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是坟墓内或坟墓上的碑文，分"志"和"铭"，一般为记述死者生平或悼念性的文字。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可以是自己生前写的(偶尔)，也可以是别人写的(大多)。主要是对死者一生的评价。

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撰写墓志铭，有两大特点不可忽视，一是概括性，二是独创性。墓志铭因受墓碑空间的限制，篇幅不能冗长，再说简洁明了的文字，也便于读者阅读与记忆.因此，不论用什么文章样式来撰写墓志铭，均要求作者有很强的概括力。汉朝大将韩信的墓联为:"生死一知已;存亡两妇人。"寥寥十个字，高度概括出韩信一生的重大经历。(节选自《应用写作》月刊1996年第6期《墓志铭写作摭谈》)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兰亭序》是一篇序类文体，序又叫序言、叙言、引等。一篇好的序言不但能统领全文，还能起着向导读者的作用，反之，序言有时候会框定或限制读者阅读的方向。

作序者,一般是德高望重之人，或行内练达之人，或文化清贵之人等。自从唐太宗李世民把《兰亭序》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以来,不论在文学的地位上,还是在书法艺术史上有着相当深远的意义。

不同的时代,对于《兰亭序》有不同的叫法：南朝称《临河序》;唐朝称《兰亭记》《兰亭集序》;到了大宋年间,对此称呼更是名目繁多,欧阳永叔谓之《修禊序》、蔡君谟谓之《曲水序》、苏东坡谓之《兰亭文》、黄山谷谓之《禊饮序草》《兰亭序草》、宋高宗赵构则叫其《禊帖》;还有人叫其《三月三日兰亭诗序》等。

此序以夹叙夹议的形式,叙事写景，抒情述怀,感物论道,先后记叙了集会的时间地点以及集会的人物,描写了兰亭所处的自然环境,以远近结合的方法从“崇山峻岭”写到“清流激湍”,接下来巧用动静结合的方法写人物活动时的情节，然后通过大自然的美景描写，笔锋又转向了“天朗气清”与“惠风和畅”，感悟大自然之际,回味人生而无限喟叹,集会感发于心灵,放眼于长空风物,骋怀于宇宙人情,怎一个“乐”字了得?


好景不长啊!俯仰一世之余，放浪形骸之外,尽管取舍不同，性情有别,在他的追求与向往终于获得心神上的自足快然时,蓦然回首,这一切被时光已冲成一片“陈迹”。此时此刻，乐悲交集涌上了心头,人生苦短,世情变迁。诚如陶渊明所言:“人生无根底,飘人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于是，作者把兴趣深深地寄情到孔夫子的“不知老之将至”上来。

作者借用古人之言:“死生亦大矣。”接着又以感叹的口气道出了一个沉甸甸的“痛”字。而这里我们更应该沉思一个问题,作这篇序言的时间,究竟是集会当日所写呢?还是过了一段日子所作呢?

依据有关资料可知,是作者用鼠须笔在蚕纸上兴笔挥就，后来又写了同样内容的数幅,可都不及第一幅精妙。 若是过了些日子写此集序,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从文中的“乐”极返“痛”的心情,思想,语言的极大反差来看,应该是后来所作的序言，可能在集会过后的作序期间,曾参加集会的名儒文士,亲朋好友中,或宦海沉浮，或身命伤亡等现象,否则,作者不会有如此的“生死观”与“乐痛感”。

按常情来说, 一篇即兴之序,前面明快自然,后面沉郁消极,放在诗集前面,有谁看了不在生命深处颤动呢?而常言说“爱美之心人人皆有”，人们往往喜欢一些积极向上的文章,相对来说,平和快乐一点的序言为好,可是，如这篇大喜大悲的文章难道就不影响《兰亭诗集》的美观吗?

可是,在集会上即兴之作也是很有道理的,这次集会毕竟是“修禊事”嘛，“禊”在古代是一种春秋两季祭祀的民俗祓除活动,水边洗濯后,便要宴饮,郊游,这样的活动,怎能不使王羲之感物慨人,欣尽悲来呢?

