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原：打破边际，做持续迭代的建筑教育

社会价值 | 2024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

LOCAL

MEDIUM

BREAKING BOUND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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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你能够接触贯穿整个行业链条的人，比如学生、业主、同行。我们这类媒体人通常接触的是不同的建筑师、学者、管理者，我们站在外面看到行业的焦虑和阵痛。因此我希望能通过探讨让每个老师触及不同的切面，让不同的想法在同一个平台上可以得到交互共享。

汪：我也思考过类似的事情。设计院、设计公司除了做生产、设计、项目，或许还可以作为一个平台，把更多的社会建筑师甚至是甲方聚拢起来，通过做展览、研讨、论坛，共同探讨问题。于是我和深圳立方建筑设计公司-CUBE合作，共同创建了一个建筑媒体平台，即位于深圳万科云城设计公社的“方站”（CUBE STATION），经过持续的举办展览和论坛，至今已经成为深圳建筑师经常聚会的一个地方。最开始的时候是邀请了很多著名建筑师来营造影响力，后来逐渐有更多年轻设计师共同参与进来。

邵：年轻建筑师需要更多的舞台去表达自己、去被社会接纳。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听到更多年轻的表达。

▲ 在深圳“方站’举办的展览和论坛

汪：从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学习经历来说，我跨越了很多。我是华科的第一届毕业生，毕业时分配到中南建筑设计院工作了四年，做了四年建筑师。1989年以后的一年里没有任何一个项目，每天都在喝茶、打牌、看报纸，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当时我很焦虑，对未来莫名感到恐惧。于是我在1990年回到学校继续读研究生，读的过程中也在反思设计院的工作。其实我似乎并太不愿意在设计院工作一辈子，不想成为那种整天趴在图版上画图的建筑师，总想着学了建筑是不是还有另外的可能性。这是不是也跟我的星座有关系，我是射手座的。

在设计院的四年就像重新学习了一遍，在大学里是学习课堂中传授的知识，在设计院里是学习职业建筑师的工作，要去和各工种打交道。当看到设计的图纸变成房子，这个过程实现了我从建筑学学生到职业建筑师的转变，我知道房子是怎么盖起来的了。

邵：这些经历让你跟从自己内心的选择。

汪：有了这个完整的过程，我对建筑初步有了相对完整的认识。读书是知识层面的，建筑是实践层面的。看着自己设计的房子建起来后，再次回到学校读研，慢慢发现或许有另外一种可能。

邵：读研究生的过程其实是个人方向上的确位。当时哪些课题让你感兴趣？那几年你都做了哪些事？

汪：研究生阶段，我的导师胡正凡老师是我国环境行为学的创始人之一。环境行为学实际上是一门研究人与空间关系的学问。我们本科的学习主要是在图纸上排功能、做形式，研究生时有了这样的学习，对我来说是一种重要转变。

建筑学要回到对根本问题的思考，即关注人，关注人的行为，关注人和他人、空间、环境的关系。这让我看到建筑学所孕育的不一定是纯粹的职业建筑师，除了做职业建筑设计师以外，建筑学生还有其他的可能。

▲ 汪原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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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空间的关系

是建筑学的永恒课题

建筑学要回归对根本问题的思考，即关注人，关注人的行为，关注人和他人、空间、环境的关系。

邵：以前我们没有大城市、超级城市，房子也不够多，有筒子楼等各种形态。由于要满足城市住房的硬性问题，我们迎来了城市大开发和房地产时代的到来，大家在这个洪流里被裹挟着。那时对环境行为学问题的考虑没有这么深刻，土地富余，因而不需要考虑人与空间的关系。但如你所讲，环境行为学所探讨的人与空间的关系，这是最基本的问题，反倒是40年之后我们要回过头来再探讨这个问题。

汪：这是建筑学核心甚至永恒的课题。我认为建筑学实际上是人学，要去关注人。如果离开了人谈空间，那是空的。读研究生时只是有了基本的知识基础，但还没有进行深入思考。近几年我会思考技术的问题。现代主义中人当然是主体，但当代更多的思想趋势是：没有技术也就没有人。比如在手机出现之前，根本不可能因为手机和人的身体结合，从而形成一种新生活。

