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刘锐教授认为，胡建淼教授提了一个很新的概念。他补充两点个人想法：一是像土地征收，虽然说行政诉讼要有征收决定才能起诉，但是现实情况下，有时候行政机关就没有这一“决定”而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这种情况下要怎么救济？再一个就是征收补偿，做出这一行为的机关比较多，且面临的相对人也很多，在这种“多对多”情况下，综合行政行为能不能纳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张效羽教授认为，综合行政行为这个概念的创新性是比较强的。行政机关经常为了一个目的做出一系列手段，其实行政活动从诞生之初就是一种综合性行为，只是我们行政法学者将它变成了一个个的单一行政行为。在多年前技术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面对浩如烟海的的卷宗，单一行政行为可能更容易分门别类地进行归纳、梳理和分解。我提出一个思路，就是以后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判断是不是一个综合行政行为，它能归类成一个，那就是一个，这是最公正的，因为机器可能有一种最朴素的“法感”，这可能不比一般的人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周维栋副研究员认为，当下的各种社会问题呈现出一种交融性的特点，相应的催生了行政机关的综合治理需求。针对综合行政行为的内部构造，他谈了四个方面：一是传统的行政行为二分法，在综合行政行为的类型体系里面可以容纳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二是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的区分，要通过禁止不当联结原则与一事不二罚原则将不合法行为排除在综合行政行为的范围之外。三是关于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区分；四是关于合法行为与合理行为的区分。浙江大学金承东副教授随后发言。他认为，胡建淼教授提出这个概念非常有必要，这个概念是单一行政行为的补充和例外。而且，综合行政行为必须是几个单方行政行为加在一起的。a、b、c、 d 这几个都是加在一起才叫一个行为，因为这样才能把这些程序行为、中间行为、阶段性的行为合并起来。另外，这几个单一性的行为在一起需要具备必然性。最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封丽霞教授发言。她提出了几个比较困惑的问题。第一是怎么对综合行政行为进行定性？将综合行政行为跟单一行政行为作为一个对称的概念是否合适？第二是综合行政行为是由一个行政主体做出来的不同的行为，还是基于一个目的由多个主体来共同发生的行为？第三是这个概念的实践意义指向哪里？最后一个问题是这到底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还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针对之前与谈环节的所有问题，胡建淼教授做了总括性的回应。他谈到，我听完大家的发言，有很多启发，可以认为在中国目前，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制度上都有必要确立一个综合行政行为的概念。但现在最难的是怎么确立综合行政行为？当我们作出4、5个行为的时候，行为与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多样的。我先做a行为，再做b、c、d三个行为，如果a是错的， bcd必然是错的，如果a是对的，bcd不一定错。第一个行为错，前提错，后面也跟着错。这种情况下我们创造一个理论，就告第一个行为就行了，这个行为我们也给它创造一个名字——叫基础性行为，或者叫本源行为（前提行为）。我们这个前提行为错，后面全部错，这个前提行为对，后面也不一定不对。我们先把这种行为叫做综合行政行为，就是我们只要保证一个前提行为就够，法院就审查一个前提行为就够了。除此之外，我也想过把综合行政行为狭义限定为一个行政主体，同一个行政主体做出了多个行为，因为不同的主体连案件的审级不一样，管辖也不一样，无法捆绑在一起。所以实际上，我认为现在最难的不是说确定概念的必要性、重要性、意义，而是如何确认到底有哪几种行为算是综合行政行为？真的把综合行政行为捆绑起来以后，怎么起诉、法院怎么判？具言之，第一，怎么判断综合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至于综合行政行为什么是合法的，原则上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标准基本上还是一样的，但是我也意识到我们审查综合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可能和单一行政行为会有一点不同。第二，就是综合行政行为对单一行政行为而言，是它的一个对称。这个对称我是指概念的对称，不是指数量的对称。第三，其实我刚才举的几个综合行政行为，好像有不少确实是属于特殊时期的产物，过了特殊阶段就不存在了。但有些还是常态性的，比如说金融监管、行政接管。总之，我认为综合行政行为应当是围绕着同一个目的，因为行为关联性太大，我们为了节省资源给它打包。最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韩春晖教授对本次沙龙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本次沙龙实现了三个“联通”。一是是我们这次沙龙关注的问题实现了司法适用与行政过程的联通。二是解决了理论要件和实践运用的联通。三是沙龙的讨论过程中实现了域外经验借鉴与中国问题关怀的联通。韩春晖教授最后表达说，山海虽远，行远而梦同，与各位学友相约下期沙龙再见。（撰稿：张莹莹、周维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