魏晋时期,玄学清淡思想笼罩一时,王羲之在思想和理想上与其他文人有所不同。在肯定生命价值的同时，提出了对“一死生”、“齐彭殇”的批评论,显示着他对老庄虚妄人生的明智。

《兰亭序》可谓是一篇神韵飘逸,笔墨与感慨凝于一体，从沉思在生命深处升华到顿悟宇宙高层的序言,语言婉丽流畅,句式整齐富于变化,感情丰富易于感化，散韵顿挫极于造化，尊之“序中之仙”。

颜真卿的《祭侄稿》又叫《祭侄文》《祭侄文稿》《祭侄季明稿》《祭侄草稿》等,此草稿从文学体裁上看,属于一篇“祭文”。

祭文一般分为“狭义祭文”和“广义祭文”两类：狭义祭文是对祭奠亡者而写的哀悼性的文章。而广义祭文是祭祀或祭奠时写出的诵读性的文章,其范围比较广泛：祭天，祭地,祭物,祭人,祭神,祭鬼,祭墓等。当然感情真挚,语言朴实,形式自由。有用散文写的,有用韵文写的,有用骚体写的,有用俪语写的，以四言、六言押韵着居多,也有杂言骈散结合换韵,变韵写的。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那时的人们在祭山坟,奠墓陵时常会诵读一些“祝文”、“哀策”之类的文章。

祭文常以发语词“维”开头,顺次交代吊祭文时间,及要祭的对象的情况,表示哀痛之情,以及由谁来祭等。结尾常常用“呜呼哀哉”、“伏食尚飨”、“尚飨”之类的词,“鸣呼哀哉”表达此时此刻的悲痛交加的心情,对亡灵的叹息,“尚飨”是希望亡灵含笑九泉,歆享供品的香气。在诵读祭文前,人们习惯上先献酒、献馔、化财等,念完文时,叩首奠茶奠酒,礼毕鞠躬退位。这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诵读祭文前后的礼俗。

祭文意在哀悼、祷祝、追念亡者生前的主要经历,歌功颂德、寄托哀思,激励后生。在内容上通常分为:哀悼死者、驱除邪妖,问天降雨,祈求福至等。新时代，崇尚科学,反对迷信,不提倡这种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文化,但是在乡村仍然存在,这是中华民俗文化不可分割的一种活动。新时代的祭文，应该扬长避短,写出感情浓厚,文辞真切,话语动人，读来如泣如诉的祭文来,若不带迷信色彩,当然是值得提倡的一种文体。

唐宋以来,出现了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永叔的《祭石曼卿文》,袁枚的《祭妹文》，傅山的《哭子诗》，都有着纸灰飞扬,干裂凄风的沉痛切骨之感。

颜真卿的这篇祭文是在“安史之乱”年间,为追悼牺牲在安禄山叛乱中的兄长颜杲卿和侄子颜季明而起草的,在《祭侄稿》中有言:“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就如同老天猛然揭面一般惨绝人寰,一股汹涌的真情实感浇灌出来的带着血泪与悲愤，像流水一样奔泻的心曲,作者“抚念摧切,震悼心颜”之际,提笔抒情的一篇敢于天地抗争的悲壮书稿。

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中说:“纸上神行手不知。”无法乃是大法,直抒胸臆以至于“无心忘情”的天然率真之作,只能哀思意会,不可悲痛言传;只能默观墨韵,不可学得的稀有之品,怪不得鲜于枢跋其为“天下第二行书”。

意不在书，天机自动。此稿既有文学的价值,又是书法中的一篇真情永驻的力作,尊之“祭文之圣”。

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在文学体裁上显然属于诗歌了。

关于诗歌的概念,我这里就不再罗嗦了,由于诗歌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文学体裁。这里仅以寻求一种“以意逆志”的方法浅析这两首诗歌，何况历来有“诗无达诂”的说法,品读作者的诗歌,肯定与作者的本意存在着“跨文化,跨时代“的差异。

《寒食帖》不但是苏轼行书中的代表作,而且是两首遣兴之作。苏东坡被贬谪黄州的第三个年头,在过寒食节时，所发的人生感叹。表达了他的孤独与困顿,面对这种情况,他草就了两首五言古风。细细品读第一首诗,带着苍凉多情的诗风和凄洁高昂的人格。作者过寒食,遇苦雨,身处于如秋萧瑟的春寒中,当时看到飞落在春天里的一片残花，顿时,卷起儿童 片心愁,听着夜来风雨的声音,朵朵海棠花又凋谢了,触景生情,美丽的花如梦一般地被雨水摧残了，如有力者在三更半夜将花悄悄地背去了，如统治者剥夺了他的人生权一般...叫他无计可施,人何以堪!如同病患的少年,病后起来时,头发已经苍白有何区别呢?真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生活与命运的百感交集。人生就像海棠花一样花开短暂,花落无常，恰恰印证了他“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人生。