邵：有时候建筑、空间的生产或空间生产关系的建立很难跟得上人的变化，或者说是所谓时代的变化，我们这代人一直处在一种高速运转的状态之中。

汪：空间或建筑的变化是滞后的。通过空间的变化改变人，还不完全是正向的逻辑关系。技术和人是一体两面的，因为技术变化带动了所有建筑和空间的变化。我会重新去思考和定义“什么是建筑”，人必然是最基础的，思考人和技术的关系时，建筑反而是第二层级的问题。

邵：我们如何去消化40年生产的物质空间的变革、物质带来的新文化，以及新文化里的排异反应？

汪：我常说战争给人类、社会、城市带来的创伤是无可挽回的。但有时太快的建设速度，对人类、社会、城市的摧毁并不亚于战争。在某种情况下，我认为建设和战争带来的毁灭和损害程度可能会处于同一个烈度层级。比如仔细回顾近40年人的生活状态，在高速发展的情况下，给人心理带来的创伤是隐形且无可避免。高速的建设导致环境快速更迭，人要在环境中建立起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这样人的心理状态才会是相对健康、平和的。

邵：方站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小空间，不是大城市。个体进入小空间，不管排异也好，对话也好，给它产生情绪也好，在这里大家可以随便玩。

汪：那个空间相对是个稳定状态。我们这一代人好像会更喜欢稳定的、缓慢的节奏，年轻人可能更适应快速的节奏。人和环境的关系需要人不断去适应、改变，最后形成一个心理图示，当你能在心理图示中清楚地定位自己就会感到安全、愉悦。但当环境更迭太快时，人要不断去适应，不断去建立新的图示。人的心理是有极限的，在短时间内不断发生改变，人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坐标点或栖居点。我认为当代的尤其中国的城市是一种非居的状态——即便买了房子，仍然找不到自己心里的能够定位下来的锚固点。

▲ 在深圳“方站’举办的展览和论坛

邵：原来的人和城市有极强的链接，而现在城市是非居模式，所有人的心理都是游牧式的。

汪：以前地方性总是从地域文化这个角度去讨论，近两年地方对于人更多是本体的概念，人和地方是没有办法剥离开的，剥离之后主体很难被形塑。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设计的空间环境和所谓的地方管理。从前我更多地是从建筑职业角度来思考，现在则是从人的角度思考。我所谓的主体是一种片段式的碎裂状态，所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割裂、破碎，像无根之水。

邵：我行走在很多城市，再回到家乡时也是无根的状态，时常感到无所适从。

汪：我是1982年来武汉的，至今已有40多年了，但总觉得与这座城市有点隔阂，就是无法完全融入，也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异乡人”吧。这种现象对于中国的近40年来说，是非常普遍的。从建筑师的角度来看，我们有许多建筑师离开家乡接受教育，然后跑到设计院，在一个和他没有关系的地方去设计房子，这样的状态始终是漂浮的。实际上，中国当代快速建造涉及太多与土地、地方、人没有直接紧密关系的物质载体。

邵：地方和地域的概念是否在消失？我们之前建了很多房子，让人有安居的愿望，但是现在提供的住房这么好，却还是让人的精神处于游牧状态。

汪：快速的城市化和建造体现的是速度，其核心还是技术的快速发展。高铁、飞机的普及使城市的地域边界被打破，疆域被解构。地域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被重塑，当然需要基于新的技术条件，会形成新的地方性的经验和新的可能。

邵：大部分人仍然优先选择生活在城市的理由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回答、人的内在状态没有归属的话，人和城市始终是非居关系。

汪：中国40年的发展带来的状况有太多值得讨论的。不单从所谓的房子的量或质来说，实际上更多的是对城市、城市生活和人带来的影响。每次我坐在阳台看外面都觉得虽然是在自己家，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我们过去提到空间的问题更多，现在我认为地方更重要，最核心的还是思考人、技术、地方之间的关系。

邵：网红建筑能否塑造人、地方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汪：网红是我们正在研究的课题，现在还没有相对全面的思考和结论。我认为网红是通过新媒介的方式去建构人和地点的关系。这种地点不是我们过去理解上的可以在地理实体空间中坐标和人的关系，而是通过在网络空间中建立人和地点的关联。

