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4岁上小学，被誉为“公元前300年至公元1950年间对神经科学进展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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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说过，人应当像乌贼那样，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留下一丝墨迹。走过传奇的百岁人生，他做到了。他是国际公认的树突生理功能研究的先驱者，我国神经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日前，小行星“张香桐星”命名仪式在他生前工作的地方（现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举行。
浩瀚的科学星空中，张香桐（1907-2007）也是一颗闪耀苍穹的“星”。与一般的“学霸”不同，张香桐14岁才开始上小学。他的家在河北省石家庄正定县城往南二十多里的一个小村庄，贫困是他童年记忆的底色。而异于常人的勤奋，使得他仅用两年时间就读完了小学，并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入直隶省立第七中学。这种对知识的强烈渴望，以及愿意为之付出不懈努力，成为他一辈子用心钻研科学问题的发端。16岁的张香桐
考入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后，为了生计他打工不辍，做过报社的校对，当过木匠，甚至去过殡仪馆给逝者化装。张香桐的第一篇科学论文，不仅发表在了当时获得国际生理学界称道的《中国生理学杂志》（英文版），还在中国生理学会第九次年会上被宣读。这一年，他29岁。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将仪器设备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张香桐一路辗转长沙、桂林、阳朔等地。颠沛流离中，他完成了刺猬脑干内细胞核团的组织学观察，绘制了40多幅脑显微切片图。“他的图简直可以和工笔画媲美！”多年后，在张香桐身边工作的人，无不对他手工绘制的各种图表示赞叹。抗日烽火中，对于35岁的张香桐来说，在贵阳安顺军医学校任教，本来不失为一个安稳的选择。有一天，他在当地图书馆读到耶鲁大学约翰·福尔顿教授写的《神经系统生理学》，顿时就被迷住了。他来回跑了几趟图书馆，才把这本书一字一句地读完，并萌生了前往福尔顿实验室进修的想法。然而，这在同事们看来有些异想天开了。憋着一口气的张香桐，于是写信给这位著名的神经生理学家，并附上了自己写的论文。３个月后，他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电报，起初还以为送错了，连电报都没有拆开，当场退还给了邮递员。等到确认这封电报真的是发给自己的，他打开一看，里面只有３个英文单词：yes letter follows（可以，余函详）。福尔顿竟然同意了他的请求。起初，他只是作为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在福尔顿的实验室工作。当时有一个机会，他只要参加英语以外的两门外语考试，就可以攻读博士学位。张香桐在北大读书时，第二外语就是法语，后来他又自学过德语，能阅读专业德语文献。机遇，确实喜欢垂青有准备的人。他顺利通过了博士入学考试。仅用了３年时间，张香桐于1946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导师福尔顿评价，他的博士论文是1930年以来向系里提交的论文中最出色的一篇。1989年美国出版了《神经科学百科全书》，作为“公元前300年至公元1950年间对神经科学发展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张香桐的两项研究成果被收录其中。一项是他攻读博士期间合作发表的“猴运动皮层内肌肉部位代表性”一文，被神经生理学教科书认为是这一领域的经典工作之一。另一项是对猫后肢肌肉神经中传入纤维组成的研究，当时对于肌肉神经中是否有三类直径大小不同的纤维，还没有直接的解剖学证据。张香桐和合作者测量了肌肉神经中的大量传入纤维后，按直径大小，将其划分为三类。这一经典分类法，一直沿用至今。张香桐是第一个发现大脑神经元树突功能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人们对于树突的功能还了解得很少。他下决心要学习高尔基氏银染法，来开展树突实验。整整四个月，他每天早上坐火车去纽约，晚上再坐火车返回纽黑文。后来，他用电刺激大脑皮层表面等方法，首次发现神经元树突电位，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个阐述了树突上突触连接重要性的人”。张香桐对“光强化效应”的发现缘于偶然。当时，他本想用摄影机记录大脑皮层视觉诱发电位。照明灯一关，荧光屏上的诱发电位却消失了。打开灯，又出现了。他在不断地开灯、关灯中，悟出一个道理：背景光不但能提高视觉中枢的兴奋性，而且可以提高整个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这种效应在国际学术界被称为“张氏效应”，从此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科研产出如此之丰，背后正是他对科学问题的不断探寻。他常常是一个课题还没有结束，另一个课题又已经开始了。张香桐曾经说过：人，尤其是学人，应当像乌贼那样，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留下一丝墨迹。![]()