第二首诗歌的前两句,作者描写春江高涨,雨势袭来的猛烈，实在是统治者盛气凌人的写照，然后转写自己所处的环境:“小屋如渔舟，灤灤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作者从空间着手去写,小屋子像渔舟-样飘荡在茫茫的烟雨中,这样-种视觉意象,暗示着作者的人生如同一叶渔舟，漂泊不定地沉浮在一片“茫茫”中,空荡荡的厨房里,煮着些捡来的寒菜,在破灶里用芦苇烧着,实在过着‘揭不开锅”的生活。芦苇是适合长在水边的草本植物。象征着作者的人生境遇,常常有“人生如苇”的说法,而用渺小细瘦的芦苇也能烧开热锅煮熟寒菜来,意味着作者贬谪黄州，报国无门,若要甄用，如同从灶门向灶膛燃烧的芦苇一样有着“火”的激情,烧热黑黝黝的锅底,以至于烧开沸腾的水煮着寒菜,实在是壮志难酬的处境写照。

他本来不知道今日是个什么节气，当看见乌鸦衔着纸钱时,忽然想到了今日是寒食节,才依稀记起今日是纪念介子推的日子,伤心皱眉之际,眼前浮现了晋文公放火烧死介子推的那一幕,哲人其萎,怀才不遇。他有种想回朝廷为君王效劳的心愿，可是,那“君门深九重”。仿佛听到依依的风从耳畔拂往故土,天边的云抹着山头飘飘流动,本想乘风归去,又隔山隔水,哎!遥想“坟墓在万里”。本想学阮籍作漫漫的途穷之哭,但一颗“冷心”掉进了胸谷不能复燃，这种心情无不彷徨与矛盾。这首诗歌是他哭出来的心声，饱蘸真情,心境悲凉,诗风沉劲,很富有感染力。

相传诗稿草就后,经过多人的周转，传到了河南永安县令张浩的手里,由于张浩与东坡的弟子黄山谷相识甚熟,元符三年(1100年)，张浩携诗稿前往蜀中眉州的青州县拜访黄山谷,黄山谷给张氏沏好了一杯清清的热茶,展开了墨香满纸的诗稿,欣赏之余,又思念起当时远谪海南的良师益友,心头多了些深深地怀念...北宋绍圣四年( 1097年),被贬官在惠州的大文豪苏东坡前邀琼州当驾。

黄山谷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常常向苏东坡敬慕求教共讨诗、词、书、画以及笔墨的法理,师情启发良多。激动之情难以自禁,便向砚台添上清水,屏住气地拿了一锭墨绕着砚泉轻轻研磨,仿佛手指沾上墨韵,发出了淡淡的清香，同时沉住气如练功似的欣然题笔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墓志是中国古代丧葬制度持续发展的产物，有固定的形制和专门的文体，主要记述死者姓名、卒年和生平事迹。墓志滥觞于秦汉之际，发展于魏晋，完善于北魏，兴盛于唐，延续至明清，经历了由砖造墓志到石刻墓志，由碑形墓志到方形墓志的发展历程。

墓志始于秦汉，发现最早的有秦劳役墓瓦志和东汉刑徒砖志。秦汉之时，墓志少见亦全无系统。三国时期，魏王曹操提倡俭朴、薄葬，禁止树碑为个人立传，一般的士大夫阶层遂将死者的生平及歌颂文辞镌刻于一较小的石面上，此石置棺内随葬，后经出土，称为墓志。有的文辞用韵语结尾的称"铭"，也称"墓志铭"。墓志的书法往往能体现当时的书法水平，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

墓志，是存放于墓中载有死者传记的石刻。它是把死者在世时，无论是持家、德行、学向、技艺、政绩、功业等的大小，浓缩为一份个人的历史档案，以补家族史、地方志乃至国史的不足。也是墓志断代的确证。

墓志铭包括志与铭两个部分。关于它的起源，纵说纷繁，但墓志铭真正成为一种文体应该始于南朝，正如清朝汪汲在其《事物原会·墓志铭》书中就这样认为，比较可信。

明代徐师曾在《文本明辨序说》中说：“按志者，记也；铭者，名也。”志是用散文记叙死者姓名、字号、籍贯、官级、功德事迹的。铭是用韵文概括志的全文，并对死者致以悼念、安慰、褒扬之情，是委婉抒情的。但也有只用碑记（文）或碑铭的。

铭本是记载、镂刻之意，它开始是刻（或铸）在铜鼎上；以后也刻在石碑、金属板等器物上，或以称功德，或引申借鉴，逐渐演变成独立的文体。刘勰著的《文心雕龙》中有《铭箴》篇；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中有班固等人的铭文五篇；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观止》中有刘禹锡的《陋室铭》，至今传诵。

铭文精短活泼，或用骚体，或类五、七言诗歌或似佛家倡语，或同警世格言，妙语珠玑而不浮华，蕴藏哲理而不晦涩。这是墓志铭及其它座右铭在记功、记物等铭文的特色。明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按状：公讳可立，字礼卿，别号节寰。（袁可立）先世居凤阳，始祖荣，国初以战功屡调坚城卫百户，即今睢阳卫也，遂徙于睢，代以德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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