邵：那么你认为应该如何权衡带有网红特质或流量型的建筑与真实之间的矛盾？

汪：影像或图片毕竟是二维的，它们和处于真实空间中的身体感知是不一样的。大部分建筑师更强调真实的空间体验，因而会鄙视因为一张照片导出的对于一个空间的认知，始终认为这是片段的、不真实的。可是网络社会传播不可能用实体的感知去传播，当然如果我们有更强大的元宇宙虚拟或许可以。但这是否可以变成我们设计的重要的内容？影像能否作为设计的可能要素之一？

▲ 电影空间节点提取与场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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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学科分野

以社会工作者的身份做设计

当真实和虚拟的边界逐渐模糊，建筑学科的思考和方法也要延展。在教学上引入电影和游戏，在城市研究中走入社区，把自己当成社会工作者，而不是职业建筑师。

邵：现在大量的游戏设计、建模塑造了新场景，也是可以突出重围的新业态，这也成为现在很多学生毕业后的职业选择。

汪：这个问题涉及许多方面。对于物质空间真实性来说，我们这一代受到传统的建筑学教育，自然是希望去建造、设计真实的物质空间。但层出不穷的新的技术和媒介，使得真实和虚拟的边界在不断模糊。比如网络战争不是在真实战场上枪对枪、炮对炮，而是在电脑媒体上点几下，定位后启动轰炸机，整个战争就打完了。

邵：如果现代化战争是手指点几下人类就消失了，那么死亡是否是真实的？

汪：真实和虚拟的边界被模糊，更意味着真实空间的重要性，也提醒我们虚拟空间越来越成为空间关系的一部分。这时我们要反思建筑学的定义，是否只有在真实空间中设计和建造，这个学科才能够成立？技术带来的变化，意味着我们要不断把学科的边界打破，或许未来面临的是没有更多真实的空间去建造，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如何进行突破？所以近几年我会把电影和游戏带入建筑学的思考。虚拟空间的体验可能会拓宽我们对真实世界认知的新可能，极大丰富我们对世界的体验。

▲ 游戏空间节点分析

邵：对于无根的我们，如何去创造真实的现代主义城市栖居？

汪：从前我会不断追问建筑学的本质是什么，现在我更多会讨论建筑学还能干什么，这就回到我们讨论的核心问题了。我认为建筑学主要是两大块内容，一个是对于物质空间或虚拟空间来说，我们可以去设计和创造更多可能性，我称之为“空间赋能”，即调节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舒适和高效的空间使用、赋予建筑自身更好的环境调-控的能力；换句话说也就是让空间具备更大能效，有足够能力和外界、和人发生关联，让环境更舒适。这是一种对象化的（物）的过程。

还有一个就是建筑学在国内始终被忽略，甚至不愿去讨论的问题——“社会空间赋权”。即制定空间生成的规则，协调和平衡权力和利益，共同参与公共空间营造，创建良性的社会空间关系，在社会空间上赋予权利，推进民主化进程 ；这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

社区更新、社区营造通过建筑学专业的渠道或知识工具让人和空间建立社会关系，在这个环节中让居住者对自己生活的社区或者空间进行再造。不是由建筑师去设计，而是通过建筑师的知识工具在权利通道与社区居民之间建立起新的桥梁。

邵：建筑不是去构建物质空间的事实或提供功能反应，作为建筑师个体的参与方式至关重要。

汪：在欧美的公共参与、公共设计、公共建造话题，建筑师作为设计者退在背后，通过专业知识去帮助居民，让他们自己来改造、设计属于他们的空间。这是建筑学科可以做的重要事情，但这么多年并没有得到发展。我做这个工作很多年，太困难了。我们的公共空间领域几乎一直是空白。

▲ 汉正街隙间研究——汉正街宝庆社区的湖南籍的居民8月份去衡山祭祖之前的仪式在隙间空间中展开

邵：有时候建筑师的焦虑在行业里是最无意义的行为，因为它不具备影响任何决策的可能。

汪：同时，建筑师也处在整个资本链条中的最末端，这可以说是一个职业的悲哀。建筑师仅仅把自己定位为传统意义上设计房子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会忘却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或另外的可能性。

邵：事实上，建筑师的群体力量应当是非常强大的，一方面可以链接文化，一方面掌握可以改变物质空间、产生空间反应的工具。但在目前的机制里建筑师没有任何权利。

汪：原来我想通过这种很微小的改变，不断积累成为社会效应，甚至带来更大的改变。这当然是非常理想的途径，后来我放弃了。我回到研究和教学，一边去教设计，通过新的可能将游戏和空间设计关联起来；一边进入城市研究，去社区和人打交道，把自己变成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去做设计，而不是职业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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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身份视角回归