1992年，国际神经网络学会授予他终身成就奖。证书上写道：张先生对于我们在高等脊椎动物感觉运动皮层和脑干系统定位组织的基本概念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自1950年开始作的多种关于大脑皮层神经元树突电位的研究报告，形成了一种划时代的重要标志。1956年，张香桐借由去北欧讲学的机会，经芬兰的赫尔辛基，转道东欧和莫斯科，辗转回到了中国。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许久。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国内的朋友：“我恨不得一步跳回去……我急于想报效祖国呀！”但当时美国政府阻挠中国科学家回国，无奈之下，只能等待时机。听闻他要回国的消息，导师福尔顿写了一封信，情真意切：“你刚到我们的实验室，就像一个小学生，处处虚心学习。曾几何时，书桌就倒转了，我们从你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你从我们这里学到的东西更多……”房东夫妇也尽力挽留：“我们家族有一块很大的墓地，可以为你留出一方墓地。”他们甚至愿意把一个女儿过继给张香桐。但张香桐去意已决，他一定要回到自己心心念念的祖国。为了不引起怀疑，他留下了多年的存款和大批藏书。但令人惊叹的是，他带回了几箱先进的实验设备。这一年他49岁，踏上祖国的土地，他感觉自己正青春。岳阳路320号，中国科学院原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所在地。张香桐在这里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脑研究室。从此无论世事变迁，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中科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教授陈宜张回忆，“1957年初，我冒昧地给张先生写了一封信，原以为张先生一定很忙，自己提的问题可能幼稚，他不一定回信，想不到没有过几天，张先生就热情地来信， 鼓励我‘曷妨一试’。”陈宜张跟着张香桐学习了大半年，后来回到第二军医大学建立了自己的电生理实验室，“在实验室的每一个细节上，他都详细垂询，例如一个实验室的总电源功率应是多大，他都提出过宝贵的意见。”陈宜张感念至今。1957年5月，张香桐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9年，张香桐和同事一起开办了全国电生理学习班，培训了数十位来自各地的科研骨干，他们中的多数人后来成为中坚力量。20世纪六十年代，有人开始把针刺麻醉用于外科手术，但针刺麻醉的机理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说得清。1965年，58岁的张香桐，申请在自己身上进行了一次针刺镇痛模拟手术。家里的老保姆对此很是不解，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张香桐笑答：“以一人之痛，可能使天下人无痛，不是很好么？”1977年，在他70岁生日那天，他做了回国后第１千次实验，也是他最后一次做实验。从保存的实验记录看，他有时晚上9时30分开始做实验，一直做到第二天凌晨0时20分。“实验无细节”，是张香桐的一句口头禅，他做实验从来都是全过程参加。1980年，中国科学院上海脑研究所成立，张香桐担任首届所长。此时的他已经73岁，他抄了一句诗放在书桌玻璃板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就在前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韧性的仙人掌，是张香桐最喜欢的植物。“烈日严冬历尽，漫天风沙无情。行若无事，篱下自峥嵘。”这是他为仙人掌写下的诗句，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写照。不管外界如何变化，他始终专注于他感兴趣的科学问题。学生何淑舫回忆，有一次开会，张香桐一直盯着一位同事抓痒的手，看他怎么个抓法，有何规律。“痒觉，是神经科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观察和思考。”就算在特殊时期，无法再开展任何科研工作，他还写出了科普读物《癫痫答问》。张香桐经常审阅和修改学生的论文，学生请他共同署名发表，但他坚持不署名。有位学生不理解也过意不去，张香桐就送其一本书——《一个研究者的道路》。书中有一个类似的故事，里面的教授对学生说：工作是你做的，你应该享有功绩。但你从今以后再也做不出其他工作，人们就会以为这个工作是我做的了。90多岁时，张香桐依然每天都去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就是我的书房，在这里我感到很安静、很自在。”
