知，但可以预见的是，节目组和赞助商却获得了高热度和巨大收益。诸如倒奶式的极端“打投”方式，已经严重扭曲了粉丝群体尤其是低龄主体的价值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这样的浪费和挥霍，是对劳动的不尊重、对法律的亵渎和蔑视。

3.文化工业围城中的情感劳工

文化工业概念是阿诺多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出的概念，用来形容商业化的大众文化。在阿多诺看来，工业指的是事物本身的标准化，文化工业最大的特征就是为了消费而生产，实现文化生产的效率最大化。

当前的娱乐圈的偶像工业就是在资本推动下畸形发展的产物，粉丝与明星之间的关系被商品化，粉丝被迫为自己的爱豆打榜、刷数据，成为流水线上的数据劳动，偶像娱乐工业不断加深对人的异化。偶像工业、饭圈文化为粉丝们塑造出一个个神，美好的许诺，号召粉丝陪伴偶像成长。这背后是一个个金钱的无底洞，为偶像氪金的瞬间给消费者带来快感，这种瞬时满足感掩盖了娱乐化消费背后的精神空虚。在复杂的媒介场域之中，我们必须警惕这种权力的不平等现象，否则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吴亦凡事件正是这种扭曲的不平等的体现。

4.全景敞视监狱中被异化的主体

当偶像、明星成为全景式监狱下的个体，任何“隐私”都不存在，爱豆更是贩卖“标准”的个体，在这种监视和高标准下，沦为“单向度的人”和“文化工业”下的“商品”。

现在较多的“私生饭”疯狂追星，为了能够得到艺人的相关信息，与黄牛进行交易，亦或是通过其他非法途径获取信息，包括艺人的酒店房间号、飞机座位号以及手机号等，可能构成《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面临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当人的价值理性不复存在，人性过度被挤压，将最终使得行业内的明星形成畸形的价值观，并最终影响到粉丝和社会，造成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

5.大众文化工业的粗制滥造导致文化失守

一方面，资本的追本逐利导致偶像行业走上了“快消”的道路，五毛特效、抠图成像等现象层出不穷，同时，为了迎合市场偏好而进行的千篇一律的“造星”运动，不仅会造成受众的审美单一，文化“单向度”，其所构成的国内脆弱的娱乐生态，更容易被外来文化意识形态所侵袭。例如，韩国的偶像组合在国内大受追捧，掀起青少年学韩语、吃韩餐的风潮，我国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

另一方面，在新的媒介环境中，粉丝完成了从个体到群体的聚集，这使得“粉丝”身份更为普遍，大众偶像也不再局限于演艺圈中，诸多领域的意见领袖都可能引起粉丝聚集。这种集聚带有压迫性，甚至挤占了很多重大事件的话语空间，可以说“饭圈文化”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媒介议程设置。大批量粉丝影响议程设置，让网络空间中大量的公共资源偏向明星话题或娱乐事件。而其他切实涉及公众生活的公共议题在有限的资源中得到较少的关注。即便当社会普遍处于危机状态时，娱乐化的议题也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极大关注。网络媒介泛娱乐化的趋势如果不加遏制，尼尔波兹曼所说的娱乐至死新物种终将诞生，人类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等一些都会贬为娱乐的附庸。

正所谓“无平台，不饭圈”，平台既是流量明星诞生的土壤，又使粉丝黏合成饭圈。碎片化的传播方式大大降低了对于传播产品专业性的要求，明星艺人的知名度越来越脱离其艺术实力，与粉丝互动反而成为重要工作内容。而平台恰好能够缩短明星与粉丝之间的距离，鼓励粉丝参与到内容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与此同时，平台也承担起了公共服务、舆论治理、维护市场秩序以及保护未成年人的巨大责任，应积极开展与饭圈对话，及时进行责任公开，并建立全面有效的社会责任聆听机制。

粉丝一方面对崇拜对象推崇至极，一方面急于摆脱作为消费者的被动地位；而生产者一方面想继续将粉丝群体置于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又要延续粉丝对品牌溢价的二次分蘖，粉丝群体与大众文化工业之间由此形成“收编”与“反收编”的特殊关系。利用这样的拉锯关系，我们既可以利用偶像对粉丝进行价值引领，维护社会稳定，又可以通过粉丝群体掣肘文化产业的行为，推动偶像市场健康发展。

最初出现的粉丝群体，是以权利平等为价值信念，自发形成的比俗世更为人性更为民主的乌托邦；然而商业资本逻辑下“氪金党”的等级分层、社交媒体平台为圈揽流量塑造“控评权重”和“签到积分”等象征资本，实现了对现实世界中社会资本的复制，使得粉丝群内层级关系愈发明显，权力乌托邦“再封建化”；在此过程中，“站姐”、“粉头”等意见领袖，由于缺乏专业素养，或者被资本权力影响，可能会将错误价值观传递给广大的粉丝群体，并逐渐向主流文化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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