反思建筑教育

对所有问题的思考都要回归起点，回归基本问题。教育也是一样，不是传授经验，而是给予他们思考的能力，告诉他们如何拥有新的可能。建筑学培养的是用空间的方式去理解、认知、处理各种关系，这是这一学科的核心。

邵：社会和城市在变化，你又在变化其中，这些是否会影响你的教学方式？有没有哪几个节点使你在设计、教育方面有所改变？

汪：我回到学校读研究生后又下海，随后再回来教书的时候，我发现如果仅是教学生自己的经验，他们并不满意。学生对于知识的思考或是学习的可能性，我通过经验没有办法解答。这时要把对问题的思考推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去和他们探讨更起始、更根本的问题。从根源开始告诉他这个逻辑是什么样的，让他有一个更大的框架和视野，再来讨论具体的问题。教育并不是简单的事情。

我本科学过建筑，在设计院做过建筑，研究生期间做过环境研究，实际上已经在突破学科的边界了。但如果只讨论建筑问题，不思考城市问题，那么建筑问题也讨论不清楚。带着这种想法后便决定去读博士，去研究城市，做城市规范研究。读博期间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法国当代哲学家和城市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我的博士论文也是想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来诠释中国的城市空间现象。

邵：相当于给了你一个答案。

汪：尤其是中国城市的快速设计、规划、建造在很大程度上用这个空间生产理论是可以解释的，因为它是在资本主义、资本流通环节空间不断地生产，然后不断地被销售，然后再回来完成资本的一个循环。现在回看当时的博士论文写作其实是在半懂不懂的阅读下展开的，而且受到英美的地理学家的影响，例如爱德华·索亚等，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列斐伏尔的一种误读。博士毕业后下决心想彻底弄明白，于是跟随我国著名的哲学家邓晓芒老师读哲学——开始是德国哲学，从康德到海德格尔，后来我自己转向了法国哲学，在法国哲学和社会文化的整体图景中，再来重新阅读和理解列斐伏尔。应该说我自己在思想观念上、城市研究以及设计和理论教学中一直在践行列斐伏尔，理论教学其中有一讲专门讨论列斐伏尔，带的研究生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切入，非正规性空间，日常公共空间，或者说是一个列斐伏尔主义者。近些年我的思考逐渐转向技术哲学、电影和电子游戏，不关注列氏，但日常生活的研究和批判一直是自己研究和思考的基底。

邵：你为什么会认为哲学重要？

汪：记得当年邓晓芒老师在课堂上带着我们句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那么几段文字反反复复的讨论，直至能用自己的语言复述清楚。开始时很难适应，渐渐地能跟上课堂的节奏了。其实这就是一种最基本的哲学训练，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教会了我一种哲学讨论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说同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尝试用各种路径去展开讨论，经讨论论证后发现走不通后即返回问题的原点，再尝试从另外一个路径去寻找可能性。哲学的训练也是逻辑的训练，对某个问题的思考都要回到起点，慢慢地变成我的基本思考习惯。这对我的影响极大，做完哲学研究再回来面对学生时就会倍感轻松。面对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你会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框架上，而且总是鼓励学生去尝试多种路径，帮助他找出一些基于当下的更多的可能性。这样学习和思考的主动权重新回到学生自己手里，往往他们不仅会更容易接受，而且能体验到探索与发现的快乐。

教育不是告诉学生答案，而是告诉他们如何拥有新的可能。经过不断的学习、思考、阅读、训练及知识积累，才算拥有了作为老师的基本素质，这时才成为一个合格的老师。之前受列斐伏尔的思想影响，我一直很关注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批判，2004年第一次读到美国学者玛格丽特·克劳福德（Margaret Crawford）等人合著的《日常都市主义》这本书，突然找到了将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的理论在建筑学科及研究教学中应用的工具。从那时开始，我们开启了国内最早的让建筑学生走向城市的课程设计。

