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唐斯著《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这本书是唐斯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做学生时写的博士论文。 他的指导教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名鼎鼎的肯尼斯.阿罗教授。
我、姚洋和赖平耀在1989年翻译了这本书，但2005年才正式出版，中间隔了16年。回想起来，也颇堪回味。当时， 我和姚洋是北大管理科学中心的硕士研究生，赖平耀是北大经济系的年轻教师。正式出版时，我们三人都已在海外获得经济学博士，并在三个国家的大学里担任经济学教授。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虽然打开了国门，但仍然落后和贫穷。在发达国家的衬托下，刺激了大学生和年轻学者学习西方理论的愿望。 顾昕和孙来祥等一些青年学者计划通过翻译名著，出版一套全面介绍国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丛书。
孙来祥当时是厉以宁教授的博士生兼经济学院讲师。 他是北大数学系硕士毕业后，加入北大经济系的， 与我比较熟。 于是，他就找到了我，希望我和管理科学中心的研究生参与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的工作中。
管理科学中心是北大校长、著名数学家丁石孙创立的。 丁校长去美国考察后发现， 美国的大学经济系研究生需要数理训练， 并不是只读《资本论》。于是，他在1985年在北大创立管理科学中心并兼任中心主任，希望招理科毕业生去中心学经济学。 我有幸被数学系推荐，到管理科学中心读硕士研究生，在那里开始了我的经济学研究生涯。
但在那个时候我还并不懂什么是学术研究， 觉得翻译一本外国学术著作，也应该算作重要的研究成果。何况当时在北大读研究生，每个月的生活补贴只有50元，翻译书的稿费也可以补贴一下拮据的生活。 于是我同意参加这个翻译计划了。
但是， 哪些书算是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哪些书值得翻译出版？孙来祥和其他的编辑也没有具体的想法。当时，国门刚刚打开，大家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经典理论书单的了解，只能说是小白级别。 于是，孙来祥就建议我们自己去北大图书馆查找英文原版藏书，根据书名和内容简介，来发掘值得翻译和出版的书。
那个年代电脑还没有流行，更没有互联网了。 查找图书的方式非常原始，就是利用图书馆写有书号、书名、作者名等基本信息的图书卡片，来查找需要的书。 这些图书卡片根据书的类别和书号放在一排排柜子中的抽屉里。 当时， 我对民&主、政&治、经济这些概念并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解，也不知道哪些书属于经典著作。于是，我就经常去北大图书馆存放外文书的四楼，按照这几个词的组合，在一抽屉一抽屉的小卡片中，查找觉得是经典的著作。
在成千上百的英文图书卡中，第一本引起我注意的是威廉麦克尼尔的《the Rise of West: the History of Humanity》， 这是一本经典的历史著作。 但是，因为没有读过这本书，就不知道此书的中文版已经翻译出版了。 后来， 姚洋查阅北大中文藏书记录， 发现这本书的译著已经有了。尽管很失望，我有时间的时候，依然去图书馆四楼翻阅外文书卡。
一次我看到一张图书卡片上写着“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当时就觉得这本书应该是经典，因为书名既有“民主”又有“经济”还带着“理论”。其实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也第一次知道有这样一本书。但上世纪80年代，除了经济改革，学生和青年学者就希望有把这些概念串在一起的书，而且应该有读者。于是，我就从图书卡片上抄下来书号和书名，把这本书从图书馆借了出来。然后告诉孙来祥，我找到了一本值得翻译的书。
孙来祥也没有看过这本书。他翻看了简介，说这本书值得翻译。在他的鼓励下，我和姚洋决定一起翻译。当时我和姚洋都是研究生，孙来祥担心我们的英语不够好，建议经济学院的赖平耀老师也参与进来。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然后按照我和姚洋每人翻译五章，赖平耀老师翻译最后六章分工。
经过几个月的苦战，书稿终于翻译完了，译稿都是一笔一画用手写在纸上。但就在我们等待译稿出版的时候，一场风波爆发了。此之后的一个时期，“民主“成了敏感词而不是流行词，再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样“敏感”的书了。
译本出版无望，我们三个人也各奔东西。我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攻读经济学博士；姚洋去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读农业经济博士；赖平耀去英国的剑桥读经济学博士。鼓励我们翻译这本书的孙来祥，则去了荷兰的鹿特丹伊拉姆大学读博士。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我在北京大学再次见到姚洋。那时姚洋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回到北大在林毅夫教授创建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我在日本新泻县的一所私立大学--国际大学任教。我问姚洋，《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译稿在谁手里？可否找到书稿出版出来？这样我们昔日的辛苦工作，就不会白白浪费了。姚洋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就开始寻找手稿的下落。
1989年我们把书翻译完后，就由姚洋把书稿交给了孙来祥。于是姚洋就联系了当时在芬兰工作的孙来祥。孙来祥告诉姚洋，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是顾昕，手稿应该在顾昕的手里。上世纪90年代初期，有一个赴海外留学的小高潮，顾昕也踏着浪潮去荷兰的莱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了，他毕业后就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工作了。经过几番周折，姚洋终于联系上了在新加坡的顾昕，向他打听书稿的下落。 顾昕告诉姚洋，他把书稿编辑完后就还给了孙来祥了，书稿应该还在孙来祥那里。于是，姚洋就又联系在芬兰的孙来祥。孙来祥回忆说也许书稿在北京的家里，等他下次回国时再找一找。
几个月后，孙来祥回国去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参加一个研究项目的讨论会。那天的会议是在晚上举行的。孙来祥走进会议室看到姚洋的第一句话就是：书稿找到了，找到了！顾昕的记忆没错，书稿上还有他编辑和修改的记录。这时已经是2000年了，人类已经迈入了21世纪了。
找到了书稿后，姚洋就联系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下属的格致出版社。然而《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的内容，让出版社觉得依然有“争议”。出版社内部经过对出版这部译著利弊的不断讨论后，在当时的社长陈昕支持下，决定从作者安东尼.唐斯那里购买了这本书的中文版权，在2005年1月正式出版了《民主的经济理论》。这已经是把书稿交给出版社的5年之后了。
《民主的经济理论》这部书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施展“霸权”的例证之一。唐斯凭借这本书，成为对政&治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现在则飘洋过海，成为国内高校政治学专业的教学参考书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