▲ 《日常都市主义》

邵：你是怎么带领学生开启一系列社会观察的？

汪：2004年我在教案中加入了让学生观察街道的内容，其核心的思想仍然源自列斐伏尔，也就是说要微观地、有差异性地关注居民的建筑或栖居实践问题，是每个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去争取城市权利的问题。我想用一种差异性的空间经验或实践来生产空间，来取代颠覆同质化的、抽象的空间。正是城市和建筑形成的抽象、同一的空间与个人使用和经验的差异性、创造性的冲突和对比，才是设计思考的起点。这算是在国内的建筑学设计课程上最早的尝试吧，后来其他院校才有了类似的改变，例如《饮食北京》等。如果没有对老百姓如何使用空间进行日常观察，没有对城市日常生活的理解，如何去设计他的空间？归根到底还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在设计前端的问题没有解决，怎么进行下一步设计？

建筑学作为一个知识系统，首先是对世界、人、社会的认知，有了这个才知道如何去设计。我们现在的建筑教育实际上把前面的东西丢掉了，只告诉人去设计。“建筑学就是教人如何盖房子”这个观念在中国某一个特定时期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一直保持这个观念，那就存在很大的问题。

邵：不仅是建筑教育，大概在高中之前的学习过程中，老师都会给一个定论，因为定论最快捷有效。但有时候我们对这些定论无法产生兴趣，只有通过身体感知后才能明白。

汪：是的，这违背了教育的根本，教育是建构更多的可能性。我之所以认为建筑学非常有趣且重要，是因为建筑学本质上是基于空间的理解，建构一套全新的知识系统和认知世界。建筑学培养的是用空间的方式去理解、认知、处理各种关系，这是学科的核心，是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企及的。即便将来毕业不当建筑师，拥有对于世界的全新认知架构和方法以后，不管将来做什么都会有所不同。

邵：在实践层面有哪些具体的课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汪：最初我提出的大课题是研究“汉正街”（武汉著名的传统商业街）。面对汉正街的无序和不断演进并无法表现为稳定的结构形态的这种特性，迫使我们必须抛弃在僵死封闭的认识论基础上形成一种既定的研究结构的企图。而是试图通过一种无尽的理论与实践趋近，通过在各种学科领域中批判性地游弋使汉正街的研究保持开放的姿态。

▲ “汉正街研究”——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系列

当时我们提出要“非正规性城市空间”的视角进行深入研究。研究把目光投射到城市中大量存在的非正规性城市空间及使用状况，将这些被传统城市研究所忽略的内容纳入城市研究的学术视野，以揭示城市空间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包容性。汉正街系列研究从2002至2009年，历时8年，直到汉正街最终被拆除。

▲ 汉正街隙间研究

▲ 汉正街公共厕所

过去多数学生都认为要设计高大上的房子，真正走入汉正街以后，会发现当你要去改变生活环境或空间环境时，原来学的那些都没用，需要重新学习。后来我基本上没有自己做实践，都是带着学生去完成一些小项目。我个人的研究更多是在教学中，比如近些年对电影和游戏的研究。

邵：电影和游戏这个触点是什么时候开始引入的？

汪：我自己关注电影与建筑学的关联已经有十多年了。电影、影像这么重要的现代媒介。电影将整体的时间切分成无数个碎片，然后通过蒙太奇进行重组-叙事，这其实就是现代性的一个隐喻。也就是说通过电影，可以从去理解现代人的生存状况，这对于建筑学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维度。

后来我读到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关于电影研究的两本书——《时间―影像》和《运动―影像》。哲学家把电影影像作为哲学思考对我启发很大，电影影像不仅是对真实现象的抓取和记录，它还是意识和记忆本身。因此电影不仅可以当做记录日常生活的资料库，人们可以通过电影了解另外一种地域文化和生活，而且对于人、事件和空间等因素来说，电影可以在意识和记忆层面进行重构。

▲ 游戏“back to bed”管卡和路径分析

邵：我们触摸到一个真实的建筑，相当于摸到了那段时间，能够看见不同的记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虚拟世界、虚拟状态里的传达，影像可以成为一种建筑文化的承载方式。

汪：新的技术工具外延了人的记忆，我们不需再将那些记忆全部记录在脑袋里。影像对人的影响，之前在建筑学科中从未真正被讨论过，空间是三维的，影像是二维的，因而大家似乎都认为空间更重要。但实际上深入研究后就会发现影像对人的认知有很大比例的影响，我们过去忽略了这个研究。

研究电影多年后，我慢慢开始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现在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小孩都在玩游戏，游戏变成了一个最基本的媒介。真实和虚拟的世界在未来可能会被打穿，边界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游戏世界、虚拟世界的经验、空间将大大拓展了人对空间的认知和体验。游戏的思维方式是：不是游戏越来越像世界，而是世界越来越像游戏了。

▲ 游戏关卡空间节点分析

▲ 游戏关卡生成——结合游戏路径，在探索路径的过程中探索空间，回忆起小镇中的事件，发掘新的故事。结合电影《奥本海默》的叙事，组合逻辑与碎片化剪辑一致，传送门可以传送不同的关卡。

邵：你在尝试找到大家共同思考的基本点和每个人的具体联系。

汪：实际上语言文字、电影、游戏是代表着不同时代的广泛被使用的媒介，三种媒介之间针对时间-空间的相互转译，是我们课程训练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内容。我们要学习电影讲故事的表达方式，从而辅助空间叙事，让我们的空间更有趣、丰富，而不仅仅满足于讨论空间的功能和使用。看电影时你是观者，而在游戏里会成为主角。这也让我们的建筑学生看到了建筑的新的可能性，将来就业可能不会去设计公司、建筑公司，还可以去互联网公司。

邵：每代人的认知是不同的，因为他们所处的世界环境载体不同，甚至文化、交流习惯都不一样。不管是虚拟的、电影的还是游戏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拓展的路径。

汪：游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媒介。有一款游戏叫《刺客信条》，其中的地理空间使用了真实城市进行建模。比如纽约、威尼斯，刺客在真实的城市中完成刺杀任务。有一个小孩去纽约旅游，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纽约，但因为他玩《刺客信条》，对纽约犄角旮旯的熟悉程度，让在那里生活多年的纽约人都大吃一惊。

▲ 《刺客信条3》游戏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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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观、真实的建筑讨论

激发多种可能

在我们的建筑评价体系中，有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因此更要将建筑学作为一种方法，在建筑探讨中求真、求新，探寻其超越自身的社会价值。

邵：建筑评论太稀缺了，“什么是好建筑”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在目前的评论体系中，哪怕是偏见类的评论也极少。

汪：从建筑学行业的传统来说，不仅是国内，欧美也是一样。国外有媒体独立评论，但通常也不是建筑圈里的人，而是新闻记者等。在行业内，如果你要把这些东西捅破的话，意味着你将来再去进行建筑评论时，建筑师会拒绝你。对于“什么是好建筑”这个问题，我会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大致可以说是三个“创造”——空间使用的创造、空间感知的创造、空间概念的创造；简而言之就是要创造新的使用的可能性，要创造新的空间感知的可能性，以及生成新的可能概念的可能性；当然我们也要理清诸多对建筑进行的评判，到底是在哪个层面上的，是在社会公众层面上的，还是在专业层面上的，亦或是在知识生产层面上。

邵：媒体的话语体系越强，就越需要慎重。

汪：在目前的前提下，进行建筑评论或对建筑师展开讨论的时候，应该关注是否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建筑师身在其中或许没有意识到，通过建筑讨论可以把建筑师的可能性激发出来，这是我目前更愿意去做的事情。建筑评论要一步步来，因为这和社会的开放、民主化程度有密切关系。

邵：你提到大家要做相对客观、真实的探讨，以此产生积极性，这就很有意义。

汪：我做建筑评论总在试图找到一个新的视角，或者说上升到某个思辨的层面去解读，力求带有新的启发和可能性，绝不仅仅局限在建筑学本身的领域进行探讨。换句话说就是，除了对建筑学专业领域的讨论，我更愿意让建筑带着我们与思想一起旅行，并获得独一无二的体验与发现。这也是我自己的建筑评论一直推崇和坚持的。

邵：你是把建筑作为思考的立足点，但不是原点。通过发现建筑，从而发现了社会、空间行为和人。

汪：我自己接近退休的年龄了，这些年我有意识地把过去投向外面的精力往回收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阅读和研究上，当然我还有一些新的想法，也就是关于新媒介与建筑的可能性，我试图在设计教学中去尝试。我总是希望能够寻找一些新的可能性，尤其是设计教学，如果没有新的内容持续去更新迭代，好像就失去了继续的动力和兴趣，或者说这就是所谓设计创造带给自己的能量吧。但无论如何，我希望学生们首先是将建筑学作为一种思想方法，而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教育，从而让建筑学子有机会创造和链接更大的社会价值。

▲ 重构的游戏空间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